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晓棠，1934年1月出生于河南开封，籍贯江苏南京。国家一级演员，专业技术一级。中共十四大代表，第八届、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第六届副主席，八一电影制片厂原厂长，少将军衔。1952年参军加入总政京剧团，后调入总政话剧团，1958年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1962年当选“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主演的影片有《神秘的旅伴》《英雄虎胆》《边寨烽火》《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导演、编剧的作品有《翔》《老乡》《芬芳誓言》等。1958年，获第11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青年演员奖；2001年，编导的电影《芬芳誓言》获第2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第2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7届中国电影华表奖评委会奖等；2005年，获国家人事部和国家广电总局授予的“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称号，被选为“中国电影百年百名优秀演员”；2009年，获第12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金凤凰奖终身成就奖；2012年，获华鼎奖中国电影终身成就奖；2015年9月19日，获第3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

一、萌芽：参军成为人生转折

王晓棠出生在一个艺术氛围浓厚的家庭，自幼好学，颇爱读书。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跟随父母辗转多地学习生活，并开始接触艺术。中学毕业后，王晓棠赴沪报考上海剧专，却机缘巧合成为了一名军人。她天资聪颖、勤奋努力，很快从报幕员和群众演员，成为全民喜爱的女电影演员。

Q

田园：您的童年和青少年是在辗转各地中度过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您一直喜欢读书，是否受您家庭的影响？您觉得阅读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有什么样的价值？

王晓棠：阅读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1934年，我在河南开封出生，那时东北抗日战争已经爆发。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全家搬离开封，父母把所有的东西都送人了，只留了书用柳条箱带走，两年里辗转从南阳、武汉、万县、涪陵，最后到了当时的大后方——重庆。我喜欢读书，的确是受到了家庭的影响。我的父母除了上班或者陪我之外，最多的时间就是用来看书。所以我从小就认为书一定是好东西。在我还没有正式认字的时候，父亲就用笔在纸的正面写了“手”字，背面画了“手”的图样，通过这样的方式教我认字。我认字之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看书，遇到不认识的字，父母就教我查字典，渐渐地，读书成了习惯。所以我上学以后，语汇多、口才好、思想活跃开阔，作文常被当作范文读，还代表学校参加重庆市中学生演讲比赛获得了全市第一名。

阅读不一定只是读书，还包括读报刊、杂志、字典词典等等。我有时候就直接读工具书，打开《辞海》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个文盲。阅读是一种积累，是终生的事。不管什么职业，尤其是艺术这一行，你不可能表达你不知道的、超出你了解和理解的东西。像在电影行业，编、导、演、摄、录、美、化、服、道、剪接等，拼到最后实际上都是在拼文化。

Q

田园：文艺氛围对文艺工作者的成长有很重要的作用。您在青少年时期一直得到良好的熏陶，还学了三十多出京戏。据说您后来成为电影演员跟这也有关系。您是在怎样的熏陶下最终成为一名军队文艺工作者的呢？

王晓棠：我的父亲画国画，分管文化工作；母亲画油画，他们爱好戏剧，我从小跟着他们看了很多话剧、电影，还随京剧女名伶郎定一学习了包括《红鸾禧》《铁弓缘》《春香闹学》《游园》等三十多出京昆戏。1946年，父亲因对腐败的国民党不满而辞职，1948年我随父母从重庆回到南京，又搬到了杭州，在杭州中学读书。中学毕业之后，1952年，我赴上海报考当年的艺术殿堂——熊佛西担任校长的上海剧专(现上海戏剧学院)。结果剧专当时不招生，于是又通过母亲的朋友介绍，辗转认识了著名演员黄宗英老师。她问我：“不一定要考上海剧专吧，如果参军你敢不敢？”这一问，我毫无思想准备，当时正是抗美援朝时期，参军可能会上战场，可能会牺牲，但是那一刹那，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敢！”黄宗英笑了，说让我等着。没过几天，她大哥黄宗江来上海为军队招人，于是我接到通知来到她家。那天我穿着自己做的白裙子、绿底白花的衬衣，吃完饭后就坐在沙发上等。一会儿，从里屋走出一个人，竟然是演员赵丹！当时我刚看完他演的《武训传》，但是根本不知道他是黄宗英的丈夫，他走过来坐下跟我聊了起来。黄宗江来了之后，说领导有指示，这次是为总政文工团招戏曲名角，大学生都不要，中学生更不可能被招入伍。赵丹把他拉到一边，说：“这个女孩你一定要收，她现在不是名角，将来会比名角还要名角。”黄宗江说他负责招越剧团，而我会的是京剧，可以介绍我去京剧团试试。

第二天我就去了，大家一聊觉得我确实懂很多戏，也没考我就向总政文化部部长汇报了。陈沂部长了解情况之后，回复说：“革命大熔炉嘛，如果她真是个人才，我们可以培养她成才。”于是，由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批准，特招了我这个小白丁。当时招的其他人都是名角，包括李丽芳、童葆苓、李鸣盛、谭元寿等。

我接到通知后，才给父母写信说了要参军的事，母亲连夜坐火车赶来，说什么都不让我走。在月台上，黄宗江指着自己左胸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徽章说：“伯母，您把女儿交给这七个字错不了！”就这样，我上车了。1952年9月23日，我踏上北去的列车，参军入伍，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

Q

田园：您母亲和黄宗江老师应该都想不到，将军之路就从这七个字开始了。您21岁时拍摄了《神秘的旅伴》，这是您第一次演电影，您是怎么走上电影之路的呢？

王晓棠：当时在总政京剧团，正赶上全军扫盲，我的文化水平在团里算好的，所以全团考试得了第一名，就当了兼职文化教员。我一个人管三个班：扫盲班、初小班、高小班。那些名角包括我的武功老师樊富顺在内全是我的学生。所以我特别认真，经常晚上改作业改到夜里两点，清晨五点又起来练功。我比较认真又有耐心，学员都愿意找我指导，到最后三个班的学员都考试通过，他们全体为我请功，最终我立了三等功。紧接着我们接到任务到西北军队作慰问演出，当时都是演《三岔口》《武松打店》《樊江关》等折子戏，需要安排一个报幕员在演出前介绍剧情。因为我能写词能主持，所以李舒田团长指定我来报幕。“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京剧团慰问演出现在开始……”我一出出地报，每次报完幕台下都掌声四起。

京剧演员讲究幼功，我18岁参军，年龄就算大了，所以花了不少力气才把腰和腿上的功夫练得比较好，向后下腰可以抓到脚。1954年我从京剧团调到话剧团，团里不要求练功，但我依然每天早晨练功，走到哪儿练到哪儿，一直坚持到“文革”。195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林农、朱文顺要合作拍一部电影叫《神秘的旅伴》，在选女主角时一直找不到理想的人，后来他们听说总政京剧团有个报幕员形象口才都好，就到京剧团来找我。得知我调到了话剧团，两人又到话剧团来找我。当时，我正在操场上雪地里穿着一身红色单衣裤练功，我远远地看见两个穿着毛蓝布衣裳的人走进大院，过了一会儿领导喊我，我进去一看刚才那两人也在，也没人理我，我就扯过一张报纸假装看。领导问我：“你练功呢？”我回答：“嗯。”然后就让我回去了，当时不知道是什么事，后来才知道他们选定我当《神秘的旅伴》女主角。

二、绽放：表演的一座高峰

自1955年与电影结缘之后，王晓棠陆续成功塑造了多个角色，绽放成了一朵铿锵玫瑰。电影《英雄虎胆》里的女特务阿兰令影迷记忆深刻，尤其在《野火春风斗古城》中，她一人分饰两角成功塑造出金环、银环两姐妹，成为表演上的高峰。

Q

田园：拍完《神秘的旅伴》之后，您又主演了电影《边寨烽火》。据说这部电影是中途换人的，您是如何获得大家认可的呢？

王晓棠：林农导演的电影《边寨烽火》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参加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的第一部彩色故事片，当时拍到快一半的时候导演觉得女主角戏太差，决定换人。因为林农拍《神秘的旅伴》时跟我合作过，觉得换我比较合适，就从昆明来北京找我们单位领导让我中途救场，领导同意后我便随他去往昆明。当时，林农导演向摄影组全体人员宣布换女主角，现场一片哗然。因为这部彩色影片拍摄成本很高，要用外汇从德国购买彩色胶片。换了女主角，全片近一半的镜头都要作废，得重拍。大家都很担心，要是王晓棠的戏并不比原来的演员好很多呢？随后，林农导演让我表演玛诺思念多隆跑过界河的戏，这是很重要的一场戏。我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几秒钟迅速进入人物状态，低头从地上摘了一朵花，泪如雨下，全场安静得不得了，导演也看呆了忘记喊停，就这样我被全剧组认可了。

Q

田园：您后来主演了严寄洲导演的《英雄虎胆》，从之前的清纯少女到这部电影里妩媚妖娆的女特务阿兰，角色变化非常大，您是怎样接受和塑造这个反派角色的？

王晓棠：1958年，在我即将要调到八一厂工作时，总政话剧团有位队长告诉我，我一进厂可能就要参拍《英雄虎胆》演阿兰，劝我千万别演，怕我演了反派之后，观众会不喜欢我了。到了八一厂后，严寄洲导演担心我有顾虑，就问我的意见，我看了剧本告诉他，阿兰这个人物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是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导演听了很高兴，就这样，电影很快开拍了。严导演计划性特别强，刚开拍几天就要拍那场伦巴舞的戏。我因为从小家教特别严，参军前根本不会跳舞，更没见过伦巴舞。剧组在全厂找到了三个会跳伦巴的人，然后从中选了一个跳得最好的教我们，先用粉笔在地上画出脚印、弧线、箭头，然后再练习。我每天白天拍戏，晚上练习，用了三个晚上学会了。第一个晚上是全团演员一起学，我借助它跟京剧的共通之处去找感觉；第二个晚上，就突出我和男主角于洋；到第三个晚上，就我和于洋单独跳，我已经跳得很像样了。第四天就开拍了，当音乐一放，我放下手里的扇子，从一个大中景一直跳到近景。最终拍摄很顺利，严寄洲导演说阿兰像条蛇一样游了过来。

Q

田园：《野火春风斗古城》是您的重要代表作，您在这部电影里一人分饰两角，听说甚至有的观众还为此给您写信，疑惑是不是您一个人演的。可否谈谈这部电影的创作往事？

王晓棠：1959年，我在青岛拍《海鹰》的时候，晚上收工后在走廊的路灯下看一部杂志上刊载的小说，严寄洲导演路过时问是什么小说，我回答说是《野火春风斗古城》，还说这个小说应该拍成电影，他也很认同。三四年之后，严寄洲导演与原著作者李英儒合作，真的要把这本小说拍成电影，还和影片主演一起到保定古城体验生活。半年之后，我突然接到通知，由我演这部电影中的金环和银环。换我当主角后，全厂议论纷纷，排队打饭都会讨论这个话题，“王晓棠可以把银环演好，但是金环不行”。当时，只有两个人认为我能演好金环，一个是严寄洲，一个就是王晓棠(笑)。

我明白自己要加倍用功，我把两个角色分别做好功课之后，用一个小提琴定音器，我管它叫音笛，用它试了之后确知金环、银环的发音相差五度。我把教我语音学的周殿福老师请来听，请他看我们排的戏，为我把语音关。就这样，我一人分饰两角，塑造了两个不同的人物。以至于电影上映后，我收到了很多女学生的信，有一封信上说：“晓棠姐，别人说是一个人演的，我跟他们打赌说是两个人，请您告诉我究竟是怎样呢……”

Q

田园：所以您的表演是非常成功的，至今仍有很多年轻观众在看的时候想不到是您一个人演的。可以看出，您在这部电影里的表演更加成熟了，而且也开始表现出了更多的编导思维和创作能力。

王晓棠：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是我和严寄洲导演合作的第四部片子，他是一个很信任演员、给演员创作自由的导演。他信任我能提出很好的创作意见，就放手让我改文学剧本和分镜头，所以我的编导能力得到了锻炼，我很感谢他。三十多万字的小说改成三万多字的剧本，要舍掉很多东西，金环银环姐妹两次相见的戏和其他六七场重要的戏都是我重新写的。金环银环第一次相见的戏，我删了很多对话，改到最后就剩下三个字——“老地方”。编导和大家也很认可这样的调整。

大家都说《野火春风斗古城》这部电影比较成功，所以《电影艺术》的编辑就跟我约了一篇文章。结果，编辑拿到文章时很惊讶，因为我写了近20000字，其中百分之八十的内容都是分析自己没演好的原因，而且我讲得很具体很诚实，一场戏一场戏地说，一个镜头一个眼神地说。因为我有更高的目标，我还可以演得更好一点。我要走一条箭头永远向上的路！

三、扎根：深入生活为人民创作

作为电影表演艺术家的王晓棠大家都比较熟悉，但作为电影事业家的王晓棠很多人并不太了解。从报幕员到大明星，再到女将军，晓棠老师塑造了许多经典银幕形象，同时也导演和编剧了多部优秀电影，在担任八一厂厂长期间，她带领全厂创作出一批经典电影，发掘培养了一批电影人才，还使八一厂从负债到赢利，惠及全厂官兵职工。

Q

田园：1975年，您重新回到八一厂后，为什么选择当编剧导演了呢？您觉得做导演和编剧应该注重什么呢？

王晓棠：1952年决定参军和1975年重新回到八一厂，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两个重要节点。经历了“文革”之后，我重新回到八一厂，从一名演员跨行做了导演兼编剧。因为我认为当演员比较被动，不论你是名气多大的演员都是如此。而导演就不一样，导演有很强的能动性，他可以兼任编剧，可以选定演员，可以选择题材。所以从林场回来之后，我就决定要变被动为主动，选择了跨行。我在当演员的时候，会留心其他行当，比如编剧、导演和剪辑等。我导演的片子都是我自己写的剧本，不会有编和导修改剧本的矛盾。此外，我最注重的是剪辑，我拍第一部电影的时候，就发现剪辑很神奇，拍完的镜头素材，通过剪辑可以有很多的变化和提升。

在影视创作中，我们不仅要把角色塑造好，更要有整体意识，要把原著吃透、弄通，要明白自己在整体当中处于什么地位，明白应该怎么处理整个片子的节奏、高潮、次高潮。我在演《野火春风斗古城》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整体意识和剪辑思维，所以这部电影里的很多主场戏都是我根据原著小说重新创作的。在拍摄《英雄虎胆》时，为了塑造出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阿兰，我给角色设计了一个亮相，对阿兰出场的那一段戏做了修改：阿兰去接副司令却没有接着，然后顺手把假辫子揪掉了，这样的设计让观众一开始就忘不了阿兰。

Q

田园：您在多年的表演创作中，汲取和沉淀了很多生活营养，后来，您当编剧和导演的时候，也更加注重体验生活了吧？

王晓棠：因为我有六年丰富的林场生活经验，所以在1978年至1982年，我第一次当导演和编剧的时候，拍摄了归国华侨题材影片《翔》，塑造了一个归国的园艺家。1986年拍摄的电影《老乡》是根据张爱萍将军在洪泽湖的真实故事创作的，我前后一共采风了六次，深入洪泽湖渔民中了解了很多真实情况，见到了完全想象不出的苏北民俗。比如，因为稻田间的路太窄，所以当地人去世之后，要用两辆自行车一前一后中间驮着棺材在稻田间的窄路上行进。还有就是航修时，修理员们用麻沾上油，塞在船板的缝里很有节奏地敲打，被称为“炼船”，这些在影片里都有体现。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很重要的，我深入生活的时候，跟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次一个拍摄场景需要上百条帆船，洪泽县下了通知借船，但渔民们谁都不理会。于是我上船去跟渔民们商量，告诉他们这个电影的内容和拍摄需求，请他们支持。渔民们很快就互相传遍了，大家都很支持，最后来的船只比要求的还要多，我很感动，电影最终拍出来很好看。

Q

田园：除了导演和编剧之外，听说您还带领全厂提升每部影片的质量，甚至亲自剪辑了很多优秀影片？

王晓棠：1988年，我在八一厂开始是担任主管电影生产的副厂长，电影局领导告诉我近年来八一厂的片子质量不高。我和各部门讨论后，制订了一百多条规章制度，包括出入库制度、财务制度、审批制度等等。当时要求八一厂每部影片的胶片冲洗出来后，生产副厂长以及生产部、技术部、故事片部等所有部门的领导和技术人员要立即观看审片，鉴定的时候只许说问题不许说恭维的话，有问题立马告知摄制组补拍。

当时有一部影片拍得不太理想，我要求全厂分批观看，请每个人看后表态给意见。大家都表示这个片子拍的不好，太荒诞了，也改不好。于是我们决定“关”掉这部影片，这是八一厂建厂37年来，第一次因质量差“枪毙”一部影片。但另一方面，我表示这么多成本拍的影片不能白扔了，于是构思了一部儿童片，请厂里一位编剧用三天时间写成剧本，片名叫《告别骷髅岛》，把之前影片中各种荒诞的画面都装进去，电影成片后获得了第一届全国电影制片厂优秀摄制组“骏马奖”、最佳少年儿童故事片奖等。影片剪辑之后还剩下一些素材，我们又剪辑成了一部电视剧，名为《白玫瑰的诱惑》。就这样，毙掉一部片子，生出另一部好影片和一部电视剧，厂里不但没有赔本，还挣了利润，赢得了荣誉。

经我之手剪辑的影片有很多，就不一一细说了。我真正处理得更好的作品，是我剪辑并修改的不署名也与名利无关的片子。其中有一部叫《士兵的荣誉》的影片，因为我对它改动太大了，大家强烈要求写上我的名字，于是最后我署了一个笔名——改编：巴棠。署名的编剧们看完之后很认可，说：“大手笔。”我们就是这样全方位提高了创作质量。1989年年底，由于八一厂的影片质量突飞猛进，电影局决定把全国电影预备会议安排在八一厂召开。

Q

田园：正是因为精益求精的追求，您带领大家创造了八一厂的第二次辉煌。听说您还非常重视对年轻人的培养？

王晓棠：我在任时期，厂里的中年是创作主力，但是年轻的后备力量却十分缺乏，导演人才有断层危机，所以我特别重视培养年轻人，一批一批地提拔年轻人，给他们机会。

1992年，我晋升厂长后，从财务部门了解到当时八一厂的经济情况，被告知负债八百多万元。为了扭亏为盈，我调了一位优秀的会计师，同时开始实行科学改革制度，很快立竿见影。第二年单位已经扭亏了，第三年就盈利了，第四年开始发奖金了。我在任期间，主持拍摄了多部有影响力的军事大片，其中包括《大转折》《大进军》《解放大西北》《南线大追歼》《席卷大西南》等经典影片。1998年7月，在我离任厂长时，厂里可以动用的流动资金约有六千多万元，还征地七百多亩在王佐乡建设了八一影视基地，为创作战争题材大片解决了场景难题。

四、灯塔：胸怀崇高的文艺事业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王晓棠在艺术生涯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正是因为她始终坚定崇高的信念。她是连续八届的文代会代表，两次担任金鸡奖评委会主任，也是金鸡奖和百花奖的获得者，她见证、参与和推动了我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如今，已步入耄耋之年的她，依然身体力行地关注文艺创作，关怀后辈晚生，关心和推动我国电影事业新发展。

Q

田园：近期文娱领域出现了很多违法失德失范现象，以及“饭圈文化”“顶流”现象等，这些情况对文艺界乃至社会产生了非常大的消极影响。您认为这些现象应该如何治理？

王晓棠：要改变这些不良现象，第一，要有政策制约；第二，要用理念改变。这些不良现象的原因，归根结底是思想认识问题。没有认识到文艺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一个可以终生从事的崇高事业，所以会急功近利。“饭圈文化”说到底是经济利益，利用这些孩子们的单纯可爱获取利益。如果提升了自身认识理念，认识到这样做是很低级很庸俗的，自然就不这样做了。

还要注重提升道德教育、家庭教育，如果连父母都希望通过孩子多挣点钱，那孩子能好吗？道德可以无所不至，是法律达不到的。道德教育虽然见效慢，但是管用。我从小就是受这种教育理念影响，在开封的时候，我们家有一个会唱河南梆子的厨师，他最崇拜的人是包公，就跟我讲了很多包公的故事，我很受影响。还有一个是我母亲的老乡，给我讲苏武牧羊的故事，教我唱歌。公正无私的包公和持节不屈的苏武，是我开始记事时深受影响和教育的两个历史人物。随着后来上学和工作，这种正面的影响一直不断丰富和加深。对于一个受过良好道德教育的人，你让他做违法失德失范和“饭圈文化”那些事情是很难的。记得我入伍的时候，就听到有一句话说得好：“文艺工作者是人类的灵魂工程师”，这个地位非常高，如果自己的灵魂不高尚，还怎么当别人灵魂的工程师？所以文艺工作者要不断提升自身人格修为。

Q

田园：您在出名之后，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您是怎么面对观众的这种喜爱的？“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对群众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王晓棠：我演电影出名之后，很多人来看我，找我合影、唱歌、送小卡片、写信等，记得当时收到的信特别多，每天都能收到成麻袋的信。可是我照样在话剧团跑群众，在大戏里管化妆，甚至比以前更加兢兢业业。团里很多人以为我出名后会变狂，却没想到我还是和以前一样，其实他们不了解王晓棠。很多年之后我还一直告诉自己：顺境时慎思实干，逆境时百折不回，绝境时要说我是最棒的，勇往直前直到胜利！这就是我。

1961年，周恩来总理提出要评选中国电影界自己的明星，最终确定了22名“新中国人民演员”，人称“22大电影明星”。“22大”一出来后，百姓很喜欢，即便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画报很快就卖了七十多万张。后来，很多老百姓在遇到一些磨难的时候，他们什么都不带，只带他们喜欢的演员的照片，搁到衣服里面，干一天活累得要命，就掏出来看看照片告诉自己：“不要紧，我将来还有希望”，这种感情和关系不是现在的“饭圈文化”，它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持和力量。

Q

田园：电影叫好不叫座的情况在今天依然经常出现，如何让更多的观众看到好电影，是电影工作者要努力的方向。对于建设电影强国，您有什么建议吗？

王晓棠：真正要成为电影强国，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的作品要有高质量，另一个是我们的观众得有高水平。观众是可以培养的，这是我的理念。我们不能光去迎合观众，还要引导观众，提升观众的观影能力，那些叫好不叫座的影片就会既叫好又叫座了。2003年，我当第2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会主任的时候，霍建起的电影《暖》就获得了最佳故事片奖和最佳编剧奖，可电影发行公司的朋友说《暖》的拷贝卖不出去，这就是叫好不叫座。为什么？因为那会儿观众的整体观影水平还不行。现在建设艺术院线是一种方法，培养观众的观影水平也是一个解决方式。

2021年是建党百年，也是金鸡奖创办40年，作为一个电影人，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能早日建成电影强国。《“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中提出，2035年我国将建成电影强国，我相信这个目标会提前实现的。当然，这是要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质量第一，不一定要追求数量，过去有一种说法是要从数量中求质量，这不一定是好事儿。高质量发展，哪怕少，也是好的。如果拍了很多质量不行的作品，一直压着就是浪费了。

Q

田园：2017年，在您从艺65周年的时候，中国电影博物馆举办了“我是一个兵”王晓棠专题展，当时这个展览的名字一下子引起了我的注意，您为什么谦虚说您是一个兵呢？有人说您从一位报幕员成长为一名女将军，是传奇人生，您自己怎么看？

王晓棠：其实我不是谦虚，我的家庭教育就是：谦受益、满招损；到了学校里接受的教育是：学然后知不足。不要故步自封，如果你很谦虚那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如果你很自满，那就完了。中国电影博物馆的那次展览的展板上有一句话：“她是明星，她是艺术家，她是将军，她自己说：我是一个兵。”为什么呢？因为我即便是一个将军，但我的基础也是一个兵。如果你高高在上、摇摇摆摆的，就会失掉本色。

我认为我自己一点都不传奇，因为我在每个阶段都很努力，而且努力了还不一定能成功。现在提的都是我成功的一面，我还有不成功的一面。比如1958年我拍了四部影片，除了大家记住的《英雄虎胆》，还有一部叫《县委书记》，我演了一个农业社的郑铁妞，虽然学会了一口湖北红安话，但是演得并不成功，人家说像个文工团演员；还有一部叫《返老还童》，这个影片当时观众还稍微记得住一点儿；还有一部是《一日千里》，我们厂的陈播厂长说我演得像个洋娃娃……

我常说，一个人可能不会成功，但是不能不努力。哪怕百分之百努力了，也未必会成功，可能还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有一部电影叫《碧空雄师》，《大众电影》曾经刊登了我在这部电影里的一幅剧照，下面配的文字却是我演的另一部电影《海鹰》，这就是不成功。不成功的人们就不提了，但是我自己不能不提。我应该特别地记住这些事儿，这样就不会自满，不会认为我是常胜将军。

“我是一个兵”王晓棠专题展现场

Q

田园：您特别有魅力，对您越了解，就越是钦佩您。能取得这么多的成绩，您应该有很多经验，对于年轻的文艺工作者，您有什么建议吗？

王晓棠：第一，要有足够的自信，你才能成事；第二，要有足够的不自足，你才能成事。所有成功的人都是充满了自信的，但是如果故步自封，就不能进步了。我觉得作为一个人，你真正要能成事，首先要做到：慎独、慎微、慎友。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没有人监督你，自己就要有一个标准；在很小的事儿上要有一个自己的标准；在交朋友上也要有一个自己的格局和标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是有道理的。

另外就是要积累，要深入生活，要跟随时代脉搏，不要急功近利，要不断提高自己、丰富自己。我要别人做到七分，那我自己就必须做到十分甚至十二分，否则我没有资格要求别人，也没有威信，要以身作则，身教胜于言教。要对事业和自己的作品葆有最大的热情，要重视日常，不管多么了不起的人物，日常是他的主要方面。

Q

田园：从第三次文代会一直到第十次文代会，您一共做了八届文代会代表，跨度近60年。作为资深的代表，您在文代会上有什么难忘的记忆和深刻的感触吗？

王晓棠：1960年7月22日，第三次文代会召开，那时我26岁，第一次参加文代会，是我们代表团里最年轻的。当时，我出演《边寨烽火》得了第11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青年演员奖，报刊上说这是军队演员第一次以个人名义获得的国际大奖。2016年，第十次文代会召开，我最后一次作为文代会代表，那时在解放军代表团里，我成了年龄最大的代表。回想起我参加的这跨度56年的连续八届文代会，我很感慨。在2021年12月举办的第十一次全国文代会上，我是以中国文联第十届荣誉委员的身份出席开幕式的。

第三次文代会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参加，而且那次会期最长，一共23天，从1960年7月22日开始，到8月13日结束。在这个大会当中，还套开了电影界的会议，当时“中国电影家协会”还叫“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1960年是全国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但大会仍专门在人民大会堂为代表们准备了很多点心，大家可以买点儿面包、买点儿饼干，我们是军人，就先让地方上的代表买，卖完我们就不买了。在开幕式上，由当时的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致辞，然后是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讲话。7月23日，我们八一厂的13个代表进行分组讨论，下午突然得到通知要我们到中南海，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要在中南海接见我们。因为我们去得最晚，工作人员就让我们站在了第一排，所以现在看到照片里，毛主席身后站着的一个小人就是我。这次文代会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7月29日陈毅元帅的讲话，我把全文都记了下来。我认为这个讲话“达到了每个人的心灵深处，使动摇的人稳定了，使怯懦的人勇敢了，使坚定的人更加坚定了，使我们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来看一切问题，使我们感觉个人主义是十分渺小的，使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文艺工作者”。陈毅元帅当时还讲到“现在国际上有人说我们人多得像蚂蚁，但我们即便就是一群蚂蚁，也要爬出一个社会主义”。

1978年，刚开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9年，相隔19年终于召开了第四次文代会。劫后余生，大家特别激动，所以当时邓小平同志讲到文艺的发展时，讲话多次被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打断。第十一次文代会更好，是一个新的开端，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后的一个新的启航。

访后跋语

晓棠老师爱读书、读字典，其实她本身就是一本厚厚的“字典”。她出生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又逐步成长为新中国的人民演员，在历经磨难之后，归来仍是少年，成为一名优秀的电影艺术家。认识晓棠老师多年，无论什么时候她讲话都能出口成章、逻辑清晰、铿锵有力，天然有着一种让人信服、钦佩和愉悦的力量，那是她的天赋灵气、正直追求、勤奋努力和崇高信念所汇聚而成的深厚积淀。

每次跟晓棠老师聊天，我都惊讶于她的记忆力，几乎所有的人物事件，她都能脱口而出，后来我明白这是因为她始终是一个“有心人”。多年前，我和晓棠老师相识之后第二次再见时，晓棠老师已经记住了我的名字。最近一次去拜访时，晓棠老师还专门拿出她亲手做的水果沙拉。捧着精致的沙拉还有精心准备的晚餐便当，看着她目送我一直到看不见才转身回去的身影，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后辈晚生，我心里有着莫大感动和鼓励。晓棠老师就是这样关心年轻人的，更是这样向电影后辈身体力行地传递着她的精神和魅力的。

听到晓棠老师说出：“人民是具体的，文艺是崇高的”，我被深深地触动，不只是因为这句话，更是因为她说这句话的由衷态度，那是历尽千帆所收获的精髓，也是她取得这么多成就的不二法宝。很多我们现在花大力气想去解决的事情、想去企及的高度，似乎都有了最好的解决办法。

有人说她是明星，有人说她是艺术家，有人说她是电影界唯一的女将军，但无论在什么岗位上，晓棠老师其实都是在塑造自己，塑造一个真善美的王晓棠。希望我们能多一些这样的王晓棠，希望晓棠老师身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