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中国当代文学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经验、讲述中国故事、形塑中国形象的有效载体。当代文学的审美实践、海外翻译与有效阐释，以及经纪人、编辑、出版者、文学活动等传播机制，环环相扣，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逻辑链条，呈现出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特征。

首先是冷战背景下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起步期（1949—1977）。这个时期的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国家外宣机构占绝对的主导地位。

然后是改革开放背景下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发展期（1978—2000）。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主体，除了《中国文学》杂志、“熊猫丛书”外，更重要的是欧美国家对新时期文学的追踪式译介，出现了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一个高潮。

接下来是全球化背景下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繁荣期（2001年至今）。这个时期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传播主体、传播对象、传播规模和传播途径都发生巨大的变化。传播主体日益丰富，官方机构、民间资源、学院力量、出版媒体等，多方合作，形成合力，使当代文学得到较为全面的传播与呈现。从传播途径来看，仍以西方商业出版为主，国家机构的赞助译介也更多采取与西方商业出版社合作的模式。同时，大学出版社、民间翻译成为重要的传播力量。

当代文学70年的海外传播历史，从总体上表现出两个特征。一是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在改革开放前后产生了明显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趋活跃和多元，更多地凸显当代文学的审美特质。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直接推动了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中国当代文学逐渐成为世界文学版图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二是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或推动，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传播主体、传播途径、传播内容等，70年间不停地发生转变，当代文学的开放性日益增强，西方文学审美趣味的变化和主流媒体报道的增多带来了对中国文学更多的认知与包容，全球化语境下世界市场和文学资本的博弈，也使中国话语权稳步提升。本文试图在“全球世界文学”与“‘世界中’（worlding）的中国文学”框架下，展开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走出去”与“走回来”的理论辩证。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从“走出去”到“走回来”，既可以向世界显示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价值，又可以反观本国文学，助益当代文学发展，寻求与世界文学对话融合的可能性。在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中，建构起既蕴含中国本土经验又符合世界文学潮流的中国当代文学，彰显“作为世界文学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价值。

二

无论是“全球世界文学”，还是“‘世界中’的中国文学”，其核心的论述语境都是“世界文学”。以歌德为代表的传统的“世界文学”概念，已经开枝散叶，发展出卡萨诺瓦的“文学世界共和国”、莫莱蒂的“世界文学体系”等新的理论表述。丹穆若什就将“世界文学”理解为一种椭圆形折射。对他而言，“世界文学”不是一个给定的抽象概念，而是在具体历史脉络里，经由多方角力而逐渐显形的协商过程。

应该说，“翻译”所指涉的绝不止于译文和原作的关系，而是囊括了从生产到阅读、从流通到消费、从宣传到教育、从文化认同到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翻译不是由此及彼的透明的过程，推动文学翻译的也不仅是纯粹的文学或学术力量。

翻译的不可测性，在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中突出体现于“中国性”与“世界性”的关系问题，到底是要通过翻译彰显文本中的“中国性”，还是赋予文本以“世界性”，海外翻译界和学术界曾经展开过一场关于“中国性”与“世界性”的著名论争。

“中国性”与“世界性”的矛盾，正是当代文学“走出去”过程中所面临的普遍问题。随着中国文学外译和推广实践的不断展开，所谓迟到的国家文学的焦虑感也在迅速蔓延。我们的文学是否符合西方趣味，是否可以被西方快速地识别和定位往往成为有关问题的核心关切。当我们一再提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时，似乎是将“世界”想象成了一块文化势力均衡的平面图，“走向世界”最终成了走向西方中心视域下的“经典”序列，将西方社会的理解和期待当作世界的召唤，并以此作为批评和研究的标尺。然而，通过翻译所传播的中国当代文学，充满了不可测性，如何既保持“中国性”又能引发世界性共鸣，其实是相当艰巨的任务。

西方文学并非世界文学的唯一标准，走向世界也不是走向西方文学。我们所能做的，可能是在规范之内进行抵抗，以便构成一种“非西方却受西化影响的脉络之中的现代性”，将当代文学的“走出去”悄然转化为“走回来”，在当代文学的中国书写中，更多地寻求世界性的表达。这不仅有助于减少翻译中不必要的价值流失，而且透过这些具体的全球话题，还可以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而切实感受到“命运共同体”的存在。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世界文学属性的彰显不在于如何通过翻译传播“走出去”，而是需要回到文学书写主体的世界性体验，关注“书写”作为一种言说行为的发生时刻，是如何与世界进行对话的。在这个意义上，“全球世界文学”的概念也可以与王德威借用海德格尔“世界中”概念而提出的“‘世界中’的中国文学”并置讨论。在时刻变化着的“世界中”，中国文学主客体的历史存在得以在一种动态的世界经验中被揭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也在这变化的经验中同步发生。与“全球世界文学”的设想相似，“世界中”的动态概念强调“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同步态的“书写”，关注双向互渗的文化流通。“‘世界中’的中国文学”和“全球世界文学”概念中双向同步的动态意指，或可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提供一个有效方案，把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出去”转化为“世界中”，在变化的世界经验中从“走出去”再迂回地“走回来”，“中国性”与“世界性”合二为一，从而将担心被世界文学排除在外的进退失据变为融为一体的气定神闲。

三

20世纪末以来有关世界文学的讨论很难囿于文学文本，而是需要持续关注文学作品外部的世界文学场域和世界文学场域内不断变化的文学流通机制。一部文学作品即便自身具有超乎寻常的审美价值，并且兼顾“中国性”与“世界性”，它也需要经过跨文化翻译、传播和接受等一系列程序机制才能跻身世界文学之列，最终在相应的经典化机制下被纳入或排除于世界文学经典的序列。对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理解，应该把诉求点放在自我的重塑和发展上，将其视为方法和反馈，而不是现象或结果，通过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重新迂回进入自身，通过他者反观自我。

一般而言，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中的“自我”和“他者”范畴清晰，所指明确，地理上的区隔明确划分出了两者界限。但是，追溯当代文学生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则会发现这种自我性和他者性其实内涵相当混杂。当代文学受惠于世界文学的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时它作为现代文学的自然延续，也继承了其中转化自国外的文化资源。我们努力发展一种基于交往的理性，并不要求他者完全接受中国当代文学，而是努力提升当代文学的审美特质，尽可能消弭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中的不平等现象，并努力将之转化为进行自我改进的正能量。我们可从几方面理解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走回来”命题。一是走回当代文学本体；二是走向多元协商；三是走向民间交流；四是走向人机对话。

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还有巨大发展空间。在世界文学语境中，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并没有一位超然中立的仲裁者，而只有若干苦苦协商的中间人。当代文学开放的多重表现形态，以翻译为中介，不断地向世界展示着一种流动的全球在地的风貌。因此，更需要我们沉下心来，确立中国当代文学的主体性，检视与反省“‘世界中’的中国文学”的交互往返，积极寻求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时代发展的可能，从而更为全面和深入地呈现“作为世界文学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文学经验和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