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对于文学而言，什么是它所能提供的最根本、最核心的东西，这个问题，未必每个作家在写作之前都能自觉地问到自己。但毫无疑问，这个问题，是每个作家通过他的写作——一部书，或是几部书，十年、几十年，甚至是一辈子的写作，都要面对都要回答的问题。

时间已经过去了30多年，也许还要再过去30多年，有些东西，就如一个坚硬的内核，它在一个作家的文字中沉淀下去，或者不断成长，对于作家而言，它比如他的一个“芯片”；而对于读者而言，它更复杂一些，它在参与过作家的人格成长同时更直接参与着读者的人格构成，从对世界的认知到对他人的态度，以及对于时光流逝中的那一部分生命的更深入地认识。

这是一个作家必须给读者的。他在如此给予的时候，其实也在向自己的内心要一个确定的答案。

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会发觉，那些易耗散的恰是围绕这答案的解说，比如艺术的手法的新创，比如语言句子的提炼，种种，种种，外围的东西的确在写作中起着作用，但那作用极其有限，等到有一天，你会发现，如果一个作家提供给你的作品中除了这些，而没有这些作为途径所通往的那个目标、那个最根本的核心的话，那么，这些外围的东西注定要烟消云散。但若，它有一个核心，包裹在经由语言的织锦达到那个密实的质地，那个也许是一个写作的人给一个从未谋面的人他的关于人或者做人的信念的话，那么，那些织锦，才可能在时间中透出它们非凡的光泽。这光泽的核心，当然发自于一种忠实。忠实于现实，也忠实于内心的那个相信。

很普通，是不是？但真正做到、始终做到，却也很难。

从某种意义上讲，忠实的文字，首先源于诚实地做人。而这一点，作家梁晓声以他的文学为我们提供了例证。

时隔三四十年之后，《今夜有暴风雪》仍能呈现出它超越于时代语境的意义，道理可能正在于此。小说开始于北大荒四十余万知青返城中的一个夜晚，其中穿插了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知青生活片段，而裴晓芸、曹铁强、郑亚茹之间的情感纠葛因有当时的生存境遇和未来选择，也有着动人心魄的力量。大的环境造就了人的不同选择，而选择本身又见出了选择者的不同人格，这就是作家要通过曹铁强的选择告知我们的，也是他在郑亚茹和裴晓芸之间更爱后者的原因。当利益需要以牺牲尊严去交换时，这位男青年尽管有过彷徨，但最终爱憎分明，而郑亚茹在爱恨交织的情感中失去的何止爱情，她失去的还是作为人的最根本，之于裴晓芸的冻死在哨位上，她的责任深重，但似乎她并没有更深的忏悔，环境改变了她，而另一方面她也是那么迫切地要改变自身的环境，在要达到改变环境的目的时，她可以不择手段。这是曹铁强无法容忍的，同时也是作家要通过曹铁强的情感选择告诉我们的。

而在情感进展的最初，让人心动的情节是裴晓芸的脚快要冻僵而曹铁强帮她暖脚的那个段落：

他用绒衣将她的双脚包裹住，紧抱在怀里。

“别动！”语气那么严厉，同时瞪了她一眼。

她挣动了几下，没有挣回双脚。他的手那么有力！

她的脸红极了，她一下子用双手捂上了脸。“当年我妈妈对我也是这样做的。”第二次提到他的妈妈，他的语调中流溢出一种深情。

她还能再有何种表示呢？还能再说什么呢？

她一动也没再动，双手依旧捂着脸。

渐渐地，她感到自己的两只脚恢复了知觉，温暖了，也开始疼了。他胸膛里那颗年轻人的心强有力地跳动，传导到她的心房。她自己那颗少女的稚嫩的心，也仿佛刚从一种冷却状态中复苏，怦怦地激跳。

许久许久，他们之间没有再说一句话。

一滴泪水，从她的指缝中滴落下来，随即，又是一滴，又是一滴……

是因为过分受感动？是的，当然是。但泪水绝不仅仅是因为受感动而倾涌，还因为……他提到了他的母亲。用那样一种深情的语调提到他的母亲。

而她却从未领受过母爱的慈祥和温柔。为了领受一次，她宁肯自己的双脚被冻掉！

美好的、纯洁的青春呵。那随着日月流逝掉的会包含这样的往事吗？那经由理性的批判或者漠视于岁月经历的会包含这样的情感吗？不！小说中已经做了他个人的回答，那是不可亵渎的一种情感，对于危难中他人的至爱与关心，是做人的根本，而不只是一己之私情。这种根本，也包含在作家对知青经历的历史的态度上。

他由主人公讲出了他的观点，这种态度首先是对于一个人的态度，比如主人公可能并不融洽的同伴。但他依然以一个群体的角度去维护——“作为一个知识青年，他不忍看到另一个知识青年当众受辱。他觉得那也是对他自己的一种侮辱，是对所有知识青年的一种侮辱。他必须维护知识青年的共同的人格不受亵渎。他是经常用这把尺子度量自己，也度量每一个知识青年的品格高下的。”而更高一层面的，是作家借主人公对另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亮明态度，那是决绝而坚定的——“也许，今天夜晚，就是兵团历史上的最后一页。兵团的历史，就是我们兵团战士的历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尊重这段历史。不论今后社会将要对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作出怎样的评价，但我们兵团战士这个称号，是附加着功绩的，是不应受到侮辱的！……”

这样的态度，在出场不多的老政委那里同样得到了强调：“兵团战士们，这是我最后一次这样称呼你们了！我相信，今后，在许多年内，在许多场合，这个称呼，将被你们自己，也被别人，多次提到。这是值得你们感到自豪的称呼，也是值得和你们没有共同经历的同代人、下几代人充满敬意的称呼。虽然，你们就要离开北大荒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结束了，但开发和建设边疆的业绩并没有结束，也是不会结束的！我代表北大荒，要大声对你们说，感谢你们——兵团战士们！因为你们，在北大荒的土地上，留下了垦荒者的足迹！因为你们，十年内打下过何止千百万吨的粮食！因为你们，今天是要回到城市去，而不是，要跑到黑龙江的那一边去！我相信，今后在全国各个大城市，当社会评论到你们这一代人中最优秀的青年时，会说到这样一句话：‘他们曾在北大荒生活过！’……”

在曹铁强与郑亚茹的最后一次不期而遇的交谈中，在裴晓芸的坟前，这种态度再次通过曹铁强的话得到进一步的强调：“希望你，今后在回想起，在同任何人谈起我们兵团战士在北大荒的十年历史时，不要抱怨，不要诅咒，不要自嘲和嘲笑，更不要……诋毁……我们付出和丧失了许多许多，可我们得到的，还是要比失去的多，比失去的有分量。这也是我对你的……请求……”

的确，在对于一段蕴含着自己成长岁月的珍视里，我们读到了一种对过往青春的深在的评价与认定。这种评价与认定不是别人给出的，而是自我认定的。不要抱怨，不要诅咒，不要嘲笑，更不要诋毁。与其说是主人公在向他曾爱过的人的请求，并同时向他爱着的人的发誓，不如说是作家的自我“告诫”。那最根本、最核心的东西，他绝不会把它掷给岁月，抛到脑后，他只会携带着它，保护好它，让它与自己一起前行。

如果说，《今夜有暴风雪》是写历史中怎样做人的故事，或者人如何面对历史的故事的话，那么《母亲》《父亲》写的则是生活中怎样做人的故事。在这两部篇幅并不算长的作品中，梁晓声为我们呈现了父辈的现实生活与亲人间相濡以沫的情感。两部作品，给我们带来的不是一般的震撼。对于亲人的态度里，往往深藏着一个人最真实的面目。这可能正是许多作家不太敢于触碰同类写作的原因，因为它真就是一个作家至诚至真的试金石。

《母亲》写了一个朴素、柔弱却又坚韧无比的母亲。困难年代，母亲在儿子眼中的形象是对贫困生活的忍受，“眼泪扑簌簌地落，落在手背上，落在衣襟上，也不拭，也不抬头，一针一针，一线一线，缝补我的或弟弟妹妹们的破衣服。”“有时我醒来，仍见灯亮着。仍见母亲在一针一针，一线一线地缝补，仿佛就是一台自动操作而又不发出声响的缝纫机。或见灯虽亮着，而母亲却肩靠着墙，头垂于胸，补物在手，就那么睡了。有多少夜，母亲就是那么睡了一夜。清晨，在我们横七竖八陈列一床酣然梦中的时候，母亲已不吃早饭，带上半饭盒生高粱米或生大饼子，悄无声息地离开家，迎着风或者冒着雨，像一个习惯了独来独往的孤单旅者似的‘翻山越岭’，跋出连条小路都没给留的‘围困’地带去上班。”在父亲外出工作的日子，是母亲以自己的双手支撑着一个家的。也是母亲带领着孩子们完成了他们的最早的人格教育的。所以作家在这部作品中将语言还原到了最原初最朴素，他已然跨越小说与散文的边界，而心生感慨：“我们扯着母亲褪色的衣襟长大成人，在贫困中她尽了一位母亲最大的责任……我对人的同情心最初正是以对母亲的同情形成的。我不抱怨我扒过树皮捡过煤核的童年和少年，因为我曾是分担着贫困对母亲的压迫，并且生活亦给予了我厚重的馈赠——它教导我尊敬母亲及一切以坚忍捧抱住艰辛的生活，绝不因茹苦而撒手的女人……”这感慨绝不是空洞高蹈的，它源自最真切的现实教育：

“你们都记住，讨饭的人可怜，但不可耻。走投无路的时候，低三下四也没什么。偷和抢，就让人恨了！别人多么恨你们，妈就多么恨你们！除了这一层脸面，妈什么尊贵都没有！你们谁想丢尽妈的脸，就去偷，就去抢……”母亲落泪了。

我们都哭了……

所以当我读到“豆饼”的故事时，我深深地为之震撼，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那种不惮于揭出自己的“小”来的真诚，是一个作家通向伟大的“护照”。那些平凡的在社会最底层喘息着苍老了生命的女人们，那些置身贫困境遇却保持精神高贵的母亲，那些艰辛日子里充满苦涩的温馨和坚忍之精神的故事，那些让“我之愀然是为心作”的人之为人的劳动人民的质朴本色，正是作家想要通过文字传递给我们的。

“我必庄重。”“我必服从。”“我必虔诚。”这是作为后人的叙述者应然的态度。

这种虔诚的态度当然存在于《父亲》之中。“父亲始终恪守自己给自己规定的三年探一次家的铁律，直至退休……在我记忆的底片上，父亲愈来愈成为一个模糊的虚影，三年显像一次；在我的情感世界中，父亲愈来愈成为一个我想要报答而无力报答的恩人。”在作为儿子的“我”眼中，“父亲，不再是从前那个身强力壮的父亲了，也不再是那个退休之年仍目光炯炯、精神矍铄的父亲了。父亲老了，他是完完全全地老了。生活将他彻底变成了一个老头子。他那很黑的硬发已经快脱落光了，没脱落的也白了。胡子却长得挺够等级，银灰间黄，所谓“老黄忠式”，飘飘逸逸的，留过第二颗衣扣。只有这一大把胡子，还给他增添些许老人的威仪。而他那一脸饱经风霜的皱纹，凝聚着某种不遂的夙愿的残影……”

但就是“父亲”这一“老人”的形象，在一次与儿子的“对垒”中刷新了儿子对他的看法。

父亲在门口站住，回过头，瞪着我，大声说：“我这辈子经历过两个社会，见识了两个党，比起来，我还是认为新社会好，共产党伟大！不信服共产党，难道你去信服国民党？！把我烧成灰我也不！眼下正是共产党振兴国家，需要老百姓维护的时候，现在要求入党，是替共产党分担振兴国家的责任！……你再对我说什么做官不做官的话，我就揍你！……”说罢，一步跨出了房间。

……

办公室的门被突然推开了。父亲来了。他连看也不看我，径直走到他睡的那张临时支起的钢丝床前，重重地坐了下去。钢丝床发出一阵吱吱嘎嘎的声响。我转过身去瞧着父亲。他又猛地站了起来，用手指着我，愤愤地大声说：“你可以瞧不起我，你的父亲！但我不允许你瞧不起共产党！如果你已经不信服这个党了，那么你从此以后也别叫我父亲！这个党是我的救星！如果我现在还身强力壮，我愿意为这个党卖力一直到死！你以为你小子受了点苦就有资格对共产党不满啦？你受的那点苦跟我在旧社会受的苦一比算个屁！”

父亲的威严与正义、父亲对于后人的责任、父亲对于世界的认识、父亲的价值观，在这一通急促的话中全然显现。他再不是一个年迈、衰老的父亲，而是一个爱憎分明、热血丰沛的父亲。虽然一定程度上儿子也为父亲对自己的误解而感到委屈，但正因有这样的父亲，他作为一个写作者才可能对来访者说出那样的话，才可能写出这样端庄正大的文字：“我还想对她说，她可以对我们的人民没有感情，她也尽可以像她读过的小说中那些西方的贵夫人一样，对他们的愚昧和没有文化表示出一点高贵的怜悯，这无疑会使像她这样的姑娘更增添女人的魅力。但她没有权力瞧不起他们！没有权力轻蔑他们！因为正是他们，这在历史进程中享受不到文化教育而在创造着文明的千千万万，如同水层岩一样，一层一层地积压着，凝固着，坚实地奠定了我们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而我们中华民族正在振兴的一切事业，还在靠他们的力气和汗水实现着！”

而这一切的一切，对人的爱，对世界的信，都是父母教给我们的，这种最根本、也最核心的情感与意志，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至关重要，也至为关键。

从某种程度上讲，一个作家，他写下的文字之所以字字千钧，是因为他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把他从生活中学到的关于人的学问传递给他一直以文字的方式关爱的众人。

这是梁晓声，和他的文学。

这也是文学的根本和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