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到2020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达到3.76亿，中国社会正由乡土中国，变成迁徙中国。如何回应时代，表达时代，是作家必须思考的问题。罗伟章的长篇小说《谁在敲门》，是呈现迁徙中国的最佳范本之一。有评论称，《谁在敲门》是一部“乡土《红楼梦》”，也有评论称，《谁在敲门》是这个时代的“清明上河图”。

空间不再构成标准

罗伟章把故事置于自己熟悉的，并且一直在书写的大巴山区，再具体而言，主要放在清溪河流域。城乡二元结构时期，人会被牢固地锁定在自己生活的空间里，诚如《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但四十年后的今天，罗伟章笔下的人物，几乎都有外出史或者迁居史。要把他们的轨迹串联起来，那一定是整个中国，从新疆到黑龙江，从北京到海南，都有那些人物的足迹，他们与故乡联结的那根血管过于纤细，不是逢着大事件或者重要节点，不会轻易归乡。

小说中写到四代人。

第一代的父亲，活动范围很狭窄，基本就在村里，到镇上大女家去都要出毛病，走得最远的是去省城三儿子家，住了不到一个星期，从此不再去。

第二代的活动范围就显出差异了。外出最近的是兄弟，就在附近区市活动。“我”到了省城，其余人就走得远了，去了各地。大姐夫作为村干部，到过很多地方，还游过泰国。

第三代已经无人还待在农村。大嫂的儿女很有代表性，儿子四喜跑遍很多地方，还跟老板去了新加坡，像行走的肉丸子。女儿燕子，16岁出门务工，去了苏州，然后杭州，然后上海、浙江、江西……“跑了大半个中国。”

作为劳动力，这两代的出走，造成了农村新的现实，“现在的好些村庄，杀个猪，都没人帮忙按，死个人，都出不了阳宅，弄不到坟地。”只有报给政府，政府开始“支农”。农村的向心力越来越弱。第二代外出务工后回到农村是最基本的选择，对他们而言，农村是根。而第三代，故乡是回不去的远方，他们乱哄哄地涌进城里，反把他乡当故乡，城市成了目的，是实现阶层跃升的途径。

第四代还小，但也都离开了祖居的农村，在镇上读书，或者降生于其他城市。可以想见，他们将来也会星散各地，在更为开阔的空间里腾挪。

如果说3.76亿只是统计学上的数字，那么罗伟章在《谁在敲门》里为迁徙中国绘出了文学样本。要是把整个家族的迁徙连线成图，那些繁密的线条，将勾勒出一个动态的中国。这不得不让人感到，几千年的那种“静”完全蒸发掉了，现在乡下人拥有了“化静为动”的权利和动力，正如三儿子许春明——即小说中的“我”所说：“我的家乡人，世世代代被钉死在土地上，空间便成为最深的渴望，而今他们满世界跑，空间便不再构成标准。”

这种常态化的迁移流动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空间位置，更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社会交往方式、内在文化乃至社会治理理念。

一元化家庭结构被解体

乡土中国的家庭生活方式，是历代相习、积久而成，历千年而不变。但在《谁在敲门》里，已然出现了两种生活方式，且以代际差异呈现出来。但要把它归为二元结构，又有些困难，实际上它变得混沌，彼此漫溢。

粗略看来，第一代是乡村的。如父亲接了“我”的纸烟又还给“我”，抽不惯，他要抽叶子烟；每次到大姐所在的镇上，父亲都要生病，他过惯了山里的日子。父亲安适的农耕生活延续了几千年，内生于乡土伦理，变化缓慢，千年如一日。一旦离开，父亲就要“生过场”，身心不适。

第二代有了分化。三儿子通过读书成了“公家人”和城里人。其余的几姊妹，要么外出务过工，跟城市生活迎面相撞，最终回到祖居地；要么迁居到回龙镇，过上了半城镇半农村的生活——闲时在镇上，忙时回到农村。大姐夫是村支书，却住在回龙镇9年了，村里有事的时候，就回去，不在村里时，村民有事情要办，有冤屈料理，都是提了烟酒鸡鸭来镇上找他。大姐只在村里有了红白喜事才回去，办完就赓即下山。这些人虽然住在水泥房里，家庭用具和设施也现代化了，但细究起来，他们的泥腿还未洗尽，在城与乡之间混沌地飘忽。或者可以说，他们身体在城镇里，但心灵却很诚实。留存在血脉里的那种农民意识，自然不是用上了抽水马桶就能一冲了之的。

第三代，有的通过读大学找到了稳定的工作，有的通过打工寄居于城市，都不再事农桑，哪怕就在本镇挣钱的。这些人中，大姐的儿子李志夫妇极具典型性。“李志回到镇上，开始也由父母出资，攀些事做，短短两三年，换了不下十宗。然后开始丢心落肠地耍，主业是打桌球，既不在镇上寻营生，也不出门打工，回老家种田更是笑话。”妻子青梅，每天的事情是带娃娃，娃娃上学去了，就闲逛闲耍。这两人无力在城里扎下根，乡村又回不去，处于一种无根的状态，精神委顿，靠啃老过活，变为城市空心人，这给城市管理带来挑战，比如李志出于情绪，就动手把人打进了医院。

家庭内部秩序被打破

原有的家庭，长辈处于家庭的核心，甚至死去的长辈,也能训化着后辈的言行。在传统文化里，伦理纲常是不能被打破的。《红楼梦》的贾母，儿子尽管当了朝廷要员，但她仍在家庭内部拥有最高权力。

然而，《谁在敲门》里，这种秩序却遭到了颠覆。父亲表面上仍然是这个家庭的中心，大家聚拢来，为的是给他过生。但在哪里过他是做不了主的，一切得听大姐的安排；父亲用冷水洗了头，大姐劈头盖脸一阵训，“训得父亲一声儿不言语”；尽管弟媳虐待父亲，给他煮锅巴饭吃，自己炒肉吃却不给父亲吃，还在言语上挖苦他，“但父亲总是讨好她，和她说话，生怕把字咬出牙印。”小兰知道自己的父亲跟朱占惠好上之后，“越说越气，老子翻天地乱骂”。幺妹夫当过村长，但在自己女儿面前，表现得无辜又无奈。在今天，父权遭到了后辈的逆袭，走出乡土中国已经很远了。

在后面的代际，这种人伦就颠覆得更为彻底。大姐夫的孙女回来了，直接称呼妈妈和大姐夫的名字，大姐夫还笑得嚯嚯嚯的，扬言要打她，却在脸上亲得卟卟响。“她明显是这个家庭的中心。她回来之前，父亲是中心，或许我也是，她一回来，我们就都不是了。”以往那种森然的秩序感完全瓦解了，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松弛。

婆媳关系也崩了。在传统的乡土中国，婆婆有一套严整的秩序与礼法来整治媳妇，媳妇几无还手之力。等媳妇熬成婆后，她并不会立地成佛，推己及人，反而会不自觉地拿了婆婆那一套来对待自己的媳妇。但在这四十年里，婆媳关系几乎来了个翻转。

《谁在敲门》里郑三儿就受到婆妈侯大娘多年的整治。郑三儿要是撅嘴巴，侯大娘就撕嘴巴，郑三儿只有哭，弄得郑三儿那嘴，“长天白日是乌的，眼睛长天白日是肿的。”被收拾了那么多年，以至于大家都感慨她的命硬，没有被折磨死。

大姐的婆妈先是嫌弃她，觉得“她没吹吹打打嫁过去”。当婆妈问起大姐夫的去向，大姐先是回答要等一两年才回来，再问，大姐就不回答了，婆妈就打了大姐一耳光，跟着推搡，扯头发，用竹棒子在身上敲。大姐夫的哥哥也过来，随时准备动手的样子。那时大姐已经怀着身孕。大姐就对婆妈怀了恨，但她没和婆妈对打，因为大姐晓得“昼夜有时，长幼有序。”

但到了郑三儿、大姐熬成婆之后，自己反而又成了“媳妇”了。青梅每天除了带娃就无所事事，大姐夫还要给儿媳发工资，大姐只是私下抱怨而已。青梅对丈夫李志的油壶浪荡不管不问，大姐也只是大摇其头，但又转念一想：“幸好她还安分，不乱来。也是我们这种家庭，要是稍微寒微些，多时跑了！现在的媳妇子，过不舒坦就跑，今天跟这个男人，明天跟那个男人。”本来，孩子上学去了，青梅就没事可干了，在爷爷生日这天，她本该在厨房，但她却在街上跟朋友摆龙门阵。相反，大姐却忙着准备一大家的饭菜，重要的是她并不以此为怪，还对青梅记住了爷爷生日，就朝“我”和父亲挤眉弄眼，卖弄地夸赞：“还行呢，记得是外公的生日呢。——吃早饭没得？”这分明是在讨好了。婆媳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要是倒回几十年，青梅这种“寄生虫”一定有被休掉的危险。

夫妻关系也受到考验。农业社会里男人主导了夫妻关系。“一个女人家，嫁了，就是你的命，就该一心一计，跟男人往光景里奔。”但新的现实是，女人的选择权大增，比如兄弟的妻子玉玲，在生活中处处主动，甚至拥有了随时说“离婚”的权利。大姐告诉我，中街刘拐子的那二媳妇，都跑过四个男人了。随着丈夫的控制力减弱，性的道德约束力，也变得更为松弛。丈夫许兴在外打工，二哥就和他妻子朱占惠好上了，而朱占惠先后好过四五个男人。许兴不是不知道，但他并没觉得这顶绿帽子有多么沉。大姐夫作为村长和长袖善舞者，也有“层出不穷”的花花事，以至于大姐会时不时地在言语上刺他一下，对他流露出极大的不信任。但也仅仅如此，不是她有多宽容，而是出于无奈。

我们由此见到，家庭那种垂直的权力关系，变得更为扁平。家人与家人之间更为平等，都视对方为平等个体，甚至有时候，长辈反而处于弱势。弱势还是强势，往往是看谁更能创造价值。

对时间的认识被改变

在乡土中国，人们的时间意识是模糊的，天亮出门，天黑回家，社会时间与自然时间高度一致。但在迁徙中国里，人们对自然时间进行了精准的切割——哪是上班时间，哪是闲暇时间。为了挣更多的钱，人们可能牺牲掉休息时间。在工厂的流水线里，也许得上个夜班，与自然时间颠倒。总之，时间像手上的念珠，可以一粒粒地精确计算。这种计算逐渐支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忙”就是对时间计算的一个表征。

但每个人的时间对应的价值是不相等的，因为相同时间里每个人创造价值的能力是不同的。兄弟就曾感慨：“有钱人挣钱，像人捞树叶子，没钱人挣钱，像树叶子捞人。我们肩膀背勒皮，腰杆弯成虾子，手脚打起果子泡，也就挣个千千子。要挣一万五，怕是要把命抵了。”

正是因为时间背后赋予的资本不同，所以人们不再换工，而是直接购买劳动力的价格。《谁在敲门》里写到：“大姐夫当过几年干部后，就不大做农活了，遇犁田耙地的重活路，都是请人；抢种抢收，大姐一个人忙不过来，也是请人。”大姐夫和大姐之所以不跟其他几弟兄换工，那是因为他们的时间更贵一些。

换工是基于人情，换了后得还回去。在这种往来中，乡人加深了彼此的依存和情感。但大家的时间观念改变以后，人际关系也变得可计算和可“变现”，情感就越发稀薄，像一张没有弹性的弓，经不起拉伸。

人际交往有了新的尺度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从以情感联系为主转向以市场交换为主。这背后有一只隐形的手：钱。钱在帮助大家摆脱千年贫困时，也顺便改变了大家的交往模式。

以前，乡人的利益之争不过是一锄土，几棵白菜，一根桤木树。牛吃了别人家的稻谷或麦苗，必然要讨个说法的。但乡人那时的赔付，绝不会想到钱。

进入消费社会后，一切都可以用金钱来折算，比如一个创意，一份人情，甚至人的器官，都可以收费。钱完全主导了乡村，主导了乡人的交往模式。罗伟章显然注意到了这个事实，在书中多次提到钱，多到一页有时会有好几处。文中人物的行为动机，绝大多数是钱而不是情。

钱成了爱情的基础。燕子的第一个男人盛军来家里，就遭到大家的议论，二哥说：“离街近，不一定有钱。街上也有穷人。”二嫂却顿时焦躁起来：“总比你有钱！盛军只有两弟兄，哥哥比他大十九岁，早就分出去了，爹妈手里的三间大房子，都是他的。”碧桦的父母，特别是父亲，思来想去，觉得女儿就这样出嫁，分明是嫁亏了，要男方补齐“三钻”“三金”。

钱决定了人的尊严。人的尊严不是建立在能力、知识和品德上，这是最为致命的颠覆。弟媳骂兄弟反正就是那些话：没本事，不会挣钱，连自家姊妹都踏谑你。那些外出务工的，苦打苦熬，分明没挣几个，逢年过节，能买到火车票也不买，而是坐飞机回来，或者东拼西凑买辆车，天远地远地开回来。这些虚荣的背后连着用钱构筑起来的尊严。谁拥有了钱，谁就是发牌者。老家人和家族内部都爱说“我”是有钱人，“我”后来不再辩解，故作神秘相，文中这样写：“像我这种，在大学生稀缺的年代上了大学，毕业后去了省城，虽没当官，也没发财，却被尊重，自己也习惯了被尊重，谁知突然改了道儿，那道上花团锦簇，金银铺地，你这边更漏沉沉，窘声敲窗，就不尊重你了，你心里就不免难过，于是装出神秘相，让人捉摸不透。”这“神秘”想要维系的，不过是不要让人透过钱缝把自己看扁了，这其实是双份的悲哀。

钱决定了办事和维系社交网络的能力。大姐夫是道上走的，知道钱的贵，也知道钱的贱，他常说，火到猪头烂，钱到事情办。大姐夫帮女儿找到工作，给媳妇发工资，搞定灰狗儿碰瓷，司机杨津和干儿子广里跟大姐夫维持了依附关系，和生意伙伴一起采砂，给别人放高利贷，为镇长化解危机，隐瞒事故……大姐夫在这个家族之所以成为一个中心，都和金钱脱不了干系。

为了获取比较优势，每个人都拼命挣钱，甚至走上违法之路。乡人通过现代媒体见识到精英阶层过着怎样的生活，这种示范激发了大家；又尤其是世代因袭的贫穷给出的反作用力，都充分释放了他们对金钱以及实现阶层跃升的渴望。二姐夫在父亲弥留之际，还偷闲去当棒棒挣钱。二哥要给儿子洪泉在镇上买房子，本来私下里存了四万多，然而他却说自己一分钱没有，全靠向亲戚借，而把自己的钱存到银行取利息。大哥的儿子四喜把燕子和盛军骗去做传销，还骗了兄弟二姐幺妹和小兰足足有二十多万。他还积习未改，要骗女友一套房。

既然钱如此重要，每个人都心向往之，但每个人创造价值的能力又是不同的，这就产生了阶层分化，有的上浮，有的下沉，社会和人心因此变得焦虑和紧张。在这个家族里，嘴仗、心结、算计、攻防、试探、恨意，几乎都跟金钱发生关系。二哥见不得你有钱用，你有钱用或可能有钱用，都得罪了他。每次回到镇上，“我”都是住大姐家里，二哥二嫂问起，“我”都尽量把回来的时间说晚些，免得他们咕哝，说“我”回来也不递个信儿，可见有钱人只和有钱人打堆。大姐觉得家里那些兄弟姊妹，个个都明目鼓眼盯着，个个都没个饱足，你挣一百块，就恨不得你拿出九十块给他用。罗伟章在小说里多次用到“恨”这个词，语气或轻或重，极大地定义了人与人之间，甚至亲人与亲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进入消费社会后，人与人之间变得更为务实，同时也加剧了人的异化。“世界是物，或者说是代表物的钱。人，只是物的另一种存在形式。”

社会风气的暂时性陷落

现在的乡村，闲暇时男人不再是抽一杆叶子烟，把酒话桑麻。女人也不再是纳鞋底，像侯大娘一样“挖掘别人的秘密”。那些在大城市流行的娱乐一步步下沉，进入了乡村。

燕子的男人第一次来岳父母家，大家饭还没吃完，他就要铺设场合——打麻将。在守丧期间，一忙完大家就聚在麻将桌边。

镇上的情形更甚。小兰送完小孩上学，不是去帮丈夫刷墙粉，而是躲进茶楼，跟一群留守妇女打牌，吃饭时会叫茶楼点盒饭。除借此打发时间，还赌博，“所谓赌博，不是在茶馆里打麻将、斗地主、牵牛儿，而是买六合彩，进地下钱庄。”有的赌博，有的吸毒，何老三的儿子就吸毒，何老三用三十多斤的铁链子把儿子锁进了黑屋。

现代化进程带给社会的，并不一定是越来越理性，可能还有反理性。在社会领域，达尔文的进化论未必适用。比如回龙镇新近传来的闹婚。新郎戴着月白胸罩，穿赤红内裤，手执铜锣，扭摆着朝下街走，不扭摆就在脚下放一串鞭炮。新郎游过，他父亲再背着新娘游街。一路上，当公公的高喊：“烧火！烧火！”喊了还要笑，要笑得口水滴答的样子。不喊，不笑，也是一串鞭炮。这哪里是闹婚，分明是闹剧。这样的风俗在乡土中国里是无论如何生长不出来的，那是我们谈话的禁区。但在一个多元化、去中心的社会里，戏谑就会消解了严肃。

因子女外出，或分家独过，家庭变空变小，一些老人忍受不了孤独和虚空，选择了自杀。《谁在敲门》里说：“某人上午还在挖地，还在赶场，到下午或者晚上，就听说死了，是自杀的。”这些死者给出的心理威慑和暗示不容小觑，在长期只有老年和小孩，甚至连小孩也没有的农村无疑扔出的是一枚枚震撼弹。原来那个乐观、自足的社会氛围不在了。

办酒席以前是人情往来的重要途径，在乡间也是“众筹”的手段，但现在成了套现：“这些年，乡镇淹在酒席里，打个嗝都是酒臭，过生日，生孩子，孩子满月，孩子满周岁，孩子会爬，孩子会走路，孩子会说话，孩子升学……有的人，分明病得只剩一丝游气，逢他生日到了，家里人为他办生，办了生不过三天，又为他办丧。”

这种社会风气自然是一种陷落，但之所以说是暂时性陷落，是因为罗伟章在小说中用了诸多笔墨，以不经意的方式明示或暗示，追求精神的充实同样是人的本能，当人们在巨变冲击下短暂的失措之后，必然有一种精神的回溯。

乡愁被稀释

乡愁，是中国人情感里的DNA。在农耕文化中，人的身体与赖以生存的那块土地、文化要处于一致的状态，才能达到幸福与和谐。大凡驻边、征战、被贬、游学、外任，处于身土分离状态，人就会产生某种焦虑，容易惹起愁怨。

项羽被困于垓下，刘邦就用楚地的歌谣，来动摇士兵的战斗力。这只是乡愁之一瞥，在后来的唐诗宋词元曲里，更是得到了充分表达。到了现代，鲁迅回了一趟故乡，发现了封建制度正把一个“生动活泼”的闰土“生吞活剥”，鲁迅便黯然离开了故乡。但要说鲁迅没有乡愁又是不严谨的，《社戏》里的故乡成了他的乌托邦。新中国成立后的特殊现实，让余光中的《乡愁》上升到了家国之思。20世纪80年代，乡愁又在寻根文学、新乡土文学中得到进一步呈现。

但乡愁也是农业社会的产物，随着现代化的强势推进，乡村里屋檐下的旧事物，比如撮箕、尿桶，一些手艺人比如泥水匠、土匠和石匠等等，都消失不见了。在城市的吸附力越来越强大，乡村的向心力越来越微弱的情况下，乡愁变成了一个修辞，只停留在文学意义上。

二姐夫原本是个修表的，也会刻章，就凭着这些本事追到了漂亮的二姐。但随着工业化机器到来，他丢掉了饭碗，只有和二姐一起出门打工，直到岳父弥留之际才赶回来。二姐不想回家带孙女，是觉出了城市的好。“我”给父亲过完生，本可以再晚一些回单位，但“我”第二天一早，连早饭都没吃就离开了。办完丧事回到省城，“我”觉得城市是多么好，城市有多种可能性。“我”在乡间待了近一个月，看见了农村和人心的凋敝，两次回乡，两次逃离。

这自然是对乡愁的反动。以往“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那种离家的难熬，“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的期盼，在今天哪里还会觅得，我们自愿投入城市的怀抱，甚至甘愿被它“辗轧”。

《谁在敲门》这样道出了尴尬的现实：“大姐不相信对所谓老家或者故乡的留恋。女人说什么故乡。现在男人都不要故乡了。”在现代化加速的今天，我们越来越难以与古人的乡愁对接。假以时日，乡愁必然会成为古诗下面一个带有符号的注释，像其他生难字或者写作背景一样。

回望历史，乡土中国“不变”中有“变”，它像一艘船，超稳定性地行驶了几千年。而这四十年，是“变”中有“不变”。“不变”的是乡人“袍子下的小”。不再因困于物质而在细雨中呼喊，乡人吃得饱穿得暖，几乎都在镇上买了房。但他们那心细得连针都穿不过,虽不腌臜，也说不上阴险，但足够自私、褊狭、委曲。那起于粒米而引发的嫉妒、争吵、攻忤，让“人心不可说。”

对乡人的这种“小”，罗伟章有刻骨的了解，一旦写起来就有些哀其“不幸”恨其不争了。除了“小”的不变，川人的那份乐观和幽默也没变。书中人物不论是自嘲，还是打趣或者闲谈，都有一份轻松和愉悦，在“恨”与“轻松愉悦”之间，达到了巧妙的平衡。罗伟章写起这些“变”与“不变”来，像电脑桌边放着一本教科书，他一条一条地对照，然后化作笔底的形象，最后把自己的作品化成了一本有关这个时代的教科书。

以上种种变化仓促地发生在四十年间，它由多组词义相反的关键词构成，给人一种魔幻感荒诞感，甚至喜感。但它实实在在发生了。在今天看来，陶渊明基于乡土社会所设定的社会理想离我们不是更近了。今天要是有陶渊明，他重置的理想一定是基于契约和理性精神——他不反对物质，但又更强调精神。一个社会提倡什么，刚好说明他缺少什么。一千年前的陶渊明，和今天的“陶渊明”在这点上是“不变”的。

对于生活在历史下游的我们这一代作家来说，全景式地记录下这个时代是责任，也是使命。这样的时代一定会出大作品，这几乎成了共识。但现实是琐碎和凌乱的，需要我们有对它要有概括能力。凭借强大的胃部，咀嚼、反刍，然后才能用个体经验去与时代隼眼对接。每个时代，作家都会面对不同的社会现实。鲁迅面对时代的难题，不是选择躲入故纸堆中，而是挺身而出，用一只锐利的笔去扎通时代的任督二脉。这需要的是担当和勇气。我们这个时代一样，需要这样挺身而出，去洞察时代，把握时代的本质，就像罗伟章所做的那样。

【作者简介】 王刊，原名王戡，现居成都。在《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山花》《四川文学》等发表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