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禄琳琅”：指间有千年
“‘天禄琳琅’刚开始修复的时候，一位同行来到文献修复室参观学习。他问我，您看什么时候能修好？我说，等它修好了，我可能也要退休了。8年多时间过去了，‘天禄琳琅’修复项目终于宣布结项，我也即将满60岁了。”
今年1月7日，国家图书馆为馆藏珍贵古籍——清宫“天禄琳琅”修复工程的圆满完成举办了新闻发布会。会后，项目首席专家、国图古籍馆资深修复师朱振彬感慨地说。
人们用“补天之手，贯虱之睛”来形容古籍修复的绝技。朱振彬却说，干这行没有那么神，全靠“稳得住”。
人们常说“纸寿千年”，但修复师们都明白，书籍也会衰老，也会病痛。
42年间，朱振彬就稳稳地坐在无影台灯下，分毫必争地抢救着“伤病”的古籍，默默延续着“纸寿千年”的奇迹。
部分修复后的“天禄琳琅”专藏
修旧如旧
1980年8月，朱振彬进入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北京图书馆工作。此时的北京图书馆古籍修复人才凋零，青黄不接。为此，一些有识之士就想到了已经退休在江西休养的第一代古籍修复专家、被誉为近现代古籍修复“一代国手”的张士达，想请他来馆为古籍修复培养人才。
张士达16岁来到当时在京城古籍修复最负盛名的琉璃厂肄雅堂古书店学徒，后曾在琉璃厂开设“群玉斋”书店，1956年来到北京图书馆从事古籍修复工作。“当时，许多文化名人与学者都慕名找到张先生修复古籍，鲁迅、郭沫若、冯友兰、郑振铎、李一氓都曾是张先生的座上客。”朱振彬说。
北京图书馆选了三名年轻人向张士达拜师学艺，其中就有朱振彬。“在前门大街珠市口附近的香厂路国务院第六招待所，八旬高龄的张先生安顿下来。我们三人与他同住，学习古籍修复技艺的同时，也照顾老师的起居。”从此，朱振彬开始了三年与老师张士达朝夕相伴的学习生涯。当时，版本目录学专家李致忠听闻此事十分高兴，特意在《北京晚报》上发布消息，对张士达八旬高龄仍带徒授业表示敬意和祝贺。
“一部书修得好坏，不在于是否修复如新，而要看是否古风犹在。”
老师常说的一句话，成了朱振彬40余载古籍修复生涯的“指路灯”。这一修复理念也体现在朱振彬最近写成的《古籍修复探索与实践》一书中：“每每下手修书之前，我总会仔细审度，哪些是在修复过程中不能泯去的时间与经历的痕迹，怎么修能让古籍仍保持着一种旧装的‘味道’。”这样的一种觉悟和理念，在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之一的《永乐大典》的修复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朱振彬与《永乐大典》的初遇，要追溯到1983年初。1982年底，山东掖县文化馆的一位干部，在亲戚家发现了一部古籍，认为与《永乐大典》相似，给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写了一封说明情况的信。北京图书馆闻讯十分重视，派两位古籍善本组专家专门赴掖县了解情况、鉴定处置。1983年春，这部经确认为《永乐大典》（嘉靖钞本）真字韵门制类首册（两卷）的古籍，被北京图书馆购回，送到修复组。
朱振彬描述他第一次见到的《永乐大典》的样子：“那是一本‘无头无脚’的书。”书页没有版面上部的“天头”和下部的“地脚”，所有留白的部分都被裁去。“究其原因，是因为《永乐大典》使用的是上好的白棉纸，所以留白部分可能被当地的妇女裁去做花样子、鞋样子使用了。”
当时刚刚参加工作的朱振彬还没有资格修复这种级别的古籍，他只是帮老师傅打打下手，但这次珍贵古籍修复的“初体验”还是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经反复推敲，最终修复组选用乾隆高丽纸对这两卷《永乐大典》进行修复。高丽纸是两层纸，过于厚实，需要把纸揭开才能使用。由于纸张版幅过大，揭纸需要好几个人把纸撑开，稍不留心纸面就不平整了，我当时就是那个撑纸的小徒弟。”这次帮忙让朱振彬对《永乐大典》和珍贵古籍修复有了感性的体验，为他此后参与《永乐大典》大修奠定了基础。
《永乐大典》是明永乐一朝的大部头皇家文献，曾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正本已亡佚，残存于世的是嘉靖副本。“明代原装的古籍本就不多，皇家的东西更是罕见，《永乐大典》的散佚是由于火厄及战乱，并不是被人看坏的，国家图书馆现藏的224册《永乐大典》大部分都是原装文献。传世的明代刻本中很多装帧都不是明代的，但《永乐大典》绝对没有问题。”朱振彬介绍。
近20年后，《永乐大典》大修工程于2002年启动。由于《永乐大典》的完整性，文献修复组决定在修复时保持装帧原状，不能像修复一般古籍那样，将书脊拆开，把书页分成单张修补。“如果把书拆开修复，书皮和书脊都会遭到破坏，想要复原就更困难了。”
在修复《永乐大典》时，国图的修复师创造性地发明了“掏补法”，将补纸按照书页破损形状撕好，蘸上浆糊，伸进折页中间，一点一点“掏”着修补。“本着‘最小干预’的原则，我们保留了《永乐大典》原本的样貌，虽然在平整度上稍逊，却散发着旧书独特的气味。”朱振彬说。
“伤痕也是《永乐大典》历史的一部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要从这部鸿篇巨制的曲折经历说起。
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从乾隆时期就被闲置在翰林院的部分副本《永乐大典》在这次浩劫中难逃厄运。“1900年，八国联军与义和团在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交战，恰在翰林院旁边。翰林院被糟蹋得一塌糊涂，剩余部分副本《永乐大典》有的被烧毁，有的被抢走，有的甚至直接被人扔在马厩里。”
在《永乐大典》的书页之上，常见斑驳的水渍、戳伤，甚至火烧的痕迹。而这些，都在修复过程中被如实地保留下来。
如今，当你来到国家典籍博物馆第二展厅“《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展，仔细品读那些泛黄的巨大书页，仍能看到上面的点点“伤痕”，诉说着那段伤痛而不容遗忘的历史。
朱振彬在修复“天禄琳琅”专藏
复原绝技
“在2013年8月我们启动项目之初，没有想到修复工作会遇到这么多困难。随着工程的逐步展开，才发现它的破损程度要比原先预想的严重得多。”
朱振彬所说的，正是刚刚完成的，被业界誉为“里程碑式修复”的“天禄琳琅”古籍修复项目。
“天禄琳琅”是清乾隆皇帝的藏书精华，但这套仍存世的清代皇室藏书却在历史的长河中几经浩劫、命运多舛，破损十分严重。
国图是全世界“天禄琳琅”藏有量第二大的单位，共藏279部、3500多册。其中宋、元刻本占比较大，并且保存着《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中最为珍贵的大部分古籍。
“天禄琳琅”中的许多书絮化、虫蛀、鼠啮等情况十分严重，甚至有很多书打不开，因而无法编目。直到2013年4月至6月，国图古籍馆才完成了未编“天禄琳琅”古籍的整理，并在整理中对此古籍进行了破损状况初步调查。
调查结果触目惊心：“我们将古籍的破损程度分为五个等级，其中五级最低，一级最高。而按照‘天禄琳琅’的现存情况，一级、二级是它的‘常态’，严重破损的占总量的1/10左右，300余册古籍急需抢救性修复。”朱振彬说。
“天禄琳琅”专藏除了破损严重，修复中所涉及的材料也十分繁杂，这给修复后达到“整旧如旧”效果增加了难度。朱振彬以重度破损的珍贵古籍《汉书》元大德刻本举例：仅这一种古籍使用的纸张材质就有四种：书页是普通竹纸，衬纸是混料纸，钤盖着乾隆三玺的护页是宣纸，而书衣是粉蜡笺纸。
修复师首先考虑采用材质接近的旧纸对古籍进行修补。国图的纸库中，有各种门类的旧纸“存货”。朱振彬说，国图古籍修复已有百年历史，这些旧纸一部分是百年工作积累，另一部分是有使命感的老师傅们，从过去的旧货市场中淘来的。
在修复过程中，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旧纸，修复师会使用连纹、薄厚、韧劲、强度与原古籍几乎一致的手工新纸，进行处理后当作“替补”。这时候，为了使纸张的颜色和古籍更加协调、匹配，修复师会对新纸进行调色处理。“染色使用的颜料，都是纯天然的。”在国图文献修复室摆放着一个“药师柜”，一个一个的小抽屉格子上写着名称，有板栗壳、橡子壳，有栀子、黄檗等中药，甚至还有茶叶。这些都是配纸时使用的染料。
修复中，遇到一些制作技艺已经失传的古代纸张，修复师也会通过反复摸索，力图找到最“完美”的解决方案。比如《汉书》的书衣材质——粉蜡笺纸，这种在清宫藏书中广泛使用的材质始自唐代，它巧妙地融合了吸水的“粉”和防水的“蜡”两种材料，既平滑细密、利于书写，又富有光泽、历久弥新。其制作工艺在清代达到顶峰，又在20世纪初失传。近年来，业界不断有人尝试找回失传的工艺。
8年间，修复师们查找文献记载，不断配比试验，终于仿制出了区别于新仿粉蜡笺纸，又与原书衣工艺接近、外观一致的材料。仿制的新粉蜡笺纸也成功应用在了《汉书》书衣的修复中。
如今，曾经满目疮痍的“天禄琳琅”藏书，风骨依然地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中。“这些修复后的元刻书，在标准的存藏条件下，再保存200年也没有问题。”朱振彬充满自信地说。
“天禄琳琅”专藏修复前的状态
薪火相传
历时十余年的全国古籍普查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全国2861家古籍收藏单位完成普查登记工作，270余万部古籍拥有了“身份证”。朱振彬介绍，“根据统计，全国公藏单位古籍藏有量约在3000万册，如加上民间收藏可能突破5000万册。”
卷帙浩繁的古籍善本要保存管理妥当，急需大量专业古籍修复人才的呵护。而在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之前，全国从事古籍修复的专业人士尚不足百人。“当时有业内人士戏称，修古籍的人‘比大熊猫都珍贵’。”朱振彬说。
人们常说，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句话对于古籍修复来说，也十分恰当。
修书是个慢活儿，朱振彬以自身经历举例子，“我跟着老师学徒三年，到了组里从简单的任务开始着手，没个五六年接触不到珍贵的古籍。照这个速度，老师傅都退休了，年轻人才还没成长起来。”
“原汁原味”但进展缓慢的传承方式，难解古籍修复巨大需求的燃眉之急。为此，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已经探索出培训基地、高等院校、传习所“三位一体”的创新模式。其中，传习所重在古籍修复的非遗技艺传承，充分利用奇缺的专家资源，专项培养古籍修复骨干力量。2013年至今，全国已建立32家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以开展珍贵古籍修复项目为契机和平台，让修复人才在实战中得到锻炼。
朱振彬是国家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及江苏传习所的导师。江苏传习所位于南京图书馆，是古籍藏量全国第三的收藏单位。为什么选择在这里“收徒”？朱振彬说，这和自己的老师张士达颇有一番渊源。
1957年，文献学家赵万里为编《中国版刻图录》，在全国重点图书馆搜集善本时，发现南京图书馆的“十大镇馆之宝”之一——南宋刻本《蟠室老人文集》已破损不堪。于是，赵万里与南图协商，把此书带回北京图书馆，请张士达进行修复并配置了楠木书盒。修复完成后，在第一册护叶中间写有“一九五九年一月张士达装”跋文。张士达曾回忆：“楠木盒是用原故宫造办处的楠木料做的，而跋文是赵万里先生为我写的，写好后由我自己粘贴上去。”
几年前，朱振彬的同事出差到南京图书馆，回来后跟他说，“看到了你老师修的一部书”。从那时起，朱振彬就萌生了亲眼看看这部老师修复的珍贵古籍的想法。
“过去修复古籍，是不会留下修复者痕迹的，也没有修复档案。就算是1949年开始修复的珍贵古籍《赵城金藏》，也只留下了一本简略的‘流水账’。这部《蟠室老人文集》可以说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留有修复者痕迹的古籍。”借着到江苏传习所“收徒”的机会，朱振彬圆了自己的梦。在南京图书馆，他看到了这部古籍，“真的仿佛是隔着时空，跟张先生进行了一次亲密对话，太珍贵了。”
而江苏传习所开办以来的首个任务是修复与《蟠室老人文集》并列“十大镇馆之宝”的顾炎武手稿——《天下郡国利病书》。作为导师参与其中的朱振彬说，“感觉这是延续了师父的脚步，是一段很奇妙的缘分。”
朱振彬回忆起初见这部顾炎武手稿时的情景。这是一部60册的“大部头”，大部分保存状况良好，但其中有4册破损状况十分严重，书页卷曲、糟朽得如同烟叶，令图书馆的修复人员难以下手。在朱振彬的建议下，传习所找出了一部破损程度类似，但不及这部书珍贵的手稿给学员们“预习”，提前长经验。
此后，朱振彬为《天下郡国利病书》量身定制了修复方案，带领传习所的7位修复人员按既定步骤展开局部加固。每年，他都会有几个月的时间在南图度过，针对修复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为徒弟们答疑解惑，帮他们解决难以处理的“疑难杂症”。
经过四五年的传习，《天下郡国利病书》的修复工作即将完成，而南京图书馆的古籍修复人员也在实战中获得了修复珍贵古籍的经验，可以“出师”了。
除了传习所，如今的古籍修复人才培养还包括开办培训班、与国内高校联合培养等创新模式。“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全国古籍修复的专业队伍已从2007年前的不足百人，发展到现在的超过千人。”
说到这里，即将年满60岁的朱振彬，露出欣慰的笑容。一个“纸寿千年”的梦想，即将在薪火相传中实现。在时光的长河里，古籍的生命将得以永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