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德勒兹和瓜塔里所撰卡夫卡论著的副标题为“Pour une littérature mineure”，即“为了（或朝向）一种次要文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卡夫卡的作品只是德勒兹和瓜塔里发展“次要文学”这一宽泛概念的契机，次要文学虽由卡夫卡提出并在其作品中得到示范，但它同样成为其他具有各种写作习惯和倾向的作家的共同特征。次要文学概念的核心要义在于语言的某种特殊使用，在于通过强化已然内在于语言之中的特质来对语言进行解域化。这种语言的次要使用通过陈述的集体装置来实行，并作为一种政治行动而发挥作用。次要文学的诸要素究竟如何相互关联，它们以何种方式呈现在语言自身之中，这些都是需要详加说明的问题。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卡夫卡》中详细列举了次要文学的诸要素，并在《千高原》中对这一概念进行了精心阐发，这两部著作不时以卡夫卡之外的作家为例来说明语言的次要使用。1979年，在《减法宣言》（SP）这篇论意大利剧作家卡尔梅洛·贝内的文章中，德勒兹将这一概念拓展至戏剧领域。这些文本都表明，次要文学首先乃是语言的行动，戏剧由于在某种实用语境中将台词融入姿势而成为这种行动的典范。

德勒兹

小众文学

德勒兹和瓜塔里提出次要文学理论的灵感来源于卡夫卡写于1911年12月25日的长篇日记。1911年初，卡夫卡开始参加一个来自伦堡（［Lemberg］即奥匈帝国东北部靠近俄罗斯边界的加利西亚［Galicia］省首府）的意第续语戏剧团体的演出，并与其中一位波兰犹太裔演员伊兹霍克·勒维过从甚密。从勒维对华沙犹太文学的叙述和自己对捷克文学的接触中，卡夫卡开始反思次要文学（字面义为“小文学”，“kleine Literaturen”）的活力。里奇·罗伯逊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卡夫卡在这篇厚重细密但时显晦涩的日记中撰写了“一篇纯正的文学社会学论文”。

卡夫卡首先列举了文学可能带给民族或人民的诸多益处，即便此文学并不属于某个特别庞大的群体。文学激发心灵和精神，提供公共生活中屡屡匮乏的某种统一的民族意识，并使民族在面临敌对环境时拥有自豪感。它能带来“对不满意要素的吸纳［die Bindung unzufriedener Elemente］”（Diary I, 191），并且通过文学杂志的持续活动而产生“单个人与其民族整体的持久结合”（Diary I, 192）。它使讨论“父子之间的对立［des Gegensatzes］”成为可能，并且使以“畅所欲言和值得宽宥”的方式呈现民族缺陷成为可能。在这种文化环境中，人们会发现“文学从业者开始受到尊重”，此外，“一个欣欣向荣并因此自爱自重的图书行业和对书籍的渴求勃然而兴”（Diary I, 192）。文学成为一种直接的和生机勃勃的力量，它绝非某种仅供人们作壁上观而品评鉴赏的事物，而是“一个民族的日记［Tagebuchführen einer Nation］，这种日记与历史编纂截然不同，并因此发展得更加迅速（但总是被仔细审察）”（Diary I, 191）。

在一个小民族中，并非“尽管有”（in spite of）而是“由于”（because of）文化规模的限制，次要文学才得以获得乃至强化这些“文学益处”。一般而言，次要文学中没有支配此领域的卓荦超伦之人，例如英国文学中的莎士比亚或德国文坛的歌德，这类人物的阙如产生了积极后果。没有伟大的艺术家让其他人黯然失色，并且“最大限度的真诚竞争具有真正的合理性”（Diary I, 192）。由于没有任何出类拔萃的支配性作家，参与竞争的作家得以保持其相互的独立性，并且由于没有任何独领风骚的伟大典范以供效颦，资质平庸者的写作也将难以为继。当一个小民族开始书写其文学史时，支配性作家的阙如会使不因品味而变动的稳定经典得以形成。这是因为作家们不可否认的影响“已经如此确凿无疑，乃至可以取代其作品”（Diary I,193）。甚至当读者阅读一部经典名著时，他们所遭遇的并非作品自身，而是作品在民族传统中声望与地位的光环。在主要文学中有不胜枚举的名著，其中一些随着品味的改变而被遗忘，另一些随着新生代读者体验到见弃于人的名著的感染力而再获新宠。而在次要文学中，核心作品的影响力不会被遗忘，并且“作品本身并不独立地对记忆产生影响”，这是由于它们有自己的声望。因此，“再无遗忘，亦无忆起，文学史提供了一个不可变更和值得信赖的整体，几乎不受时代品味的影响”（Diary I, 193）。不仅如此，由于纳入文学史的作品数量相对较少，小民族“能更彻底地消化现存的资料”。不仅作品会得到更充分的吸收，而且民族自豪感将确保这些作品得到坚定的支持和保护，因为对于一个小民族而言，“文学关乎人民更甚于关乎文学史，所以，即便不是得到完全保存，也至少能得到可靠保存”（Diary I, 193）。

最后，在小民族那里，文学和政治学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对此，卡夫卡的文字变得格外晦涩难解，这种关系背后的逻辑亦不全然明朗。卡夫卡写道，由于缺少“相互关联的人”，因此“相互关联的文学行动”也付之阙如，他似乎想借此表明，在小民族那里，文人们并未组成一个以文学鉴赏为主的自足而相互关联的团体。甚至当一部作品被人们冷静地考察时，它的“边界”也不是由它与其“相似物”（即其他文学作品）的关联所规定，而是由它与政治的关联所规定。事实上，政治关系“随处”可见，并且常常是“人们甚至在它存在于此之前就力图看到它”。但卡夫卡并不担心文学会就此沦为纯粹的政治宣传，因为“文学的内在独立性使它与政治的外在关联无伤大雅”（Diary I,194）。由此，小民族的文学紧紧黏附在政治标语中，但它们因此传播到全国各地［die Litteratur sich dadurch im Lande verbreitet］。卡夫卡还指出，个人与政治在次要文学中互相渗透，因为“冒犯，作为文学的本意”，是作家和读者之间论争的公开而关键的部分。“伟大文学中发生在地底并构成建筑物无关紧要的地窖的东西，于此处却发生在昭昭白日之下，在彼处仅属少数人心血来潮的问题，于此处却吸引了每个人，堪称生死攸关之事。”（Diary I, 194）

卡夫卡在日记结尾概括了“次要文学的特征列表”［Schema zur Charakteristik kleiner Litteraturen］：“1.生机勃勃：①冲突；②学派；③杂志。2.约束较少：①无法则；②小主题；③象征的建立轻松自如；④摒弃天资平庸者。3.普及性：①与政治相关；②文学史；③信仰文学，能为自身立法。”（Diary I, 195）由此，他总结道，次要文学因激烈的冲突而生机勃勃，不受大师的约束并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卡夫卡考察了小民族之所以产生这些特征的独特条件，但他的兴趣显然超出了经验观察和社会学阐释的范畴。卡夫卡描述了捷克和华沙犹太文学，但也构想了一个他希望参与其中的理想文学共同体的图景，正如在日记结尾所说：“当一个人在其全部存在中已经感受到这种有益的幸福生活时便难以再调整了。”（Diaries Ⅰ, 195）这一理想的共同体可能在小民族中培养出来，但它的实现并不必然地取决于这种佹得佹失的环境。最后，对于卡夫卡而言，次要文学应当在世界中发生作用，这也正是德勒兹和瓜塔里取用此概念的醉翁之意。他们从卡夫卡的文字中强调次要文学完全是政治性的，“关乎人民更甚于关乎文学史”；强调次要文学将个人纳入政治之中，使个体冲突成为一件公共的“生死攸关之事”，让父子之间的家庭争论也成为公共议题；还强调次要文学不是以少数卓荦超伦的大作家为中心，而是集中在投身于欣欣向荣的集体事业的众多作家身上。

解域化的语言

德勒兹和瓜塔里在描述少数文学时补充了卡夫卡未曾提及的两个特征：在少数文学中，作家以“陈述的集体装置”进行操作（K33; 18），使语言“受高度解域化的系数所感发”（K 29; 16）。他们在卡夫卡以布拉格犹太人身份用德语写作的实践中发现了语言解域化的例证。正如克劳斯·瓦根巴赫（Klaus Wagenbach）在研究早期卡夫卡时所详细论述的，世纪之交的布拉格犹太人身处一个异乎寻常的语言环境中。大部分犹太人说德语并上德语学校。像卡夫卡一样，许多犹太人的父母已经背井离乡，融入都市生活，并弃用捷克母语，转习布拉格的贵族用语。（据瓦根巴赫估计，布拉格市民中有百分之八十说捷克语，家境殷实的德裔居民占百分之五，其余则是说德语的犹太人［Wagenbach 28, 65, 181］。）卡夫卡成长于一个说德语的家庭，但不同寻常的是，他是当时犹太人中精通捷克语的人（Wagenbach 181）。由于还存在着“德语和捷克语的混合语”和Mauscheldeutsch（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犹太人语调的德语化的意第绪语），卡夫卡所处的布拉格的语言氛围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卡夫卡的父亲偶尔会使用通行的Mauscheldeutsch的表达方式，瓦根巴赫还指出，卡夫卡父亲的德语“与正确用法相距甚远”（Wagenbach 80）。

瓦根巴赫认为，布拉格德语是一种贫乏的语言，是“一种由国家扶持的仪式语言”，它只是一具“异域的身体，如纸一般干枯无色”（Wagenbach 87）。正如《波希米亚》（Bohemia）杂志编辑海因里希·特韦勒斯（Heinrich Teweles）所感慨的，“在布拉格，我们没有一个促使语言不断更新的德裔族群；我们只是因受教育而成为德国人”（引自Wagenbach 77）。这种纸面语言不仅未能在业已组建的共同体中扎根立足，而且因与捷克语的持续接触而在发音、句法和词汇方面受到影响。许多说布拉格德语的人带着浓重的捷克口音，并且其言谈中典型的不标准的短语转接常常泄露出捷克语语法结构的影响。瓦根巴赫列出了这些特征的主要表现，包括前置词（darauf denken, daran vergessen）的误用、代动词（sich spielen）的滥用，以及冠词（Wir gehen in Baumgarten,Eingang in Garten）的遗漏。普遍的词汇贫乏同样是布拉格德语的典型特征，这一情况的出现部分是因为捷克语使用者和德语使用者在交流时需要不断对用语进行简化处理，部分是由特殊的捷克语用法造成的。比如，布拉格的德语使用者经常用简单俗白的动词geben（给予）来代替动词legen、setzen、stellen和abnehmen（铺陈、摆置、放置、移除），其用法对应于捷克语中的动词dati（给予）。

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话来表述，可以说卡夫卡的布拉格德语是一种解域化的德语。由于脱离了自然凝聚的德语民族共同体，布拉格德语通过亲近捷克语而发生诸多变形，其贫乏性迫使有限的词汇兼具多重功能，每个词都承载着一种内张的和变换的多音性（polyvocality）。瓦根巴赫注意到，许多布拉格作家为了弥补这种语言“漂浮”和“词语贫乏”的状况，采取了“丰富语汇”的应对方式，亦即大量运用明喻、暗喻、梦的象征、新词、华丽辞藻、婉转语等手法。与此相反，卡夫卡则借助瓦根巴赫所描述的“一种几乎被褫夺所有本土影响的独具个性的布拉格德语”（Wagenbach 80）来应对语言的漂浮和贫乏。这是一种“精确、冷静、淡漠、质朴，逻辑结构至为缜密”（Wagenbach 76）的语言，渗透着“纯化的倾向”和“‘取其字面义的遣词’方法”（Wagenbach 86, 87）。从这种冷静、淡漠、极简风格中，德勒兹和瓜塔里发现，卡夫卡接纳了布拉格德语的贫乏，并通过苦行式的克制来强化其倾向，即有意增强业已存在于语言之中的解域化力量。

从这个方面来说，德勒兹和瓜塔里认为卡夫卡遵循了他本人于1912年1月18日在勒维剧团演出前发表的著名演讲《意第续语导论》（“Introductory Talk on the Yiddish Language”）中所阐述的语言变形说。卡夫卡视意第续语为德语的分支，它的“习语简短而急促”，是“一种奔流不息的口语”。词语“并未深深地扎根其中，它们保持着被采纳时的速度和活力。意第绪语充满了从一端到另一端的大迁移”（Dearest Father 382）。它是“突发奇想和法则的语言混合物”，它“作为整体仅由方言组成，甚至书面语亦如此”。它和德语的亲近保证了“每个德语使用者也能理解意第绪语”，尽管两种语言之间的亲密关系使得翻译变得不可能：“事实上，意第绪语无法被翻译成德语。意第绪语和德语之间的关联是如此纤细脆弱和意味深远，乃至一旦意第绪语被译回德语，这种关联就必定会被撕成碎片。”（Dearest Father 384-385）卡夫卡对他的听众说，使得现成的理解力成为可能的是，“除了你们所认知的，你们自身亦拥有主动力量并且能让你们凭直觉领悟意第续语的力量进行联合”（Dearest Father 385）。要言之，就像布拉格德语一样，意第绪语也是（只是在更大程度上是）高度解域化（hyperdeterritorialized）的德语，奔流不息，简短而急促，被大迁移横穿而过，是突发奇想和法则的混合物，是无标准语调的方言混杂体，是一个不能被认识而只能凭直觉领悟的力量场域。

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看来，卡夫卡的意第绪语与其说是一种语言，不如说是栖居在语言中的一种方式，是小族群挪用大族群语言并破坏其固定结构的一种途径。意第绪语使用者和布拉格的犹太人一样，对语言进行次要运用，对德语的标准要素进行去稳定化的毁形（destabilizing deformation），这种毁形使它启动，并向变形的力量开放。德勒兹和瓜塔里看到，这种语言的次要使用与卡夫卡对一个正常运转的文学共同体的想象和谐一致，他们认为，卡夫卡在其作为作家的写作实践中，在其对意第绪语的理解和对“小文学”（small literatures）的分析中，至关重要的贡献是将文学理解为语言实验和政治行动的结合。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文学之为次要文学既非因它是属于某个有限群体的文学（尽管文学的政治性常常鲜明地体现在“次要文学”中），亦非因它是属于少数族群的文学（尽管语言毁形的效果经常在少数族群的口语和书写中昭然可见），而是因为它是次要使用的文学，是一种对语言中固有的支配性权力结构进行“次要化”（minorization）处理的文学。现在，我们必须转向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千高原》中对语言的讨论，去看看语言实验在什么意义上具有直接的社会和政治效用。

语言和力量

对于德勒兹和瓜塔里而言，语言是行动的手段、行事的方式。正如言语行为理论家们所早已指出的，有一些特定的表达，如牧师宣布“我和你结婚”这句话，其陈述显然就构成一次行动。德勒兹和瓜塔里在这些施事表达中发现了所有语言的范例，并且认为语言学应被视为一种普通语用学或行动理论的分支。他们指出，语言的首要功能并非交流，而是施加命令——传递他们所说的mots d'ordre（“口号”“口令”，字面义即“命令词”）（MP 96; 76）。每种语言都对世界进行编码，对实体、行动和事态进行分类，确定它们的轮廓，指定它们的关系。语言介入产生的结果是现实按照某种支配性社会秩序被编排组织，并且任何地方只要出现言语行动，支配性社会秩序就被确认和强化。语言通过引发世界的“非身体转变”（MP 102; 80）来运作，言语行为借助编码改变事物、行动、事态等等，正如“现在我宣布你们结为夫妻”这个言语行为将新郎和新娘转变为丈夫和妻子。这一非身体转变以常规的行动模式和实体的组织化的布局为先决条件，并且，正是借助被社会认可的惯例、制度和物质实体的网络，语言编码才得以建立。这些复杂的网络由“装置”［agencements］组成，而装置乃是以某种方式协同运作的诸异质性行动和实体的集合。我们可以区分两大类装置，第一类为身体的非话语机器装置，“施动和受动”的机器装置，它们是“相互作用中的诸身体的融合”，第二类为话语的陈述的集体装置，“行动和所述”的集体装置，它们是“归属于身体的非身体转变”（MP112; 88）。机器装置是世界上诸实体赖以形成的诸实践和要素的各种模式，陈述的集体装置则是使得语言所述成为可能的诸行动、制度和惯例的程式。例如，当法官宣判被告“有罪”时，法典、司法机构、立法机构和执法机构的规范性及法庭行为惯例等等，所有这些协同运转并共同组成一部陈述的集体装置的东西都成为保证其判决有效性的先决条件。这种装置的实体同样通过非话语的实践而得以成形，例如法院大楼、法槌、法官长袍等等，它们是由各式各样作为机器装置而发挥作用的行动网所产生出来的。尽管两种装置相互融合，但它们的进程相互独立，陈述的集体装置发挥着表达层面的作用，机器装置发挥着内容层面的作用。然而，表达和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非如能指和所指之间那般，而是体现为行动和实体的不同模式相互干预，相互介入彼此的运转：“在表达非身体的属性并将此属性赋予身体时，我们既不是在表征，也不是在指涉，而是以某种方式介入，而这就是一次语言的行为。”（MP 110; 86）

语言学家一般都从常量和衡量的角度来分析语言，然而德勒兹和瓜塔里认为标准的、固定的语言形式只是行动的常规模式产生出的次级效用。对于德勒兹和瓜塔里而言，首要的乃是变量，它们存在于一个由众多“持续变动之线”组成的潜在维度中并由诸装置在明确具体的情形中实现出来。试举“我发誓！”（“I swear！”）这句话为例。从音位角度看，我们可能会将“发誓”发音时的变动视为对某个标准音位单位的无关紧要的偏离，德勒兹和瓜塔里却认为“发誓”的所有可能发音构成了一个声音连续体，一条持续变动之线，它拥有潜在的实存，是真实的东西但并未成为现实。每个说话者都将此连续体的一个独特份额实现出来，并且一种支配性社会秩序的调节性行动模式规定了连续体上哪些点是“正确的”发音，哪些点是“不正确的”“不标准的”“不正常的”发音。一种类似的连续体便构成“我发誓”的句法基础，这条持续变动之线包括“I do swear”“Me swear”“So do I swear”“Swear I”等等，标准和偏离再次通过行动的常规模式得到强化。最终，一条持续变动的语义之线贯穿“我发誓！”这句话。通常，一个陈述的语义内容被视为稳定的意指核心，在各种语境中呈现出各种具有细微差别的意义。但是德勒兹和瓜塔里将每个言语行为看作某个语义变量连续体的特定点的实现。儿子在父亲面前发誓，未婚妻在未婚夫前面发誓或被告在法官面前发誓，每个情形中的“我发誓”都是蕴含着不同语义内容的彼此相异的言语行为。每次语言运用都是某个潜在的“我发誓”的连续体的一次实现，按照社会秩序的支配性惯例，各种具有细微差别的意义被裁定为是正常抑或偏离、字面抑或比喻、严肃抑或怪诞。

一种语言的所有持续变动之线是“抽象机器”的组成部分，而塑造世间实体的非话语行动模式的变化轨迹则是与其互补的另一个组成部分。陈述的集体装置和非话语的机器装置将抽象机器实现出来，而抽象机器则使两种装置彼此关联。特定社会秩序的常规惯例对变量加以控制和约束，但持续变动之线依然内在于装置之中，它们使能够动摇标准和规则的非标准的实现成为可能。因此，布拉格德语的各种“谬误”和意第绪语中产生的德语变形都是持续变动之线上诸多点的实现，这些变量从根基处破坏了标准德语的规则性并由此动摇了构成语言规范性之前提条件的惯例、制度、实体和事态的所有装置。因此，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德勒兹和瓜塔里要将语言的解域化视为政治行动，这是因为语言自身就是权力结构所塑造的行动，而语言的次要使用，例如布拉格犹太人对德语的次要使用，必然会挑战权力关系，因为它抵抗标准用法的约束性控制并使非标准变量在语言之中运作。

[本文摘选自《德勒兹论文学》（[美]罗纳德·博格 著，石绘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2022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