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 要：《白鹿原》的轰动问世，标志着陈忠实小说创作的巅峰状态，也预示着他重构寻根神话的精神危机。小说超越了启蒙、革命的书写模式，借助白鹿原、家族历史、乡绅文化和“白鹿精灵”的民间神话，真实还原了乡绅的崩溃这一“民族秘史”。在农村基层长期摸爬滚打的陈忠实，以其对于民间故事、秦腔故事的熟稔化用，匠心独运地将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永镇白鹿塔、重悟死生交这四个兄弟较量的连环故事，有机构成《白鹿原》的情节主线，实现了中国文学世情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在寻根小说的文学现场和精神氛围中，陈忠实精神返乡却又无家可归：消失的“白鹿”，既是心灵痛感的自然流露，也是此后创作乏力的深层原因。对此，研究者理应重视。

关键词：《白鹿原》；乡绅叙事；世情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寻根悖论

长篇小说《白鹿原》，最初是在《当代》杂志1992年第6期、1993年第1期连载，1993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997年斩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小说自面世起，就受到各界广泛关注，至今仍是学界精英热议的经典文本。对于已故的陈忠实而言，这部代表作足以用来“垫棺作枕”［1］；但对于评论家来说，各自的意义阐释可谓对垒交锋。赞誉者认定小说“通过家族史来展现民族灵魂史”［2］，其“人性救赎意味和济世意味，要远远大于历史反思意味”［3］，“不论在作者个人的创作上或是在当前长篇小说创作上，都认为是一个峰巅。甚至带有突起的奇迹性”［4］。反对者则直陈小说仅有“史诗框架”［5］，艺术上还“粗糙和笨拙”［6］，是“一部杜撰历史与发泄情欲的‘拼凑故事’”［7］。无论毁誉褒贬，评论家的争论焦点，其实都在小说扉页引用的巴尔扎克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8］——所引发的民族秘史如何呈现以及创作意图如何评价的理论命题。究竟有多少人完全读懂了《白鹿原》故事？又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了陈忠实的精神痛苦？这既是笔者个人重读《白鹿原》时反复遭遇的思维困惑，又是作家作品研究中必须直面的重要话题。

一 乡绅的崩溃：民族秘史的真实还原

《白鹿原》的故事本身并不复杂，只不过是由于评论家们各取所需的主观阐释，才使其变得扑朔迷离。小说叙事的时间跨度从满清末期直到新中国成立，其间穿插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军阀混战、日寇入侵、解放战争等诸多历史大事件，颇有“超越现实的时空界限”和“包含历史”［9］的理想抱负。但我们需要把握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辨证关系，这是因为，文学与历史本来就是相对独立的概念范畴。文学书写历史，并不一定要求完全忠实于历史［10］，只有自觉区分艺术审美与历史认知的严格界限，才有可能客观认识小说呈现的“民族秘史”。

《白鹿原》一共34章，约50万字。小说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完全有悖于常规叙事的表述形式：“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白嘉轩之所以“娶过七房女人”，与他六娶六丧直接相关；而他之所以六次丧妻后仍要再娶，与传宗接代的宗法观念有关，更是白家世袭罔替的族长身份使然。在白鹿原，“乡绅无疑是乡村政治的中心”［11］。“实实在在的”“正正经经的庄稼人”白嘉轩是白鹿两姓的族长，坐拥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无形资本等稀缺资源，是白鹿原上当之无愧的乡绅。诚如陈忠实本人所言，“白嘉轩就是白鹿原。一个人撑着一道原。白鹿原就是白嘉轩。一道原具像为一个人”［12］。

白嘉轩与大姐夫朱先生过从甚密［13］。如果说秉承“耕读传家”祖训的白嘉轩是显在的乡村精英的话，那么奉行“学为好人”原则的朱先生则是隐形的精神领袖。众所周知，“在帝国的统治下，行政机构的管理还没有渗透到乡村一级，而宗族特有的势力却维持着乡村的安宁和秩序”［14］。这种长期延续的“宗法一体化结构”，能长久保持中国社会“巨大的稳定性”［15］。作为宗法专制社会的自然村落，白鹿原几乎没有政府体制的权力意志体现，户籍、税赋、治安、教化等一应事务全由乡绅打理。在《白鹿原》的故事叙事中，也曾出现过滋水县令古德茂，可除了书赠“仁义白鹿村”这五个大字外，就消失于读者的审美视线之外；而白嘉轩却在防范白狼侵袭的自卫活动中“确切地验证了自己在白鹿村作为族长的权威和号召力，从此更加自信”。

乡绅白嘉轩并未由民望之首蜕变成为“平民之公敌”［16］。在朱先生的提议下，他勉力推行《乡约》。“白鹿村的祠堂里每到晚上就传出庄稼汉们粗浑的背读《乡约》的声音。从此偷鸡摸狗摘桃掐瓜之类的事顿然绝迹，摸牌九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等等赌博营生全踢了摊子，打架斗殴扯街骂巷的争斗事件再不发生，白鹿村人一个个都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说话的声音都柔和纤细了。”县府征收“印章税”，他排除了犯上作乱、不忠不孝的舆情风险后，通过鸡毛传帖，策动“交农”（上交农器耕具）以反对苛政，迫使县府收回成命。这是乡民的胜利，更是乡绅的胜利。他随后发现《乡约》的约束力下降，着手治赌、禁烟，仍旧卓有成效。白嘉轩在白鹿原上修宗祠、祭先祖、续族谱、办学堂、立乡约、正民风、抗灾荒、恤孤寡、解纠纷。在自家，他亲事农活，与“自尊自信的长工”鹿三同吃同住，对其子黑娃视同己出；对孝文、孝武言传身教，“两个孩子都是神态端庄，对一切人都彬彬有礼，不苟言笑，绝无放荡不羁的举止言语，明显地有别于一般乡村青年自由随便的样子”。但这种圆满和谐的理想状态终究会不可避免地烟消云散，这是一种必然。

白嘉轩身受的第一重冲击来自黑娃。黑娃受其资助，进学堂上学，却深感“活受罪”。他嫌“嘉轩叔的腰……挺的太硬太直”，却崇拜鹿子霖长子鹿兆鹏。他外出闯荡，不足一年带回了“罕见的漂亮女人”田小娥。白嘉轩出面干涉，决计效仿老族长广被传诵的“义举善行”，主动承诺也为黑娃“连订带娶”、劝其另娶他人；黑娃却领着田小娥在村头破窑安了家。在白嘉轩干预下，黑娃“入不得祠堂拜不得祖宗，也见不得父老乡亲的面”。受鹿兆鹏派遣，黑娃于西安“农讲所”受训后在白鹿原上发起“风搅雪”。白嘉轩重修被黑娃等农民运动份子砸碎了的“仁义白鹿村”碑和刻有乡约全文的石碑，此时已是众说纷纭。朱先生赞曰“这才是治本之策”，学堂徐先生却质疑“人心还能补缀浑全么？”，鹿子霖则不屑一顾：“世事都成了啥样子了，还念这些老古董！”黑娃投身国民革命军，军事暴动失败之后，成了土匪的“二拇指”。留守白鹿原的妇女主任田小娥为了自保，向鹿子霖求情，被其趁机占有。白嘉轩惩治了田小娥，黑娃遂指使手下人，让其“挺直如椽的腰杆儿佝偻下去”。

白嘉轩身受的第二重冲击来自孝文。族长继位人白孝文被田小娥勾引上，于白嘉轩而言，“打击几乎是摧毁性的”。他在祠堂惩治了这个浪子，施刑前重温乡约族规。孝文不思悔改，为了吸食鸦片一再卖地卖房，终成乞丐。经鹿子霖提议、田福贤举荐，孝文加盟保安大队。后来，黑娃率部接受招安，成为保安团炮营营长；又成为朱先生的关门 弟子，实现了回乡祭祖心愿，应验了白嘉轩的话，“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到祠堂里头的”。孝文早已变得冷血无情，小说反复用一句话来描述他偶遇鹿兆鹏时的心理状态——“碍着大姑父的面子我不好出手”——就是明证。他，也曾返乡祭祖，但其真实想法是“谁走不出这原谁一辈子都没出息”。西安解放后， 在鹿兆鹏策动下，先前与中共地下党多次接触并暗中相助的黑娃，率先起义投诚，成了人民政府副县长；抢功表功的孝文却成了县长。

白嘉轩身受的第三重也是最致命的冲击来自“耕读传家”的生活方式走向末世穷途。就在他以《乡约》治理地方时，白鹿原上成立“白鹿仓第一保障所”，“能人”鹿子霖一跃成为县府任命的“乡约”。白鹿原上的权力格局从此发生变化，但“学为好人”的人生信条仍驱使他继续履行乡绅职责，却又常常事与愿违。比如，“白腿乌鸦”征粮，鹿兆鹏、黑娃、韩裁缝联手放火烧粮。白嘉轩被传讯，他自认是“面子上的侮辱”；而恐怖气氛的消除，“田总乡约和他属下的九个乡约宽厚仁德的形象也随之明朗起来”。农民运动失败之后，卷土重来的田福贤，对“风搅雪”骨干分子反攻倒算，白嘉轩除了下跪求情、外加感叹一句“白鹿村的戏楼这下变成烙锅盔的鏊子了”外，也是无能为力。田福贤以对一般分子既往不咎的假象，“完全征服了白鹿原，街论巷议都是宽厚恩德的感叹”。再比如，白嘉轩扶持次子、“挺直的腰板和他爸腰折以前一样笔挺”的孝武成为族长继位人。在祠堂惩戒孝文时，孝武领诵《乡约》，立场坚定地主张“按族规办”，后又提出增修族谱，白嘉轩大为赞赏。在鹿子霖看来：“白嘉轩这人一天尽爱弄这些事，而今把儿子也教会了，过来过去就是在祠堂里弄事！”田福贤也不无讥讽地说：“一族之长嘛，除了祠堂还能弄啥呢？他知道祠堂墙外头的世事吗？这人！”

真正对白嘉轩产生质变影响的是保甲制度的重新建立。1935年11月22日，国民党确定推行地方自治［17］，企图以制度的合法性取代文化传统的合理性，以有效强化对乡村社会的真正控制。小说对此有明确反映。保甲制度实质性施行，白鹿仓改为白鹿联保所，总乡约改为联保主任；保障所改为保公所，乡约改为保长。鹿子霖的乡村新式权威身份得以建构。总甲长白孝武已无力管事，白嘉轩业已丧失乡绅的权力基础，只好以“诸位好自为之”的善意规劝从此关闭了祠堂的大门。《乡约》失效、祠堂缺位、乡绅崩溃，白鹿原自治性宗法社会形态随之解体。

陈忠实选择20世纪上半期制度变迁与乡绅阶层的互动关系为切口，再现了白嘉轩这一“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中国的脊梁”［18］式人物无可奈何地黯然谢幕的全过程。传统乡绅的最终退出，真正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历史终结。在官方正史和民间野史之外，陈忠实真实还原了曾被遗忘的“民族秘史”。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

二 兄弟的较量：世情传统的自觉承传

陈忠实借助白鹿原、家族历史、乡绅文化和“白鹿精灵”的民间神话，真实还原了乡绅的崩溃这一“民族秘史”。《白鹿原》的中国故事内核已经确定，故事如何讲述这个问题显然无法回避。纵览白嘉轩与白鹿原上种种人物的矛盾冲突，我们惊奇地发现，根源大多都汇聚在白嘉轩与鹿子霖的人际关系上；更具体地说，小说始终围绕着兄弟的较量来展开故事情节。这既彰显了《白鹿原》的叙事策略，又隐现着《白鹿原》的创作资源。

巧取风水地，是白嘉轩与鹿子霖的第一次直接接触，白家由此人财两旺。李家寡妇卖地事件，标志着白嘉轩与鹿子霖的第一次正面交锋。朱先生调停，白、鹿言和。鹿子霖发觉从前合力翻修祠堂、兴建学堂“结果却只是增加了族长白嘉轩的功德”，决意独立行事，出任乡约。坐堂问诊的乡间名医冷先生，将其长女许配给了鹿子霖长子，又欲将次女嫁与白嘉轩长子，白嘉轩的心态颇为微妙，借故让次子应承下了这门亲事。冷先生洞察到“‘交农’事件之后白鹿两家不好愈合的裂痕”，着意修复两人之间的关系：“我看白鹿村缺不了嘉轩弟，也缺不了子霖弟。你俩人捏合好一好百好。”然而，乡绅白嘉轩与乡约鹿子霖这对兄弟的生死较量才刚刚开始，一时还完不了。“风搅雪”后，总乡约田福贤出人意料地并未撤换鹿子霖，因为“只有他可以对付白嘉轩”。

恶施美人计，是鹿子霖对白嘉轩的主动进攻。他一手策划“戏台下到砖瓦窑的风流”，借不明真相的冷先生之口，去刺激白嘉轩。白嘉轩眼见为实，一头栽倒。他适时出现，“站在倒地的白嘉轩身旁久久不语，像欣赏被自己射中落地的一只猎物”。小说走笔至此，还专门插入一段鹿子霖的心理活动描写：“就是要叫你转不开身躲不开脸，一丁点掩瞒的余地都不留。看你下来怎么办？我非把你逼上‘辕门’不结。”白嘉轩在祠堂体罚孝文；鹿子霖领头跪谏直到行刑结束，“获得了许多人的钦敬，也把这件花案的制造者隐蔽得更严密了”。孝文一再卖地，鹿子霖照单全收；孝文媳妇饿死，孝文卖房，鹿子霖第一时间安排拆房，白嘉轩以准备盖房应对。鹿子霖还将孝文“这个破落子弟推到上流社会的人们面前展览一番”，此举毫无疑问是针对白嘉轩。兄弟的较量在这一环节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集中展现。

随着故事情节的不断推衍，白嘉轩与鹿子霖的兄弟较量必将持续进行。永镇白鹿塔，又是一个典型案例。大旱过后瘟疫流行，白嘉轩用桃木辟邪（此前旱灾引发饥荒，他就自残式祈雨，尽管赢得了乡民的感念，却并不灵验，巫术的威力实在有限），鹿子霖则用石灰杀菌（被冷先生不无偏见地讥评为“说洋话办洋事出洋党”）。白鹿原人认定这场瘟疫是田小娥在兴风作浪，一致要求为其重殓厚葬、修庙塑身。鹿子霖的风月丑闻得以遮蔽，他不失时机地将沸腾的民怨引向“孤家寡人”白嘉轩。在朱先生建言下，白嘉轩造了一座塔身刻有白鹿的六棱砖塔，以“祛鬼镇邪”。严冬来临，瘟疫自行结束。值得注意的是，田小娥前期并非荡妇淫娃，她为了身心自在而勇敢前行；后期则完成了从受虐者到施虐者的巨大转变。她的存在意义，一方面蕴藉着陈忠实对礼教与人性、天理与人欲辩证关系的理性思考，另一方面更是为兄弟较量的故事情节穿针引线，这才是其形象意义的本质所在。

白嘉轩与鹿子霖的兄弟较量故事完结篇便是重悟死生交。鹿子霖就任保长不久即被捕收监，这对白嘉轩来说，本是“笑傲鹿子霖身败名裂的最好时机”，而他却以“在一尊香炉里烧香哩”为由出手搭救。小说行文至此也专门插入一段白嘉轩的心理活动描写：“他几乎立即可以想见鹿子霖在狱中得悉他搭救自己时该会是怎样一种心态，难道鹿子霖还会继续得意于自己在孝文身上的杰作吗？对心术不正的人难道还有比这更厉害的心理征服办法吗？让所有人都看看，真正的人是怎样为人处世，怎样待人律己的。”家财散失大半方得出狱的鹿子霖，看透世事，“再没有争强好胜的意思了”，转而看重人丁兴旺，“有几十个干娃”。他不再悉心打理抓丁派捐之类行政事务，成了“真正的钦差大臣本原上的无冕王”“活得顶滋润”“天天像过年”。在运动中，黑娃与岳维山、田福贤被执行死刑。鹿子霖瞄见主席台上的县长白孝文，感叹“鹿家还是弄不过白家！”枪响时，他大小便失禁，人也疯了。就在同一时刻，白嘉轩“气血蒙目”。究其病灶，一半是孝文对黑娃的兄弟相煎，另一半又何尝不是联想到了自己与鹿子霖的兄弟较量呢？小说还特意借冷先生之口，冷静地讲述了因兄弟相残引发老母气血蒙目的另一罕见病例：南原桑枝村一老寡妇“守寡半世，把两个儿子拉扯成人，兄弟俩分家时，为财产打得头破血流，断胳膊坏腿，老寡妇气得栽倒在地气血蒙眼。”康复后的白嘉轩，就巧取风水地的不堪往事当面向鹿子霖真诚忏悔，得到的回应却是“给你吃，你吃吧，咱俩好！”一切为时已晚，没过多久，鹿子霖就很不体面地凄然谢世。

陈忠实匠心独运地将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永镇白鹿塔、重悟死生交四个有关兄弟较量的连环故事有机构成了《白鹿原》的情节主线，巧取风水地是白嘉轩与鹿子霖宿怨之肇始，恶施美人计、永镇白鹿塔是兄弟斗法，重悟死生交是前缘之难续，充分地体现出作家的良苦用心。为了能使兄弟较量故事深入展开，在农村基层长期摸爬滚打的陈忠实，以其对民间故事、秦腔故事的熟稔化用，实现了中国文学世情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在中国，大量涉及兄弟纠葛的民间故事广泛流传。按照民间文学史家刘守华先生的分类界说，主要包括“长鼻子”和“狗耕田”两种类型。“长鼻子”故事的核心母题是“处于困境”的主人公，“意外进入神秘世界获得某种宝物的帮助，从而转变命运”；而“狗耕田”故事的核心母题便是“狗创造奇迹使主人公交好运”［19］。返观《白鹿原》，几乎完全就是按照民间故事的叙事模式来建构自己的框架情节。整出故事的开篇，六娶六丧的白嘉轩报父丧途中，在鹿子霖的慢坡地里偶然发现白鹿精灵，他巧取风水地，凭着白鹿的庇佑，时来运转；到了小说的结尾，白嘉轩还在感慨“儿子孝文的县长，也许正是这块风水宝地荫育的结果”。陈忠实对民间故事叙事模式的借鉴与沿袭并不是单一的，而是融合了多种故事模式的重塑与再造。

白嘉轩与鹿子霖，虽非一母同胞的嫡亲兄弟，但同根同源，依照中国人的宗族观念来说，属于有着血缘亲情的自家兄弟。两人如同“长鼻子”和“狗耕田”中的兄弟俩，角色设定都是一正一邪、一善一恶、一忠一奸，演绎了一出兄弟较量的人生悲喜剧。在《白鹿原》中，“祖德”是一个高频出现的关键语词。白嘉轩是豪放侠义、勤于农耕的“陕西愣娃”的典型代表，自他上溯五代，文举人白修身就确立了“立家立身的纲纪”，“一个铜子一个麻钱攒钱”；鹿家自鹿子霖上溯五代，“勺勺客”鹿马勺“凭卖尻子一夜就发财了”，因而期盼子孙后代无论通过何种途径都要出人头地。冥冥之中，后续各种“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20］，皆是因果报应，颇有明清世情小说的传统因素。

在年轻一代中，孝文与黑娃也有一场兄弟较量的重要戏份。孝文从族长继位人蜕变为投机分子，黑娃则历经游民、土匪、国军、儒家信徒多重身份的转换而“学为好人”，两人在县保安团重新产生交集。与孝文尤其不同的是，满身“怪”“力”气息的“白狼”——黑娃，作为江湖儿女，他言行奇异、身手不凡，与民众口头传诵的“秃尾巴”故事的主人公——断尾龙子的形象特质很是神似：闯荡江湖又眷恋故土。有学者指出：“人与动植物形体的结合的中国怪异儿形象具有浓厚的民俗文化根基，是民俗文化中牵动广大民众心灵的‘生命原型’的艺术化。”［21］就是这样一位发誓要把田福贤“压到铡刀底下”的铁血硬汉，被孝文以革命的名义处以极刑。此种悲壮，不可谓不震撼人心！

“性”与“女人”特别是田小娥的故事，是《白鹿原》的又一重要看点，同时也是学界精英长期以来争鸣不断的核心议题。年过花甲的郭老汉纳田小娥为妾，却只是将之视作延年益寿的养生工具。田小娥不甘空房孤苦，勾引黑娃以满足自己生理和心理欲求。两人携手回到白鹿原，不为族人所接受，虽然寒窑成婚、清贫苦度，却也无怨无悔。假若田小娥这一形象的存在目的，仅仅是传达“作为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女人，按人的生存、生命的本质去追求她所应该获得的”［22］这一创作意图，那么，她的戏份就可以到此为止了。陈忠实却并未这样做，而是让其在黑娃为避追捕、远走他乡甚至成了土匪的“二拇指”后，还孤身留在白鹿原上以致自我放纵。这样一来，为“节妇烈女”不平而鸣，成了难以调和的逻辑悖论，女性解放的思想主题也绝非题中应有之义。

田小娥的故事分为生前和身后两大版块。她原是他人妾，却和黑娃为爱私奔；白嘉轩视其为不“洁”之妇，极力阻挠黑娃认祖归宗。两人只好寒窑相栖。黑娃逃匿后，田小娥被鹿子霖利用，造成白孝文的堕落，严重伤害了白嘉轩，鹿三为义主亲手了结了她的性命。田小娥在白鹿原上兴妖作怪，后被永镇白鹿塔。我们不妨对照着看看风行三秦大地的一些经典秦腔故事。《白蛇传》，演述白素贞与许仙结为夫妻，金山寺禅师法海因蛇精惑人而多次干预，最终将白素贞压在雷峰塔下。白嘉轩对田小娥的外在压抑与之何其相似。《五典坡》，有一细节为王宝钏与薛平贵寒窑成亲。薛平贵为建功立业，选择远行；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年。略有不同的是，田小娥很快由被侮辱和被损害者转变为害人者。《游西湖》，演述南宋奸相贾似道携姬妾游西湖，侍妾李慧娘与裴瑞卿船头互诉衷肠，贾窥其情，回府立杀慧娘；又差人杀裴生，慧娘救之，大闹半仙堂。慧娘在第八场“鬼怨”唱道：“怨气腾腾三千丈，屈死的冤魂怒满腔”，“仰面我把苍天望，为何人间苦断肠？”而田小娥以魂附鹿三之身的特殊方式，发出“鬼怨”：“我到白鹿村惹了谁了？我没偷掏旁人一朵棉花，没偷扯旁人一把麦秸柴禾，我没骂过一个长辈人，也没揉戳过一个娃娃，白鹿村为啥容不得我住下？”《伐子都》，演述大将公孙子都与颍考叔争帅结怨。阵前，子都暗箭射杀颍考叔，冒功受赏。宴间，颍考叔魂附子都之体，道出实情。子都自白后，火焚而死。令人拍案惊奇的是，田小娥借鹿三之口，泄露了亲翁杀媳的事实真相；鹿三也整天精神恍惚，无疾而终。其他诸如阴魂索命、蝴蝶双飞之类，分别能从《上天台》《双蝶记》等秦腔传统本戏中找到故事原型。

如前所述，田小娥这一艺术形象主要是为兄弟较量的故事情节服务，只不过陈忠实以其无法忘却的审美记忆，对各路秦腔常演的《白蛇传》《五典坡》《游西湖》与《伐子都》等传统本戏大胆移植，才为读者和评论家们制造了种种认知障碍。

三 白鹿的消失：生存焦虑的隐喻表达

阅读《白鹿原》，“白鹿”的悲剧性象征意义不容忽视。学界精英大多对此有所注意，但不是情绪化的评判就是印象式的点评，以至于少有创见。小说第二章即言及“白鹿”神话。纵览全书，以“君子慎独”为“修身之基本”的朱先生，是关中理学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白鹿精灵的人格化身。在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朱先生孤胆退兵、禁绝烟土、赈济灾民、投笔从戎、编纂县志，以其不可复制的人生经历践行了传统儒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处世观。颇多研究者将朱先生简单归结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未免有些片面。在他身上，当然有儒家文化的底色，但也兼容墨家“非攻”理想和道家“虚静”情怀。如只身却敌，有墨子止楚攻宋之古意；如闭门修志，有老庄物我两忘之境界。陈忠实有意在“白鹿”和朱先生之间建立无法割舍的血缘联系：朱先生谢世时，“前院里腾起一只白鹿，掠上房檐飘过屋脊便在原坡上消失了”。朱先生长逝与“白鹿”消失，具有时间上的同构性。之所以特别强调“白鹿”与朱先生的共存关系，真实目的不在于总结过去，而是展望未来。乡绅的精神导师死去了，只剩下饱经人世沧桑的乡绅白嘉轩在仰天长叹：“白鹿原最好的一个先生谢世了……世上再也出不了这样好的先生了！”“世上肯定再也出不了这样的先生罗！”故无论是“白鹿”还是“乡绅”，都将成为无法忘却的乡村挽歌，这就是《白鹿原》的美学意义与艺术价值。

白灵和鹿兆鹏、鹿兆海这些“财主的儿女们”，是白鹿原上的年轻一代，也无一不被陈忠实寄寓了“白鹿”的神秘特质。白灵本在祠堂的学堂上学，后以死相逼，得以进城去教会女校就读。在处于青春叛逆期的白灵看来，学校教员“像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经过多年训育的高年级女生也就修炼成这份习性和德行”。种种“一律”，摧折个性。这位“女洋学生”，从“上帝”联想到“白鹿”，对个性解放的粗浅理解就是挣脱一切束缚，追求不受任何约束的绝对自由。她和鹿兆海自由恋爱、私定终身，又和鹿兆鹏假戏真做、变身红色恋人，从革命外围的热血青年悲壮地成为“革命烈士”。我还注意到几处细节：白灵入党那天说，“我想共产主义就是那只白鹿？”鹿兆鹏则回应道，“那可真是一只令人神往的白鹿！”而在牺牲当晚，白嘉轩、白赵氏不约而同地都梦见了白灵和白鹿，朱白氏也梦到了白鹿入地……“白鹿”和白灵呈现出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视觉效果。白嘉轩表面上不能宽恕女儿的出走，“全当她死了”，内心却一直期盼这个“忤逆的东西”归来；可白灵出师未捷身先死，再也不会回来。这既是陈忠实对个性解放的再度体认，又是对“父亲”和“家”的自觉反思。

鹿兆鹏是破败鹿家的不肖子孙。首先，父子关系冷漠疏远。当年鹿子霖的三巴掌，才让他勉强地走完完婚、圆房、祭祖的婚娶流程。其次，夫妻关系形同虚设。婚后，他经常彻夜不归，对媳妇不管不顾；媳妇因守活寡而产生幻觉，引发翁媳情欲纠葛，家庭秩序彻底崩坏。再次，他抛家舍业、四海为家，历经农民运动、渭北暴动、红军突围这三次失败，依然志向不改、信念不衰。小说写到他带兵撤退途经白鹿原时，刻意地穿插了一句有关白鹿的文字描述：“那一瞬间，一只雪样儿的白鹿在暮云合垂的原顶上纵跃跳蹦了一下消失了。”在长年流离失所的革命生涯中，面对故乡“抑制不住兴奋”，才会在刹那之间完成了对于中国传统家文化的重新认识。然而，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后，他却不知所踪。与鹿兆鹏相互参照的是，鹿兆海是朱先生眼中的“白鹿精魂”。他深知“家”是“国”的根本，情定白灵，希望与之组建革命家庭。尽管两人身份完成互换、政见出现分歧，尽管白灵已经委身鹿兆鹏，他依然发誓为了她永生不娶。升任团长的鹿兆海阵亡，被亲自守灵的朱先生视作“白鹿原上顶好的一个子孙”。陈忠实通过“白鹿”而非血缘，将鹿兆鹏鹿兆海紧密联结在一起，这种从“国破”思考“家亡”的思维方式，构成了对于家庭伦理的重新理解。

昔人已随白鹿去，此地空余白鹿原。有一种广被接受的论断是，陈忠实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深刻眷恋，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无稽之谈。笔者始终认为，“消失”的“白鹿”，作为一种涵义复杂的情感符号，并非文化恋母情结的自然流露，而是作家生存焦虑的隐喻表达。陈忠实在多个场合都曾坦承，《白鹿原》的写作就是一次“文化心理结构”的书写。何谓“文化心理结构”？陈忠实语焉不详。学者李建军做了详尽的考证，认定陈忠实意指的是李泽厚先生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理论。在评论者看来，所谓民族“文化—心理结构”，通俗地说，就是“国民性”、“民族性”和“民族心灵”。陈忠实则在此基础上，将“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无师自通地置换成为“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据称，陈忠实对“文化—心理结构”理论的具体接受时间有着清晰的记忆：“比较清楚地记得是在一九八五年，我在报纸和刊物的阅读中，觅获到一个关于小说创作的新鲜理论，叫作‘文化心理结构’。我竟然一下子被这个学说折服了。”［23］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如果要从本质上去理解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就不能忽视1985年这一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时间节点，这是陈忠实小说创作的重要转折点。如果我们具备文学史眼光，从“寻根小说”兴起及其转型角度出发，就能真切地体会到陈忠实精神返乡却又无家可归的心灵痛感。

20世纪80年代中期，商品经济与主体意识的迅猛崛起，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和心理状态。重新认识现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与生存困境，已经成为一种历史必然性因素。1984年底，一批青年作家和青年评论家在杭州召开题为“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的对话会。与会的青年作家，希望与青年评论家一道，“换一个活法（即改变陈旧的生活方式），换一个想法（即改变僵化的思想方式），换一个写法（即改变套化的表现程式）”［24］。1985年，参与过对话会的青年作家，陆续发表“寻根”文学宣言。韩少功试图以“现代观念的热能”去“重铸和镀亮”中国的“民族的自我”［25］；郑万隆认定“我的根是东方。东方有东方的文化”，当代作家理应“开凿自己脚下的‘文化岩层’”［26］；阿城宣称“中国文化须与世界文化封闭到一起，才是我们所要求的先进水平”［27］；李杭育则主张将“西方现代文明的茁壮新芽”嫁接在“我们的古老、健康、深植于沃土的活根上”［28］。作家言论的集束发布，使得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寻根思潮风起云涌。

寻根作家的小说创作，主要呈现两个路向，一是批判、一是回归。韩少功是“寻根文学”的主将，他的《爸爸爸》（《人民文学》1985年第6期），尝试去挖掘并再造文化传统的“根”，却又万般无奈地发现“根”早已衰败。小说满含对于精神病态和文化失根的沉重思考。后起的莫言，其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用人性的写真取代政治的写意，以“酒色财气”颠覆“英雄崇拜”，在余占鳌等人身上发掘民族血性精魂的野性生命活力。“杂种高粱”是野生“纯种的红高粱”的“不肖子孙”，莫言对现代中国人原始生命力的萎缩和异化，表现出了强烈的忧患意识。

与韩少功、莫言等的批判路向不同，阿城、王安忆等属于回归路向。阿城的《棋王》（《上海文学》1984年第7期）常被视作寻根小说的先声，但阿城显然更看重世俗经验。“棋呆子”王一生，真正懂得“为棋是养性，生会坏性”的人生道理。他不顾自己生之多艰，痴迷棋道，和地区象棋大赛冠军——一位已是垂暮之年的“世家后人”巅峰对决，最终言和。一直旁观的“我”才明白：“不做俗人，哪儿会知道这般乐趣？”阿城用“异人”王一生的传奇故事，召唤了一种有灵魂、有温度的古典生活方式。时隔多年，阿城在一次访谈中表示，“‘寻根’是韩少功的贡献。我只是对知识构成和文化结构有兴趣”，“我的文化构成让我知道根是什么，我不要寻”，“我知道这个根已经断了”［29］。这或可刷新我们对于《棋王》的重新认识。王安忆的《小鲍庄》（《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讲述了一则原罪和救赎的民族寓言。治水不力的鲍家先祖，为了赎罪，挈妇将雏，在“最洼的地点安家落户”，是“祖祖辈辈，不敬富，不畏势，就是敬重个仁义”的小鲍庄的前传。一场百年难遇的洪水不期而至，打小就“仁义”的捞渣被追认成“少年英雄”，小鲍庄人因之摆脱了各自的生存困境。小说以“仁义”始，又以“仁义”终，寻找并发现了中华民族的仁义传统。

寻根文学另一代表性作家贾平凹，先是回归、继而批判，对民族性保持着矛盾心态。乡下人进城的他，以“我是农民”自居，将古朴商州视作精神家园。他撰写《商州初录》（《钟山》1983年第5期），醉心于商州的风土人情，意外地成为寻根小说的先行者。此后，贾平凹又以《古堡》（《十月》1986年第1期）完成了对商州大地上商鞅后代的“国民性批判”。主人公张老大，致富不忘众乡亲，号召大家共同挖矿。乡民因之挣上了钱，干劲十足。白麝突然出现，乡民大为恐慌，都说张老大“触怒了神鬼”。在前任生产队长牛磨子的挑唆之下，乡民捣毁矿洞。张老大运交华盖，接连遭遇了丧子、被骗、车祸、监禁，而乡民却争相撕扯法院布告上的大红印鉴来辟邪。还是专讲商鞅故事的年迈道长看得最通透：“行事过人的人，本来是被世俗所非难，思虑独到的人，必被一般人所讥毁的。”小说将张老大的悲惨结局与先人商鞅构成了互文关系，两者都在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中走向了毁灭。这是贾平凹对民族文化心理深层结构的一次深入剖析。

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启蒙的时代语境中，寻根作家为了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重新审视文化传统，“从对于社会政治的关注转向对于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发现”［30］，终因各自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不尽相同而难以为继，被“新写实”小说和“先锋小说”迅速淹没。进入90年代，韩少功、贾平凹、莫言等寻根作家，在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汲取叙事资源，继续朝着小说文体与民族文化纵深掘进，以再铸和重表中国经验。

寻根小说的文学现场和精神氛围，对于陈忠实而言，意义重大。他20世纪70年代就已从事小说创作，早年习作基本都带有特殊历史时期的鲜明烙印。即便《信任》荣获1979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在小说界也颇缺乏影响力。“寻根文学”兴起之时，他自称“很有兴趣地阅读”，坦言“没有写过一篇这个新流派的小说”［31］。但他在1985年写就的中篇小说《蓝袍先生》（《文学家》1986年第2期），值得我们特别重视。徐慎行出身“读耕传家”的私塾先生世家，十八岁时，蓝袍加身，坐馆执教；在父亲苦心孤诣的言传身教下，得其“慎行慎言”的真传。当他改穿“列宁服”、视“慎独”为“咒符”时，却又遭受长达20余年的人生苦难。历尽劫波后，他恢复到“善处独身，不问人过”的初始状态，依旧“孤独和寂寞”。小说以“文化—心理结构”理论为创作指导，从文化深入到心理，标志着陈忠实“开始转移到人的心理和人的命运的思考”［32］的重大转变。这种文化挽歌，又何尝不是寻根小说的另类文本呢？

《蓝袍先生》极大地激发了陈忠实“关于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思考”［33］，《白鹿原》就是这种思考厚积薄发的必然产物。然而，“一个作家不可避免地要表现他的生活经验和他对生活的总的观念；可是要说他完全而详尽地表现整个生活，甚至某一特定时代的整个生活，那就显然是不真实的。”［34］陈忠实以其文学与人生的双重体验，倾力打造的白嘉轩这一乡绅形象，与沈从文等自由主义作家笔下的乐善好施的乡绅形象（如《边城》中的船总顺顺）有些接近，但不同的是，白嘉轩在制度变迁中最终走向没落。回望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流变，乡绅形象除了这一维度外，还有另外两种类型。在鲁迅先生开创的启蒙叙事中，乡绅多是假道学式的知识精英（如《祝福》中的鲁四老爷）；在蒋光慈开创的革命叙事中，乡绅多是为富不仁的土豪劣绅（如《咆哮了的土地》中的李敬斋）。即便如此，陈忠实仍在现代中国文学乡绅叙事史上，留下白嘉轩浓墨重彩的一笔。与此同时，似乎亦应实事求是地承认，《白鹿原》的轰动问世，既标志着陈忠实小说创作的巅峰状态，也预示着他文化寻根的精神危机。陈忠实并不避讳主动揭示这种困境：“《白鹿原》完成以后，我对小说写作的情绪调整不到最佳状态，也就是说，我好像对小说失去了某种激情。”［35］作家前后的写作状态为何出现如此大的转变？

这是因为，《白鹿原》的写作，是陈忠实呕心沥血重建现代人文理想的一次实践。他试图重构被中国人遗忘了的、尘封多年的乡绅文化传统，但乡绅的秘史与线性的时间，是一组难以协调的悖论关系。随着时间流逝，乡绅已经走入历史深处，这是陈忠实早已明白的客观事实。用小说再造的乡绅，也将会因为没有现实的土壤而失却传统的精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忠实只能将白嘉轩逼入绝境。文化寻根的理想破灭，对他的精神打击是无比巨大的，精神家园再也无处安放。故此后的小说创作，自由想象的艺术空间日渐逼仄，几乎是乏善足陈，终归无法超越其巅峰之作——《白鹿原》。

注释

[1] 陈忠实：《兴趣与体验——〈白鹿原〉获奖感言》，《当代》1995年第1期。

[2] 雷达：《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

[3] 洪治纲：《民族精魂的现代思考——重读〈白鹿原〉》，《南方文坛》2007年第2期。

[4] 朱寨：《评〈白鹿原〉》，《文艺争鸣》1994年第3期。

[5] 朱伟：《〈白鹿原〉：史诗的空洞》，《文艺争鸣》1993年第6期。

[6] 孙绍振：《什么是艺术的文化价值——关于〈白鹿原〉的个案考察》，《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9年第3期。

[7] 宋剑华：《〈白鹿原〉：一部值得重新论证的文学“经典”》，《中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

[8] 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本文所引小说原文均出自这一版本，不再重复注明。

[9] 保罗·麦钱特：《史诗》，王星译，第94页，昆仑出版社1993年版。

[10] 《白鹿原》存在不少史实纰漏。比如，第27章交待白灵在西安领导学生运动，受到“军统”搜捕；第29章交待白灵1935年含冤被活埋。由此可知，白灵在西安活动时当不晚于1935年，而“军统”1938年才成立。又比如，第27章交待鹿兆海是西北军军官，第29章交待他所在部队为17师。根据史料记载，17师隶属于38军，为陕西地方部队，并非西北军（参见李宝明：《国民革命军陆军沿革史》第239、95、580页，中华书局2018年版）。

[11] 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第8页，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2] [32] 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第138页，第5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3] 白嘉轩不喜和二姐夫皮匠交游，这是士农工商的传统思维使然。白嘉轩对鹿子霖亦有天然的排斥感，深层原因即鹿家先祖鹿马勺是“勺勺客”（厨子）。

[14] 威廉·J.古德：《家庭》，魏章玲译，第16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

[15] 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第219页，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16] 《绅士为平民之公敌》，《河南》第4期（影印本），第88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

[17]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卷），第326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

[18] 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6卷），第12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19][21] 刘守华主编：《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第536、543页，第460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0]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18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2] 陈忠实：《〈白鹿原〉创作散谈》，《扬子江评论》2007年第3期。

[23] 李建军：《让一块石头燃烧起来——论陈忠实对“文化心理结构”概念的利用及误解》，《南方文坛》2017年第5期。

[24] 周介人：《青年作家与青年评论家对话 共同探讨文学新课题》，《西湖》1985年第2期。

[25] 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26] 郑万隆：《我的根》，《上海文学》1985年第5期。

[27] 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文艺报》1985年7月6日。

[28] 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作家》1985年第9期。

[29] 查建英主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第3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30] 邝新年：《“寻根文学”的指向》，《文艺研究》2005年第6期。

[31] 陈忠实：《借助巨人的肩膀——翻译小说阅读记忆》，《长江文艺》2005年第1期。

[33] 陈忠实：《〈白鹿原〉创作漫谈》，《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4期。

[34]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第101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35] 远村、陈忠实：《〈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后答问录》，《延安文学》199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