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六月八日的群众集会首先介绍了一些情况并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老朋友阿列克谢·普列谢耶夫朗诵了他写的一首题为《纪念普希金》的诗。接着，轮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演说，他走上讲台“劫持了普希金纪念活动”。尽管有许多关于这一事件——它不仅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生中的，而且成为十九世纪后期俄国文化生活中的一个划时代事件——的记述报道，但是，没有人像他本人在他取得惊人胜利的当天晚上所写的那样直接把我们带到事件发生的中心现场。“不，阿尼娅，不，”他写道，“你根本无法设想也想象不到它所产生的效果！我在彼得堡取得的成功算得了什么！什么都不算，与这一次相比等于零。当我出场时，大厅里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使我无法开口说话。我挥手示意，请求允许我开始演说——但不起作用：人们欣喜若狂，热情奔放（全都是因为《卡拉马佐夫兄弟》）。我终于开始演说了：每到演说稿的一页讲完，我就被雷鸣般的掌声打断，有时甚至每讲一句都被打断。我声音洪亮，充满激情。”

普希金的诗，俄罗斯的精神

我们从格列布·乌斯宾斯基那里获得了一个旁观者的视角。他在集会开始时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像藏起来一样“安静地”坐在讲台后面，“随手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

轮到他出场时，他安静地走上讲台，不到五分钟，参加集会的所有人的感情、思想和心灵无一例外地全都被他控制了。他用朴素的语言对他们讲话，完全像是在与熟人交谈，既不高谈阔论讲大道理，也不昂首挺胸慷慨陈词。他简单明确地把他对普希金的看法告诉大家，没有一点题外话，也不做任何不必要的修饰：普希金就是一个表达了大家——此时此刻在这个大厅里听他讲话的人们——的追求、期待和希望的人。可以这么说，他认为完全有可能把普希金带到这个大厅里来，用普希金的话向聚集在这里的人们说明与他们现在的焦虑、现在的痛苦有关的事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还没有人这样做过，这也是他的演说特别成功的主要原因。

陀思妥耶夫斯基怎么能够完成这一惊人的壮举？如同屠格涅夫借鉴的是他早在六十年代发表的两次关于普希金的演讲，陀思妥耶夫斯基凭借的同样是自己一生对普希金的观察，这种观察从一开始就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一直延续到《作家日记》。我们可以在他以前的作品中发现他对普希金的所有主要看法，有关学术研究也以严谨的态度提到了这些看法。《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为演说所做的注释详尽地记述了这方面的情况，更重要的是，运用其卓越的批评方法，他把这些看法结合统一成一个整体，热情赞扬普希金富有诗意地预言了历史要求俄罗斯为人类完成的光荣使命——他以前从未这样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通常不是根据作者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个性或是可能曾经引起他/她注意的那些具体的历史和社会文化问题阐释文学作品，他总是着眼于一些更大的问题。于是，他的文学批评成为尼采所说的那种具有“不朽”风格的历史写作的范例，通过这种风格的写作，作品的主题成为某个更加重大的主题——无论是心理主题还是抽象的道德主题或宗教主题——的象征性表达方式。这一次，他使普希金成为他自己的俄罗斯救世主情怀及其“人民”至高无上的观念的象征，此时此刻，这种情怀和观念与绝大多数听众的情绪完全合拍，而在过去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他首先引用了果戈理一八三五年所说的一句话：“普希金是一个异乎寻常的现象，他也许独一无二地表现了俄罗斯精神。”通过引用这句话，他一上来就否定了屠格涅夫关于冷嘲热讽的果戈理取代了普希金的艺术地位的说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普希金不仅是“异乎寻常的现象”，最重要的是他的“预言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意图阐明的正是这种预言的本质。

不幸的流浪者与扎根于大地的人

他把普希金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但是，他强调，无法划出明确的时间界线，因为，作为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有机整体，普希金的作品不可能被分割成几个完全独立的部分。

他以普希金的早期作品《茨冈》为例，在这首长诗中，一个名叫阿列科的俄罗斯贵族为了与他的茨冈情人生活在一起，离开文明社会加入了她的流浪部落。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这一情节已经象征了俄罗斯人的基本困境，这种困境产生了一种新的人物类型。“在阿列科身上，普希金已经找到并且出色地再现了那个在他的祖国四处漂泊的不幸的流浪者，那个具有历史特征的苦难的俄罗斯人，由于这种历史的必然，在我们这个有教养的社会脱离了民众之后，他出现在我们当中。这是一个被完美地创造出来的真实人物，这是一种早已在我们俄罗斯的大地上深深扎根的人物类型。”

然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简略地回顾了这种人物类型的历史根源，他们出现在“彼得大帝的改革刚刚进入第二个世纪”的时候；正是在这个时候，受过教育的俄国人成为“与民众和民众的力量［完全］分离”的社会阶层。当然，绝大多数俄罗斯人并没有这种超然于民众之外的意识倾向，但是，“它只要在‘极少数精英’身上出现就够了……因为他们足以使其余的绝大多数人失去内心的安宁”。阿列科正在寻找一些东西，但他其实并不知道在寻找什么。后来的几代俄罗斯人没有回归本原，反而去向欧洲“固定不变的历史进程和精心建立的公民社会秩序”寻求这一失落的真理。然而，这种追寻是自欺欺人，因为“流浪者”必须“首先在自己心中”找到真理；但是，当他在自己的祖国成了一个他乡异客时，他怎么可能明白这种必要性： 他“只是一棵随风起伏的小草，狂风可以折断它的茎叶甚至把它连根拔起。他也能够感觉到这种处境而且为此痛苦万分”。听到这些话之后，人们不由得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苦役营时使他本人痛苦万分的那种疏离感：他发现自己在农民囚犯中就是这样一个“他乡异客”，他们之所以无情地敌视他以及像他一样的那些人，只是因为他们是受过教育的上层社会成员。“只要有机会，”他写信对哥哥说，“他们［农民囚犯］就会把我们生吞活剥。”

如果说《茨冈》“已经强烈地暗示了……这种解决办法”，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它在《叶夫根尼·奥涅金》中被更清楚地表达出来。这首叙事长诗的主人公又是一个“在祖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痛苦地漫游的流浪者”，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个他乡异客。“他真的热爱自己的祖国，但是，他对祖国没有信心”，他还“悲伤地嘲笑”那些对祖国信心十足的人。“只是由于忧郁”，奥涅金就杀死了连斯基，而他的忧郁“可能是他追求某种普世的理想所导致”。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奥涅金与塔季扬娜进行了对比，他认为塔季扬娜是俄罗斯理想的化身，因此，他对诗人没有用她的名字作为这首长诗的标题表示遗憾；毕竟，她才是作品主要人物中的正面形象。“人们甚至可能会说，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也许除了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中的丽莎这个人物之外，这么美丽的俄罗斯女性的正面形象几乎没有再出现过。”对屠格涅夫的这一赞扬出人意料，屠格涅夫对此非常感谢；他就坐在舞台上，因此大家都可以看见，听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赞扬后，他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方向送了个飞吻。

在将奥涅金与塔季扬娜进行对比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塔季扬娜当作一个“坚定地立足于故土的人”，认为她是俄罗斯民间价值观念的化身（尽管她像奥涅金一样不是“人民”的一员）。奥涅金在这部诗体小说的开头拒绝接受她的爱被演绎成他蔑视在祖国的土地上发现的宝藏的一个例证。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承认“他对她彬彬有礼……但是，奥涅金看不起别人的态度使他在外省的穷乡僻壤第一次遇见塔季扬娜时完全忽视了这个纯朴、天真的姑娘，而她在他面前非常羞怯，一副谦卑恭顺的形象”。他欣赏不了她优良的道德品质，因为“他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人，他是一个焦躁不安的空想家，而且一辈子都是这样”。无疑是对屠格涅夫求助于雨果和梅里美的回应，陀思妥耶夫斯基嘲讽地想象，假如恰尔德·哈洛尔德“甚至拜伦勋爵本人”从英国过来指出“她的羞涩和谦卑很有魅力——哎呀，奥涅金立即就会愕然失色，因为在这些备受人间苦难折磨的人身上，经常表现出精神上的奴性！”奥涅金并不了解塔季扬娜，不过，塔季扬娜去他的住处拜访了他——描写这一场景的诗节非常著名（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它们无比优美和深刻”），在翻阅查看了他从国外带回来的书籍和饰物后，她终于意识到他本质上的内心空虚：“他难道不是一件拙劣的仿制品吗？”

直到后来，在塔季扬娜“嫁给一位受人尊敬的年迈将军——她不可能爱他，因为她爱奥涅金”——之后，当奥涅金再次遇见成为彼得堡社交界女王的塔季扬娜时，他突然被她的魅力征服了。可是，尽管他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她却断然拒绝了他：“但我已经嫁给另一个人/我将一辈子忠于他。”陀思妥耶夫斯基赞扬这一决定使塔季扬娜变得“神圣”；在这里，她是作为“俄罗斯女人”和俄罗斯道德观念的象征特意讲的这番话——至少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这样理解的。另外，所有听众都知道，他在这里也是对别林斯基的一段著名评论提出异议。在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乔治·桑的影响下，这位批评家拒绝承认塔季扬娜的行为具有任何高尚的道德意义。她在母亲的恳求下同意“嫁人”而不是出于自主的选择；因此，别林斯基认为她忠于一桩并非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是不道德的，根本就不值得称赞。正是在最近发表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的那一卷里，受别林斯基的影响，科利亚·克拉索特金鹦鹉学舌似地复述了这种贬低塔季扬娜的评论，以炫耀自己少年老成知识丰富。

《卡拉马佐夫兄弟》手稿

然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塔季扬娜对婚姻的忠诚是因为俄罗斯民间价值观念的精髓在她心中根深蒂固。他对下面这些说法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塔季扬娜拒绝奥涅金是因为“她是一个上流社会的贵妇”（别林斯基曾经暗示过这种说法，皮萨列夫则更直接地提出了这种说法），或是因为她缺乏“南方女人或法国女郎”（有人在回忆录中认为这是影射与屠格涅夫长期保持关系的波丽娜·加西亚维亚尔多）的勇气。“不，俄罗斯女人会勇敢地追随他信任的人，她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大家都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述的他在西伯利亚遇见的那些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塔季扬娜做出决定的真正原因完全不同：她拒绝逃避她以前的决定给她带来的道德责任。她知道，抛弃丈夫“将会使他蒙受耻辱，这将意味着他的死亡。一个人能够从另一个人的不幸中找到幸福吗”？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伊万·卡拉马佐夫的口气提出了问题：“如果以他人——即使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但他不公正地受到无情的折磨——的痛苦为基础”，能否建立幸福的“大厦”？在演说的原稿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这个问题之后紧接着扼要地谈到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中拉斯蒂涅与比安雄的对话。我们应当记得，拉斯蒂涅问他的朋友，如果可以确保他钟爱的人在法国幸福地生活，他会同意杀死一个老朽的大清国官员吗？这个问题表明，作为一个“纯朴的俄罗斯人”，除了牺牲自己之外，塔季扬娜不可能做出其他决定，她不会通过毁灭无辜的丈夫建立自己的幸福。让陀思妥耶夫斯基震惊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对用符合道德规范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居然提出质疑”。

进一步分析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后，他认为，即使塔季扬娜是自由的，她依然会拒绝奥涅金，不愿把自己的生活与他的生活联系起来。她能够察觉他的特性是徒有其表，知道他是被她的社会地位所迷惑；他的迷恋并不证明他更深入地了解了她心中的价值观念，知道她还是“以前那个谦卑的塔季扬娜”。他爱的是“他的幻想；实际上，他本人就是一个幻想”。但是，另一方面，“她的心灵仍然有一些坚如磐石、无法动摇的东西可以依靠。那就是她对童年的回忆，她对偏远外省故乡的回忆，在那里，她开始了自己谦卑、纯朴的生活；那就是‘庇护着她可怜乳母的坟墓的十字架和树荫’”。所有这些回忆“象征着她与故乡，与故乡的父老乡亲以及他们神圣的价值观念的联系”。奥涅金完全没有这种依靠：“他的脚下没有可以扎根的土壤，这是一棵随风起伏的小草”，即使对他“无限同情”也不允许她“让他……产生幸福的幻觉，因为她非常清楚地知道，第二天他就会嘲笑这种虚幻的幸福”。在这一点上，奥涅金具有《少年》中的韦尔西洛夫的某些特征，显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根据自己对奥涅金这种类型的“流浪者”的进一步发掘进行推断。

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普希金用《叶夫根尼·奥涅金》证明自己是“一位伟大的民族作家”，他“认定我们上层社会最核心的本质是脱离民众高高在上”，他还“发现了俄罗斯流浪者这种类型的人物，即使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们仍在继续流浪”。但是，在描绘俄罗斯社会的这些负面形象的同时，普希金也“向我们展示了他在俄罗斯民众中发现的一系列美好的正面典型”。除了塔季扬娜的例子之外，陀思妥耶夫斯基举出“编修历史的俄罗斯修士”以及后来的童话《母熊的故事》和一首农民的饮酒歌。另一些来自与民众不同的社会阶层的作家的作品表明他们“希望把民众提高到他们的水平从而使民众获得幸福”，与这些作家的作品不同，在普希金的作品中，有些东西“确实表现出他与民众血肉相连，达到感同身受的程度”。因此，普希金的作品使俄罗斯人“对俄罗斯的民族特征有了信心，使我们现在自觉地对我国民众的力量产生了希望，因而也使我们对我们未来在欧洲这个民族大家庭里独立承担的使命充满了信心”。

成为一个俄罗斯人，就是成为所有人的兄弟

演说的最后一部分专门论述普希金创作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的诗人脱颖而出，成为一种前所未有的近乎奇迹的现象”，他所呈现的普遍意义甚至超过欧洲文学最伟大的创作者——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和席勒。普希金在这一阶段开始创作“反映其他民族的诗意形象并且体现他们的天才”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意味深长地简要描述了普希金的一系列此类诗歌的特征，但是，与完全是敷衍了事地赞扬普希金的作品的屠格涅夫不同，他赋予它们十分重要的意义。他认为赞扬这些作品不仅是向普希金的多才多艺致敬，而且是以实例展示“他与我们的民众共有的这种成为我们民族特征的主要才能，最重要的是，正是这一点标志着他是一位民族诗人”。在世界文坛上，没有别的诗人或作家具有这种以同等水平再现其他民族文化的精神并且与之产生共鸣的能力，因为只有俄罗斯人具有这种普遍的同理心。

“我们只能在普希金身上发现这种能力，因此，我再说一遍，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前所未有的，在我看来，他是预言家。”他之所以是“预言家”，那是因为他的作品的这种特点——“他能把他的精神注入到其他民族的精神中”——恰恰表明俄罗斯民族未来肩负着伟大的使命。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普希金的这种能力与彼得大帝的改革——彼得大帝统治时期开始接受“欧洲的服装、习俗、发明和欧洲的科学”——相提并论。对欧洲文化的这种吸收最初可能只是出于“实用”的目的（这是通常的解释），但是，“彼得大帝无疑受到某种潜在的本能的影响，这种本能导致他为了在未来实现肯定比单纯的实用主义更宏伟的目标而奋斗”。这些也被俄罗斯民众接受的目标无非是实现俄罗斯未来注定要实现的“各民族之间兄弟般的大团结”。在这里，普希金的预言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救世主情怀得到新的力量和共鸣，这种联系完美地回应了激动不安地有所期待的听众，他们需要看到某种令人振奋的前景。陀思妥耶夫斯基宣称，俄罗斯的使命是实现“包括所有伟大的雅利安种族的全体人民的大联合”。（这是他第一次使用“雅利安”这个词，暴露了当时的反犹文学对他的影响，他也因此受到许多人的批评指责。）接着，他断言，“我们的斯拉夫主义和西方化”只是一种严重的误解，因为，“成为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俄罗斯人，（请记住，归根结底）可能就是成为所有人的兄弟，如果您喜欢的话，也可以说具有了人类的共性”。陀思妥耶夫斯基随后重申了他的看法：俄国的外交政策即使在过去也是更有利于欧洲而不是俄国自己，这“不只是我国政治家的无能造成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承认，“我的话听起来可能显得狂妄、夸张和荒唐”，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说法。这时他采取了最巧妙的策略，把普希金和俄罗斯与俄罗斯人宗教情感的非神化本质联系起来，与对蒙受苦难和羞辱的基督的崇敬联系起来。毕竟，断言俄罗斯肩负着伟大的使命似乎只是自命不凡；的确，像俄罗斯这么“一片贫瘠、荒蛮的土地”怎么可能肩负如此崇高的历史使命？“难道我们是向人类发表新的见解的神选之人？”但是，他提醒听众，他并不是在断言俄罗斯“经济繁荣……武力强盛或科学辉煌”。他吟诵阐释了丘特切夫优美的诗句：“‘我们的土地可能是贫瘠的，但是，基督本人打扮成奴隶走过这片贫瘠的土地并为［它］祝福！’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接受他最后的教诲？他自己不也是降生在一个牲口的食槽里吗？”演说在这里达到高潮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降低音调再次把普希金当作他断言的这些事情的证据。“即使我的想法是一种幻想，”他承认，“那么，至少在普希金身上有一些东西可以成为这种幻想的依据。”不过，普希金年纪轻轻就死于一场决斗，“因此，他肯定把一些重大的秘密带进了坟墓”——陀思妥耶夫斯基想必确信，他的演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揭开了这些秘密。

“您破解了普希金的秘密”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说对听众产生了完全不可抗拒的影响，它引起的群情激奋堪比宗教奋兴布道会上信徒典型的歇斯底里大爆发。与这一时期有关的回忆录充满对这场演说的描述，我们可以先看看Д.Н.柳比莫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编辑的儿子，当时他还是个年轻学生——所描述的演说结束时的情景。“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激动人心的低沉语调讲完了最后几句话，他低下头，在死一般的寂静中急匆匆地离开讲台。集会大厅里鸦雀无声，似乎还在等待什么。突然，从后排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尖叫，‘您破解了它［普希金的秘密］！’几个女人齐声高喊。整个大厅沸腾起来。你可以听见人们在吼叫，‘您破解了它！您破解了它！’一阵阵暴风雨般的掌声，吵嚷声，跺脚声，女人刺耳的尖叫声。我想，莫斯科贵族俱乐部的墙壁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再发出这种令人欣喜若狂的回声。”

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安娜描述了他惊人的成功，无与伦比地传达了现场当时洋溢的激情：

我讲的关于塔季扬娜的一切被听众热情地接受了。（这是我们的思想对二十五年的误读所取得的重大胜利。）然而，当我最后讲到各民族的大团结时，集会大厅仿佛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状态。我讲完以后——我不想告诉你人们因为狂喜而吼叫，而呐喊，听众中素不相识的人流泪，哭泣，互相拥抱，他们向对方发誓要做更好的人，今后不要相互仇恨而要相互关爱。人们已经不顾会场的秩序；大家涌向讲台来见我，贵妇人，女学生，国务秘书，大学生——他们都来拥抱我，亲吻我。我们协会［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在讲台上的所有成员也都拥抱亲吻了我。他们全部——真的是全部——高兴地流下了眼泪。谢幕持续了半个小时；人们挥舞着手帕；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情，两位我不认识的老人走过来对我说：“我们已经相互为敌二十年，彼此早就不说话了，但是，我们刚刚拥抱了对方并且已经言归于好。是您使我们和好了，您是我们的圣人，您是我们的先知！”“先知，先知，”人群中有人高喊。

我在演说中夸了屠格涅夫一句，他也冲过来含着眼泪拥抱我。安年科夫跑过来跟我握手并且亲吻我的肩膀。“您是天才，您比天才还天才！”他们两人都对我说。阿克萨科夫（伊万）跑上讲台向听众宣布，我的演说不仅是一次演说，而且是一个历史事件！乌云曾经遮住了地平线，如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说好像升起的太阳，驱散了乌云，照亮了一切。人们从此将团结友爱，不会再有任何困惑。“是的，是的！”人们齐声高喊，再次拥抱，再次流泪。集会结束了。我奔向侧廊试图逃走，但是，人们蜂拥而来，主要是女士。她们亲吻我的手，弄得我不知如何是好。大学生们也跑进来，其中一个泪流满面抽搐着跌倒在我面前的地板上，失去了知觉。这是一次彻底的完胜！

除了两个宿敌的和解之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封信中所描述的其他所有细节都可以从一些独立的信息来源得到证实。在那些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人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个跌倒在他脚下的年轻人，而Е.П.列特科娃苏丹诺娃也提到，她的一位女性朋友在演说结束时失去了知觉。至于安年科夫，除了拥抱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外，他还抓住尼古拉·斯特拉霍夫的衣服激动地说：“这是天才发表文学评论的范例。一下子就说明了问题！”

集会在整整一小时后才又开始继续进行。尽管阿克萨科夫一再拒绝，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其他人还是一起说服了他接着演说。不过，他并没有宣读事先准备的演说稿，而是即兴发表了一些评论，特别集中地表达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说的赞同，一位像他一样的斯拉夫派代表以及最重要的西方派人物屠格涅夫都对他表明了这种赞同。从今以后，所有误解将被一扫而光，俄罗斯文化史上的一个和谐的新时代即将来临。这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筋疲力尽，想要离开，但被众人强行留下”。

在他的演说结束后一小时，一群高等女校的学生弄来了一个月桂大花环，她们涌上讲台（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有一百多人）给他戴上这个花环以隆重地表示对他的敬意。

这些活动并没有结束这个夜晚，接着，就像在纪念活动的开幕式上一样，人们在普希金的半身塑像前又举行了一次公众“颂圣”仪式。所有作家敬献的花圈再次被摆放在塑像下边，这一次，为普希金的半身塑像戴上花环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不是屠格涅夫；屠格涅夫把他敬献的花圈放在塑像的脚下。这种安排很可能是一开始就做好的，以使两位最著名的作家交替扮演这种角色；但是，现在这似乎变成了一种体现大量观众感受的象征性场景——陀思妥耶夫斯基取得了胜利，也就是说，继承普希金衣钵的是他而不是屠格涅夫。他终于可以返回旅馆得到他迫切需要的休息，然而，因为过于兴奋和愉快，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告诉我们：“他在深夜再次去瞻仰普希金纪念碑。那天晚上天气暖和，但是大街上几乎空无一人。来到受难广场，他把上午演说之后听众献给他的一个巨大的月桂花环吃力地举起来放在他的‘伟大导师’的纪念碑脚下，然后向纪念碑深深地鞠躬。”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的巅峰，1871-1881》，【美】约瑟夫·弗兰克/著 戴大洪、刘佳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2022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