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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梁晓声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人世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一经播出便引起巨大反响，剧中北方某省会城市光字片平民区周家三代人的故事，感动了荧幕前的无数观众。当然，这部电视剧的成功离不开对原著小说诸多优点的吸收和发扬。小说《人世间》真实再现了“五十年中国百姓生活史”，堪称一部现实主义的“平民史诗”。

梁晓声身上有一个鲜明的标签，那就是“知青作家”。从《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到《知青》《返城年代》，他塑造了李晓燕、王志刚、曹铁强、裴晓芸、徐淑芳、王小嵩、赵天亮、林超然、何凝之等众多感人的知青形象，他们是理想主义的一代人，是热情奉献的一代人，这些光辉的知青形象也都通过电视荧屏走进了千家万户。小说《人世间》分为三部，共115万字，其中，上部也对周秉义、郝冬梅、周蓉等人物的知青生活进行了细致的描写。虽然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并不是作为知青的哥哥周秉义和姐姐周蓉，而是留守在城里的弟弟周秉昆，但《人世间》中的知青周秉义、郝冬梅同样具有勤劳无私的品格，为开拓北大荒奉献过自己的青春。

在很多当代文学作品中，知青这个群体都是被命运捉弄的一代人，他们响应号召从城市来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山沟里、田间地头消磨了青春，即使多年以后重新返城，有些人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还上了大学，但他们的爱情、婚姻乃至整个人生，都已被那个时代改写。在王安忆笔下，“知识青年大都是颓唐的，而且故意地强化着他们的颓唐，表示着对命运的不满……女生略微好些，比较要面子，不肯落拓相，可那神情却是苦闷的。”（王安忆《喜宴》）。韩少功《日夜书》中的知青小安子勤劳、能吃苦，但“下乡后的第一哭就是被茅坑吓坏了。”叶辛的《蹉跎岁月》里，“出身不好”的知青柯碧舟插队时受到集体户的冷眼、大队主任的迫害，情感受挫而黯然神伤、悲观绝望。老鬼《血色黄昏》里的林鹄，伴随着孤独、屈辱和人性的逐渐丧失，在草原消耗了8年的岁月，离开时只带走了心碎与悔恨。在方含、食指和芒克的诗里，知青们“眼泪洒在了路上”“青春消逝在路上”（方含《在路上》），他们只能在“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中“相信未来”（食指《相信未来》），或者想要“一口咬断/那套在它脖子上的/那牵在太阳手中的绳索”（芒克《阳光中的向日葵》）。

但在梁晓声的小说里，知青生活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景象，他们没有哀叹命运的不公，没有批判时代的荒谬，而是积极投身到劳动中去，用理想和汗水铸就青春的丰碑。在《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里，指导员李晓燕和她的战友王志刚、梁姗姗三位知青，为了战胜“鬼沼”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今夜有暴风雪》中，自卑而又倔强的上海知青裴晓芸好不容易争取到第一次站岗的机会，在零下24摄氏度的暴风雪中她没有退缩，最后壮烈牺牲；《雪城》中的徐淑芳返城后的生活尽管饱经磨难，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最终还是靠北大荒磨炼出来的执着、坚韧、刚强的品格，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北大荒异常艰苦的劳动生活也锻炼了《知青》中的赵天亮、周萍、齐勇、孙曼玲等青年的意志，他们以坚强不屈的奋斗精神谱写了知青一代的热血青春……

这两种迥然不同的知青形象，究竟哪一种更为真实？其实，知青本来就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群体：一是插队知青，一是兵团知青，他们所经历的生活是完全不同的。

所谓插队知青，就是城里的知识青年被分散到农村去插队，跟当地的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文革”时期的农村封闭落后，生活异常艰辛，大多数城里来的年轻人并不熟悉农活，会被农民视为娇生惯养。而对于插队知青来说，他们失去了城里优渥的生活，失去了年轻人本该进入大学继续深造的机会，或进入工厂与同龄人一起工作的机会，来到农村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有时连饭都吃不饱，产生了较大的心理落差，不容易融入到农民生活中去。插队知青是一个极为分散的群体，一个村寨通常只能安排一两位知青，他们在农村很少有文化程度相当的同龄人诉说自己内心的苦闷。尤其是那些“出身不好”的知青，更易受冷落与歧视。然而他们却无力改变现状，到了婚育的年龄，很多知青选择跟当地农民的子女结婚生子，等到若干年后返城时才发现，原来命运跟他们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王安忆、韩少功、叶辛笔下的知青，其原型大多是这些到农村插队的知青。

而梁晓声笔下的知青主要是兵团知青。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在边疆地区建设了若干军垦农场，承担着屯垦戍边的职能，这些军垦农场实行一种准军事化管理，叫作生产建设兵团。在北大荒屯垦开荒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就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等等。1960年代末“上山下乡”运动中，有不少知青就被安排到这些军垦农场，他们跟插队知青的处境完全不同。第一，这些兵团知青虽然来自全国各地，但大多文化水平相当，有共同语言，能够互相协作；第二，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准军事化管理，知青们在兵团感受到的是一种军队的氛围，更容易激发他们的理想主义情怀和热情奉献的精神；第三，兵团知青除非犯了错误受到处罚，否则绝不会有挨饿之虞，他们还有较高的工资，每年都能攒下一两百元钱补贴家用；第四，兵团的集体生活也使他们更容易找到心灵相契的生活伴侣和精神伴侣。虽然各地生产建设兵团的环境不尽相同，例如老鬼笔下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主人公所处的政治环境就要比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严酷得多，当然这种差别既可能是来自不同的现实环境，也可能是来自人物的特殊遭际，但北大荒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们，可以说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精神上，都要比绝大部分插队知青优渥许多。

1968年梁晓声高中毕业后，曾经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过7年知青，他非常熟悉兵团的知青生活，因此笔下的知青也多是兵团知青，塑造的是理想主义的、充满激情和奉献精神的知青形象。如果不了解兵团知青与插队知青的差别，或将两类知青混为一谈，就容易产生梁晓声“美化苦难”的印象。但只要我们对两类知青之间的差别有所了解，就会明白梁晓声笔下的知青生活，完全是一种真实的兵团知青的生活，尽管兵团知青的生活中也会有苦难和牺牲，也会有自私和卑劣的人物，但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仍是一种主流。

梁晓声的笔下也并非没有写过插队知青，在《知青》里，去陕北农村插队的赵曙光、冯晓兰、武红兵等知青就是另一种情形，“穷。严重缺水。知青也和农民一样，挣工分。一年到头挣不了多少工分。”插队知青每天辛勤劳作却得不到相应的报酬，在繁重、机械的劳动中消磨着青春。在《人世间》里，周秉昆的哥哥周秉义被调到兵团机关，只需坐在办公室处理文件，每月就能拿32元工资；姐姐周蓉则为了爱情去贵州农村插队。后来父亲周志刚也随着建设“大三线”的队伍来到贵州，他听食堂的大师傅说：“咱们食堂后边那大垃圾桶，哪天不被附近村里的孩子们翻个底朝上啊！如果翻到了新鲜骨头，你看他们那样儿，简直就如同发现了宝贝。拿起石头就砸，砸碎了就吸。可那是生的呀，有的骨头也没骨髓啊……”可见当地农村生活的艰苦，这种艰苦跟北大荒劳动的艰苦不同，这种艰苦是生活的底色，而北大荒劳动的艰苦则可以说是生活的诸多色彩之一。周志刚去看女儿周蓉，小说中描写他第一眼看见女儿的情形：“上身穿件蓝色的帆布工作服，挽着袖子，应该印有工区番号的左上方却绣了只漂亮的蝴蝶；下穿一条洗得发白了的黄色单裤——全中国城乡男女起码有一半人穿那种黄色裤子，其中不少人裤子洗得白了薄了缝上了若干补丁，也还是舍不得扔。那年轻女子的裤腿也缝了两大块补丁，脚上穿的是一双新草鞋。”在《人世间》中，周蓉还是非常幸运的，她凭借父亲“大三线”老工人的身份得到了较为妥善的安置，在条件较好的金坝村当老师，所居住的山洞在当地也算是条件很好的地方，每月有18元工资。但即便如此，她的知青生活也远远不能跟哥哥秉义相比。

梁晓声在《知青》中还多次拿兵团知青跟插队知青相比较：“你们不是那些插队知青！他们一插队，不想当农民那也是农民了！你们叫兵团战士！是战士就得有点战士的样子！”在得知陕北的插队知青只能挣到少得可怜的工分时，兵团知青张靖严感叹道：“和插队知青比起来，我们兵团知青幸运啊！每月三十二元的工资，尤其我们这个团，再加上每月九元多的寒带补贴，将近四十二元了。这四十二元，使我们和那些去往贫困地区的农村插队的知青相比，简直可以说，一些在天上，一些在地上啊！”要知道，当时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才不过46元。

客观地说，梁晓声所塑造的兵团知青形象确实更加丰富和丰满。他自己也说过：“整个知青文学实际上是使我卸下了对这一代最下层的青年感到的道义上的那种责任。当然这不包括插队知青，因为我不了解他们的生活。”（梁晓声《文学与社会——答学子问》）梁晓声的知青小说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小说，虽然小说创作不能不借助虚构和想象，但这类小说却必须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虚构和想象，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没有理由去指责梁晓声为何不去表现插队知青的苦难生活，也没有理由批评他是“美化苦难”。强求一个作家放着他所熟悉的生活不写，而去虚构和想象一种他所不熟悉的生活，这是没有道理的。

当然，要说梁晓声小说中是否存在理想主义的叙事，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梁晓声不止一次在文章、演讲和访谈里说过，社会需要真、善、美，而文学应该去弘扬这种真、善、美，应该给人带来希望，而不是一味地让人去看人性的下限。揭露人性之恶的作品当然应该有，但不能要求每一个作家都必须去描写无底线的人性之恶。我们读梁晓声的小说，看梁晓声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从中看到的是普通百姓生活的历史，感受到作品中人物的苦乐和悲欢，更重要的是它能给我们带来一种生活的信心和力量。这个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跟所谓的“美化苦难”风马牛不相及，因此，我们决不能说梁晓声小说中的理想主义叙事是一种“极具误导性”的“价值误区”。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

（本文发于中国作家网在《文艺报》所开设的“文学观澜”专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研究”2022年3月18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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