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健灵：我为什么要三次写留守儿童？
殷健灵和孩子们在元顶小学校门前合影
2022年初，新蕾出版社推出了《云顶》。这是殷健灵第三次写留守儿童。上一次还是10年前，殷健灵进入贵阳大山，随后写下“甜心小米”系列。再往前，2009年《蜻蜓，蜻蜓》出版，这是殷健灵第一次关注留守儿童的生存状态。“说到底，那时候写这个题材，是胆怯的，底气不足的。”她在《云顶》后记中如此写道。
为了写好《云顶》，2020年、2021年殷健灵两度深入贵州和四川的大山深处。在四川南江县黑潭乡元顶小学，她一住就是10多天，和孩子们一起生活。睡前，她为年龄小的孩子擦脸、洗手。昏暗的灯光下，十几个孩子排着队，挨个走到冒着热气的不锈钢脸盆前。第二天，一个叫浩浩的小男孩，“啪”地一下把小手放在殷健灵手心。校长陈果在旁观察，对殷健灵说：“他信任你了。”
与10年前相比，当下乡村留守儿童在物质上已经有了很大提升，但生活中的困境仍然具体而黏稠。正如殷健灵在书中写道：“好端端的可爱的孩子，走着走着，丢了妈妈，又或者丢了爸爸……”《云顶》入选了“商报严选好书”。写作过程中，一旦遇到瓶颈，殷健灵就开始阅读——读书，看电影、话剧……当然，在她看来，最重要的是读生活，是读人。
人生有另一种出发和抵达
殷健灵祖籍江苏，生于上海，张嘴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只有说得太快时，才会偶尔在句尾露出“侬”“啦”的余音。
2012年，殷健灵第一次进入留守儿童的生活，这源于网友“蚊子”的提议。她是殷健灵的读者，少年时曾在书店读完了长篇小说《纸人》，由此记住了作家“殷健灵”的名字。10多年后，两人在博客上相识，这时的“蚊子”已经成为一名特岗教师，在贵州山区小学执教。
互联网打破了空间阻隔，直到真正踏上旅途，殷健灵才清晰地感知到两人之间的距离：从上海出发至贵阳，贵阳到黔西县2.5小时，黔西县到中坪镇2小时，下车后还要走2小时山路。进山前，殷健灵在拉杆箱里塞满了给孩子的礼物，来接她的“蚊子”则背了一个背篓，里面装着新鲜菜蔬。那年大旱，村民收成惨淡，自给自足都艰难，山里买不到吃食。每周回家返校，“蚊子”都要背一背篓的菜蔬进山。
全校45名学生，除了校长，村小只有2名教师，复班教学。其中一位老师生病请假，空出了一张床铺。那一周，殷健灵就睡在空床铺上。宿舍有一个水缸，盛着山上引的泉水，喝前要加明矾过滤。学校处处显露出贫瘠的面容，厕所是茅坑，一个大缸上放两块木板。学校提供一顿午餐，一到中午，教师会站在灶台上，用一柄铲子炒饭，这样大的铲子通常用于铲煤。这样的场面让殷健灵印象深刻，她说：“是一种震撼，同时也得到了洗礼。”
震撼殷健灵的不是贫穷，而是在这样的境遇下，孩子眼中的明亮。殷健灵问学生，长大以后想干什么？男孩告诉她，以后想当司机。那时，村里没通路，出山只能靠步行。以后如果有一条进山的公路，他能在公路上开车，这就是最崇高的理想。一个小女孩说：“以后想当个好妈妈。”答案同样质朴。每天，大孩子带着小孩子打扫校园，吃完饭以后自己洗碗，每周清洁厕所。男孩无论如何淘气，回家后都是一把干活的好手，打猪草、挑水，忙不停歇。
在这里，上五年级的女孩已经当起了姑妈。她怀里的婴儿是侄子，哥哥外出打工，生了孩子送回老家。即便自己还是一个孩子，她却照顾起另一个孩子。
在另一户人家，家里没有大人，两个孩子撑起了家——姐姐五年级，弟弟二年级。他们把日子过得很好，衣服洗得干干净净，晾在门口的晾衣绳上，扁竹板上晒着玉米、萝卜干。
殷健灵问：“你们家附近有亲戚吗？”女孩说：“有的，外婆在。”外婆在照看表弟，表弟更小，她们有时会去看外婆。殷健灵又问：“你到外婆家有多远？”女孩淡淡地说：“走山路要7个小时。”
这一刻，殷健灵发现，人生路上有另一种形式的出发和抵达。在她看来是困境的当下，他们仍在感受生命的美好，带着不加掩饰的笑容，坚韧地生活。
生活不断抛出难题
2020年9月、2021年4月，殷健灵分2次进山，前往贵州和四川的大山深处，前后一共待了20多天。与上一次自发前往不同，这一次她是受新蕾出版社邀请。
殷健灵是新蕾社合作多年的作家，“殷健灵经典爱藏系列”“殷健灵暖心成长书系列”在新蕾社出版。即便留守儿童在当下算不上一个新选题，新蕾社看中的是“童伴妈妈”项目——这个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启动的公益项目，通过培育农村妇女开展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具有积极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部在主题出版框架下的“命题作文”。这也是殷健灵第一次接下“命题作文”，她有些忐忑，担心自己陷入主题写作的“套路”。一方面，殷健灵一直关注留守儿童，并且一直思考，既然现代化的进程无法阻挡，父母外出打工是一件必然的事，那么面对留守儿童这一个群体，人们还能提供怎样的帮助？借着写一部书的机会，殷健灵尝试解开内心一个长久的疑问。另一方面，她也想进行一次尝试，能否抛开主题写作的“套路”，通过鲜活的人物塑造，让作品真正回归文学，通过文学的力量来打动人。这也是她的初衷。
与8年前相比，这一次进山是完全不同的体验。泥砖房改成了二层小楼，家家通了自来水，坑洼的山路上铺上了平整的水泥路、柏油路，村里通了网。即便是村里最困难的人家，也在政府的补贴下，装上了抽水马桶，有了贴瓷砖的厕所。不到10年，人们的生活面貌发生了巨变。
当山区贫瘠的面容被揭下，生活还在抛出难题。一个常见的难题是娶妻生子，比如男人外出打工，在外面谈了一个对象。女人跟男人回乡，一看老家太穷，婚事吹了。还有意外，有人意外去世、犯罪坐牢，或是失踪。意外降临，妻子大多会选择逃离，把孩子交给老人，自己改嫁，或是外出自谋生路，与家庭进行切割，少有人返回看孩子。
《云顶》里，殷健灵写到了李千万，这个男孩的身世是现实生活的缩影。父亲在城里打工，替打群架的小兄弟出头，被人用刀伤了颈动脉，还没送到医院，人没了。父亲意外离世，留下一大一小两个儿子。妻子改嫁后，又生了一个儿子。后来，爷爷奶奶发现大孙子李千万越长越像儿媳改嫁的男人，心里有了结，又无言说，于是对两个孙子区别对待。本就失去了父母，又因为猜疑，李千万失去了最后的避风港，无处可去。
现实生活中，浩浩的父亲是一个老光棍。长年外出打工，因为穷，存不下钱，三十好几娶不上媳妇，而他又想留下根，有一个孩子。他在女人家帮工，白干了3年，最后拿到的工钱是一个孩子——女东家给他生了一个孩子。生完孩子，东家把孩子扔给男人，不再管别的，他只有抱着孩子离开。一个老光棍难以照顾好一个孩子，他还需要打工。于是，他把浩浩送到了元顶小学。
刚到元顶小学时，浩浩瘦小，一看就发育不良。穿的衣服偏小，衣服绷在身上，头发是脏的，指缝也是黑的。殷健灵到元顶小学，每晚睡前给孩子洗脸。没过两天，浩浩就和殷健灵混熟了，每天黏着她，闹着要抱抱、要抱抱。学校孩子多，教师少，根本抱不过来。在一个突然出现的陌生人身上，他尝到了久违的母爱。殷健灵说：“你很明显感到，这些孩子身上爱的缺失。”
看着那些被母亲抛弃的孩子，殷健灵会有震动，“在我们脑海里会有一种观念，母爱大如天，能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但在这里，母爱失灵了。失去丈夫以后，为了脱离家庭，孩子成了一件可以被切割的物品，能够清晰地被剥离出去。殷健灵不想从道德层面评判，这样的选择与善恶无关。“道德评判是虚弱的，假若你没有经历过那种真正的生存困境，或者是真正处在她们的境地，你其实是很难去评价当事人的选择。”作为一个写作者，殷健灵选择尊重。
从留守儿童到“童伴妈妈”
20多年前，陈果、张蓉夫妻放弃了火锅店的生意，回家乡建了一所留守儿童小学。说是小学，其实只是一幢2层楼的房子：一层是教室，二层是宿舍，墙皮脱落了，栏杆布满铁锈，一口铁灰色的小吊钟在房檐下摇晃，两只生锈的水龙头一滴一滴往外渗水，好像总也流不完眼泪。这是元顶小学最初的样子。
随着当地政府的支持和慈善机构的捐赠，日子一天天变好。慢慢地，学校有了能自动冲水的厕所，有了一台太阳能热水器，还有了全自动洗衣机、一体式净水机、碗筷消毒机。为了省电，张蓉还是用双缸洗衣机，不插电的消毒柜成了碗柜。
硬件设施从无到有，但仍不足以负荷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山间喜雨，一旦下雨，晾在操场上的衣服都要重洗，张蓉急于找到一个足够大又能遮雨的地方晾衣服。一台太阳能热水器供不了几个孩子洗浴，热水常常不够用。晚上，殷健灵给孩子们洗脸前，陈果往脸盆里撒了一些盐。在他朴素的价值观里，盐有消炎杀菌的作用，能洗得更干净。更主要的原因是，热水缺乏，得紧着用。
在山里的那段日子，殷健灵也给孩子们上过课。一天，她发现这堂课的课文有高洪波的童诗。殷健灵给高洪波留言，想请他给孩子们讲几句话。那时，高洪波还病中，正在住院，一看到微信立即回复。课上，殷健灵播放了高洪波的语音。听到诗人的话语，孩子们都觉得很惊奇。
除了在元顶小学生活，殷健灵还跟着“童伴妈妈”项目在贵州绥阳县各个村落走访。在见到李前梅之前，殷健灵就知道她身上有故事。“当时给我介绍这些童伴妈妈，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她，为什么？因为她曾经是个留守儿童。”殷健灵讲到一张“童伴妈妈”的宣传海报，李前梅笑着，背着一个背篓，背篓里是她的两个孩子。
李前梅1996年出生，23岁时已经是2个孩子的妈妈。丈夫在外务工，为了不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她选择留在老家。2017年，应聘“童伴妈妈”后，她挨家挨户摸底，为村里的儿童建档。因为孩子还小，她只能背着孩子走山路。一条关于“童伴妈妈”的新闻写到，2018年李前梅花了800多元给3名留守儿童买过冬棉衣，那时她一个月工资是1800元。
在人们印象里，李前梅永远笑着。但一提及童年，一张口她就开始哭。“你看她平时很开心，但是不能触及到她的童年，童年的疼痛无法弥补。”殷健灵说道。两人面对面坐着，中间是一张课桌，殷健灵拄着桌子，捧着李前梅的面庞，擦去她的眼泪。
李前梅儿时是留守儿童，一年到头见不着父母几面。她和爷爷关系好，后来爷爷又去世了，再后来奶奶去世。她仍然没有等回父母，兄妹相依为命地长大。选择成为“童伴妈妈”不仅是为了一份收入，更重要的是，当她在有玩教具、图书和设备的“童伴之家”和孩子们一起组织活动，她的童年仿佛也被治愈。
殷健灵将李前梅的童年经历融入了小说里的“春晓妈妈”，春晓和丈夫创办了“云顶小学”。故事的最后，学校在媒体的帮助下在新址重新翻盖了校舍——这个结果是虚构的，现实中的张蓉仍然对突如其来的阵雨发愁。
现实生活还在继续，但小说需要结尾。小说里，云顶村开发了旅游业，企业在云顶办茶厂，有了新的谋生方式，在外务工的父母返乡。这是殷健灵构想的远景：那些已经走出去的人回来，一家人完整地生活在一起，这就是最好的生活。
对话
殷健灵&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云顶》来自于真实生活，这是一部纪实文学吗？您怎样处理虚与实的关系？
殷健灵：写《云顶》，我考虑最多的是，如何摆脱真实新闻事件和人物的无形束缚，提升作品本身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因此，确切地说，《云顶》不是纪实文学，而是一部儿童小说，有人物原型和事件原型，但更多的成分来自虚构。文学和新闻一样，都是现实世界的反映。
文学又和新闻不同，新闻告诉你世界的真相。但是，当新闻形成文字之后，新闻的意义也就终止了——我们很少会在10年后去谈论一条当年的热点新闻。但文学不同，文学即便来自某件新闻事件或是某个新闻人物，但它是生活的提炼，是诗性的、人性的、精神的、终极关怀的，经由写作者的艺术创造，会带给读者强烈的审美感受，它的声音可能会在你心里余音不绝。
现实生活提供了大量鲜活的素材，这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能支撑起一些作品的细节；另一方面，也束缚了作者的创造力。因此，创作《云顶》的过程，和我先前创作《野芒坡》《象脚鼓》等取材自真实历史事件或是真实人物的作品一样，是将大量的散沙一般的素材重新打碎、变形、切割、揉捏、整合、打磨、再创造的过程。只有将琐碎的素材重构为不失真实的“故事”，才可能离“小说”的模样近一些。
《云顶》不仅仅是一对模范乡村教师夫妇以及“童伴妈妈”的写照或者赞歌。他们是普通人，我想写的是他们的心路历程，他们为什么选择这样的生活，他们的骄傲与愁闷，困惑与无奈。《云顶》描摹的是失爱的乡村留守儿童群像，他们的父母迫于生存的压力或者因为各种原因暂时离开他们——脱离了残酷的生活现实，任何道德判断都是无力的。幸运的是，他们在“云顶”得到尽可能多的情感补偿。我想写倔强的童年在暗淡中盛放，写生命和希望，写梦想与渴望。
我想，同样的写作素材到了不同写作者那里，会呈现不同的样貌。这和写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审美取向都有关系。到我这里，我希望呈现的《云顶》是童真诗意的，是直面真实，又启人思考、燃点希望的。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云顶》里有两组对照关系，杨果和小石头，春晓和金枝。他们是师生，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父子”“母女”，还是“我”和曾经幼小的自己。这是两代人的对话，也是两代人的救与赎。您为什么要写云顶小学教师的过去？为什么找回他们的童年如此重要？
殷健灵：人物的真实可感，在于他的所作所为符合他的性格逻辑和生活逻辑，如此塑造的人物才是有根基、有说服力的。而童年是一个人人生最重要的根基，直接影响了他后来的性格养成和人生选择。
杨果的回来，来自童年这块土地给予他的哺育，来自做教师的父辈给予他的人生方向的指引；而春晓的选择，除了对丈夫杨果的“跟随”，更来自于自身童年爱的缺失，才会对当下留守孩子感同身受。她付出的同时，也是对自己童年缺憾的补偿。
包括小说中的儿童群像，小石头之所以胆怯、缺少安全感，是因为他从未得到过母爱，有过被关柴房的心理阴影；幼菊之所以如此渴望与手机亲近，是因为她被外面世界表面炫目的光彩迷醉过；金枝让人怜爱的懂事和善解人意，是因为她耿耿于怀自己和哥哥对春晓夫妇的亏欠……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行为逻辑，即便那些行为不可理喻，依然可以找到他们之所以这么做的理由。一个宽容的写作者，对善与恶都能一视同仁，并且用同情的目光关照人和世界——这也是我一贯想用自己的文字向成长中的读者传达的观点。
生活中的一切高尚常常以平常的面目出现。高尚应该来自一个人内心自觉的选择，却又从不以高调示人。取与舍相辅相成，奉献的同时也是一种自我实现和满足。这个世界上，一定有比舒适的卧榻、豪华的屋宇更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富足而高贵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强大到足以为别人发光发热。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和10年前相比，当下留守儿童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发生了哪些变化？他们更需要什么？
殷健灵：10年前，留守儿童除了缺爱，还缺物质。10年后，脱贫攻坚显见成效，乡村生活状况极大改观，加之有了“童伴妈妈”之类切实有效的公益项目，留守儿童有很大一部分已经不缺物质，但仍然缺爱，来自社会的关爱不足以弥补亲情的缺失。同时，网络发达，交通便利，他们还要面对复杂世界的诱引，这比10年前留守儿童的境遇更加复杂。
我在《云顶》里提出了一种“最好的生活”的设想：走出去，是为了更好地走回来，一家人完整地生活在一起，这便是最好的生活。听上去特别朴素简单，但是，实现起来也许并不那么简单。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云顶》里写到了学生的苦难，有的孩子自小被父亲或者是母亲抛弃。这类现象会让您感到困扰吗？
殷健灵：被妈妈抛弃，这是我近年在乡村生活体验中很受冲击的现象。年轻一代的妈妈，更加自我，在贫困面前，母爱、责任都变得虚弱无力。这确实是让我困惑的一个问题。传统家庭结构的牢固性也面临挑战——这不仅是山中家庭的问题，这是现代社会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留守儿童”这个主题为什么这么牵动您，愿意一写再写？
殷健灵：一部作品带给不同读者的感受是不同的，对自己的任何作品，我都没有什么预设。读者会在阅读中将文本再创造，他们甚至会带给作者意想不到的惊喜和解读。《云顶》出版后，在有限的2次与大小读者面对面分享中，都有大人和孩子被打动、流泪，甚而有孩子回去跟家长宣布：要把自己所有的“财产”捐给那些缺少爱的孩子。无论是同情也好，被作品中人物的高尚感动也好——假如这部小小的作品能让人沉思，或者心灵颤动，或者激起对生活的热爱与希望……这大概就是阅读文学作品和新闻的最大不同。
“留守儿童”牵动我的，不是这个话题的社会性。它不是中国的独有现象，在国外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类型的“留守儿童”。我在作品里一向关注成长中的心灵，留守儿童无疑是遭受心灵风暴的一个群体，因此也更能引起我的关注。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可以聊聊您的写作节奏吗？写不出来的时候如何克服？有哪些写作习惯？
殷健灵：我写得比较慢，准备阶段往往比真正的写作阶段长得多。因为还有一份媒体人的职业，写作这么多年，几乎从来没有用一块完整的时间写作过。以前只在周末写，现在一般是晚上写作，一两千字，几百字。若遇瓶颈，便停下来，阅读。是的，写作者如果不大量阅读，持续性的写作是无法进行的。事实是，我用于阅读的时间比用于写作的时间要多得多。阅读的不仅是各种类型的书，也包括影像、戏剧、舞台艺术，扑面而来的有选择的资讯，最重要的是生活，是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