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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活》周刊的由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现实需求经济建设人才。黄炎培联合当时教育界企业界一些有识之士，于1917年在上海创建中华职业教育社，为发展经济，振兴中华服务。“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是当时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

黄炎培（1883—1965），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人，在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读书时受过班主任蔡元培的熏陶，因参与闹学潮离校。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教育会会长，曾赴美国和南洋各国考察教育事业。在他所著《八十年来》一书中说：“我当时有一个基本思想，就是觉悟到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势力深入国内各地，贻害无穷，必须抵抗。如何抵抗，从创办国货工厂入手。”

中华职业教育社设立了中华职业学校，学校附设有教学实习工厂，又开设多所补习学校和夜校，培养了不少中等技术人才。该社还设有职业指导部，对中等学校毕业班进行职业指导。此外，编印有关职业教育的书刊。如出版《教育与职业》月刊，编译“职业教育丛书”。这些书刊的内容，偏重于理论学术的研究和探讨。为了宣传职业教育，加强职业和修养指导，沟通各地职教讯息，决定创办一个机关刊物，这就是《生活》周刊。

《生活》周刊于1925年10月11日创刊。黄炎培请王志莘任主编。王志莘，上海人，曾赴美国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银行系学士及硕士学位，回国后在上海商科大学和中华职业学校任教，同时主持《生活》周刊具体编辑事务。最初《生活》周刊是一张四开的小型刊物，印数2800份，主要是赠送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员和教育机关。

二、中华职业教育社

邹韬奋，原名恩润（1895.11.5—1944.7.24），韬奋是他的笔名。祖籍江西余江，生长在福州。六岁时家中请人教他读古书，14岁进福州工业学校。18岁时，韬奋的父亲为了要他将来做一个工程师，送他进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在中院（即附中）毕业后，在上院电机工程科读了一年半，对算学、物理等科目不感兴趣，中途转入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文科三年级。

韬奋学生时代是个苦学生。在读中学的时候，家里已缴不起学费，幸而他品学兼优，获得免缴学费的优待，但生活费用全靠自给，而且还要负担弟弟的部分读书费用。为此，不得不在课余时间兼做学校图书馆的晚间助理员和校外的家庭教师，有时还投稿《申报》的副刊“自由谈”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生杂志》，依靠稿费作补助。有时还不得不接受亲友的接济，才使他得以完成学业。

1921年韬奋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他本想进新闻界工作，但是一时得不到机会，先在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当英文秘书，后来又兼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中学的英文教员。

1923年韬奋进入中华职业教育社，担任编辑股股长，并负责编辑《教育与职业》月刊和主编“职业教育丛书”。在编辑工作中，有一件事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黄炎培请韬奋编译《职业智能测验法》，他根据贾伯门博士的《职业测验》的内容和顺序照译，完成了3万多字的稿件，送黄炎培审阅。黄看了不以为然，对韬奋说，“这份稿子还要重新编写……我们编译这本书的时候，不要忘却我们的工作对象——中国的读者。我们要处处考虑到读者的理解力，考虑到读者的心理，考虑到读者的需要，不能仅仅依照原著，按英美人胃口，这样的编法和措辞，未必即合于中国读者的胃口……”因此，韬奋重新考虑，重头写起，结果受到黄炎培称赞，为之作序，编入“职业教育丛书”，交商务印书馆出版。通过这件事，使韬奋领悟了编译工作的基本原则，它不能离开“根”，“根”就是“不要忘却我们的工作对象——中国的读者”，也就是要从中国读者的实际出发。

与此同时，他兼任中华职业学校的英文教员，参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各地中等学校举办职业指导运动周。韬奋到了好几个省，与各地青年学生接触和谈话，并观察中国社会的实际，了解了一些中国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

三、韬奋受命主编《生活》周刊

《生活》周刊出完第一卷，王志莘因去工商银行担任储蓄部主任，工作繁忙，难以兼顾，提出辞去《生活》周刊的工作。职教社主任黄炎培请韬奋自第二卷第1期起主编《生活》周刊。这是他正式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开始，也是他加深认识社会，探讨人生道路的开始。

就在这个时候，《时事新报》需补充人员，韬奋经与职教社商量同意，他兼任《时事新报》的秘书主任，协同总经理工作，并主持该报副刊“人生”的编务，《生活》周刊的编辑工作移到晚上来做。这段时间有一年光景，以后辞去《时事新报》的兼职，便全副精神主持《生活》周刊的工作了。韬奋说“这一年是生平很有意义的‘练习’的时期，比进什么大学的新闻科都来得切实，来得更有益处”。

开始时，《生活》周刊只有两个半人共事。除韬奋外，有徐伯昕（中华职业学校珐琅科毕业生，留社工作）协助做发行和总务工作，职教社另派会计孙梦旦（也是中华职业学校毕业生，韬奋的学生）兼任会计，半天工作，故称半个人。

三位同志就这样聚“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442号那个小小的过街楼里（约十多平方米），在几盏悬挂在办公桌上的灯光下共同工作到午夜”。什么编辑部、发行部、总务部、会议室全在斗室里。有事当场提出商量解决。

黄炎培对韬奋十分信任，不干预编辑工作。韬奋经生活的磨炼，“学得办事的认真态度”，做什么工作都是敬业乐业的。

作为机关刊物的《生活》周刊，内容单调，进入不了文化市场。韬奋接编后，变换内容，增加可读性，争取读者。在这个时候，也尚未形成作者队伍，有的是机关里同人的一些职务作品。他的老友毕云程也帮忙写些稿子。按职教社润笔，每千字四毛钱，无从向文化界出手组稿。所以，编写工作由韬奋一个人“唱独角戏”。

他说：“最可笑的是替我自己取了六七个不同笔名，如‘因公’、‘心水’、‘落霞’、‘孤峰’、‘秋月’等名字。把某类的文字‘派’给某个笔名去担任，例如关于传记的由甲笔名专任，关于修养的由乙笔名专任，关于健康的由丙笔名专任，关于讨论的由丁笔名专任，关于小品文的由戊笔名专任，以此类推。简单说来，每个笔名都养成一个特殊的性格。这倒不是我的万能，因为我只能努力于收集合于各个性格的材料，有许多是由各种英文刊物里搜得的。搜求的时候，却须有相当的判断力，要真能切合于读者需要的材料，把材料搜得之后，要用很畅达、简洁而隽永的文笔译述出来。所登出的材料，往往不是整篇有原文可据的译文，只是把各种相关联的材料经过一番消化和组织而造成的。”

韬奋接编后，开设了编者与读者对话的“读者信箱”专栏，倾听读者的意见和要求，讨论他们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上的各种问题，沟通和交流思想，受到读者欢迎。

在他精心培育下，用了约一年时间，《生活》周刊的读者一天天多起来，国内外读者来信也一天天多起来，有讨论问题或改进意见的，也有赞助推销刊物的。刊物的发行量上升了，由原来的2800份提高到2万份。韬奋感到“我们的精神是和无数万读者联系着，又好像我们是夹在无数万好友丛中工作着”，“感到为有机会为社会干些有意义的事”而快慰。

韬奋的时间不够用了，因此他摆脱一切原有的兼职，日夜都做《生活》周刊的事情。

“大家都没有想到要从这里面取得什么个人的私利，兴趣都在文化事业本身。”

“《生活》就是在这种‘心血’、‘努力’、‘同情’和‘赞助’所造成的摇篮里长大起来的。”

（本文部分内容节选自《生活书店史稿》，《生活书店史稿》编辑委员会 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