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们这些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凡对历史、文学、哲学、地理、科学思想和观念史等知识有些兴趣，都离不开商务印书馆的滋养。我们用的工具书也大都拜赐于商务印书馆。我读过的第一部西方艺术史杰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也是商务印书馆出版。商务印书馆是我获得知识的重要源泉，它的出版物为我构筑了知识的天堂。

我读书的岁月，受益最深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物，是塔尔斯基的《逻辑与演绎科学方法论导论》。当时，我一边做书中的习题，一边对展现在眼前的陌生知识感到震惊，那种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从塔尔斯基开始，我对科学哲学和数学哲学发生了兴趣。后来，这部书被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尽管我手头已有了两本旧版，还是忍不住又买了本丛书版。这可能既有对知识惊奇的余波，又有对书籍依恋的情感，还有对商务印书馆的深深敬佩。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伟大工程，但就我个人感受来说，它常常让我想起歌德对翻译的评价：

不用借助自我的创作，仅凭着对别人的接收，我们就已经达到了文化教养（Bildung）中一个很高层次。

一门语言的力量不在于拒斥他者，而在于将之吞噬。

一百多年来，商务印书馆的书是如此广受欢迎。我家藏书不多，但也有几种商务的书，其中一本小册子是周暹与尉礼贤合译的康德《人心能力论》（1914年），它外表平淡朴素，却是我喜欢的康德哲学，又出自我极其景仰的乡贤译笔，因此宝爱有加。周暹早在1922年就和张元济先生来往，其时，张先生正为商务印书馆印行《四部丛刊》（1919-1936年），选用底本都以最古最善者为准，所以曾向周先生借用宋版《寒山子》、元版《玉篇》和《孝经》。

1922年开始出版的《续古逸丛书》，更是精益求精。我也收藏有几种。它们版式阔大，明朗悦目，即使像《山谷琴趣外编》（1923年）那样薄薄十几页的书，也是气派恢宏的高头大册，反映了商务印书馆在采用西法印刷的同时，捍卫中国传统书籍之美的气魄。商务印书馆还不惜费资，买下陶湘刊刻的《营造法式》书板，继续印行，那是民国出版史上最精美的线装书籍之一。

我家还有一套1920年出版的《默庵集锦》，宣纸珂罗版精印。默庵即伊秉绶，清代书法巨擘，梁启超和马一浮都赞颂他的隶书为清代第一。《默庵集锦》是我们研究他的艺术的必备文献。大概由于默庵是我夫人母亲的先人之故，《默庵集锦》自然成了我家最珍惜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艺术书。

我从小喜爱绘画，从天津古旧书店买的一册胡锡铨《山水入门》（1920年）也是商务印书馆出版，卷端纸尾还有黄绮先生的印记，或许是他在天津工作期间售出的。《齐白石年谱》（1949年）为黎锦熙、胡适与邓广铭合编，版权页标明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三月初版商务印书馆发行。此书的开本与封面设计与《上海商务印书馆被毁记》（1932年）相同，后者记录了商务印书馆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大学读书期间，我曾在北京文津街的老北图和商务印书馆附近的科学院图书馆读过一些中国艺术史的书，这期间曾买过一本滕固著的《中国美术小史》（1926年）。后来我才知道，它是现代学术意义上中国学者写的第一部美术史。戋戋51页的袖珍小书，却已具备了世界学术的眼光。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分章题目：生长时代，混交时代，昌盛时代和沉滞时代。作者已经釆纳了进化的观念。

商务印书馆也出版艺术书，翻翻商务的出版总目，就会看到，它的艺术书籍几百种。只是由于后来出版分工，它才与艺术书籍久违了。不过，之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没有给艺术史留有一席之地，令人遗憾。我一直认为，研究艺术的学科，也就是艺术史，乃是检验一个民族感受力的学科，尽管它实际上是无用的学问。然而，也正是由于它的“无用”，让它担负起为文明代言的角色。

不过，“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没有艺术史的遗憾现在已被打破。当中国的艺术史研究在2000年代真正有了起色，商务印书馆的陈小文总编和商务上海分馆总编辑鲍静静即擘划筹运，与黄专、邵宏、杨思梁和李本正诸位先生合作，于2015年推出了“艺术史名著译丛”。现在这套丛书已出版二十余种，其中的《艺术批评史》《瓦尔堡思想传记》《历史及其图像》等书已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第17辑，这在我看来，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它由一个中国历史悠久且最负盛名的出版社出版，标志着艺术史研究在中国已经走出了美术学院的专业领域，将为整个人文学科带来新的内容和新的语言，带着一种亲和力走进我们的知识世界。

那么，这种力量如何发生？ 这就涉及到我们如何探索伟大艺术家的创造秘密，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伟大的艺术家。研究文艺复兴既成为整个学术的重镇，也成为艺术史的重镇，更重要的是，我们现代人对人类文明史的这个重要时期文艺复兴的理解，乃是由艺术史奠定的。正是在此领域，艺术史的研究为人文学科频频赢得了光荣，并且还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艺术史的高度和难度。

这里强调文艺复兴的艺术史研究，因为它也是商务印书馆“艺术史名著译丛”的重头戏。这一点可由丛书中的“欧文·潘诺夫斯基专辑”体现。作为这套丛书的主编，我为自己能参与这一工作无比喜悦。20世纪的学术中，潘诺夫斯基对文艺复兴研究的贡献，大概只有很少几位能够比肩。他长期工作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是一批世界最顶尖的科学家工作的地方，因此潘诺夫斯基也研究了文艺复兴的科学方面。潘诺夫斯基本人，按照人类学家克里弗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的说法，是欧洲最后的几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之一。那些人文主义者虽然凤毛麟角，却出版了一系列令人敬畏的著作；他们决意挽救经历了法西斯主义灾难后的西方学术遗产，而不是仅仅满足自身的学科目标，他们关切的是对文明的维护，是让艺术史成为文明的代言，尤其是对古典文明的代言。这种抱负让20世纪的艺术史家沃尔夫林、瓦尔堡、扎克斯尔、潘诺夫斯基和贡布里希等人都成了古典学学者。就此而言，他们和商务印书馆的老一辈主持者张元济从东方到西方遥遥呼应。

古典的遗产令人着迷，很多艺术史家都把它嵌入自己金子般的表达之中。“艺术史名著译丛”正是要传达这种文明的光致，并且不仅仅是传达，它还往往被我们拂去尘封，让沉埋的金子重新放出光明。我想，这也是遵循着当年商务印书馆编纂“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要旨：倚靠翻译来吸收世界的文明，用威廉·冯·洪堡的话说就是：“当语言的意义扩展时，民族的内涵也会扩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百多年来，商务印书馆体现着一个经历过翻译冲动的民族，借助翻译来补充自己文化建构。这构成了商务印书馆的一个无与伦比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