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说来也巧，家人与我供职的单位，多少有点缘分。孙女的生日是2月22日，正是文学研究所成立的日子；岳父李铁英，与社科院前院长李铁映的名字同音。我儿子小时候听我们聊天时提到院长的名字，他还以为是在说他姥爷。

我到社科院工作的第二年，岳父就离休了。他以前的工作经历，我了解得不多，只知道他生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的衙门口，当时还隶属于河北省宛平县。1949年4月，他刚过17岁就报考了华北大学，参加培训。不久，又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机要训练处（重庆）工作。1953年年初，他21岁生日的第二天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年底，他被调到刚刚成立的中国国际旅行社，直到1992年离休，在旅游行业一干就是近四十年。他的党龄迄今也有近七十年了。2021年庆祝建党100周年活动中颁发的纪念奖章，被他摆放在家中最显眼的地方，那是他的骄傲。

我大学毕业那会儿，被分配到清华大学工作，教学、科研任务比较繁忙，很少关心岳父的工作。当时，国人刚刚解决温饱问题，还不甚了解旅游为何物，并不认为旅游行业是了不起的工作。不过，这个职业也有光鲜亮丽的一面，起码出国的机会比较多，经常与外宾打交道，体面的服装是必不可少的。不像我们，常年穿着灰色或蓝色的服装，千篇一律。闲谈中，他偶尔会说到国外的人或事，还是让人羡慕的。

岳父高高的个子，肤色白皙，浓眉大眼，一表人才。他平日里说话不多，总是面带微笑，愿意听别人讲话，看起来很和蔼的样子。没想到，这个美好的印象没有持续多久，就被打破了。一次无意的聊天，可能说到了社会上某些不良的现象，我流露出一些不满的情绪，也说了一些应该没有怎么出格的话，但他不能接受，认为我说了国家坏话，一下子就把脸拉了下来，很严厉地说：

“你年纪轻轻的，不了解国情，怎么能乱说？”

我正靠在门框上，站着和他聊天。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斥责，一下子愣住了，面部僵硬，不知说什么是好。我刚刚认识他不久，看到的一直都是笑脸，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更何况，我真的没有“乱说”啊。毕竟，我也是大学老师，下过乡，吃过苦，受过罪，对国情、世情自认为还是了解的。我想辩解，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我知道，与他争辩没有意义，便知趣地找个地方坐下来，默不作声。

此后十年，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但我在家中总是有意地回避谈论这些重大话题。不仅如此，有关他的生活往事以及工作上的事儿，我也都采取了不闻不问的策略。

二

我对岳父的了解，主要是他离休以后三十年的日常生活。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岳父除了和几个老同事偶尔打个电话，几乎没有更多的朋友，与社会的接触越来越少，与家人的接触越来越多，性格慢慢趋于温和，和身边的人有了亲近感。

国家旅游局大楼就坐落在社科院旁边，过去好像与我无关一样，我竟没有去过那里。近三十年，我有时会顺路到那里代取信件之类，对这个单位、对旅游行业，乃至对岳父本人的经历、性格、爱好等方面，逐渐发生兴趣，并从了解到理解。

说到旅游话题，岳父总会情不自禁地回忆起离休前的最后一次考察经历。

那次，他们到辽宁省庄河市北四十公里开外的一处自然景观调研。景区方圆一百多公里，据说是二三百万年前地壳运动形成的，非常独特，一直“藏在深闺”，几乎与世隔绝，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才被发现。80年代中后期，国内旅游事业方兴未艾。当地政府为推动旅游工作的开展，向国家旅游局申请开发那片景区。9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岳父带队前往实地考察论证。当时的路况很糟，一行十余人带上干粮，很早就出发，一路颠簸，直到中午才到景区。下车以后，年届花甲的岳父跟着年轻人徒步前行，深一脚、浅一脚，翻过好几道山，深入到原始森林。在他的记忆中，那里遮天蔽日、郁郁苍苍，宛然是一座天然的植物园。除了茂密的植被，还有很多条潺潺的溪水，清澈见底，看起来很浅，水深处竟会没过大腿。他们只能穿着短裤淌过去，浑身上下湿漉漉的。时值仲夏，山外暑气弥漫，山内却是寒气袭人。

每当提到这些，岳父总是情不自禁地眯缝起双眼，不无感慨地说，那次探索就像王安石《游褒禅山记》所写，越走越险，而景色越来越美，杳无人烟，别有洞天。那天忙着赶路，就没有正经吃过东西，直到很晚才找到一家农户。考察队在当地买了一只绒山羊，随队厨师为大家煮了一锅美味的羊汤，还有炖小鱼儿。本已饥肠辘辘，那顿美餐叫他记了一辈子。他特别说到“鲜”字是鱼和羊的结合，太形象了。当天晚上，他们就借宿在农户家里，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大炕上，对付了一夜。

后来，这个项目很快就得到国家旅游局的审批。经过二三十年的开发，旅游区现已打造成为4A级景点，被誉为“辽南小桂林”“东北九寨沟”，游客络绎不绝。当地政府很感谢岳父的支持，多次邀请他重游故地，还反复强调，现在的交通状况、旅游设施等都已非常完备，再也不会像当初那样艰苦了。岳父总是默默地听着、微笑着，却再也没有去过。

岳父八十岁生日的时候，我的小舅子给他提意见，不无责备地说：“记得您在美国工作期间，给我们的信中提起对母亲的思念，您还曾经说过等离休后要和母亲去全国各地旅游，可这些都没有兑现。”面对质询，他依然呵呵一笑，不置可否。事实上，不仅这个景点没有再去，离休以后，国家旅游局认定的任何景点，他都没有去过。他长期担任国际旅行社副总经理和国内旅游司司长，与国内外很多旅行社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人缘也好。刚离休那段时间，不少单位找到他，希望他能发挥余热，担任顾问。凡此，他一概拒绝。

岳父就是这样的人，拿得起，放得下，离休三十年来，固执地走在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上，活得轻松，一往直前，但有时，他往往忽略了家人的感受。

三

单位最后一次福利分房，岳父作为离休老干部，鉴于实际情况，完全可以调换一个更好的房子，但他觉得自己的住房没有什么不好，无论家人怎样劝说，就是不申请，别人又不能代他申请，只能听之任之。岳父直到现在还住在20世纪60年代盖的老房子里，一住就是五十多年。

老房子的最大问题，是没有电梯。随着年事已高，岳父的两条腿越来越不听使唤，出行极为不便。幸好他家住在一层，只有一个小楼梯，五个台阶。我们在楼道墙壁上为他安装了扶手。最初，他拄着拐杖，哆哆嗦嗦，还能走出去。近几年，他走路越发困难，只好坐上电动轮椅。天气好的时候，他坐在轮椅上出去遛遛弯儿。不过每次出行都很麻烦，要两三个人扶着下去。前面一人抬着，后面一人压着扶手，确保电动车的平衡。老人家体重近二百斤，再加上电动轮椅自身的重量，每次下台阶都十分吃力，需要小心翼翼，避免侧翻。

一个周日午后，阳光明媚，我们照例推着他出去。我在前面抬着，我爱人在后面压着扶手。刚要启动，我就听见她突然大叫一声“唉呀”，就僵在那里，动弹不得。我赶紧喊人把岳父安顿好，叫上急救车，把她送到医院，诊断是腰椎骨折。经过半年调养，身体虽已恢复，却留下病根。我们这些做儿女的也都已年过花甲，确实有些力不从心了。

从那以后，岳父就再也没有走出过家门。

家里空间本就狭小，堆积了很多旧物件又舍不得丢弃，居室逼仄，连身子都转不开。岳父在家里摔倒过好几次，没有两个壮劳力，根本㨄不起来。我们窃窃私语：要是有个大一点的房子，该有多好。我不知道岳父怎么想，也不敢当面问他。房子的事，始终是我们的心病。

前些年，街道统一为老房子安装塑钢窗，岳父觉得家里的门窗还能用，没有必要花公家的钱去更换。街道干部说，装修费已由上级拨付到装修公司，即使不装，这笔钱也要不回来。可他就是觉得浪费，坚持不换。至今，那幢老楼只有岳父一家没有更换塑钢窗。看来，他对自己当初不换房子，依然认为是正确的选择，他很知足。

岳父岳母老两口都患有老年常见病，吃的药也多有相同，但每次看病，都是各拿各的药，绝不含糊。他说这是组织上给他的照顾，如果混搭着开药，就是占公家的便宜，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

凡此种种，家里人说起来都很不理解，而他依然我行我素，不接受批评。谁要是再多说一句，他就跟你瞪眼。长此以往，大家都觉得没趣，就不愿意和他交流了。

四

岳父感受到家里人对他的意见，又找不到适当的辩解机会，他也苦恼。

他八十岁生日前夕，家人准备给他祝寿。他不假思索，一口回绝，还给亲朋好友写了一封公开信：

我是1932年1月12日出生，这是后来换算出来的日子。小时候只知道是腊月初五出生的，属羊。不管是按阳历或是阴历算都快到过生日的日子了。

有人建议庆九不庆十。要按八十大寿办几桌筵席，请来亲朋好友庆贺一下。我觉得这样吃一顿饭热闹热闹的方式没有意思。我想要的是：在我活着且思维清晰的情况下，听听你们对我的评价和印象。这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庆祝。

我在几年前曾做过自我剖析。小范围地介绍了我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我是怎么为人处世的，我的优缺点。不过那是自我评价。大家是怎么看我，平时见面谈话都涉及不到。想趁着这个机会看看你们的书面意见。要说实话，说心里话。好的印象，例如通过我的言传身教得到哪些启发，有哪些感触等。我绝不忌讳说我的缺点和毛病及对我不满意的地方。这比我死后议论强得多。有些缺点、错误在我有生之年还可以改正。该道歉的地方也要弥补上。

我极不赞成死后开追悼会。再华丽溢美的悼词我也听不到了。再说，悼词也没有说缺点的，不真实全面。我也反对立墓，到清明节这天去墓前表示怀念，没有意义。周总理没有墓碑，但是他却活在人们心里。这才是最好的纪念。

我热切地希望支持我的倡议，满足我的愿望。

本来，大家想凑个热闹，活跃一下气氛，让老人高兴一下。既然他不愿意接受这种世俗的祝寿方式，我们只能尊重他的意愿。他要求我们写成书面意见，谈一谈对他的评价和印象，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劝说他的好机会，都希望他今后不要太固执，不要太清高，对家人随和一点。很快，他的儿女，还有侄子、侄女都纷纷写下自己的感受，大家不约而同都说到了一个共同的印象，那就是“严”字。

他儿子说，父亲的某些做法确实过分：一是脾气太急，特别是遇到公与私的问题，严苛至极，不留情面；二是对待子女的爱不会用语言表达，大多用行动来传递，只会身教，不会言传；三是不喜与人交往，平日就是两点一线（家—单位—家），很少与朋友同事应酬聚会，也不太主动地帮助别人。

他女儿也有类似的表达：

俗话说：严父慈母。这句话在我们家得到充分的体现。父亲的“严”体现在严格、严谨和严肃上。

一、严格

对待自己及家人严格要求。父亲在职期间不利用职权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待遇，知足常乐。不为家人争取更好的房子，随遇而安。不为子女安排出国和更好的工作，主张自立。

二、严谨

对待工作一丝不苟。离休之后，仍然认真地组织老干部党支部的工作。

三、严肃

小时候对父亲的印象是：不苟言笑，个性使然。让别人产生惧怕的感觉，说话谨小慎微，不敢直接表达内心真实的想法。不敢表示亲近。我有了孩子以后，看到父亲对外孙子的疼爱、关心和关注，才感到，原来父亲也是有父爱的。

希望：尽量控制情绪，积极乐观健康地生活，为老两口世界创造和谐气氛。

看到这些评价，作为父亲难免有些愧疚，也有几分委屈。为此，岳父专门给女儿写了回信，为自己辩解：

感受不到父爱的印象值得我好好的反思。其实我是个内向的人，只是和你妈一比，我做得逊色了。

你还记得你小的时候我给你做的一本小像册吗？从那里面，可以读出我对你的感情。我们调山东，把你留在北京，真是牵肠挂肚。

还记得你上广外我去看你，托人给你买了一个“砖头”录音机吗？

还记得我在美国为你买的“二手货”吗？

我的毛病就是沟通交流太少，显得关心不够。

岳父给女儿的回信

他也承认自己与家人沟通交流太少，结果“显得”有点冷漠。言下之意，他外表看起来关心不够，其实内心还是很在意家人感受的，只是不善于表达而已。在我们看来，问题何止是不善于表达，有时干脆就是不近人情。就说祝寿这件事吧，家人围坐在一起，天南海北聊聊天，说说对他老人家的祝福，轻松自在，该有多好。可现在，家人之间的交流，还要像这样“笔谈”，实在别扭。

但是，岳父喜欢这种独特的方式，不容别人质疑。长期以来，他对家人的态度比较严肃，很少表扬人，直截了当的批评也不多，通常是点到为止，叫你自己去悟。说实在话，我们都很忙，哪有时间去细品他的批评深意，一转脸就忘了。不仅批评没有效果，就连他的许多“好”，也被晚辈忘记了，这叫他有点失落。从岳父给女儿的书面回信看得出来，他很想表现出温柔的一面，但落到纸上，还是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我并不完全了解他的那些“好”，经过点拨才知道，原来这里还有故事。

第一是小像册。1958年，中国国际旅行社和文字改革委员会各派十余人到湖北省麻城县红文农业社劳动。那年十月，我爱人出生，岳父用公社的名字，给女儿取名红文。他提到的那个小像册，我爱人至今还保存着，每张照片的下面，工工整整地写着拍照的时间和地点。

第二是录音机。那个像砖头一样的东西，现在也不知丢到哪里去了。不过，当初伴随着红文学习外语，确实起到很大的作用。也许，在父亲看来，女儿后来能够做专职的翻译工作，那个砖头收录机功不可没。

第三是“二手货”。五十岁那年，岳父赴美国纽约筹建中国国际旅行社驻美国办事处，担任主任。回国之前，他在二手货市场为家人选购礼物。当时他已经知道我和他女儿在谈恋爱，也给我选了一双冰鞋和一双冬天用的棉雨靴。1996年，我去美国康奈尔大学访学，那里的冬天常常大雪封门，幸亏有这双棉雨靴，伴我度过那个多雪的冬天。

领悟一番之后，我们心里又都有了一种暖暖的感觉。岳父貌似严厉，内心还是很温柔的。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了魏晋之际的嵇康。他们的性格还真有几分相像，是非分明，刚肠疾恶，讨厌俗人，厌烦杂事，这是外表。他们的内心也有很柔弱的一面。嵇康作《家诫》，十分世故地告诫儿子为人处世要谨言慎行，包括聚会时如何劝酒待客，人前人后怎么避免闲话等，交代得非常琐细。岳父没有这样的家书，但我们都知道他平生谨小慎微，做事不敢越雷池半步。在他的严厉管教下，儿女们都生性胆小，循规蹈矩。只有这次，他们终于长大了，敢于对父亲表达不满。

五

那天，我也给岳父写了如下一段文字：

此前的七十自述已经看过，深受感动。我年轻的时候，不懂事，觉得您太严肃，不近人情。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已逐渐改变了过去的判断和认识。在您的身上，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好好学习，至少包括：

第一，始终如一的爱国情怀。乍看起来，这样的评价过于空泛，但这是我感受最深的一点。过去，我总是爱抱怨国家，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很多情况下，这种抱怨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我们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总以为国外什么都好。改革开放三十年，睁开眼看世界，看到了我们的不足，更看到了我们的希望。而在您，似乎从来就没有对于自己的国家失去信心。这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崇高信念。

第二，知足常乐的人生态度。这种话，谁都会说，但是未必能够做到。我现在在单位担任一些领导工作，发现很多人会讲道理，但是轮到自己，道理就没有了。譬如个别退休人员，就是无法摆脱这种纠结，总是在努力拖延退休时间，甚至退而不休。而您，说退就退，而且是如此的干脆，绝不拖泥带水。这叫我发自内心的敬佩。面对着各种疾病，您在认真治疗的同时，也淡然面对。面对着各种名利，您也保持着距离。这种超然的人生态度，源于您几十年的修炼。

第三，锲而不舍的求知精神。离休之后，您选择书法作为自己离休生活的重要内容。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展示了不凡的艺境。由字看人，可以看出您内心的淡定和追求。不仅如此，您时刻关心国内外大事，思想上一刻也没有离休。

如果要我们提意见，第一，如果可能，真希望您继续练习书法。第二，如果可能，真希望您努力做到心平气和，尤其是对岳母大人。几十年风风雨雨一起走过，老来牵手，乃人生修炼的福分，理应倍加珍惜。第三，如果可能，还是希望您尽可能到外面多走走，包括旅游、串门。

岳父对本文作者为他所写八十祝寿词的回信

我真诚地希望岳父能保持平和心态，带着老伴多走走。在日常聊天中，他们经常念叨老两口曾在一起工作过的重庆、湖北、山东等地方。1960年，中国国际旅行社和国家发改委各派十多人到山东做调研，岳父被派到济宁市廿里铺公社协助当地整改工作。由于国旅业务不多，他后来就留在济宁工作。不久，他又被调回国家旅游局，以后没有再去过那些地方。2002年，我在曲阜师范大学兼任特聘教授，特意安排岳父岳母重游济宁。我知道岳父公私分明，绝不会同意我占公家的任何便宜。我向他们反复声明，这次寻访故地完全是自己出钱，这样，他们才肯放心出游。太白楼前、大运河畔，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老两口一起出游，此前是否有过，我不知道。离休以后，这是第一次，恐怕也是唯一的一次。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感到十分欣慰。

逢年过节，我的学生不免会送一些土特产，我也会分享给他们尝尝。岳父不仅没有领情，还很认真地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是“顺便提个意见”，其实是提出了警示。他说，送礼者可能多是学生、同学、朋友，送礼的目的不过是感恩回报，联络感情，好像也无可厚非。但是，其中是不是有“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呢？做什么事就要分析分析，不能为满足需求而失去原则。最后，他又说：“当然，你们单位属于清水衙门，不会发生权钱交易，也没有资产任你们挥霍浪费；也不是说你现在有什么问题了，我只是提醒。”这个提醒，我时时记在心里，不敢有半点疏忽。这些年来，很多腐败案例警示我们，有权力的地方，就有被“围猎”的陷阱。即便是在“清水衙门”里，领导干部同样要警钟长鸣。

2014年，按照单位领导的要求，我与文学所同仁筹划在《人民日报》开辟“文学观象”专栏，针对文学界的各种现象发表意见。岳父很关心我们的讨论，看过若干篇文章后，他给我写来一信：

我现在对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很感兴趣，每当报纸刊登了这类文章，我都认真阅读，因为我早就觉得改革开放以来，精神文明建设抓得不好，这次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和经济、政治、文化、国际等方面面临的形势和挑战有关，软实力不强，和社会道德水平和人们精神信仰上出现的焦虑、迷茫和缺失密不可分。为什么不廉洁、腐败滋生？就是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某些党员干部在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上把握不严，是需要塑造国民积极、健康、科学的价值观的时候了。不然，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将十分危险，构建和谐社会更难实现。

倡导的三个方面24字的核心价值观都源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和传统道德的精髓，当然也吸收了世界先进文明的成果。因此在全国人民中继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美德就非常重要，要让全国老百姓知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活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的升华和现代表现。谁来做这个工作呢？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讲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我知道全国有一个精神文明办公室，党校、大学，教育系统可能都涉及这项工作。首先要从娃娃做起，八零后九零后更是重点，要让他们知道中华民族有哪些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中国精神是什么。现在有些另（零）散碎片的宣传，能不能把它们集中起来，编写成册，加以普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不知道有没有专门研究普及的机构。没有看到社科院写过这类文章或召开过研讨会。文学所是文化事业中的一个局部，院长主持的座谈文章，印象中目的只限于在文学创作方面端正思想作风，产出好的文学作品，针对的是作家，涉及不到弘扬传统文化的作用。

社科院是应该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有所作为的。你如果同意我的这一想法，应该呼吁，社科院应出一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章，或向广大群众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产品，使人们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核心价值观更加自觉。如无必要或已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就算我多此一举。

附：

李宗桂写的《阐旧邦以辅新命——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滋养》

孙守刚写的《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振奋中华民族精神》

李铁英 2014.5

岳父的看法是对的，我完全赞同。我后来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接受培训，系统地阅读了革命导师的经典著作，并结合科研工作实际，撰写了一篇《学术研究同样有一个“为了谁”的问题》，发表在《光明日报》头版“光明论坛”上，得到了岳父的赞许。这也算是我对岳父提议的回应吧。

六

八十岁以后，岳父的行动越来越不方便，但他坚持订阅《环球时报》《老年文摘》《作家文摘》等，后来还学会使用掌上电脑，天天浏览天下大事，生活比较充实。近些年，他总是感到有些遗憾，觉得党和国家给了他很多，而他为社会做的贡献实在太少。他和岳母商量，百年之后，愿意将遗体捐献出来，供医学研究，权作为国家做出的最后奉献。

岳父兄妹十人，他是最小的，也是最长寿的。“七七事变”那年，他刚五岁多，为躲避战乱，跟着全村人往山里跑，后面有日本兵追击的枪声，还有挨家挨户搜查的情形，他至今仍有记忆。十岁那年冬天的一个早晨，他在上学的路上，被一具尸体绊倒，受到惊吓而病，随即转为伤寒，休学在家。不幸的是，岳父的母亲受到传染，无钱医治，不到五十岁就去世了。

岳父上初中的时候，他的父亲得了肺气肿，住不起医院，请私人诊所的医生看病。他每天往返十多里，请医抓药。家里没有收入，就典当东西，凡是可以当出去的都拿去换钱。他从小就亲身体会到被盘剥、被歧视的痛苦，越发感受到今日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由于工作繁忙，他很早就得了严重的糖尿病、高血压，长期靠药物来维持身体的平衡。回忆自己的生活经历，岳父总是感叹，要不是参加革命工作，要不是共产党，他无论如何也活不到今天。他对生活的满足源于内心的一份感激。

前面曾提到，岳父七十岁的时候，曾很认真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写下长篇回忆文字，叫《自我剖析，供对我的了解》。其中写道：

我的父亲做过很多年的小公司职员，有工作时，可以勉强度日，失业时，举债，变卖可换钱的物品，生活举步维艰。北京解放前后，父亲又失业在家，生活困难，我也帮不上忙。为了谋生存，找出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作。像我这样一个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各方面能力都不强的人，能成为司局级干部，发自内心地感谢党。若非共产党的栽培，我哪会有今天。报答党的恩情是支撑我热爱共产党、愿意为之作出奉献的思想支柱。

通过学习、观察和实践，我坚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个好的制度。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以毛泽东思想教育的一代人，为推翻三座大山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而献身，英明而伟大。所以凡听到怀疑、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说共产党坏话的思想、言论，我不能容忍。对违背毛泽东教导，为追逐个人利益，不为人民办事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具有受毛泽东时代教导出的一代人的一般特征，即所谓的“老正统”。“正统”从贬义上说，就是落后于时代潮流，过时了，不吃香了。而我却认为具有这种“正统”的品德应该引以为荣。

基于上述的基本思想、态度，从参加工作到离休这43年，能响应党的号召，服从组织决定，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基本上做到了个人利益服从人民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工作上兢兢业业，作风正派，清正廉洁，没有给党脸上抹黑，而且在增强党的凝聚力方面，为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方面也作了微弱的奉献，感到问心无愧。

严格要求自己廉洁自律，从来没有做过以权谋私的事情，从来不向比自己待遇高的人攀比。总是以未享受任何待遇的为革命献身的先烈为榜样，鞭策自己。因此，对现在的待遇有一种满足感，比起先烈们，我们是前人栽树的乘凉者，还有什么不满足的？所以从来没有向组织伸手要过待遇。有人曾经建议我在离休时向组织提出安排退下来的职务，调换房子的要求，我觉得羞于启齿。有人曾为我的待遇低、没有调到新房子而抱不平，我都不以为然。我认为现在的待遇和自己的贡献是适当的，足够了。从消费观念上，仍保持低档次，低水平，决不枉费一分钱。对花钱大手大脚看不惯。

……

有清高、不求人的性格。表现在不善交际，不愿与人交往，没有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在人际关系上更不会吹吹拍拍、拉扯关系。有陶渊明“不因五斗米为乡里小儿折腰”的思想。与自己的顶头上司一般的公事公办，关系不够密切。对个别领导存有隔阂。总而言之，我不是那种在领导面前会来事的人，可能被视为傲气。不求人的思想还反映在对待子女也无所求。养儿防老的思想观念根本不存在。抚养儿女不过是为社会尽到了义务，这种义务是不图回报的。至于儿女对父母不需要尽义务时，也不一定非要尽什么义务，能做到精神上的抚慰就已经不错了。我甚至到了老得生活不能自理时，也不想麻烦儿女为我操心，到老年公寓是我强烈的愿望。

时代在发展，老年和青年因为所处时代的不同，所受教育、社会影响不同，观念上自然会有很大差异，谁也改造不了谁，久之必然发生摩擦。我很赞成小家庭制，在一起住，固然对相互帮助有好处，但是摩擦、碰撞是避免不了的。而分居即可以加强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锻炼，经常往来反而可以增加亲情、精神抚慰。“亲戚远来香”“眼不见心不烦”，不是没有道理。真要是病了，不要奢望儿女在床前侍候，这是不现实的，有这种想法只会自寻痛苦。

在处理家庭关系上，我没有打造一个自由、平等、温馨、可亲的氛围。追其根源恐怕还是和我的家长统治思想有关。总想别人能按照自己的思维模式、性格模式、待人处世模式行事。在这个问题上和老伴经常发生摩擦。我想按照我的想法去“约束”她，她偏要按照她的一套去做，她认为管她太多，不民主、不自由。我则认为不管会惹事，造成矛盾。我是谨小慎微，三思而行。她是敢作敢为，对发生的后果思考不周。遇到不听我的话时，或是对我的话不以为然、反唇相讥时，我压不住火，发脾气、赌气。她则以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尤其当着晚辈的面发火是不尊重她，使她的威信受到影响，因此而感到痛苦压抑。她要的是尊重和体贴，我强调的是是非分明。当然摩擦归摩擦，毕竟老伴是相互依存的可靠保证。

……

我相信，岳父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诚的。我甚至觉得，他的话里，还透露出某种自卑感与自尊心交织在一起的纠结。这种纠结是一种动力，不断地推动他前行。即便是离休在家，与社会脱节，他也不能忍受无所事事的平庸生活。于是，我从他的话里又读出了某种孤独。他曾做过肠癌手术，恢复得很好。出院以后，他没有做过一次复查，固执地认为已经活得够本，随时可以去见马克思。有记者采访，问他长寿的秘诀。他说，秘诀就是觉得自己活得太长了。这看似戏言，其实也是岳父的真实感受。客观地说，岳父的晚年生活安详幸福，身边有儿女照顾，但他觉得自己对社会没有用处，还总是麻烦别人。他最苦恼的是无法与他人交流这种最要紧的感受，所以备感孤独。

2022年元月，岳父九十大寿。尽管他年迈体弱，行动不便，但思维清晰，再次表达出交流思想的愿望。他自信参加革命工作四十多年，从来没有以权谋私；离休整整三十年，从来没有向组织伸手要过待遇。在他看来，这很平常，也很坦荡；在我看来，这真不容易。九十年的生命之树，华美的叶片已经落尽，展露出了本真的枝干，坚毅而挺拔。我对岳父说，四十年前，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我觉得他很不好接近。而今，我也过了耳顺之年，逐渐地认可了岳父的人生观，我愿意向他看齐，“修己以清心为要，涉世以慎言为先”。

中国人向来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凡事都要从自己做起，群处守嘴，独处守心，这是老祖宗对我们的要求。《礼记·中庸》有这样一段话：“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大意是说，幽暗之中，细微之事，最终都会呈现出来，不要以为别人不知，就可以放任自己。君子要常怀戒惧之心，即使独自一人，也要严格要求自己，表里如一，知行合一。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慎独”“慎微”。毛泽东同志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辈子做好事很难，一辈子不做坏事也不容易。如何确保一辈子不做任何坏事呢？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明确指出，坚守“慎独”“慎微”是我们的不二选择。他说共产党员“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这也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修养之一。

我常常想，像岳父这样的普通党员，在中国又何止千万。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得到什么表彰，也不需要别人的特别关照。他们的想法很朴素，就是做好自己，管好家人，仅此而已。我写下这篇文字，并没有征得他老人家的同意。我知道，如果他看过，肯定不会让我发表。

“慎独”“慎微”的人，都有点倔。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