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商人》是怎样的喜剧？
《威尼斯商人》是莎翁的喜剧。但它是怎样的喜剧？究竟是什么因素赋予了它以喜剧的性格？谁在这部剧中皆大欢喜？获胜的是什么，落败的又是什么？只有放高利贷的犹太人夏洛克受到了损害，并且他罪有应得吗？
整部喜剧由两条线索、两个故事、两个地点交织而成。戏剧中也有两个中心情节，分别发生在鲍西娅的宅邸和威尼斯公爵的法庭上。前者处在大陆上某个虚构的地点——贝尔蒙特，后者则在威尼斯，一个真实城邦的名字。在直观的意义上，鲍西娅在威尼斯的胜利，是一个虚构世界对真实世界的胜利。
一
鲍西娅的世界（即虚构的贝尔蒙特）有自己独有的主导原则。表面上看，这个原则是爱和快乐。但鲍西娅的人生和全部财产，因为她已故父亲的遗嘱，都被交付给了命运——抽签。遗嘱是一个意志，一个命令。贝尔蒙特的命运出自一位已死者的命令。当命令在遗嘱人死后生效时，它就显示为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意志（莎翁借鲍西娅侍女的口说，遗嘱出自“神悟”）。虚构的贝尔蒙特实际是由彼岸统治的乌托邦（如果我们把虚构的地方径直理解为乌托邦的话——毕竟它是不存在的，也就不知在哪里）。
根据鲍西娅父亲的遗嘱，她的婚姻取决于抽签：谁能在金、银、铅三个匣子之中选中预定的一只（也就是放有鲍西娅画像的那只），便可以与鲍西娅匹配成亲。这三个匣子上面，各自都有一条铭文。金匣子上刻的是：“谁选择了我，将要得到众人所希求的（gain what many men desire）。”银匣子上刻的是：“谁选择了我，将要得到他所应得的（deserves）。”铅匣子上则刻着：“谁选择了我，必须准备把他所有的一切作为牺牲。”第三条铭文明显是圣约的教诲。
这道选择题的难处在于，匣子的外表（金、银、铅三种金属）和各自带有的铭文其实是不对应的。如果根据铭文来选择，那就需要选择者进行自我评判，或者说，需要他对选择行为的意义进行解释：自己的行为究竟服从欲望、应得（我倾向于它表示的是德性）还是牺牲？但是，由于代表鲍西娅本身的画像藏在其中的某一个匣子中，所以，这些匣子的外表是同鲍西娅的身份联系在一起的。匣子的外表代表被选择的对象。
从铭文的寓意来看，铅匣子最符合一位爱情追求者的理想：他愿意为了他的选择而付出一切。从匣子的外表来看，金匣子最符合鲍西娅的身份。摩洛哥王子在选择之前寻思：鲍西娅“这样一颗珍贵的珠宝，决不会装在比金子低贱的匣子里”，甚至想象一下铅匣子装有鲍西娅画像的可能性，都是一个卑劣的思想。如此一来，任何深思熟虑、试图将外表和铭文寓意统一起来的选择，都会是不可能的选择：按照外表，藏有鲍西娅画像的可能性从大到小依次是金、银、铅；按照铭文的寓意，藏有鲍西娅画像的可能性从大到小正好倒过来，依次是铅、银、金。
许多求婚的王公贵胄都知难而退。因为求婚者作选择之前需要起誓，如果选得不对，终身不得再向任何女子求婚。仍然有三个勇敢的求婚者作了尝试（包括鲍西娅的心上人巴萨尼奥）。
摩洛哥亲王应该是黑人（在另一部以威尼斯为舞台的悲剧《奥瑟罗》中，主人公奥瑟罗也是黑人）。他在仔细考虑了每一个匣子上的铭文以及各个匣子的外表之后，选择了金匣子。他的选择代表了一种统一的解释：只有金子配得上鲍西娅，而鲍西娅的确是众人所希求的对象，求婚者必然是希求鲍西娅的人。但这个选择在抬高了鲍西娅的情况下，却令选择者下降到了“众人”及“欲望”的低下层级，反而配不上他的选择了（黑人在这出戏里成了欲望的代表）。
阿拉贡亲王没有选择金匣子，原因不是因为它寓意着“欲望”，而是因为铭文上写的是“众人”的欲望。他不愿侧身众人，“与庸俗的群众为伍”。他认为，“众人”的特点就是“信赖着一双愚妄的眼睛”，“只知道凭着外表取人”。所以，阿拉贡亲王摆脱了外表的标准。他是根据铭文的寓意来选择的。他之所以选择银匣子，跟匣子的银的外表完全无关。他认同的是铭文传达的原则：凭借“应得”来行为。“应得”既代表着异教古典哲人的教诲（正义作为各得其所），也意味着阿拉贡亲王高度的自我估价。他一边赞颂了任人唯贤的原则，一边也对自己作了很高的评价（这在他不愿与庸人为伍的想法中已经体现得很明显）。结果，阿拉贡亲王也选错了。他得到的“判词”是“那永远不会错误的判断，也必须经过七次的试炼”。显然，这是对选择者判断力的讥讽。更一般地说，这是对人的理性能力的讥讽。理性判断试图超越外表，但它看来对自己的德性看得过重，过于自负、过于骄傲。
巴萨尼奥是第三个选择者。他选对了：鲍西娅的画像藏在那只铅匣子里。他的选择方式既不像摩洛哥亲王那样试图统一外表和寓意，也不像阿拉贡亲王那样只凭寓意。他完全忽略了三只匣子上的铭文，并再次返回到了匣子的外表，直截了当，充满着单纯的信心。他的基本原则就一条：把表面的世界颠倒过来，就能得到真实。实际上，一旦金、银、铅的价值等级被颠倒过来（例如金子在莫尔的《乌托邦》中只配用来做马桶，穿着华贵的服饰表示耻辱等等），匣子的外表和铭文的寓意就能够统一起来：由于最低贱的铅颠倒之后代表最高贵的，所以它就正好配得上鲍西娅，而选择铅匣子的追求者愿为其选择牺牲一切，又正好符合一个理想爱人的要求。巴萨尼奥没有考虑这么多，只是果决地作出了选择。他的选择得到的判词是“你选择不凭着外表，果然给你直中鹄的”。但我们也可以说，与其他两位选择者相比，只有巴萨尼奥是仅仅凭借外表来选择的。之所以判词里说这一选择“不凭着外表”，无疑是因为这个选择颠倒了外表秩序。
颠倒了外表秩序之后，第一个喜剧故事才诞生了，情投意合的一对终成眷属。不过我们最好还是记住，在这个喜剧故事中带来喜剧性的，是一个颠覆性的原则：把世界颠倒过来。
二
威尼斯同鲍西娅家那只银匣子（还有选择了银匣子的阿拉贡亲王）特别相似。因为在剧中，威尼斯正是一座忽略外表、无视差异的律法之城、正义之城以及理性之城。可以说，夏洛克在剧中所诉诸的原则，就是银匣子铭文中的“应得”，只不过在威尼斯，这一“应得”具体化为以法律正义为根据的应得。
威尼斯是依靠“应得”这一严格的契约精神或律法主义，成为普世商业帝国的。犹太人和基督徒、外邦人和本邦市民，在威尼斯的法律之下，共同生活。他们之间尖锐的差异甚至冲突，一概被威尼斯严格的法律所压制——夏洛克与安东尼奥的故事，就源自潜伏在威尼斯法律底下的宗教冲突（或者说生存原则的冲突）。机缘巧合，这冲突终于找到突破口，爆发了出来。这不禁令人想起一副浮现在霍布斯政治理论中的画面：自然状态在国家的压抑之下始终不断地涌动着。
在贝尔蒙特这座虚构之城中如愿以偿的鲍西娅女扮男装，假冒罗马法博士，潜入威尼斯，目的是营救身陷法网的安东尼奥。这个情节的设计制造了强烈的戏剧效果，但也为戏剧中的法律故事注入了非法的因素。这个非法因素是如此昭著——假冒的法官——以至于读者或观众往往会忽略这个因素。这大概就叫熟视无睹。或许法庭审判的具体情节、其中的辩论“逻辑”，总之鲍西娅的聪明，太有吸引力了（我们在《帖木儿与鲍西娅》分析过这番论证的合理性），读者或观众便忘记了鲍西娅本身就是冒牌货。
鲍西娅循着严格的字面精神阻击了夏洛克，但她自己的存在方式就已经违背了威尼斯的法律。这使她的作为显得虚伪。她所实现的正义在根基上是空洞的。
填补这个空洞的，是包括威尼斯公爵在内的基督徒们都公认的基督教仁慈（公爵只是无奈于找不到合适的法律理由来实现他的仁慈，因而只能劝诫夏洛克发发善心）。为着仁慈的更高效力，鲍西娅把自己伪装成了法律的化身。所以表面上是威尼斯的法律战胜了夏洛克的残忍，战胜了夏洛克片面化和极端化的正义，而事实上是基督教的仁慈战胜了威尼斯的法律。仁慈无法直接战胜法律，于是它以伪装的形式潜伏到了法律之中。
只有从仁慈对法律的优越性，同时也就是从基督教对于犹太教的优越性的角度出发，才能把握这出戏剧的喜剧性。不但夏洛克的残忍低于仁慈，威尼斯的法律也低于仁慈。这样，夏洛克的契约被毁就是应当的，而鲍西娅的假冒行为也无可厚非。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莎翁此剧的名字叫《威尼斯商人》。这个题名指的是安东尼奥，不包括夏洛克。夏洛克不是商人，是金融家。金融家似乎被理解为商业（贸易）的寄生物。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冲突在剧中具体地表现为商人与金融家的冲突。安东尼奥站在基督教的立场，对借钱生息这个行当嗤之以鼻。他骂过夏洛克，打过夏洛克，抢走过夏洛克的生意——因为他借钱给别人却不收利息。他并不考虑威尼斯作为商贸中心对金融行业的依赖性，不考虑出于仗义疏财的无息借贷无法支撑起一个国际贸易中心的事实。他不曾反思，他的基督教美德并不能用来运作这个普世的商业帝国。他本来只能作为这个律法世界的例外而与威尼斯共存。
但正是这样一个忘记了自己局限的威尼斯商人，被设定为这出剧的灵魂，尽管安东尼奥的戏份，以及他在剧中的表现，都不像一个主角那样占据舞台的中心。《恺撒》一剧也是如此。恺撒的戏份很少，但他又至始至终无形地支配着那出历史剧。类似地，安东尼奥最终成就了《威尼斯商人》的喜剧性。当鲍西娅判决夏洛克丧失全部财产，一半充公，一半归受害人安东尼奥所有之后，安东尼奥终于像个主角，或者说像他的基督教的神一样现身，对罪人夏洛克施以宽恕，给以仁慈。他的仁慈的具体内容是这样的：
要是殿下和堂上愿意从宽发落，免于没收他的财产的一半，我就十分满足了；只要他能够让我接管他的另外一半的财产，等他死了以后，把它交给最近和他的女儿私奔的那位绅士；可是还要有两个附带的条件：第一，他接受了这样的恩典，必须立刻该信基督教；第二，他必须当庭写下一张文契，声明他死了以后，他的全部财产传给他的女婿洛伦佐和他的女儿。
公爵同意了，假冒的法官鲍西娅也同意了，于是，安东尼奥的意愿成了最终的判决，而夏洛克像个精神被击溃的败将（“我身子不大舒服”），也终究接受了判决：“我满意。”
这时才真正达到了皆大欢喜的局面，没有一个人受到伤害。当然，这必须从基督教的角度出发才能理解。安东尼奥的解决办法实质只有一条：为基督教赢得胜利。他让夏洛克直接间接保留了所有财产，但必须将其全部作为遗产由他私奔的女儿和女婿继承。这是对他那叛教而改信基督教的女儿的奖赏。他的女儿在爱欲的引导下改宗基督教，就像奉行爱和快乐的贝尔蒙托在威尼斯为基督教的仁慈获得胜利一样。安东尼奥还明确要求夏洛克改信基督教，这就更是直接地宣告了基督教的优越性。一旦夏洛克接受了这个判决，他瞬间就从一位失败的犹太复仇者转变成了灵魂得救者。他不但无所失，反而得到了更宝贵的灵魂——当然，那将是一个基督教的灵魂。
问题是，强迫改宗恐怕不能被算作基督教精神的真正胜利。因为它把内在的信仰变成了外部强加的东西，从而也就把它变成了外在的诫命，可以说事与愿违。《威尼斯商人》的喜剧在它的顶点陷入了自相矛盾。
这是威尼斯商人和他的伙伴们追求过多的胜利所导致的结果。在安东尼奥和鲍西娅的身上，有一股缺乏节制的激情。原本对阵的双方是可以获得一个平衡的结局的，不一定非得达到一边倒的胜败。
夏洛克咎由自取。他自己把威尼斯的法律和他所服务的商贸秩序割裂开来，企图利用正义实现自己的复仇。他本可以实现这一点，因为他把私人的意图同威尼斯的契约秩序结合在了一起。此时，并不需要过问他的私人意图，只要契约合法就足够了。但在安东尼奥的朋友们有能力替他偿还欠款，甚至支付十倍于本钱的款项时，他仍然拒绝基督徒们提议的仁慈，这样他就把律法主义发挥到了荒谬的地步。所以，他最终失算，安东尼奥获救得生，这在读者或观众看来，乃是大快人心。平衡点本来就在这里——把安东尼奥从法网中拯救出来。
然而，基督徒们追求的远远比这还要多。他们要对复仇加以复仇，要取得彻彻底底的胜利，不但击退犹太人的进攻，还要征服犹太人的灵魂。为此，他们不满足于从威尼斯的法网中“挤出”一个例外，而是不失时机地为威尼斯重新立定了法律——安东尼奥创造了一个利用法律强迫异教徒改宗的先例。基督教徒与犹太教徒在威尼斯法律正义的庇护下共存的秩序，已然遭到了一次颠覆性的攻击：它的平等的正义被击穿了。
原本只是一次阻击战，抵挡的是一个叫做夏洛克的人的恶意，结果变成了对他背后的普遍事物——他的宗教、他的生存方式——的毁灭；原本只是一次拯救，救出的是一个名叫安东尼奥的鲜活的生命，结果变成了对他和他背后无形秩序的加冕和他的凯旋。
一败一胜之间，威尼斯威严的法律世界已经降格。在贝尔蒙特胜过一次的颠倒原则，在威尼斯再次胜利。被法律所压制的事物超越法律，成了更高的东西。
戏剧的最后是胜利的基督徒们汇聚在了那座虚构的贝尔蒙特城里，落败的夏洛克和整个威尼斯则仿佛都被抛诸脑后了。他们并不在乎威尼斯。威尼斯商人的身上并没有对于威尼斯的“宪法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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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林刚，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