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旧版“外国文学名著”
小时候我曾被家里人和邻居视为“书童”，按照他们的说法，家里安静的时候，一定是我在那里看书。我大学念的是法学，可在小学、中学阶段，已经把中文系本科生应该念的中外文学名著，差不多都读了。今天想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确实发生了。这倒不是说我有特异禀赋，而是家里的藏书，尤其是在大学教外国文学的母亲的名著藏书，最早滋润了我的心灵。
为写这篇短文，我特别把这些“旧版书”从书柜上取下来，有些早布满灰尘，有些则缺书角或卷页，封面破旧且现灰暗的色调。这也难怪，它们的“原始版”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读到的旧版，则在1979年前后，“书龄”比我的年纪都要大。这些举世闻名的世界文学名著，在我们家已经存放了近40年。
比如，傅雷先生亲译的巴尔扎克的《贝姨》（1982）、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1950年初版，家中是1980年版），郑永慧先生译的雨果的《九三年》（1957）、《梅里美小说选》（1980），张谷若先生译的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1980），金人先生译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1957年初版，家中是1982年版），陈敬容先生译的雨果的《巴黎圣母院》（1982）等，以上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还有上海译文出版社版，如罗玉君先生译的司汤达的《红与黑》（1979），方重先生译的《乔叟文集》（1979），王一科先生译的狄更斯的《远大前程》（1979）等。比较起来，《贝姨》《约翰·克利斯朵夫》《梅里美小说选》等书籍破损处较多，卷页不少，也更显破旧，可见法国文学名著在我们家是大家的最爱，翻阅得最勤最多，这令旧版书们不堪其负，今天想来还叫人心疼。更令人惊诧的是，上海译文的《红与黑》，居然是竖排版，在解放后，竖排版早就让位于横排版书籍，人们早已经习惯看横排版的书了，这对于一个年龄尚小的孩子来说，读起来则更感到吃力费劲了。某种程度上，不光是我，也包括我的上代人，都是告别文言文和竖排版的一代人。
这些“旧版名著”的译者，大多是那个年代外国文学翻译界的一时之选，其中，傅雷先生的名字最为响亮。他严谨的译风，丰厚博学的文学素养，逐字逐句推敲、一个也不放过，以至于把自己也弄得很累的治学风格，在当时的我而言，还没有什么高山仰止的情怀。那个年代，看外国文学名著的人，都有读作品之前先读译序的习惯，我也偷偷模仿这种风气，先读译者花费了不少精力的序言。不知道什么原因，傅雷本《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译本序”不是出自傅先生之手，而由罗大岗先生代作。它分“关于作者”“时代气氛”“主导思想”“情节梗概”和“总的印象”等部分，可以作为一部关于这本名著的“小文学史”来看。依我读傅雷在上世纪40年代以“迅雷”为笔名所写的《张爱玲论》，以及他其它众多的译著序的情形来看，他应该是一个非常高傲的人，怎么会让他人“染指卧榻”？这才忽地忆起，傅先生早于1966年谢世，否则，给罗大岗先生十个胆子，他也不敢问鼎傅雷先生的专属领地罢？但罗先生也是一位有雅量的老学者，他自然不会掠傅先生之美，“窃夺”为个人产品，所以在“译本序”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约翰·克利斯朵夫》早就有了傅雷同志的中译本，是我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一部外国文学作品。”它还是“法国资产阶级进步文学中划时代的作品。”罗大岗先生，1909年生，浙江上虞人，法国文学专家兼翻译家。1933年在法国里昂大学获硕士学位，1939年在巴黎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1947年回国，先后任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傅先生故世情况下，委托罗先生代作“译本序”，应该情有可原。傅雷先生，1908年生于江苏南汇（今属上海浦东），著名翻译家，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重要缔造者之一。他早年在巴黎大学留学，主修文艺理论，跟罗先生还是校友。傅雷早年从事艺术评论和理论研究，后来转向法国文学翻译，其中“傅译”的巴尔扎克名著享誉中外，影响了几代读者。傅本“译序”很多，因篇幅所限，这里从略。但从他对巴尔扎克和其他法国作家的深刻理解中，也可窥见其译序将会多么精彩。
译序是对翻译作家的全面介绍，从作者生平、所处时代、创作道路到作品风格和写作手法，皆有极为详尽的讲解。我有一个印象，读完译序，完整的作家形象和作品内容似乎已经尽知，按照它的指引按图索骥，所读基本在翻译家译序把握的范围之内。这是一块敲门砖。不过，如想真正进入作家作品的世界，还要看翻译家精彩绝伦的译笔。译者们在这方面各有千秋，越著名的翻译家，所译作品自然有很大不同，多年后我常想，如果没有傅雷先生，还会有一个永远矗立在中国读者心目中的“巴尔扎克小说”吗？
除翻看中译者译序，我还爱看作家本人的“原序”。其中，《德伯家的苔丝》作者哈代先生的《原书第五版及后各版序言》很值得一读。与上述翻译家看作品不同，第五版原序，是以作家本人看自己作品的形式展开的，他上来就说：“现在这部小说是里边有下面这种情形的一种，就是，它所刻画的女主角还没开始正式活动以前，就经历了一番事故了，而那番事故，通常又都认为使她丧失了作主角的资格的，或者至少是把她的活动和希望实际上结束了的；既是这样，那么，如果读者会欢迎这部书，并且会和我一致地主张，认为关于一件人所共知的惨剧，它的隐微方面，除了已经说过的话以外，在小说里还可以再说一说，那这种欢迎和主张，自然都是和公认的习俗十分相反的了。”对于孩子，或是一般读者来说，这段话说得实在拗口、晦涩、不太好懂。当年，我就是匆匆掠过，急忙选择去看作品，而不想听哈代在这里啰嗦了。成为专职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研究者之后，回过头来再读此序，就觉得里面大有周章。
哈代是说，苔丝之所以失身堕落，源自于她本来性格的自然驱动，并非只怪别人。但如果作家就写这些，不仅故事无法展开下去，连她能否成为作品主角，都已经很成问题了。社会上的戏剧性故事，相比于苔丝的故事，不会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吗？也即从人物原型来看，她并不拥有足以成为“主角的资格”，那么，干嘛还去费心劳神地写这部作品？这部名著之所以名垂青史，哈代也不客气地说，是因为它跟社会上的“习俗”是正好相反着的，他是在“反写”这个社会上的小人物。哈代真不愧为大作家，见识、眼力和艺术表现力，就是不同凡响。
因早年，还有后来多次翻看旧版“外国文学名著”，就觉得除此之外的文学作品，已经大多没有什么意思了。这话可能有“厚古薄今”之嫌疑，但也是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