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同文书局古籍影印小记
前文（《清末古籍影印小记》，见４月７日《藏书报》）谈到清末影印古籍历史及特点，也提到当时影印古籍衰败的原因，其实当年石印业一落千丈的原因，固然同废科举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印刷业主导下的古籍影印，主持者目光短浅且唯利是图，又缺乏古书版本、出版专业方面的知识，注定了其昙花一现的命运。下面谨以同文书局为例，略加说明。为什么以同文书局为例？因同文书局在清末的古籍影印活动中，成绩和影响最大，而且是国人开办的首家石印书局，其停业的时间又在废除科举的八年之前，更具代表性。
光绪七年（1881），粤商徐鸿复、徐润开设了同文书局，购备石印机12架，雇用职工500名，专事翻印古籍善本。《徐愚斋自叙年谱》光绪八年附记，对同文书局的始末作了一个简要概括：“查石印书籍，始于英商点石斋，用机器将原书摄影石上，字迹清晰，与原书无毫发爽，缩小、放大悉随人意。心窃慕之，乃集股创办同文书局，建厂购机，搜罗书籍以为样本，旋于京师宝文斋觅得殿板白纸《二十四史》全部、《图书集成》全部陆续印出，《资治通鉴》《通鉴纲目》《通鉴辑览》《佩文韵府》《佩文斋书画谱》《渊鉴类函》《骈字类编》《全唐诗文》《康熙字典》，不下十数万本，各种法帖、大小题《文府》等，十数万部，莫不惟妙惟肖，精美绝伦，咸推为石印之冠。迨光绪十七年辛卯，内廷传办石印《图书集成》一百部，即由同文书局承印，壬辰年开办，甲午年全集告竣进呈，从此声誉兴隆。唯十余年后，印书既多，压本愈重，知难而退，遂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停办。”
堪称“石印之冠”
说同文书局影印之书“莫不惟妙惟肖，精美绝伦，咸推为石印之冠”，绝非妄言，就以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两部书《康熙字典》《二十四史》为例，便可证明。先说《康熙字典》。
同文书局从清光绪癸未（1883）开始影印《康熙字典》，当年出了两个版本，其中一种在天头排列了篆字。原版《康熙字典》是没有篆字的，这一版大概是《康熙字典》影印本中首次增加了篆字。此后增篆《康熙字典》便成为主流产品，广受欢迎。光绪庚寅季春（1890），同文书局推出了半叶十八行，行二十四字本《康熙字典》，在字体缩小不明显的情况下，比殿版十六行本节省近十分之一的篇幅，又增加了篆字，且编校精当，字迹清晰，很快受到追捧。至迟在民国十四年（1925），中华书局便开始影印同文书局十八行本《康熙字典》，强强结合，由此开启了同文书局本《康熙字典》畅行百年的辉煌史。1949年之前，中华书局本《康熙字典》，封面书签均标有“同文书局原版”字样，书前牌记为“同文书局原版中华书局精印”。1958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了精装本《康熙字典》，并在每页下方标注“同文书局原版”字样，至今重印了上百万册。
再说《二十四史》。武英殿《二十四史》，是中国早期石印业者最为看重的“热门”，捷足先登的是同文书局。同文书局《股印二十四史启》云：“欲窥全史者，非殿版不可，而殿版又非乾隆初印不可。盖重修晚出之本，往往渐失其真，不足贵也。道光以前，累世承平，人文蔚起，通都大邑，必有庋藏全史，以备大雅观摩；兵燹之后，斯文浩劫，志学之士欲求全史而读之，盖有登天之难焉。本局现以二千八百五十金购得乾隆初印开化纸全史一部，计七百十一本，不敢私为己有，愿与同好共之，拟用石印，较原版略缩，本数则仍其旧。” 光绪十年（1884），同文书局本《二十四史》陆续面世。该书高20厘米，宽12.6厘米，属于32开本尺寸；半叶版框高15厘米，宽10厘米；十行，行二十一字。开本不大字却不小，既便于庋藏，又省料利于降低书价。
众说“同文本”
民国学者钱基博，对同文本《二十四史》颇有微词，他说：“光绪间，泰西石印法初传至中国时，粤之徐氏创同文书局，印精本书籍，最著名者为覆印武英殿《二十四史》，皆全张付印。徒以所得非初印本，字迹漫漶，乃延人描使明显，便于付印；又书手非通人，遇字不可解者，辄改以臆，讹谬百出。尤可笑者，自言所据乾隆四年本，而不知四年所刻，固无《旧五代史》，又未见乾隆四十九年殿本，辄依殿板行款，别写一通，板心亦题乾隆四年，书估无识，有如此者。然世乃以字迹清朗，称为佳本。竹简斋印《二十四史》，遂用同文书局本，故错字一仍其旧。”
钱基博所云多不属实。首先，谓“徒以所得非初印本，字迹漫漶，乃延人描使明显，便于付印；又书手非通人，遇字不可解者，辄改以臆，讹谬百出”，似证据不足。殿本《二十四史》面世，至光绪十年同文书局影印之时，不过百年，《旧五代史》则又晚四十年，“字迹漫漶”应属个例；“延人描使明显，便于付印”，系当时石印业普遍之流程，即后来商务印书馆亦无例外；至于“遇字不可解者，辄改以臆，讹谬百出”，不但钱氏未能举证，后来也无人指出。其次，“又未见乾隆四十九年殿本，辄依殿板行款，别写一通”，此说绝非事实。徐润为清末著名实业家，“四大买办”之一，兼任招商局会办（其个人持股百分之五十以上），与李鸿章、张荫桓等朝廷权贵关系密切，搞到一部初印殿本《二十四史》应该不难。前引《徐愚斋自叙年谱》即明言“于京师宝文斋觅得殿板白纸《二十四史》全部”，同文书局《股印二十四史启》又谓“本局现以二千八百五十金购得乾隆初印开化纸全史一部，计七百十一本”，《旧五代史》自当在其中。并且，《旧五代史》皇皇一百五十卷二十四册，“依殿板行款别写一通”，写后尚需雕版，谈何容易！从时间上看，《旧五代史》与《史记》等均系“光绪十年甲申仲春”首版之书，根本没有“别写一通”的可能。实际情况是，同文书局编印者误以为所购之《旧五代史》（乾隆四十九年校刊本）非初印，特将中缝“乾隆四十九年”改为“乾隆四年”，冒充“初印”。此举虽属无知妄为，与“依殿板行款别写一通”性质不同，同文书局《旧五代史》系乾隆四十九年殿本是没有问题的。同文本《二十四史》因印制精良，后为竹简斋、中华书局多次翻印，销量多达上千部。
先行者的贡献
总体上看，同文书局影印本的质量在当时堪称一流，因而《康熙字典》《二十四史》等书，成为同行翻印的底本，并标注“同文原版”以提高身价。另外，同文书局影印书品种繁多，凡当年热门之书应有尽有，除前文徐润自述之书外，能见到者尚有《三礼图》《经学辑要》《四书经史摘证》《宋本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双声叠韵谱》《尔雅音图》《切韵指掌图》《韵史》《纪元编》《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上百种，皆纸张白净，字迹清晰，质量上乘。
然而，细查之下可以发现，同文书局所印之书，与其他大小书庄之书并无本质区别，多为重复出版，版本也是常见的清代通行本，所谓《宋本说文解字》《宋本切韵指掌图》，实为清代翻刻本。在此情况下，同文书局精心校阅、印制及优质的纸张材料，反而增加了成本，在“劣币驱除良币”的大环境下，“印书既多，压本愈重”，直至关张停业，就不足为怪了。无独有偶，情况与同文书局相似的点石斋石印书局，也于宣统元年（1909）停业，并入上海集成图书公司。
发人深省的是，历经清末三十余年，数十家书局书庄翻印古籍的热潮后，张元济先生在1920年写就的《四部丛刊启》中，感叹道：“自咸同以来，神州几经多故，旧籍日就沦亡，盖求书之难，国学之微，未有甚于此时者也。……此其所收皆四部之中，家弦户诵之书，如布帛菽粟，四民不可一日缺者。”这段话，几乎全盘否定了此前的古籍影印成果，虽略显武断，却也八九不离十。
清末古籍影印最大的成绩：在照相石印技术及古籍版式设计等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为民国时期古籍影印的大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例如，同文书局殿本《二十四史》、十八行本《康熙字典》等书的开本，堪称“黄金”尺寸，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与此相仿，大概受到启发。张元济先生对此开本的评价甚高，曰：“雕版之书，卷帙浩繁，藏之充栋，载之专车，平时翻阅，亦屡烦乎转换。此则石印，但略小其匡而不并其叶，故册小而字大；册小则便庋藏，字大则能悦目。（《四部丛刊启》）”再有，“四拼页”“九拼页”等割裱缩印方式，也为后人大量采用，如中华书局影印的《古今图书集成》，开明书店的《二十五史》，都是九拼页，将鸿篇巨制的古代名著大幅缩小，为大部头古籍图书的普及，作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