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毛女》诞生记
80年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陕甘宁边区及各解放区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自觉自愿地热情澎湃地奔赴战场，深入农村，走进工厂，学习、利用和创造多种形式的文艺武器同敌人展开复杂激烈的斗争。以延安为发端为中心的革命文艺运动，不仅遍及全国各个解放区，而且波及国统区和敌占区，确实成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丁玲《延安文艺运动纪盛》序）。在文学的民族化、群众化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涌现出一大批来源于人民大众，具有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新歌剧《白毛女》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70多年来盛演不衰，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堪称永恒的经典。
1946年的贺敬之
1946年1月在张家口演出的《白毛女》剧照。
一、贺敬之的家乡情结
在鲁艺召开的欢迎会上，有人向院长周扬讲述了“白毛仙姑”的故事，周扬从中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主题，但是一时还说不准，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白毛女》剧本执笔者贺敬之于1924年11月5日出生于山东省峄县贺窑村（现属枣庄市台儿庄区）一个农民家庭。贺敬之自幼聪明好学，虽家境贫寒，但在亲友的帮助下，先后在本村小学校、涧头集天主教堂小学和北洛村私立小学学习。这期间，他品学兼优，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和称赞。1937年秋，13岁的贺敬之考入山东滋阳第四乡村师范学校。1937年底，日军渡过黄河，占领济南，学校只好停课，贺敬之回家等待。3月，台儿庄战役爆发。贺敬之先后流亡到湖北、四川求学。其间，他结识了一些进步同学，阅读了大量进步的、革命的文艺作品，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参加“挺进读书会”，与同学办《五丁》壁报。他迷上了艾青、田间的诗，听到了大诗人臧克家来校作的演讲，而他的语文教师又是作家李广田。他立志成为诗人、作家，发奋读书、写诗作文，先后在《华西日报》《中央日报》《大公报》《朔风》等报刊发表散文、诗歌。1940年春，贺敬之怀着对革命的追求，与另外3位同学毅然离开梓潼学校，奔赴延安。在延安，他先入徐特立领导的自然科学院中学部读高中，后又经何其芳亲自面试考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贺敬之当时只有16岁，是该系第三期学生中最小的一个，所以被何其芳称为“一个小同学”。1941年6月23日，贺敬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5年1月，贺敬之受命执笔创作《白毛女》剧本，刚过20岁的他被这个故事深深地感动了。
关于其原型，贺敬之在1946年撰写的《〈白毛女〉的创作与演出》中说，源于晋察冀边区的一个民间新传奇“白毛仙姑”的故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河北省阜平县某村一老农民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儿，聪明美丽，活泼可爱，父女俩相依为命。村里一个恶霸地主看上了这个姑娘的美色，想占为己有，于是他设计逼死老农，抢走其女儿。姑娘在地主家被奸污并怀有身孕，然而地主喜新厌旧，又打算续娶新人。在筹办婚事时，阴谋害死这位姑娘。地主家里善良的佣人获知此信息后，于深夜中把她放走。姑娘逃出地主家后，藏身于大山中的一个山洞里，白天怕被人发现不敢出来，都是夜间出来觅食，不久又生下了孩子。由于长期生活在山洞里见不到阳光，又缺少盐，全身发白。她在一天夜里去山上的奶奶庙偷吃供品时，被村民发现，被信奉为“白毛仙姑”，常献上供品。后来八路军解放该村后，工作组进村开展工作，得知这一传说。工作组的干部和村民兵队长携带武器，在一天夜里隐蔽在奶奶庙神坛一侧的暗处，等“白毛仙姑”前来拿供品时，解救了她，将她带回村里。“白毛仙姑”来到灿烂的阳光下，又重新真正作为一个“人”而开始过着从未有过的生活。1942年春，周巍峙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来到晋察冀宣传演出，搜集到了这个新传奇。1944年4月，西战团奉调回到延安。在鲁艺召开的欢迎会上，有人向院长周扬讲述了“白毛仙姑”的故事，周扬从中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主题，但是一时还说不准，还需要进一步探索，于是，他萌发了一个想法，决定以“白毛仙姑”为题材，在党的七大召开之前，创作一部大型的新歌剧，要赋予新歌剧以新的主题，体现劳动人民的反抗意识，以鼓舞人民的斗志，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戏音系主任张庚。张庚按照周扬的要求，组成了创作班子，对剧本的主题和情节进行了讨论研究，商定由西战团成员邵子南执笔，因为他熟悉晋察冀边区的生活和“白毛仙姑”的故事。根据歌唱家王昆的回忆，她看过邵子南写的“白毛女”题材的一个长诗，是用秦腔配曲的。在第一场戏试排时，请周扬来审看，受到了他的批评。他说这样写、这样排怎么能把该剧的思想内容表现得好呢？从形式上看，音乐和表演都很陈旧，我们不要“洋八股”，也不能不加改造地照搬“土八股”“封建八股”，意思是不能搞成旧的戏曲形式，要写成一部民族的新歌剧。
根据周扬的批评意见，张庚召集创作组讨论，认为原剧本不适合舞台演出，要另起炉灶。邵子南也因此退出创作组。张庚决定由贺敬之执笔重写。贺敬之、马可在1950年《白毛女》再版前言中写道：“邵子南同志，他是这一剧本创作工作的先行者，他曾写出最初的草稿，虽然，以后这个剧本由别人重写，但他的草稿给予后来的人以极大的启示和帮助。”
关于“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剧本主题的提炼，贺敬之认为“这故事表现了积极的现实意义及人民自己的战斗的浪漫主义的色彩”，他说“认识与表现这一主题是经过了一个不算太短的过程的。才开始，曾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神怪’故事，另外有人说倒可以作为一个‘破除迷信’的题材来写。而后来，仔细研究了这个故事以后，我们没有把它作为一个没有意义的‘神怪’故事，同时也不仅把它作为一个‘破除迷信’的题材来处理，而是抓取了它更积极的意义——表现两个不同社会的对照，表现人民的翻身。”而这恰恰正是创作之初周扬感觉到但是没有明确说出来的那个想法。
由于贺敬之没有去过晋察冀边区，对故事流传地的生活不熟悉，他就“找了许多对该地生活熟悉的同志请教，又尽量回忆个人过去农村生活的材料，在讨论故事情节时请更多的同志参加意见”。所以白毛女的原型是个“综合体”，尤其是融入了作者家乡的一些细节和情感。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曾到贺敬之的出生地贺窑村实地考察，村南不远处有一座山叫寨山，山顶确有奶奶庙遗址，遗址一侧有一干涸的山泉和一个山洞，洞口不大，里面倒还开阔，有残留的香烛和供品，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白毛仙姑洞”。一村民说以前确有一个地主姓黄，现还存有黄家大院的一间配房，该地主是从台儿庄马兰屯迁来的。村民所言让我想起了贺敬之的姐姐就是嫁到马兰屯的黄家，黄家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其中就有“仁”字辈。
贺敬之在创作中被喜儿的悲惨遭遇所打动，他是一边流着热泪，一边创作的。家乡的寒夜、财主的逼债、父亲的去世、弟弟的夭折、母亲的辛劳一一浮现在他的眼前，《夏嫂子》《小兰姑娘》《五婶子的末路》等作品中的人物又进入他的脑海，他以诗人的情怀和戏剧家的表述力，夜以继日创作剧本。由于长时间挑灯夜战，贺敬之的身体累垮了，他提出最后一场戏由丁毅来完成。
周扬看过后，热情地肯定了贺敬之、丁毅执笔创作的《白毛女》剧本。
二、集体创作的经典
有一次，贺敬之去食堂打饭时,炊事员一直跟着他说黄世仁不枪毙不行。
张庚在《关于〈白毛女〉歌剧的创作》中说：“当我们在延安从事创作这个剧本的时候，执笔者虽然是贺敬之同志，但实际上是一个大的集体创作，参加讨论和发表意见的，有曾在发生这传说的一带地方做过群众工作的同志，有自己经历过长时期佃农生活的同志，有诗歌、音乐、戏剧的专家，不仅他们，差不多很多的观众，上至党的领导同志，下至老百姓中的放羊娃娃，都提出了他们的意见，而根据这些意见，我们不断地修改，至今天演出这个样子的时候，已经和原来的初稿以及初次排练时的剧本很不相同了。”贺敬之也在总结《白毛女》的创作过程时，特别强调了《白毛女》是集体创作，“这不仅是就一般的意义——舞台的艺术本就是由剧作、导演、演员、装置、音乐等各方面构成的——上来说的，《白毛女》是比这更有新的意义更广泛的群众性的集体创作。”《白毛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民间的口头集体创作形成了新传奇“白毛仙姑”。《白毛女》的原型“白毛仙姑”的故事一开始在晋察冀边区形成就是一个集体创作的过程，在流行过程中经过口口相传，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新传奇故事。西战团的文艺工作者们在搜集整理中又是一次创作的过程，一路上不断演绎和完善才带到延安。
专业集体创作的新形式。周扬将创作演出《白毛女》的任务交给张庚后，张庚立即成立一个专业创作组，首先对剧本的主题和故事情节进行讨论后确立。为加快创作进度，剧组采取流水作业的方式开展工作，即编剧贺敬之写完一场立即交给作曲者谱曲，由张庚、王滨审定后，交丁毅刻写蜡纸印出，再由导演和演员试排。每幕排完后总排，请鲁艺师生、干部群众和桥儿沟的老乡观看并评论，边写作边排演边修改，这确实是一种独特的集体创作的新方式。
中央领导指导集体创作。就在《白毛女》延安首演的第二天，剧组党支部书记田方传达了中央书记处的指示：第一，主题好，是一个好戏，而且非常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是成功的，情节真实，音乐有民族风格。第三，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田方还就第三点意见做了专门的解释：“少奇同志说，黄世仁如此作恶多端，不枪毙不足以平民愤，不判黄世仁死刑，就是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剧组根据中央领导的意见做了修改，在以后的演出中，黄世仁就被当场枪毙了，观众认为大快人心。
群众加入集体创作队伍。贺敬之说：“特别应该提出的，是许多老百姓和学校的勤务员、炊事员常常热心地来看排演，他们提出许多好意见，甚至许多细微的地方，他们也发表了意见。当写最后一幕——新社会的时候，我们还请来了在晋察冀下层政权工作的同志来指教。”贺敬之认为，“新的艺术为群众服务，反映群众，通过群众，群众是主角，是鉴赏家，是批评家，有时是直接的创造者。”《白毛女》在延安演出一个多月来，很多群众看完后纷纷来到剧组，发表自己的意见。有一次，贺敬之去食堂打饭时,炊事员一直跟着他说黄世仁不枪毙不行。《解放日报》也收到很多读者来信，评价这部戏，并提出一些意见。《解放日报》于1945年7月17日特开“书面座谈”专栏来讨论，在开栏语中说：“很想作为一个开端，来展开思想的论争，凡是各方面意见比较多的问题，不论是关于文艺，或是其他部门的，欢迎任何同志发表各种正反不同的见解，发表的方式看情形酌定，希望同志热烈参加。”据贺敬之说，从《白毛女》演出起，就接连不断收到各方观众的来信，连同《解放日报》转来的评论文字有40余件、15万多字，“这些意见使我们深感我们的社会生活经验不够，而群众的生活是丰富的，我们在可能范围内每天都继续修改。”
穿越不同时代的集体创作。1945年10月，剧组来到张家口市，当地文艺工作者提出不少意见，贺敬之又从四个方面做了修改。丁毅在《1947年〈白毛女〉再版前言》中说：“《白毛女》这个剧本已经在张家口、承德、齐齐哈尔、哈尔滨，还有其他的地方出版过几次了，但每个版本都不相同，都有修改的地方，这说明了它还不成熟，也说明我们在努力使它走向完善。”1950年，根据将近6年的演出经验，主创人员将原先的六幕改为五幕，并且在音乐上进行调整和完善。几十年里，《白毛女》被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上演，其中的反复创作过程是不言而喻的。1951年，导演王滨和水华将《白毛女》搬上银幕，大量日常生活场面得到了精彩而形象地呈现。1964年，上海舞蹈学校将《白毛女》改编成芭蕾舞剧，成为芭蕾舞和民族舞蹈结合的典范。后来丰富多样的版本和艺术形态演变中，更是再次证明了《白毛女》不仅是同时代人集体创作的经典，也是由不同时代的艺术家和人民群众共同集体创作和磨炼出来的经典。
三、永远屹立于艺术之林
“哪一个兵种，哪一个野战军，哪一个兵团的新文艺团体，从中央到地方，哪一个专业文工团没有演出过《白毛女》？”
1945年4月，歌剧《白毛女》在延安党校礼堂首演。毛泽东和全体中央委员、七大代表观看了演出，几乎所有的观众都沉浸在《白毛女》的剧情中，首长席后面的几个女同志失声痛哭。负责拉幕布的贺敬之在帷幕徐徐合拢的那一刻，看到那些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领导同志们，那些金戈铁马、叱咤风云的将军们，也终于按捺不住流下了泪水。《解放日报》1945年6月10日的报道说：“该剧已演出七场，观众深受感动，有的同志竟看了五次，他们都认为此戏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有的同志说：‘戏里演的，跟我以前的生活是一样的。’有的同志说‘看了黄世仁欺侮杨白劳，我真难过，我觉得我像被枪打了一样。’而过去生长在城市里的同志却说：‘看了这戏，我才知道什么是恶霸。’有些从抗战以来便一直在边区及解放区工作的同志，看了这戏以后，重新激发了对封建制度的义愤，认识（到了）自己对农民所（担）负的责任。……《白毛女》中的歌曲，已开始在延安流行。闻鲁艺戏剧工作团应各方观众要求，将在八路军大礼堂、枣园、边区参议会大礼堂等处继续演出。”《白毛女》在延安演出30多场，场场爆满，场场受到热烈欢迎。
延安首演后，在解放区掀起《白毛女》风暴。延安唱红了，陕北唱红了，解放区唱红了，全中国唱红了。
1946年1月，《白毛女》在张家口市演出。贺敬之说，前后演出30余场，但还未能满足观众的要求，在停演期中，纷纷要求加演。《晋察冀日报》1946年1月3日报道说：“此次于张市人民剧院演出，其布景、灯光等各种条件，均较延安为佳，所以演出效果更好。每至精彩处，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每至悲哀处，台下总是一片唏嘘声，有人甚至从第一幕至第六幕，眼泪始终未干。剧本和演出的感染力，不说也可想而知了。散戏后，人们无不交相称赞。”
在革命战争年代，演出《白毛女》就是召开诉苦大会，解放区的农民看了后都积极参加斗地主反恶霸的斗争，踊跃送子、送郎参军去前线。丁玲写道“每次演出都是满村空巷，扶老携幼，屋顶上是人，树杈上是人，草垛上是人。凄凉的情节，悲壮的音乐激励着全场的观众，有的泪流满面，有的掩面呜咽，一团一团的怒火压在胸间”；演出《白毛女》就是举行战前动员会，部队的干部战士纷纷要求为杨白劳、喜儿报仇，激励他们杀敌立功，有的战士甚至在剧场举起枪要打死“黄世仁”“穆仁智”，以致有的部队规定看《白毛女》时不许带子弹。作家贾漫写道：“从1945年《白毛女》诞生起，到解放后的全国和平环境的土地改革运动。哪一个兵种，哪一个野战军，哪一个兵团的新文艺团体，从中央到地方，哪一个专业文工团没有演出过《白毛女》？平津战役的战前和战后，辽沈战役的战前和战后，淮海战役的战前和战后，哪一个城市没有演过《白毛女》？哪一个部队没有看过《白毛女》？”
1948年5月至6月，香港建国剧艺社、中原剧艺社、新音乐社在香港联合公演《白毛女》，盛况空前，反响强烈。香港1949年5月出版的《华南艺术青年工作概况》说：“这是港九文化界三年来的纪念碑式的大事，它的演出将港九上下层社会整个地轰动起来了。……除了港九的观众如潮样地涌入剧场以外，还有许多远地的观众，从广州、从潮汕一带，搭飞机来看。”《白毛女》的公演，激发了香港民众对新中国的热情期盼,也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革命、认知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口。
1951年至1952年，歌剧《白毛女》赴东欧七国及奥地利演出，巡回152个城市，演出437场，观众达242万人次。王昆曾回忆说：“在反抗压迫和剥削、同情和支持弱势人群这些大的方面，《白毛女》是能够被国外人民认同并引起共鸣的。”在德国柏林和德累斯顿演出谢幕时，观众踊跃向喜儿的扮演者王昆献花，她都抱不动。偶尔有人给黄世仁的扮演者陈强一束花时，台下的老太太高喊：“不许给他！不许给他！”1951年7月，《白毛女》获得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的第一个特别荣誉奖。苏联和东欧还翻译出版了《白毛女》剧本，将它搬上话剧舞台。
历经近80年的风风雨雨，《白毛女》一直屹立于民族艺术之林。它曾被改编为电影、戏曲、芭蕾舞，在国内外广为传播。它的故事和音乐旋律曾经达到家喻户晓的地步。一部戏能那样深入、那样普及、那样脍炙人口，这在世界戏剧史上都是罕见的。在革命战争年代，它曾鼓舞人民披荆斩棘、砥砺前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它仍然激励人民不忘初心，开拓奋进。何火任在《贺敬之评卷》中写道：“《白毛女》是中国现代歌剧史上一座巍峨的光辉灿烂的里程碑。所有为《白毛女》的诞生奉献过心血和智慧的人们的功绩，都镌刻在这块碑上。而作为文学剧本主要执笔者的贺敬之的功绩，也必然镌刻在这块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