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星主》：重温科幻经典的意义
《造星主》，[英]威廉·奥拉夫·斯特普尔顿著，宝树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年11月第一版，64.00元
江晓原：小说《造星主》被圈内人视为科幻经典。先前我没注意过此书，毕竟它初版于1937年，如果不是此次出中译本，作者斯特普尔顿在中国也已很少有人知道了。在现代媒体作用下，“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光景肯定是不会再有了，层出不穷快速迭代的网红们能领风骚三五年就不错了。正因为如此，本书的译者宝树——他本人也是一位活跃在当下的科幻作家——写了一篇很长的译序，相当详细地介绍了斯特普尔顿其人其书，对读者帮助不小。
不少西方科幻作家可能觉得科幻小说不够高端，喜欢否认自己写的是科幻小说。对于自己作品的定位，他们比较喜欢用的一种说法是“哲学小说”。考虑到在任何有思想的科幻小说中都会有哲学的影子，这种姿态虽是虚荣心的表现，但也往往能够言之成理，所以连一些被誉为“伟大”的科幻作家也未能免俗。如果按照这种标准，《造星主》被称为一本“哲学小说”倒是当之无愧的。
所谓“哲学小说”，一个常见的重要特征就是不容易卖掉。译序说《造星主》终作者有生之年（1886～1950）销量没到5000册，这个销量对于“哲学小说”来说确实是合适的。比如试读它的第1章，整个就是意识流风格的哲学噫语，除了几句关于他和妻子初识的回忆（那时他妻子才9岁），没有任何故事，甚至也没有对后面故事的铺垫。
对于这样一部当时不叫座后世却叫好的作品，在它问世85年之后来重温，确实是件饶有兴味的事情。
刘兵：一开篇你就谈及两个对于理解科幻小说来说很重要的问题。其一，涉及对科幻小说的定位或者说分类；其二，究竟何为经典。
最近正好我和我一个研究科幻史的学生刚投出一篇关于英美科幻定义的历史演变与相关争论的论文。据我们的考察，在1937年时，对科幻的定义还基本处于初期的狭义阶段，对科幻的理解大致还是强调其融合了科学事实和预言性的想象，而真正有更多的定义和争论，还是在此阶段之后。所以，当我们说一部历史上的作品是否是科幻时，有时依据的是当时作者或读者的理解，有时依据的却是后来出现的对于科幻的新认识，而后者又经常成为撰写科幻史的选择标准。就像如今较多将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作为科幻小说源头的说法，除了在学界仍有争议之外，19世纪的玛丽·雪莱是否会想到或认为她是在写一部“科幻小说”呢？
我不太清楚的是，当你说你认为《造星主》是一本“哲学小说”时，这是你的说法呢？还是《造星主》作者本人的说法？当然，如果按照今天大部分科幻史的写作来说，它属于科幻小说当然是无可争议的，毕竟这次的中译本，也是被收入“世界科幻大师丛书”系列中。至于在文学作品中，何为经典，以及更特殊地，在科幻小说中何为经典，我想，也应该是我们这次对谈中要继续展开的话题。
江晓原：说《造星主》是“哲学小说”是我的说法，斯特普尔顿有没有说过我不知道。不过这里我想先谈谈你的第二个问题——究竟何为经典。仔细想来，这其实也是一个相当坑人的问题。
我看到，被我们在今天称之为“经典”的作品，往往符合这样一个条件：在很多年之后仍然有很多人在读它或购买它。比如《红楼梦》，至今仍在出版和销售，大家通常都同意它是文学经典，尽管你现在真要在身边找一个正在读《红楼梦》的人其实非常困难。按照这个条件，《造星主》能不能被称为经典是很成问题的。首先它肯定没有《红楼梦》那样的文学史地位，其次我也不相信如今它在英语世界的读者会及得上《红楼梦》在中文世界的读者。
但是我为什么仍将《造星主》称为经典呢？那是因为还有另一个条件能够让一些作品在后世获得“经典”的地位。那些作品其实在后世很少有人读，也很少被出版，但是，它们被一些名人——著名作家、著名政要、超级富豪、公认经典作品的创作者等等——誉为经典，这会导致它们仍然不时获得出版的机会。
我猜想《造星主》就是一部这样的作品。例如它曾获得弗吉尼亚·伍尔芙、伯兰特·罗素的盛誉或赞许。读伍尔芙或罗素作品的人，肯定比读《造星主》的人多，当某个时候有出版社注意到《造星主》曾被伍尔芙和罗素盛赞时，就会愿意将它作为经典作品来出版一次。
刘兵：按你说的第二个条件，实际上似乎意味着“经典”是一种被名人建构出来的东西。而按照你说的第一个条件，则仍然可以追问：“为什么在很多年之后仍然有很多人在读它”呢？也许，因为被名人盛赞过，从而可以不断被再版，被认为是经典，所以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需要去读，这也可以是一种解释。不过这就又循环到第二个条件了。
但也许还可以再补充一些其他的对某部作品成为经典的解释，也许，确实因为许多人读了，觉得有意思，有感悟，或有收获，因而口口相传地流传下来，在有了这个市场之后，自然出版商也就会愿意重版。
也许，有些经典就像你所说的，其实在现实中其实并没有多少人实际在读，或者因为种种原因读不懂或不好读——这样的例子应该有很多，比如《尤利西斯》——但因为许多研究者认为有价值，从而将其建构成经典，于是就进入了许多人会知道、一些人会出于各种原因而购买但并不真的阅读、出版商又一直不断重印的持续循环。
还有，因为某部作品确实有开创性，尽管由于后续的发展变化而不再适应新的阅读习惯和需求，后来的人们几乎不太去读，但也还是会承认其经典的地位——像科学领域中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恐怕就属此例吧。
不过，至少在那些实际上还被经常阅读的那些经典，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其中潜在地存在很多的对之进行解读的可能性，不同的读者在其中会获得不同的感受、发现和收获。总之，我承认要严格地定义何为经典，以及解释一部著作为什么会成为经典，这确实是一个极为困难的（或像你所说的“相当坑人”的）任务。
但《造星主》是否是因为它在科幻史上具备了某种开创性，而后来又再被发现而建构成了“经典”呢？你对科幻史要更为熟悉，你对此有何评价？
江晓原：其实成为经典的各种条件，还是有着内在相通之处的。就《造星主》而言，确实能够在其中找到某些开创性的元素，比如译者指出的，《造星主》中出现了“戴森球”这个想法的先驱。考虑到“戴森球”是人类关于未来能源最壮观、最环保、也是相对最靠谱的想象，如果《造星主》真的是先驱（即在戴森提出这个概念之前，除了斯特普尔顿没有别人提出过），那还是值得载入史册的。这大概可以和H. G. 威尔斯1914年的科幻小说《获得解放的世界》是原子弹想法的先驱，算是异曲同工了。但这类例子仍只是科幻作品的所谓“预见功能”，在思想性的标尺下仍不足道也。
如果要在《造星主》中找更有说服力的“开创性”例子，倒也确实可以找到。例如，多重宇宙（多世界）的概念，如果从科学上说，那只能是爱武烈特（Hugh Everett）在1957年的博士论文中首先提出的，但是在1937年的《造星主》中，已经有了明确的先驱——因为斯特普尔顿明确说造星主创造了各种不同的宇宙。这种观念在第15章“造物主及其作品”中表达得最为直接。
顺便说说这第15章，译者将第13～15章称为本书的“至高时刻”——这是斯特普尔顿自己的用语，其实就是他又抛开了故事，转入无休无止的意识流色彩的哲学论述了。这种论述的风格，让我想起了莱姆一些作品中的段落。作为科幻小说家，莱姆比斯特普尔顿晚出生35年，从“辈分”上说至少晚了一代人，假定他的文风影响了莱姆，考虑到莱姆在科幻史上的地位，那或许也能算斯特普尔顿的某种“开创性”吧？
刘兵：除了像预见功能等你我都不太愿意多讨论的特点之外，如果就这本书的写作方式来说，其实它的故事性并不强，甚至很弱，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对大多数读者不一定很有可读性，但也可以算是一种风格吧。而且这种风格也确实符合你所说的“哲学小说”的特性。如果就开创性而言，在科学概念上的开创性（其实也就是你所说的预见功能之一），那本来应该是科学家们做的事，也不一定就是科幻小说家所特别要做的，否则，那科幻小说家就取代科学家了。
我在说开创性时，其实主要想到的，反而是作为文学作品在类型上的开创性。如果具有这样的开创性，那被称为“经典”也就言之成理了。你至少提到了他那种在文风上“无休无止的意识流色彩的哲学论述”，甚至可能影响到了莱姆。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在科幻小说类型意义上的开创性呢？比如与他之前和之后在关于星际旅行主题的科幻小说相比？在这方面，你看过的科幻小说要比我多，不知是否可以评判一下。就我有限的见识，我觉得作为全书核心支撑的作者设想的那种有点像“元神出窍”的“非物质性的心智旅行”倒是挺有创意，不知是否能算一种设想类型的开创？
另外，我感觉，就思想性来说，在书中，作者的议论中，其实对于科学的有些评判，也还是很有些保留的。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更想听听你的观点，作为书名出现，而且在书中屡屡出现的关键词“造星主”，到底指的是什么？
江晓原：以我有限的见闻所及，你说的《造星主》中类似“元神出窍”的旅行，好像未见继响（可能后来阿瑟·克拉克的小说中有过类似的意象，未及细究）。影片《黑客帝国》中的“元神出窍”有没有受斯特普尔顿想象的启发，也很难说，感觉不是一回事，可能《黑客帝国》更激进。至于“造星主”到底是什么，译者认为它“既是无限的物质，也是无限的精神”，因而“仍然很接近传统的上帝形象”，这从本书那些“哲学章节”（比如第15章）也很容易得到印证。
从总体上看，我不得不认为《造星主》是一部相当不好读的作品，难怪它终斯特普尔顿一生没有售出5000册。我在肯定它作为经典科幻作品的同时，也不能不对读者说实话。作为一部当之无愧的“哲学小说”，它注定会得到一部分小众读者的青眼，并且因此而获得长期流传的幸运。
刘兵：我同意你这个判断。好在众多的经典著作也都同样存在着不好读的问题，或许这是经典作品的通病吧？但既然已成经典，那就会继续流传下去，让那些哪怕只是小众的喜欢或需要阅读的群体，还有若干也会买来但却并不阅读的人，去阅读或收藏或摆摆样子——这又何尝不是书的另一种功能呢？
对于真正的科幻迷，以及对于关心科幻的研究者们，经典还是绕不过去的。
（江晓原为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刘兵为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本文为中华读书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联合策划的“南腔北调”对谈系列第19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