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原标题：徐贵祥谈枕边书

中华读书报：您的枕边书有哪些？会经常变化吗？

徐贵祥：所谓的“枕边书”，我理解就是经常看的书。我读书很杂，不求甚解，不成系统，坦率地说，也很功利，根据创作需要找感觉，根据情绪找乐子，不同的时期会关注不同的书籍。除了文学作品，我读的比较多的是历史书，抗日战争历史、抗日战例、抗战人物、日本文化、日军人物，甚至日军结构、编制、战术等等都有涉猎。如果说有枕边书的话，我的枕边书应该是史书、唐宋诗词、《毛泽东选集》和《茅盾论创作》。这些书一直放在我卧室的书柜里。它们离我的床铺最近。

讲一个插曲。四十年前，我在原武汉军区炮兵教导大队受训，大队没有图书馆，只有一个图书室。有个周末，我和同学去借书，主要借有关炮兵指挥业务的教材，忽然发现书架上有一套“名家论创作”，论者有鲁迅、巴金等人，我快速翻了一下，最后选定了《茅盾论创作》，拿回去后，有空就翻翻，并且记住了一句话：“文学艺术为人生。”还照着葫芦画瓢，模仿写过几篇小说。以后毕业回到部队，业余写小说，需要理论指导，我首先就想到了《茅盾论创作》，写信给教导大队政治处，索要这本书。一位当年的战友帮忙，把这本书寄给了我。再以后，从前线到后方，从基层到机关，从野战军调到北京，从陆军调到空军，驻地和工作单位不断变换，数次搬家，不知道精简了多少书，可是这本书还在，跟着我走南闯北。2005年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从乌镇领奖回来，我把这本书找出来，恭恭敬敬地放在写字台上，向它深深地鞠了一躬。

中华读书报：这些书为什么会成为您的枕边书？

徐贵祥：这个很难讲。有些是因为喜爱，被其中的思想和故事感动；有些是因为需要，增加知识，拓展视野，营造语境。还有些同创作八竿子打不着的书，也经常看，从中捕捉灵感。

中华读书报：您眼下在读什么枕边书？

徐贵祥：这段时间主要读一些外国人写中国人的书，比如“西方视野里的中国”“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镜像”“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等等，几套书的名字大同小异。我想知道我们中国人在外国人的眼里是个什么样子。虽然旁观者不一定都是清楚的，但是“当局者迷”确实一定程度地存在。这些书的作者，是一二百年前在中国生活多年的传教士、外交官、医生、教师等等，多数人是善意的、客观的，当然也有偏见。阅读是为了借鉴，为了反思，但是不会偏听偏信人云亦云，我们有自己的判断。西方人往往把我们的优点和缺点都放大了看，只要不是蛊惑或恶意攻击，放大了也没有什么不好，放大我们的优点，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放大我们的缺点，就能引起我们的自省。读这些书的时候，我还有个体会，有些东西，没有高低，只有差异。在全球一体化、人类共命运的今天，我们要为解决世界性难题提供中国方案和智慧，了解中西方、中外文化差异是很有必要的，作家也应该“知己知彼”。

中华读书报：哪一本书对您有较大影响？有什么书曾激发您的写作欲望吗？

徐贵祥：这个不好量化。如果细究起来，还是早期阅读影响大一些，比如说《安徒生童话》，有两个故事甚至决定了我的文学观。一个是《卖火柴的小女孩》，那个小女孩就是我们人类，永远摆脱不了饥寒，今天摆脱了，明天可能又发生了；物质上摆脱了，精神上可能又发生了；这里摆脱了，那里可能又发生了。小女孩手里的火柴，就是文学艺术，把它点着了，就是文艺作品，可以照亮我们的梦想，梦里有慈祥的祖母和香喷喷的烤鹅。再有一个就是《皇帝的新衣》，我们这些作家和艺术家，就是那个孩子，敢于戳穿谎言。一则童话，写了很多人很多事，其实就是一个主题，人应该怎样活着，是卑微地活着还是勇敢地活着，是生活在谎言中还是生活在真实中，貌似简单，实则意味深长。

青年时代，读过一些世界名著，像《哈姆雷特》《悲惨世界》《罪与罚》《复活》《红字》等等，有些段落可以背诵。同时期读了新中国前十几年的红色经典，几乎每一本都读过，那时候脑子里就有一些想法，要成为一个英雄，砸烂黑暗的旧世界，同恶势力战斗，让穷人不再受穷，让天下人都过上好日子，让有情人终成眷属，让……这些东西是潜移默化的，在我此后的创作中，会不动声色地发挥作用。

中华读书报：您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

徐贵祥：我读书，常常是几本书放在身边轮番读，读得顺畅，舍不得一口气读完，就先放下来。读得不顺畅时，也先放下来，读那本喜欢读的书。当初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我把《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放在一起，轮番阅读。读《百年孤独》的时候，心情很沉重，感觉所有的意义都失去了意义，包括文明和进步，有一种毁灭感。读《霍乱时期的爱情》则是另一番感受，感觉妙趣横生，回肠荡气，阅读的时候内心洋溢着希望。在我看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好像扮演了一次“分成两半的子爵”，写了一本《百年孤独》，给我们留下担忧人类命运的悬念，几年后又写了一本《霍乱时期的爱情》，似乎是为这悬念开出一剂解药——爱情，或者推而广之说是爱心，包括人类的仁爱精神和同自然和谐相处的态度。

三十年前读《战争与和平》，家里、宿舍、办公室各有一套，还在卫生间马桶上方安了一个小书柜，里面也放着《战争与和平》。实话实说，这部著作读起来非常费劲，最大的障碍是记不住人物的名字。我曾试图将其中所有人物的名字“中国化”——注上“张三”“李四”“王五”，但是工程太大，最后不了了之，硬着头皮往下看，习惯了就好了。托尔斯泰的很多作品我都读过，记忆中多数人物的名字是混乱的，他们的故事也往往张冠李戴，只有《复活》里面玛丝洛娃这个形象一直很清晰。有一年到俄罗斯雅斯纳·波良纳庄园，在托尔斯泰墓地边上，我把手插进泥土里，希望里面伸出一只手来捏捏我的手心。

中华读书报：您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怎样的？

徐贵祥：想读，爱不释手，让心里一冷一热，读了之后想找人喝酒，管他爱听不听，津津乐道。

中华读书报：在您的创作过程中，有谁在阅读上给过您实际帮助吗？

徐贵祥：有很多人。读中学的时候，有个语文老师，名叫王启昌。此人多才多艺，字写得好，会拉胡琴。印象很深的是，他给我们加了一门课外“选读”课，从刘知侠的作品《铺草》开始。并且他偷偷地把当时被视为“毒草”的《烈火金刚》借给我。在他的影响下，我对写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写了一篇作文《在田间》，讲述公社书记拾粪的故事。王老师大加赞赏，把这篇作文推荐给学校的油印小报发表，还在课堂作为范文朗读，对我鼓励很大。

我很喜欢《烈火金刚》。王老师给我布置作业，让我分析作品里的人物关系，我当时对丁尚武和林丽的爱情关系比较感兴趣，王老师则不以为然，认为《烈火金刚》里的爱情故事，在别的书里也能看到，大同小异。但是《烈火金刚》里面有个东西，是别的作品没有的，那就是何大拿一家人的关系，何大拿是汉奸维持会长，小老婆所生的女儿是八路军，大儿子是汉奸翻译官，二儿子是国民党军官。这一家人基本上代表了抗战时期底层百姓的不同立场。王老师有一句话我记得很牢：读书，要读出不一样的东西。

那个时期，在我们的观念里，坏人都是一样，并且都是一伙的，就是从王老师那里，我开始知道坏人也是不一样的，坏人各有各的坏法。特别重要的是知道了，国民党军队也是中国军队，也要抗日，并且有很多抗战英雄。以后参军了，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了大量的关于抗战的史料和文艺作品，还采访过洪学智、秦基伟、向守志等将军，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有了更多的认识，创作了《历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开》和《英雄山》。我能成为一个作家，离不开中学时代老师给我的启发。

初学写作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跟我推荐，重点读前苏联卫国战争作品，我读了一些。有一年春节前，在武汉大街上买了一本杂志《苏俄文学》，从上面读到阿·托尔斯泰的《蝮蛇》，很喜欢，记住了一个井台，和井台上空蓝色的月光，至今不忘。就在读了这个作品的第二年，我第二次到前线，作为侦察大队排长参战，在南方边境的山岳丛林里，会经常联想到遥远的苏联卫国战争战场，联想到那场气势恢宏的战斗，联想到那个从恋人手中接过战旗在枪林弹雨中纵横驰骋的骑兵女战士，联想到这个女人在战争胜利后的遭遇和命运……一年多的时间，那个骑兵连长和女扮男装的骑兵连通信员，在蓝色月光下的爱情和在红色火光中前仆后继的身影，始终浮现在我的头顶、眼前和梦里，那些故事终于变成我自己的了。我在边境暗淡的油灯下，用自制的稿纸写下了我的第一个中篇小说《征服》，后来发表在《小说林》杂志上。一直以为，这个作品对我的创作有转折性的引导作用。

读书是一种主观性很强的活动，什么人读什么书，什么时候读什么书，要靠自己悟。我们的思维世界有一种神秘的力量，牵引我们去寻找，吸引那些适合我们阅读的书籍，从世界的各个角落向我们游移，同我们的思想对接。

中华读书报：您是非常有实战经验的军旅作家，既有战地经验，也有创作教学实践，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对于您的创作有何帮助？您在军艺教学中会给学生们列必读书目吗？

徐贵祥：我本人不主张列必读书目，但是出于教学需要，可以向学生建议、推荐，进行导读。我对读书的看法是，第一，读书有缘，可遇也可求，有方向的诉求多了，也就会多遇。第二，读大于书，也就是说，书里写了什么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你读出了、悟出了、联想到什么，产生了自己的思想。第三，精大于多，开卷并非皆有益，有些书本来不必读，现在的书太多了，累死也读不过来，选择的关键要看个人兴趣。

为人师期间，我写过一个小说《好一朵茉莉花》，人物时明时暗，故事时续时断，然后让学生续写、补写、改写，甚至重写，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结构能力。我把这个创意命名为“节外生枝”。然后我又写了一个作品《背锅人》，让学生讨论批评，创意为“草船借箭”。学生们被激活了，批评起来也是五花八门，有个年龄很小的女生甚至在文章里说了一句：“像徐贵祥老师这样有经验的作家，不应该犯这样的低级错误。”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很高兴。最后，我又拿出早期作品《弹道无痕》，让学生模仿，写《弹道有痕》，创意为“无中生有”。实践证明，这些办法很好，不少学生写出了好文章好作品。

中华读书报：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徐贵祥：中外文学经典名著，特别是雨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反复重读谈不上，读得多一些而已。

中华读书报：对您来说，写作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徐贵祥：做自己能做的事，是快乐。做自己能做而又想做的事，并且做成了，就是幸福。

中华读书报：如果您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徐贵祥：《梦的解析》《红楼梦》《军事地形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