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洪波：中国书院的初期形态
邓洪波著《中国书院史》
关于书院的起源
书院产生于唐代，它源出于私人治学的书斋与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即书院有官府与民间两大源头。民间书院源出于读书人个人的书斋。与书斋不同的是它向社会开放，成为公众活动的场所，儒生、道士、和尚等皆可出入其间。由私密而公众，这是书斋与书院的分野。 从私家专有走向服务公众，是书院从书斋中脱颖而出并走上独立发展的关键一步，书斋也因此成为书院根植于民间的源头之一，这也是早期书院绝大多数以读书为主要功能的原因所在。
书院的另一个源头在官府的丽正、集贤书院，由朝廷整理图书典籍的机构脱胎而来，设有学士、直学士、侍讲学士、修撰、校理、知书、书直、写御书、拓书手、装书直、造笔直等职，集藏书、校书、刊书、讲书等于一体。其主要职责《唐六典》记作：“刊缉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以学术文化事业为主，而无具体的政务，这就是作为官府书院与一般政府职能部门的区别所在。官府书院有着将千百年国家藏书、校书、修书及由此而辨彰学术的经验传输给新生的书院组织的桥梁作用。书院起源于官民二途， 使自己同时拥有了民办和官办的传统。从此以后， 书院就在民间和官府这两大力量体系的交相影响之下，开始了更加辉煌的发展历程。
唐开元六年置丽正书院,开元十三年改丽正书院为集贤书院。《唐六典》中记载：“开元十三年，改集贤殿修书所为集贤殿书院，集贤院学士，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征求焉。”
初始阶段书院的实态分析，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书院的起源问题。唐五代70所书院中，除7所书院不明创建人之外，其他63所可以确知其出身情况。63所书院中，8所为中央政府所建，2所为地方官员所建，合计官建书院10所，占总数的15.87%，另有一所书院得到过皇帝的赐额； 民建书院53所，占总数的84.13%。统计数字表明，民间社会是书院的主要源头，官府处于次要的地位。但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轻视官府作为书院源头的存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社会，皇帝、中央政府、地方官员三者之中任何一方的加入都可能实质性地改变官民力量的对比，更何况官府的实际比例已经接近16%。因此，在书院的起源问题上，对于官民两大源头，我们必须同样重视。
总之，官民两个源头的汇合，加以社会上随书籍增加而大量出现读书人群体这一先决条件，使中国社会发展到大唐，遂产生了一种崭新的拥有较多书籍的文化教育组织，这一组织的公众性与社会性决定了它的规模比私人书斋要大， 得由垣墙围绕一些房舍组成， 所谓“院者，取名于周垣也”。历来讲究名实相符的中国士人，就将这种全新的组织称之为书院了。“书”表现的是特色，“院”显示的是规模。
初期书院的三个发展阶段
近350年的书院初期历史，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以唐玄宗时代为断，唐代可以分成前后两个发展阶段， 五代十国自成一格。
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自唐初至唐代中叶近一百年（618-712）书院在民间处于自生自长的状态，总共只有5所，数量极少，其特点是由士人个人的读书、治学、藏修之所，发展成聚徒教授，开引士民的教学机构，形成了服务公众而为今日很多研究者所津津乐道的学校性质的书院。
第二阶段
第二个发展阶段，自唐中叶开始至唐末，近200年（713-907），中央政府开始注意民间发展近一个世纪的书院，并结合政府的功能和需要，在东西二都前后创办了3所丽正书院、 5所集贤书院，君臣一起开展各种文化、政治、学术乃至教学活动，对书院这种新生的起于民间的文教组织在给予实际肯定的同时，又赋予其新的功能， 并进而在民间传统之外， 又开辟了一个来自官府的传统。是期民间创建书院数达到44所。官民合计创建书院总数为52所。
第三阶段
第三个发展阶段，为整个五代十国时期（907-960），前后半个多世纪。其间，虽然天下大乱，斯文受辱，但不甘泯没的人们，让庙堂之威与民间之力联合一体，开创了民办官助的发展方向，使13所书院散布南北各地。这13所书院，犹如黑色天幕中的闪耀之星，让乱世中的读书人看到了希望，也终于托斯文于不坠。历经磨难而不灭，真所谓潜德幽光，宜乎书院必大兴于两宋之世。
各个阶段的发展速度， 在比较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大概。 整个唐五代时期年平均书院数为0.2046所，可以视作比较的基数。第一阶段95年，共5所书院，年平均仅0.0526所，大大低于基数。第二阶段195年，共52所书院，年平均0.2666所，已略高于基数。第三阶段54年，共有书院13所，年平均数为0.2407，亦高出基数，但略低于第二阶段的平均数。由此可知，初期书院的发展速度虽然不是很快，但总的趋势是增长的，此其一。其二，比较而言，在唐代中期，书院有过一个超速发展期，这与玄宗的肯定与提倡是有联系的，更与上有所好、下必行焉的习惯有关。其三，比之唐代中期，五代的发展速度虽然稍有回落，但其数仍然高于基数，如果考虑盛唐太平和五季战乱的诸多社会因素，则第三阶段的发展意义尤大，可以说明，书院已然经受考验，得到人们的认同，在社会上立定了脚跟。
（节选自邓洪波《中国书院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