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论安慰》:有希望，安慰才有可能
2017年，乌得勒支合唱节，四支合唱团演唱全部150首《诗篇》，学者叶礼庭受邀在演出间歇做一场演讲。他演讲的主题是关于正义的，但和观众在一起看唱诗班的演出，让他发现了另一个主题，那就是“安慰”。接下来的几年，他把“安慰”当作一个项目，2020年3月，COVID-19让世界陷入巨大的困境，叶礼庭出版了他的书《论安慰》，讲述了那些能给人带来安慰的艺术作品，包括阿赫玛托娃的诗、加缪的小说、马勒的音乐和格列柯的画作。
《诗篇》
叶礼庭说，“安慰”这个词已经失去了曾经植根于宗教传统的含义。追求成功的文化不太关注失败或死亡，安慰是给失败者的。古人和现代人都有一种悲剧感，我们都承认，有些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有些状态我们无法恢复；有些伤疤可以愈合却不会消失。然而，面对入侵我们意识、框定我们生活的喧嚣时代，我们应该保持一定的自我控制，看看前人曾得到和给出的安慰，让我们的内心更有韧劲。
叶礼庭最先谈到的文本还是《诗篇》，“我纵使走过死亡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和竿带给我安慰。”面对痛苦和损失，安慰有啥用？叶礼庭说，有希望，安慰才有可能，生活对我们还有意义，希望才有可能。犹太教和基督教拒绝接受我们生下来就是为了受苦和死亡，安慰正依赖于这种信仰，因此“安慰”不可避免的是一种宗教思想，即便给予我们希望的意义可以是非宗教的甚至是反宗教的。宗教有很多功能，其中一个是安慰，解释为什么人类会受苦和死亡，以及为什么尽管存在这些事实，我们仍应该生活在希望中。笛福有一本小说叫《瘟疫年纪事》，主人公穿行于瘟疫中的伦敦，他的精神支柱就是《诗篇》第91章，“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仆倒在你旁边，万人仆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
“我们在巴比伦河边坐下，一想到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这是《诗篇》第137章，它以悲叹开始，以诅咒结束。它提醒现代的犹太人他们与祖先的关系，理解那些被赶出家园的人的持久愤怒，北美殖民地和加勒比种植园的黑奴也能明白其中被掳之苦，《诗篇》是被奴役的人们唱圣歌的来源，创造了美国黑人教会强大的福音传统。《诗篇》的权威不仅在于表达悲伤，还在于表达愤怒。其创造者是和我们一样的男女，他们知道放逐和失去是什么滋味，他们知道绝望和孤独是什么滋味，两千年来，无数人都有过同样的感受。他们要求上帝解释现实世界与他们所希望的世界之间无法容忍的差距，他们问，正义为何迟迟不来，但他们断言自己知道何为正义。在世俗化的现代世界，像《约伯记》和《诗篇》这样的古老文本仍然具有安慰的力量。
奥勒留《沉思录》
来看看俗世之人。奥勒留，我们在电影《角斗士》里见过这位罗马皇帝，白天他跟他的将军们讨论作战部署，晚上他在营地中给自己写点儿东西。他在战役中的所见所闻让他心中不安，他看到一只手或一只脚被肢解，或者一个头被砍下来时，他骑马经过燃烧的村庄时，尸体的恶臭留在他的外衣的皱褶里，他检阅军团时，也难以忍受士兵身上的臭味。晚上睡不着，他在莎草纸上写字，不是用拉丁文而是用希腊文，这是他的告解室。“每天开始时告诉自己：今天我将会遇到干扰、忘恩负义、无礼、背叛、恶意和自私。”
对于一个以建造纪念碑、建立行省、征服野蛮人、扩大帝国疆域、留下自己的半身像和证明自己伟大的大理石碑文为使命的罗马皇帝来说，忽然意识到自己在世的时光只是在异乡的短暂逗留，那种虚无感可能更为强烈。他问自己，从一百年前的韦帕芗皇帝时代起，有什么留下来——“男人和女人忙着结婚、抚养孩子、生病、死亡、战斗、宴会、开玩笑、耕作、奉承、吹嘘、诡计、诅咒、抱怨命运、爱情、囤积居奇、觊觎权力和尊严。那么多生命没有存活下来的痕迹，真令人不寒而栗。”
他的焦虑在夜深人静时加深，他以为自己的人生戏剧有五幕，但有一个声音告诉，你只需要三幕，三幕就是全部。
奥勒留死于瘟疫时59岁，死于距现今的贝尔格莱德约40公里的一个军营。他之所以不朽，并不是因为他同时代人所铭记的法令或征服，而是因为一项无人知晓的秘密活动——他在深夜中写给自己的那一本《沉思录》，后人由此看到一个皇帝也无法驾驭的困惑和痛苦，唯一的办法是，独自思考，熬过黑夜。
波伊提乌《哲学的慰藉》
三百年后，罗马帝国衰亡，蛮族东哥特王国统治着罗马。波伊提乌出生在西罗马帝国覆灭后，他家境富裕，好似活在上帝的庇护中。他年轻时翻译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而后进入政坛，服务于国王西奥多里克，也正是这位国王在公元523年下令处死波伊提乌，罪名是谋反。在一间狭小的监牢里，波伊提乌陷入了绝望，“在所有不幸中，”他承认，“最不幸的是曾经幸福过。”
他提笔写作，《哲学的慰藉》是一部监狱作品。他满头白发，皮肤松弛地挂在脆弱的骨架上。一位访客不期而至，那是“哲学女神”，女神斥责波伊提乌怨憎命运，她提醒他，正如斯多葛派哲学家一直强调的那样，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命运女神主宰一切，你要时刻准备着命运女神会一下子拿走赐予你的东西：爱情，家庭，孩子，财富，名誉和事业。这些本就不是智者应该信奉的东西，它们都会在瞬息间烟消云散，不能被夺走的还是斯多葛派哲学所称的内心堡垒，哲学女神让波伊提乌把注意力集中在命运无法拿走的东西上，那就是理智。
在等待行刑的过程中，波伊提乌唤醒了渊博的记忆宫殿，以应对自己的困境。“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不会是徒劳的，祈祷也不会是徒劳的。要避免罪恶，培养美德。你们要重拾信心，存诚实的指望。如果你对自己诚实，你就有很大的动力去行善，因为你生活在一个洞察一切的上帝的眼中。”
一千多年之后，吉本写完了《罗马帝国衰亡史》。他说，波伊提乌那本书太含糊，太深奥，但思想的劳作可以转移作者的注意力，无畏的平静只是表演出来的，只有死亡能结束他的痛苦。被吉本称为“死亡使者”的行刑者到来，没有举行审判，就把波伊提乌捆起来，用绳子勒死他，直到他的眼睛从眼窝里伸出来，然后再用棍棒敲打。
格列柯
在西班牙小城托莱多，有一个中世纪教堂，名叫圣托梅，无数游客去那里瞻仰格列柯的画作《奥尔加斯伯爵的葬礼》。这幅画描绘了两位圣徒安葬奥尔加斯伯爵的一幕。画面上部天堂，下部尘世。遗体降下地面，灵魂飞升天堂。奥尔加斯伯爵是一位西班牙贵族，1323年埋葬在圣托梅教堂，在1580年代，教区牧师委托画家格列柯来描绘伯爵的葬礼和围绕它而产生的传说。据说奥尔加斯伯爵下葬时，圣奥古斯丁和圣斯蒂芬从天上出现，帮助吊唁者埋葬他。
在画作的前景中，圣斯蒂芬和圣奥古斯丁穿着闪闪发光的金色法衣，正弯下腰轻柔地将伯爵的遗体放入他的坟墓。负责监督现场的是这幅画的委托者教区牧师。就在两位圣人的身后，站着十几名托莱多的杰出市民，他们穿黑色服装，衣领系着白色蕾丝。一位天使在托莱多绅士们的头顶上飘动，指引着伯爵的灵魂升入天堂。在那里，圣约翰，耶稣和他的门徒，都在等待奥尔加斯伯爵的灵魂。
这是一幅时间错乱的画作，伯爵穿着十六世纪的钢铁盔甲，罗马帝国灭亡时死去的圣奥古斯丁和公元34年被人用石头砸死的圣斯蒂芬都打扮成十六世纪的主角模样。托莱多的绅士被画进了两百多年前举行的葬礼。这不是时代错误，而是画家要表明，时间的层次都出现在永无止境的现在，只要有足够的信仰，信徒可以居住在过去、现在和未来。托莱多的绅士们看到奥古斯丁和斯蒂芬的出现，也不感到惊讶，仿佛他们正在参加一个常规的周日早晨弥撒。时间的崩溃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这幅画描绘了信仰是如何将社区团结在一起，接受超自然现象。
画家把自己画进了画里，也把自己的儿子画入其中。男孩必定是日复一日地站在画室里，看着自己的肖像逐渐成形，看着父亲试图表达他的渴望及其安慰。小男孩举着火炬站在圣奥古斯丁和圣斯蒂芬旁边。他大约八岁，穿着花边衣领和短裤子。他盯着画家。时间能安顿我们，它是单向的，不能放慢，不能逆转。未来是不可知的，过去是无法挽回的，对我们来说，时间以死亡告终，而对其他人来说，时间却在继续，就像我们从未存在过一样。这幅画的狂喜感正来自逃离时间的梦想。这种逃离时间的感觉只能通过艺术来想象，而不能经由生活来体验。
蒙田《随笔》
就在格列柯在托莱多创作《奥尔加斯伯爵的葬礼》的同一年，七百五十公里之外，蒙田开始动笔写《随笔》的第三卷。他五十六岁，仍然精力充沛，但肾结石让他疼痛难安，他以为自己要死了。他经历过宗教战争和瘟疫，到老了承认，任何试图安慰自己的努力说到底都是在欺骗和“掩盖麻烦”。没有人能与我们分享死亡。人类的同理心有严格的界限，无论一个人的智慧有多伟大，他永远不能仅仅通过自己的判断，就完全理解另一个人悲伤。他说，活着的确是一件伟大的事情——但前提是你接受这一切：快乐、痛苦、粪便和卑微的身体的快乐。他不信神的恩典，也不信神的怜悯，而是相信我们对生命本身的爱与眷恋。
休谟
1734年，一位23岁的苏格兰绅士，给一位专门治疗神经病的医生写了一封信。他告诉医生，他尽了最大的努力与自己的抑郁和绝望作战。但这封预约信并没有寄出，大卫·休谟在布里斯托尔的商店里做了几个月的学徒，就搬到了法国拉弗莱舍。他隐居四年，写了一本书叫《人性论》，休谟说，西方理性赖以生存的支柱——因果关系、同一性、灵魂——都是虚构的。后来，他又写了好几本书，成为当时最有名的无神论者。他说，祈祷和信仰都是一种错误的安慰，是人类创造了上帝来解释和忍受生活的不公和严酷，这样的虚构中并无安慰。在亚当·斯密和亚当·弗格森的古典经济学的奠基文本中，他们都说，社会秩序是通过每个人对自身需求的满足以及在分工中与他人的合作来维持的，而不是依赖于对上帝惩罚的共同恐惧或对他永恒回报的希望。
贝多芬、马勒们
1804年，维也纳一位名叫多萝西娅·冯·厄特曼的23岁钢琴家失去了她唯一的孩子。她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之中。人们试图安慰她，但无济于事。贝多芬听闻此事，去她家坐到钢琴前弹奏了一个小时，多萝西娅第一次哭了出来。弹奏完毕，贝多芬站起来，握了握多萝西娅的手，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
赞美诗、圣歌、清唱剧、弥撒曲一直在安慰悲伤的人们。《弥赛亚》以先知名言“安慰你们吧，我的子民”作为开场，于1744年在首演。莫扎特的《安魂曲》创作于1791年。威尔第和勃拉姆斯也创作了《安魂曲》。在勃拉姆斯的《安魂曲》中，悲伤的原因是他母亲的死亡。在威尔第的《安魂曲》中，是他的朋友亚历山德罗·曼佐尼之死。继承这一传统的，有捷克摩拉维亚小镇上一个犹太旅店老板的儿子。15岁时，他到维也纳学习音乐。到达帝国的首都后，他在音乐中倾注了一个外乡人的所有抱负，马勒相信，音乐应该努力为“上帝死后”的人们提供生活的意义，提供一种超然和崇高的体验，音乐必须永远包含一种向往。他在一封信中说，“你为什么而活？你为什么要受苦？这是一个巨大的可怕的笑话吗？如果我们要活下去，就必须回答这些问题。”
马勒的作曲中包含自传性，第一交响曲中有他早夭的兄弟姐妹，他在1902年做《亡儿之歌》，为吕克特的同名诗谱曲。此诗为哀悼亡儿而作，马勒作成此曲四年后，其爱女玛丽夭折。马勒曾哀叹，“爱女之死，实为此曲预悼之故”。我们在第六交响曲和《大地之歌》中，还能听到马勒绵延不绝的悲伤。
有些体验只有音乐才能表达，有些东西是无法言说的。音乐有一种“漂浮意向性”，音乐是关于某物的感觉，但拒绝明确指出这东西到底是什么。音乐要求听者完成其隐含的意义，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就会有一种理解自己情绪的感觉，这是安慰体验的核心。然而在痛苦的最初阶段，我们可能根本不会求助于音乐。一个痛苦的人可能没有时间去欣赏美。也许几年以后，你听音乐家演奏一段音乐时，回忆又回来了，音乐的潮汐效应显现。以至于你坐在黑暗的大厅里，不让两边的人看到你的眼泪，心怀感激，因为这音乐让你解脱了，安慰的工作终于开始了。这种延迟效应，有时是几年，有时是几十年，安慰可能是一生的工作。
阿赫玛托娃《安魂曲》
1938年的列宁格勒，涅瓦河岸边的Kresty监狱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妇女们穿着厚厚的棉衣，抵御严寒。阿赫玛托娃也在队伍中，她到这里探望自己的儿子古米列夫。这是恐怖时期，每天晚上都有人被捕。通常这些女人都不说话，因为她们知道自己不能相信任何人。但在这一天，有一个女人回过头对阿赫玛托娃说，“你能写下这一切吗？”阿赫玛托娃回答说，“我能”。而后，第一个女人的脸上似乎有一种近似于微笑的表情。提问的女人可能不知道身边那女人的身份，那是个49岁的寡妇，没有收入，但她是一位最恰当的见证人。阿赫玛托娃把这个场景写在了她的诗《安魂曲》的开头。
《安魂曲》是为1930年代在俄罗斯监狱外守夜的每一位女性所写，也是为那些被关在监狱里等待审讯、折磨、放逐或枪决的人所写。
我们不知道队列中的那个提问的女子是否在列宁格勒围城中幸存下来，我们对她的命运一无所知，只知道她的微笑，我们知道她渴望自己的经历被拯救，以免被人遗忘。她可能也没有机会读到这组《安魂曲》，这首诗自1940年代开始以手稿形式流传，最终于1960年代出版。
以赛亚·伯林是西方最早读《安魂曲》的人。1945年秋，当他作为英国官员访问列宁格勒时，发现阿赫玛托娃还活着，他去谢列梅捷耶夫宫的一个空房间见她。他是二十年来阿赫玛托娃见到的第一个西方访客。她把《安魂曲》念给他听，有一次，诗人停下来说，你来自一个人类的社会，在这里，我们划分为人和——她没说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在黑暗中，她的儿子古米列夫进来了，他们三个人一起吃了一盘冷土豆。伯林后来回忆说，阿赫玛托娃没有丝毫的自怜，就像一个流亡的公主，不快乐也不可接近，声音平静。战争结束了，她的儿子回家了，她表达了人民所遭受的痛苦。这是一种她没有选择的召唤，也是一个她愿意承担的使命。
米沃什《礼物》
叶礼庭带领我们进行了一场安慰之旅，在这本书的后记中，他回忆了父母去世给他的伤痛。他说，我认识到，安慰既是一种有意识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深深无意识的过程。这是我们所做的最艰巨但也是最有价值的工作。在这种缓慢、迂回、几乎无意识的方式中，你会得到安慰。你甚至可以学会感激失败教会你如何认识自己。他说，失败是一位伟大的老师，衰老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至少有一种虚假的安慰已经消失——那种自以为特殊的幻觉。失败和年长教会我们摆脱了对特殊性的任何幻想，这种幻想曾赋予你免于愚蠢和不幸的能力，但它是错觉和自我欺骗。
叶礼庭的后记是这样结束的——
1998年1月，叶和妻子在加州的家中招待波兰诗人米沃什。诗人已经87岁，流亡四十年，他要搬回家乡波兰，有时他怀疑自己能否再次看到一个自由的波兰。他照顾病弱的妻子，看着她日渐衰弱直至死去，他照顾患有精神病的儿子。现在他终于回家了。米沃什给叶礼庭夫妇朗诵了一首诗，这首诗叫作《礼物》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干活。
蜂鸟停在忍冬花上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
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个人并不使我难为情。
在我身上没有痛苦。
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