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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晚，由路阳执导，陈坤、白宇领衔主演的古装谍战剧《风起陇西》播出大结局。这部剧根据马伯庸同名小说改编，以三国时代为背景，讲述了秘密情报线上的“小人物”在动荡时局中惊心动魄的故事。

“昨晚一口气刷了四集《风起陇西》，一言以蔽之，路阳导演拍出了我心目中那种肃杀、压迫而略带忧郁的谍战气质。”“《风起陇西》追到第八集了，复杂的人物关系终于释放出大部分张力，故事渐入佳境，如饮醇酒，越发精彩。”“（糜冲）这个角色的塑造比原著好，因为原著里压根就是个工具人……”自剧播出，原著作者马伯庸也在追剧，还不时在微博上与读者分享自己的感受。

《风起陇西》海报

在《风起陇西》之前，马伯庸已有《三国机密》《古董局中局》《长安十二时辰》等多部作品进行了影视改编。但就小说而言，写于2004年的《风起陇西》对他有着特别的意义，这既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在历史缝隙中寻找其他可能性”的一个起点，从此他尝试在真实历史背景下加入悬疑与推理元素，书写史书背后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

在《风起陇西》大结局后，马伯庸就原著《风起陇西》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专访。回头去看这部18年前的作品，他坦言确有不少缺憾之处，而今自己的写作有了改变，但对小人物的重视是他一直坚持的，“我想我的文学使命，就是把那些埋没在尘埃里的黄土掬起来，重新捏出血肉，化为人形。”

马伯庸

【对话】

改编影视和写散文一样，讲究行散而神不散

澎湃新闻：《风起陇西》的原著粉很多，你有留心观众与读者的反馈吗？最近是否看到了一些好玩的评价？

马伯庸：写《风起陇西》的时候，我的历史水平还不太好，很多细节没有考虑到。比如我把汉中描写成一个如同陕北黄土高原的地方，与实际情形严重不符。一个汉中的读者向我抗议，说我们这里号称是小江南，才不是满眼黄土呢。我得知之后，特意去实地考察了一圈，才知道自己犯了错误，赶紧在再版的时候做了修正。

澎湃新闻：剧版《风起陇西》有哪些让你喜欢的地方？你在微博上说，糜冲这一角色的塑造“比原著好”。

马伯庸：写《风起陇西》时我只是个大学生，所以里面有很多缺憾之处。糜冲在原著里就是个工具人，没有自己的情感，是一具执行任务的机器。剧里把这个人物做了升华，丰富了血肉，使之成为一个真正的角色。

澎湃新闻：作为一个有多部小说被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小说家，你怎么理解影视改编与原著的关系？影视剧的播出，是否也会让你对文学叙事有了更丰富的体会？

马伯庸：我就是个写小说的，完成作品是我的本分，至于其他，都属于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影视改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不是会写小说就会拍电视剧，所以要充分尊重专业人士，给予他们充分的创作自由。

澎湃新闻：在你看来，文学作品改编影视成功的标准与关键是什么？

马伯庸：改编影视和写散文一样，讲究行散而神不散。只要掌握住小说的精髓，其实其他都可以改，忠实原著并非是检验影视剧的唯一标准。比如《霸王别姬》，就是一个改编的典范，它准确提炼出了原著最迷人的特质，并进行了升华。

中国人几乎都对三国有着特殊情怀

澎湃新闻：我们也回头聊聊《风起陇西》这部小说，它是你的长篇出道作，而“在历史缝隙中寻找其他可能性”这一构思也在后来的作品如《三国机密》《长安十二时辰》《四海鲸骑》《两京十五日》《长安的荔枝》得以延续。对你而言，《风起陇西》可以说是一部重要的作品吧？当时怎么想到要写这样一部作品？有什么特殊的缘起吗？

马伯庸：这个可早了，应该是在2004年，当时我在新西兰读大学。因为图书馆里没有什么中文书，我带了一本《三国志》过去，反复看，对那段历史了解比较多。2004年我要写毕业论文，写论文之余想转移压力，就写了《风起陇西》。当时我的想法很纯粹，三国故事大家熟悉，间谍故事大家也熟悉，但三国间谍故事，好像没人写过，于是就动笔了。

澎湃新闻：动笔之后，哪部分写起来最难，哪部分写起来最酣畅过瘾？

马伯庸：最难的部分是构思阴谋，今天要替这边的角色冥思苦想一个天衣无缝的圈套，明天要替那边的角色构思一个绝妙的破局办法，人很容易精神分裂，但这也是最过瘾的部分，构思完之后很有成就感。

澎湃新闻：你有不少作品是与三国时期有关的，它们往往聚焦小人物——有的在历史中真实存在但着笔不多，有的完全因虚构而生，再从一个切入点进入，继而讲述一个引人遐想的精彩故事。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看三国故事？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三国叙事有了自己的想象？

马伯庸：中国人几乎都对三国有着特殊情怀。我小时候听评书，再大点看电视剧，玩三国游戏，然后读三国演义，看三国漫画，长大了研究三国历史，贯穿了我整个成长过程。

一切历史小说，都是写给当代读者看的

澎湃新闻：为什么一直对“小人物”情有独钟？

马伯庸：大人物不好写，他的形象已经固定，资料也很清楚，很难再做发挥。而且要写透这些大人物，你得有他们的眼界和水平，这是很难达到的。反而是小人物好发挥一些，何况历史是由千千万万个小人物组成，需要有人为他们树碑立传。

澎湃新闻：对于《风起陇西》，你曾说：“如果把我称作《风起陇西》亲生父母的话，那么它的祖父是克里斯提昂·贾克，祖母则是弗·福塞斯。外祖父是罗贯中与陈寿，外祖母是丹·布朗。”能展开谈谈他们对你的文学影响吗？这些影响是否延续到了现在？

马伯庸：每一个人的写作都是从模仿开始，所以每隔一段时间，我的效仿对象就会换一批，完全取决于最近在读谁的书。博采众家之长，汇成自家风骨，这是文学的必经之路，而且目前还没走完。

澎湃新闻：看你重构历史的小说也会联想到当下。和去年新发的《长安的荔枝》一样，《风起陇西》会让人想到“社畜”，想到生存的暗面，人性的复杂。有关历史的小说是否也承载着你对当下，对现实世界的理解？

马伯庸：一个人越老，就越现实，因为他已经看透或以为看透了社会运转的规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小说，都是写给当代读者看的。所以我希望读者能够从中读到趣味，同时也能有所得。

澎湃新闻：今年距离你写《风起陇西》已经过去18年了。回过头看，你觉得自己的写作有了哪些变化？又有哪些一直在坚持？

马伯庸：最大的变化，是对细节的追求。从前我不是很讲究，写《风起陇西》时甚至故意采用翻译文风，造成一种风格的割裂感。但现在我会很注意这些东西，尽量能够贴近历史真实，因为真实本身自带了说服力。我一直在坚持的，则是对小人物的重视，我想我的文学使命，就是把那些埋没在尘埃里的黄土掬起来，重新捏出血肉，化为人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