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八十年代先锋诗歌精神与民刊回眸
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2日，早年在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WorcesterPolytechnicInstitute）学习电机工程的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就职演说中，梅校长向清华学子和世人宣称：“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1]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踏进四川大学校园的那一刻，印证了梅校长的卓绝论断。
1986年7月，我从天津南开大学研究生毕业，来到座落于锦江之畔的四川大学。宁静之中略显陈旧的校园阳光灿烂，书声朗朗，隐隐然有大家气象。那个时候，历史系的徐中舒先生、缪鉞先生，中文系的杨明照先生，法律系的伍柳村先生，数学系的柯召先生都还健在。印象深刻者，是来自南方石刻艺术重镇重庆大足的杨明照先生，其时先生还是我所在的古籍整理研究所名誉所长，也算是我的老领导。杨先生贡献给四川大学及世间的，不仅仅是一部穷尽毕生心血而著成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及《补正》，[2]还有两道独特的风景：白若霜雪的飘飘美髯和一双手工打制的单耳子草鞋。
民国知识分子中，拥有美髯的人不在少数，我的导师王达津先生的先生闻一多就是著名的美髯公。四川大学老学者中美髯者亦不止杨先生一人，比如年长杨先生十五岁、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即含冤辞世的蒙文通先生，也蓄有一副飞扬的美髯。但是像杨明照先生这样，不仅很美髯，整个夏天都穿着一双麻绳草鞋出入于高等学府者，就我有限的见闻而言，确实是一道十分罕见的风景。一所大学，能有杨先生这样的“好教授”或“大师”出没其间，即使没有林立的“大楼”，也一定是一所令人景仰的好大学。
由杨先生身上所传达出来的这种渊博而不失生活气息的川大气质，一种难以言传令人着迷的气质，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源远流长的文脉。如果从汉代化蜀的文翁说起，可能说得远了些，至少可以上溯至清代的尊经书院。尊经书院创立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其灵魂人物正是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代表人物四川学政张之洞。[3]这种立足于本土文明又兼具有世界性的眼光，对四川大学的成长和气质的形成，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力。百多年前，法国作家左拉（émile Zola）在讨论马奈（Edouard Manet）作品时，曾使用过témperament一词，其中文含义相当于“气质”。气质与人的个性、修养、风度、禀赋及灵动的思想紧密相关，同时也与涵养其人的整体文明本质互为表里。宋人张载认为：“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不尔皆为人之弊，卒无所发明，不得见圣人之奥。故学者先须变化气质，变化气质与虚心相表里。”[4]一个人、一个民族或一种文明，只有通过不断向传统学习、不断向传统吸取力量，才能造就自身博大又通透的气质，气质是一种独特的精神性存在。
悠久的，醇厚的人文气质仅仅是四川大学的一面。四川大学之所以是四川大学，还有另一面。就在这座百年学府，弥漫着深厚而精粹的人文气息的校园中，还潜藏着，不，一直勃发着一种珍贵的先锋诗歌精神——和悠久的四川大学人文精神一起，成为四川大学翱翔于世间的精神双翼。这种磅礴的先锋诗歌精神，是四川大学对现代诗歌一份了不起的馈赠。同时，也是现代汉语诗歌对四川大学一份伟大的反哺。
古老和现代性或先锋精神，从来就不是一对矛盾体，而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只有古老的传统而没有前卫的、时代的先锋精神，这样的传统可能会因丧失新鲜血液而逐渐失去生机，变得苍老甚至腐朽；同时，没有传统作为支撑的所谓现代先锋精神，亦终将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同样无法获得发展壮大的生命养分。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谈论现代性时再次提及“气质”：“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把现代性更多的看作是一种态度，而不是一段历史时期。所谓‘态度’，我指的是一种与现时性发生关联的模式，一种由某些人作出的自愿选择，总之，是一种思考、感觉乃至行为举止的方式，它处处体现出某种归属关系，并将自身表现为一项任务。无疑，它有点象是希腊人所说的精神气质（ethos）。因此我认为，对我们来说，更有启示意义的不是致力于将‘现代‘与’前现代’或‘后现代’区分开来，而是努力探明现代性的态度如何自其形成伊始就处于与各种‘反现代性’态度的争战之中。”[5]通常人们认为最早提出“现代性”一语的法国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本人就认为：在每一个古代画家身上，都能体现出一种现代性。因此，广义地说，任何时代的诗歌与艺术，都有其现代性和先锋精神的一面。对于《诗经》传统来说，屈原的作品是极具有现代性的；对于南朝宫体诗来说，张若虚就是现代的，是一个彻底的叛逆者；同样，陈子昂绝对是初唐时代的现代先锋诗人！缘于此，我才在《感遇陈子昂》中，将《修竹》献给这位卓越的唐代先锋诗人：
“黎明，收到东方 / 寄来的一枝修竹/ 我把它插进岩石里/ 剪掉一切与竹无关的/ 词语，冰雪和装饰/ 剩下苍茫，浸出碧血千滴/ 轻叩龙渊，剖开/ 水银泻地的疆场 / 傍晚，我听到琳琅之声/ 那是炼金士的密吟 / 还是拔节生长的汉魏风骨 / 在石头中轰鸣”。[6]
四川大学的先锋诗歌精神，一定与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等蜀中作家诗人有着深切的关联。开创和包容，是四川大学先锋诗歌精神的核心。其更为直接的渊源，则与百年前的郭沫若以及生物学家兼诗人周太玄（无）相激荡。宣统二年（1910年）春天，郭沫若进入四川大学的前身四川高等学堂就读，两年后（1912年）考入四川高等学堂理科。郭沫若是第一位四川大学现代著名诗人，尽管他的早期代表作《女神》中的作品主要完成于此后留日期间（1919年到1921年），如果没有“海纳百川”的四川大学的哺育以及瑰奇壮丽的古蜀文明的滋养，我们就可能看不见光芒四射的中国现代诗歌“女神”。四川新都人周太玄原名周焯，又名周无，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之一。周太玄比郭沫若小三岁，于宣统元年（1909年）进入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留法归来（蒙彼利埃大学获教育硕士学位，巴黎大学研究院获理学博士学位），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聘为四川大学理学院长兼生物系主任。1951至1955年担任四川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校长）。周太玄是第二位四川大学现代著名诗人，其广为人知的现代汉语诗歌，是他在民国八年（1919年）写于赴法途中的《过印度洋》——那是一首现代汉语诗歌的杰作，诗人虽然尚未完全摆脱古典诗歌的羁绊，已竭尽所能地绽放出现代汉语的自由光辉，将汉语的孤寂与辽阔之境推向极致。
在周太玄之前，能将汉语的孤寂之美写到如此境界的诗人少之又少，我能想到的可能只有杜甫。永泰元年( 765年）初夏，不到四十岁的剑南节度使严武病卒于成都。杜甫告别老友严武之后，黯然离开成都放船东下。在星月辉映的江河之上，杜甫突然没有了方向感，就像法国诗人兰波（Arthur Rimbaud）在其天才之作《醉舟》中所说：
“当我顺着无情河水只有流淌，我感到纤夫已不再控制我的航向。”
在辽阔的天地之间和无边的黑夜里，杜甫和家人呆在一起，像极了一只无依无靠，随风飘荡的沙鸥：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因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旅夜书怀》）
两首诗的心境完全不同：周太玄那时才二十多岁，正漂洋出海，对未来充满了想往和期待；杜甫已经是五十多岁的垂暮之人，未来虽然还没有来，但已经没有多少未来可来。尽管如此，杜甫的诗境极其苍凉、寥廓而又孤独无助，震撼人心。我想，周太玄一定是熟知杜甫诗歌的，他在苍茫而陌生的印度洋上写作诗歌时，看见的是印度洋上的“海鸥”，思绪中一定闪现过来自“故乡”杜甫的这只“天地”间的“沙鸥”。
两位蜀国诗人开一代风气之先的诗歌精神火种，越过半个世纪的风烟，依然没有熄灭，依然如同四川大学前辈诗人郭沫若所讴歌的浴火凤凰一样，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四川大学校园获得重生，并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先锋图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后期，乃是四川大学赓续百年前川大先锋诗歌精神的黄金时代。毫无疑问，八十年代的四川大学，作为中国诗歌的南方桥头堡，在全国现代诗歌阵地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百年来，成都虽地处内陆深处，却在政治和文学尤其诗歌革命——两根最为敏感的时代神经——方面常常得风气之先。
七十年代末至八十代年前期，四川大学诞生过两本重要的民刊：《锦江》和《第三代人》。后者的贡献主要在于明确的诗歌史学意识（代际划分），并和后来声名显赫各种开宗立派的“第三代”概念融合在一起，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史学描述做出了前瞻性贡献。在文学觉醒意识方面，四川大学的校园文学民刊《锦江》可能更值得注意。这本代表着川大人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刊物，其诞生的时间要比《第三代人》早好几年（创刊于1979年6月）。
《锦江》不是纯诗歌刊物（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文学评论四个方面），其广为世人所知的也不是诗歌而是小说，这种情形在中国民刊中可算是一个孤例。《锦江》当时有火？谢谦回忆说：第一期印刷时，印刷厂听说这是学生刊物，宣布刊物先印，卖了以后再给钱。出刊后，大伙分组推车去九眼桥，盐市口，春熙路等地试卖，路人一拥而上，竟然很快被抢购而空。有了第一期的基础，第二、三期更加“畅销”。三轮车直接拉到春熙路，买书的人近于哄抢，如林的手，都举着钱，附近高校的学生纷纷闻讯赶来，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在川大校园内、校门口，锦江宾馆附近等发行点，《锦江》也同样被哄抢一空，场面甚为火爆。[7]
这应该算是四川大学历史上最迷人最热烈的风景吧：青春、热血、理想、诗歌、汉语、先锋、无所畏惧！可惜，只是昙花一现的光景。《锦江》的诗歌及文学兄弟姐妹们，后来各自分散，最有才气的女作家龚巧明，也于1985年9月26日，在去边防哨卡采访归途中的工布江达车祸罹难。如果她还活着，我相信一定是中国当代最卓越的女姓小说家。
《红旗》虽然不属于完全的校园民刊，却和四川大学有着深刻的关联。在我到达四川大学的次年，也就是在1987的冬天，一个黄昏，时在铁路局上班的诗人孙文波推着一辆破旧的二八自行车，和漆维（付维）、三郎（潘家柱）一同来到我在川大向阳村四舍的教师集体宿舍楼下。就在那个夜晚，我们四个人被漫卷的红旗，诗歌的红旗召唤着指引着，一群年轻的生命，一群诗歌的弄潮儿，在西风萧瑟中，和红旗一起热血沸腾。诗人柏桦回忆说：“情感生活的体验在进行、在结晶并出自抒情诗这一古老传统。在这个抒情的传统上，‘红旗’诗人留下二十世纪八○年代中叶一代中国诗人在西南边陲所走过的心路历程和美之历险。他们从自身的疾病出发激昂地表现了一个时代的痛苦、焦虑、愤怒和悲哀，他们面对生活的真相首先从自身撕下一道惨烈伤口，他们的诗之利剑正对准自己的心猛刺。一年之后，熄灭了青春的烈焰，‘红旗’的任务业已完成。”[8]
《红旗》一共只出了四期，创刊号刊名“红旗”二字，是我在成都寒冷的冬夜，亲自用钢板上的腊纸刻出来的，字体类似于现代的黑体：黑色的墨迹与红色的意象，形成强烈反差。封面的中下部，则用镂空黑体字刻上“中国四川”四个字。刊物取名“红旗”，来自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梁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创刊号上有段“导言”，算是我们的诗歌宣言。印象中应该是时为川大中文系文艺批评研究生的潘家柱（三郎）执的笔：
中国现代诗正处于危机的阴影中，我们作为中国当代诗人并无资格评判各种流派的优劣。我们只是要在出路的寻觅中努力提供一种本质的东西。
我们坚信，诗必须打动人，必须以突如其来的方式切入生活与意识的浊流。诗歌形式的里程是要被超越的，一个真正奠定了新方法、新形式的诗人的成功，恰恰在于他对任何套路的轻蔑，他所提炼的是自己的年华、血肉、青春和激情，并像王子一样地挥迈。他不遵循，不模仿什么风范，最后他自己成为特立的风范。
因此，我们不讳言，诗不是一种方法。诗的命定的抒情品格乃是诗作为生命的内规定的呈现。我们同意说，技巧是对诗人真诚的考验。也意味着，照我们的理解，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汉语诗歌乃是东方文明注入我血脉中的命定浪潮与当代生活撞击的苦难结果。诗的最新形式必是生命岩流的最新轨迹。中国现代诗必是我们种族这一代精英血染的风采。所以我们叫《红旗》。
我们希望能以独特的诗歌理想和写作实践（重倡诗歌的抒情本质），重整中国纷乱的诗坛，并从中创造一片属于我们的广阔诗歌天地：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为什么取名红旗，孙文波在后来的一篇名为《还有多少真相需要说明——回答张伟栋》的文章中，给出了另外一种解释：
“之所以把刊物的名字定为《红旗》，是因为我们都认为写诗这一行为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中就像把命豁出去一样，是具有极其悲壮色彩的事情。再之，就整体的四川诗歌氛围而言，当时流行的是反智主义，一方面对古老的文化秩序说不，另一方面则强调诗歌的平民化。而对于这些流行并形成了极大势力的诗歌力量，我和后来进入《红旗》的诗人想要做的是表明自己与他们疏离的态度。”[9]
可能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对一切威权的反动，对诗歌主流的反叛，并且多多少少带有几分黑色幽默的反讽意味。
《红旗》油印出来的当晚，我和潘家柱乘着夜色的掩护，把拆开的诗页，张贴到了四川大学的告示墙上（即位于川大当年的研究生楼旁边临近篮球场的水泥墙）。次日凌晨，我悄悄跑过去察看动静——它还在，没有被撕掉或涂抹！不仅如此，还有几个青年男女学生在一边朗读一边抄录。这场景太让人感动了，我要感谢四川大学，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包容！四川大学之所以能走出一大批优秀的先锋诗人，与此密不可分。
在《红旗》上面发表作品的，主要有孙文波、潘家柱、向以鲜、傅维、柏桦、郑单衣、张枣、雪迪等。其中有不少诗作，在今天看来也堪称经典，如柏桦的《琼斯敦》、《痛》，张枣的《楚王梦雨》、《梁山泊和祝英台》等。在极度贫穷的时代，要创办一份刊物，哪怕是简单的刊物也并非易事。《红旗》是一个标准的同仁刊物，从经费到主办，都是民间的自愿的。孙文波提供了一些当年的细节：《红旗》我记得除了有一期是那时候已经在倒腾图书出版的潘家柱出的钱，以后的几期都是大家像吃饭打平伙（AA制）那样，一人凑一份钱。《红旗》主要是老式铅版打字油印，用订书机装订，没有什么讲究。好孬那时自己印东西不像现在这么讲究，非要搞得比公开出版物还要精致，所以凑的钱也不算多。而且大家的想法也很一致，只有把诗印出来，能够传播给一些同行看就行了。其实《红旗》的传播面并不大。因为我们每期的印数不多，几十份而已，但是它还是让一些过去不太了解我们的写作的人，主要是外省一些人，了解到了一些情况，并通过他们的评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红旗》创办的次年，1988年10月，我参与了四川大学一份民间诗报《王朝》的创办工作。这份只印了一期的诗报，由时在川大读书的诗人杨政和熊剑主编，并且得到朋友王钰的友情赞助。刊头“王朝”两字是我从苏东坡的书贴中辑录出来的——以古老的集字行为来作为一份小小的校园诗报题签，在整个八十年代的民刊中尚属创举！《王朝》首期也是最后一期上面，刊载了杨政、赵野、张枣、郑单衣、胡冬、向以鲜、青森、李亚伟、漆维、浪子、邓翔、熊剑、柏桦等人的作品。《王朝》不是油印而是铅印的，这在当时已是相当奢华的事情，大约印了好几百份。杨政在一个深夜敲开我的寝室，抱着一大叠油墨未干的《王朝》，以托孤的庄严神色告诉我，要好好保藏起来——我便把那叠报纸压在了床头的棉絮下面。一压就是好几年，后来搬家时才发现，由于经过几个夏天汗水的浸渍和老鼠的噬咬，报纸已经完全给毁掉了。现在我手中还有份千疮百孔的《王朝》，则是由诗人邓翔教授保存下来的。
创办《王朝》的同一时间（1988年10月），我参与创办了另一份校园民刊《天籁》。在当下记载和研究中国民间诗刊的文章中，基本上看不到关于《天籁》的任何文字，仿佛它从未到来过这个世界一样——包括我个人的回忆性文章中，也从未曾提及过。被遗忘的《天籁》却有其自身存在的方式——它一直隐藏在《天籁》创办参与者之一查常平的陈旧书柜中。
同样是那个冬天，四川省畜牧兽医学院工作的诗人浪子（刘苏）到四川大学进修，他和研究日本文化和基督教的查常平（毕业于四川大学外语系现为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教授）以及同样来川大进修的诗人郑单衣，川大研究生张同道（长风），一同来到我所居住的向阳村四舍，开始讨论创办刊物的事。后来完全告别诗坛的浪子当时显得野心勃勃，情绪激动，在我那个并不宽敞的单身宿舍中来回转动，像一头狂躁的猛兽。我们最终确定为这个即将临世的刊物取名为《天籁》。已经记不得谁最先提出这个名字，由我提出的可能性比较大，那时我正热爱着天马行空的《庄子》。也可能是刘苏提出来的，因为他就写过一首名叫《天籁》的诗作。我们希望这个刊物办得要有品格，要有视觉冲击力。查常平推荐了与川大有着紧密联系的画家戴光郁作为《天籁》的特约设计者。戴光郁现在已是中国很有影响力的前卫画家，我们在微信中沟通时，他说现在看来并不满意自己当年的设计。他还记得当时设计这个封面的场景：当着查常平的面，将醮满墨汁的毛笔往一张白纸上用力洒下，墨汁在接触纸张那一瞬间，迅速向四周溅射，浸染，并以不可知的方式形成其不可重复的生命形态。这种感觉很好：自然而然中充满实验精神，很贴切“天籁”的本质。
《天籁》创刊号刊发的诗人作品包括：
郑单衣诗六首：石榴、再给你一个下午的风、凤儿、旧歌单、杯子、秋千；
向以鲜诗五首：绿色的衣袖、波浪、空瓶、阴影、悬崖；
赵野诗四首：忧伤的波兰、吟诵一个黑夜、有所赠、也有这样的时候；
浪子诗六首：巴勃罗.耶鲁达、天籁、游杜甫草堂、风景、新婚之夜、罗丹《思想者》；
张枣诗三首：别了，威茨堡、刺客之歌、楚王梦雨；
柏桦诗三首：琼斯敦、我歌唱生长的骨头、青春；
爱伦.坡（美）二首（张同道译）：烦忧的山谷、独自一人；
岛崎藤村（日）一首（查常平译）：椰子之实。
里面很多诗作都是首发，郑单衣的《凤儿》，我的《波浪》和《空瓶》等。包括《天籁》在内的几个与川大校园密切相关的民刊，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即包容性和开放性（也是一种先锋性的体现）。它们从不局限于川大校园本身，而是立足于川大，放眼全国乃至全世界，入选诗人既有川大的学子，亦有其他学校的诗人，还有已经离开校园的优秀诗人和海外诗人，真正体现了海纳百川的川大精神。
记得《天籁》后来还为当时成都的先锋舞蹈家张平做过一个专辑，可惜早已失落人间。《天籁》同仁，除了我和查常平还在四川大学坚守之外，余皆各自为政，彼此之间几乎断了联系。浪子出版过一部诗集《刀锋.蓝玫瑰》,后来弃文从商起起落落，告别了诗坛。长风（张同道）在写过一部《探险的风旗:论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之后，便转向了电影艺术研究。但是，《天籁》终归不是几响，即使锁在柜子中长达32年，还是要被人听见。
《象罔》不属于校园民刊，却诞生于四川大学。柏桦较为全面地回忆了民刊《象罔》的来龙去脉：“钟鸣在成都发起《象罔》民间诗刊，当时的参加者有赵野、陈子弘、向以鲜等人，刊物名称为向以鲜所取，这个刊物共出十四期，钟鸣为该杂志主编，肩负总体策划之责。当时我巳在南京，我还记得最初收到《象罔》时的新鲜和兴奋。打开钟鸣寄来的邮件，一股白纸黑字的清芬整齐地扑面而来，第一页印着我的两首诗《饮酒人》、《踏青》，诗的左上角还套印了一副很像南京鸡鸣寺的小画，一帧小巧的古代风景配上踏青的饮酒人，江南之春气呼之欲出，洁白的纸上短短的诗行，一座古寺清爽可人，第一期是恢复诗之元气的初步，而‘美’却跃然达到一个高度，一反过去地下刊物装潢上马虎了事的作法。这种对美的完全彻底的呈现惟有万夏可与之相较。钟鸣，一个极端完美主义者、一个精美生活崇拜者、一个房间里四季放置鲜花的读书人、一个紧闭室内的悲观论者，我知道他最无法容忍的就是美的匮乏（这跟他珍爱文房四宝，山水书法的父亲如出一辙)。《象罔》之美理所出之必然。每一期都不重复，而整个却是‘象罔’在向一个有限的空间要求无穷的美的各个侧面，‘象罔’敞开它对每一位严肃诗人的亲切关注，没有耸人听闻、故弄玄虚的教规，也没有吞吞吐吐、含糊其词，只有唯美是它的一个普遍认同的标准，一个古老而常青的默契。唯有不美的诗歌被排斥在《象罔》之外。而美又在萧全的照片、戴光郁的画、中国古代版画这些材料中相映成趣，“象罔”是地下诗刊中一个美学上的例外。”[10]
钟鸣后来在为微信公号“灰光灯”上撰写《<象罔>与<我们这一代>》时，再次回忆当时场景：“1989年岁终，我和赵野、向以鲜，在川大草地上讨论刊名，想了无数个，向氏是研究古文的，故熟典藉，偶然提到了象罔，我立即认为非它莫属了。”[11]需要指出的是，我并非偶然想到“象罔”这个词。我不仅提出了“象罔”这个刊物名称，并且第一次从现代汉语诗歌角度对“象罔”故事进行了阐释：
黄帝巡游至赤水，登了昆仑之丘，向南眺望良久。返回时，不慎遗失了珍贵的玄珠。随后，便让天下最聪明的人知去寻找，但未找到；然后，又派眼最尖的离朱去找，也未找着；旋即，再派最能说的吃诟去找，但仍未找着。不得巳最后让象罔去找，象罔找着了。黄帝有些纳闷，怎么象罔能找到呢！
钟鸣接着说：“奥妙就在这里，象，就是能见，图象，可见，有矣。罔，即惑，无，没有。也就是说，象罔即在是与不、有和无之间。喻人也好，政治也好，国家也罢，某事物的真理或真相，并非靠聪明，或眼捷手快，或能言擅辩就能获得。或真相本就在是非之间，也未可知。”其实，我现在仍然以为我当时的解释最为清晰明白：象罔就是虚无的人。
我与象罔之缘，当追溯至更早之1984年夏天：其时我尚在天津南开大学求学于王达津先生门下，王先生在民国时期武汉大学的硕士论文就是庄子研究，闻一多先生还是王先生毕业论文答辩时的座上师。王先生为我们讲授《庄子》，并布置一篇庄子读书笔记，我所交出作业就是《说“象”》，其中有专节谈论“象罔”。三年后，我已来到锦江河畔四川大学谋职，并写下《迷宫与玄珠》一文，后公开刊发于《诗：三人行》。[12]《象罔》创刊号的那段关于象罔的解释，最初的文稿亦出自我手（后经钟鸣润色）。我希望玄珠要好好保存起来，一旦丢掉，可能就再也找不回来。因为：象罔就是虚无的人，他根本就不存在。
隐藏着四川大学八十年代先锋诗歌精神火焰的校园民刊，像极了获得玄珠的黄帝大臣象罔——他确实存在过鲜活过，又仿佛从未来过。
眨眼之间，三十多年就过去了。
我深信，诗歌和校园是不会老的！
四川大学的先锋诗歌精神，也不会老！
——2017年夏天初稿、2020年冬天修订于成都石不语斋
注释：
[1]刘述礼、黄延复编：《梅贻琦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版，第10页。
[2]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补正》，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3]张之洞：《劝学篇》，广雅书局，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4][宋]张载：《经学理窟》（义理），上海古籍出版2010版。
[5][法]福柯著、李康译：《什么是启蒙》，源自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4194644/
[6]向以鲜：《唐诗弥撒曲》，东方出版中心2014版，第14页。
[7]谢谦：《<锦江>：一本民刊的光荣与梦想》，源自http://www.mjlsh.org/book.aspx?cid=6&tid=177&pid=3641
[8]柏桦：《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及其他》，《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09年第1期。
[9]孙文波：《还有多少真相需要说明——回答张伟栋》 ，源自https://www.poemlife.com/index.php?mod=libshow&id=2100
[10]同注[10]。
[11]钟鸣:《<象罔>和<我们这一代>》，源自
https://mp.weixin.qq.com/s/D1v_LS-h7QS89KJrYK91Cg
[12]徐永、向以鲜、凸凹：《诗：三人行》，海风出版社2009版，第1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