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从不敢触碰父亲的沉默，这沉默来自那个时代
娜塔莎·沃丁发起过一次寻根之旅，在《她来自马里乌波尔》里，她努力挖掘母亲在战争中的遭遇，讲述担负集中营日常维护的马里乌波尔劳工的生活，以家族追寻为切入点，个人情感与族群命运交叉映照。《暗影中的人》是三部曲之二，父亲篇。
作品的核心仍然是“忆”，作品有两条主线，从父亲过世起笔，一条再建父亲的生平，一条是作者少女时的生活。两条线的聚焦点是“身份”，作为乌克兰-俄罗斯难民在德国的难堪处境，“父亲篇”连接着“母亲篇”，重新审视战争中的两性关系与家庭情感。对于往昔的追忆和复杂的况味，将个人记忆引出掩体，引出微观历史的暗处，公之于世。
父亲过世，是一种终结，也是一种开始。作为女儿，娜塔莎必须回到那个置于身后多年的故地，回到那个被称作“父亲”的男人那里，尽管他已经死去，但他作为“父亲”、她作为“女儿”的身份永远不会改变。死亡，作为一种唤醒，要求娜塔莎直面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继而接近父亲在那些往事中的行为和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
这种唤醒也是出于娜塔莎的本能，是作为作家的窥探欲。就像从前，她不是出于偶然才在俄罗斯引擎上按照母亲姓氏来寻人的，长久以来她就有个念头，想写写母亲的出身，记录这位在她出生前居住在乌克兰，曾在德国劳动营里待过的女性。类似的念头也促成了《暗影中的人》的诞生，娜塔莎需要一个文本化的声音，让她可以辨认方向。
《她来自马里乌波尔》充满了问号，母亲的身世及其家族的历史，一个问号接着一个问号，一点点揭晓，可是，陈述者的描述未必就准确公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感情倾向和思考方式，言语的传递过程会出现偏差，记忆也可能出错，这就像一张无法得到归拢的拼图，有些碎片永远遗失，有些被涂改得面目全非，《暗影中的人》也是类似的情况，你永远无法肯定你找到的、认识的、理解的，就是真实的，而恰恰正是这种矛盾的状况，让追寻成为了不懈的努力，这是身为作家难以抵挡的企图心。
凭借着对德语、俄罗斯语的熟练掌握程度，娜塔莎曾担任口译员许多年，有一天，她遇到了谢尔盖，一名俄罗斯作家。在娜塔莎的描述里，看不出她对谢尔盖是否有爱意，反而让人意识到命运齿轮的轮回转动。娜塔莎的母亲叶夫根尼娅嫁给那个比她大20岁的男人，因为，在1943年时，这个男人或许可以帮助她逃离当时的困境，是战争促成了这桩婚姻。
谢尔盖比娜塔莎大15岁，他似乎发现了娜塔莎的才华而试图帮助她获取文学成就（具体的过程等待第三部《娜斯佳的眼泪》），谢尔盖在婚礼一周前病发去世，而娜塔莎作为作家遗孀获得了遗产和身份，在此之前，谢尔盖唤醒了娜塔莎对俄罗斯的关注，让娜塔莎意识到了她长久以来逃避的俄罗斯有着与她的想象大相径庭的另一面，这是一个矛盾、精神、人文、幽默和诗意交织的世界。
娜塔莎·沃丁
在谢尔盖去世一年之后，娜塔莎飞往莫斯科探望谢尔盖以前的同学娜佳，同时寻找父亲洗衣簿上记录着的旧家地址。街道早已更改，而娜塔莎，这个曾经在老街上住过几年的俄罗斯女性，现在被当作了来自西方的外国游客。就算找到了旧址，找到了亲戚，在老家的亲人眼里，她的身份也是可疑的。娜塔莎的父亲也很可疑，作为曾经在德国人手下的强制劳工，他在战争结束之后为什么要留在德国呢，何况，他的行为株连了那些留在苏联的亲属。亲戚们满腹狐疑，拒绝娜塔莎的接近，关上房门，一如从前，娜塔莎来到德国，德国当地人对她这样的乌克兰难民的待遇。
这种混乱的摇摆，在俄罗斯和德国之间摇摆，在两个互不相容的世界中挣扎，就是《暗影中的人》的最基本的基调。
父亲出生于1900年，死于1989年，他一生都与那个世纪同龄。站在墓园里，看着他的尸体，娜塔莎眼前浮现出一幅杳远的画面，她说那是决定他们父女关系的关键场景。母亲溺河自亡，在外地巡回演出的父亲终于归来，得知消息的娜塔莎飞奔回家，想要给等在家门口的父亲一个拥抱，而父亲推开了她，一言不发地从她手中拿走钥匙，开了门。
那年，娜塔莎10岁，后来，父亲出资把她寄养在了德雷舍尔太太的家里。娜塔莎写道，在德雷舍尔太太家，每天的晚餐都有一道叫作开放式三明治的食物。她把三明治一个接一个塞进肚子，总也吃不够。她无法顾及其他人异样的眼神，她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类似的东西。更早以前，母亲还在世，可是家里吃的总是不够，娜塔莎无法承受体内经常性的饥饿感和缺乏感，以至于她不惜为此骗取妹妹手中不多的食物，在德雷舍尔太太家里，娜塔莎再次察觉，人们一眼就能看出，她来自哪里，出身难民楼这件事在她身上烙下了痕迹。
《暗影中的人》
这种痕迹使得她在德国学校的生活也非常艰难。在修道院中，她曾经是优等生，但是在新的学校里，她每天穿着磨损的旧衣，与众不同的宗教信仰也让她成为了众人眼里的异类，他们以她取乐，给她起各种绰号，哄然大笑着问她，俄罗斯女人是不是真的在马桶里洗土豆。在娜塔莎身上，作为俄国人那可耻、不受欢迎的一面要尽快消除，而她迫切想要成为德国人的一面正在不断成长。这种情形恰好与父亲的情形相反。
父亲居留德国，像停滞的一滩泥，酒精剥夺了他的生计，他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好嗓音，更加沉湎于饮酒。那幢小小的难民楼，成了父亲的孤岛，在这里，他尚且可以与那些与他一样来自东欧的人们相处。父亲诅咒曾经的那个国家，父亲也不肯学习德语，直至死亡，父亲只会使用“要”和“不要”两个德语单词，就算他与德国洗衣女工结婚也无法改变他顽固的想法，那场婚姻成了一场笑话，所有试图使他了解德国文化的努力都撞了墙。
父亲曾经是一名歌唱家，穿着西装，带回家各种礼物。飘零异国的父亲，昔日的荣光早已褪去，他听不懂外国话，他在自己身周建立脆弱的城堡。父亲拒绝加入德国社会，蕴藏着他对“昨日的世界”的固守，也因此，父亲对于娜塔莎的冷漠、不屑、仇恨的态度，并不只是普通家庭中的父女不和，其实意味着对异域生活、陌异文化的不安、排斥与恐惧。
父亲是城堡里的暴君，专制、任性、极度敏感、愤怒狂躁，两个女儿是他暂时可以掌控的臣民，小女儿年幼听话，而大女儿正巧处于叛逆的青春期，老狮子维护自己权威的方式，就是使用暴力，语言上的暴力，挖苦嘲讽女儿，穿着红鞋子的打扮就成了妓女，行动上的暴力，在家务劳作上严格要求清洁，反复挑剔，用殴打镇压所有的反抗。一切都处于剑拔弩张的气氛中，父亲随时可能爆发脾气，随时把怒火发泄在女儿身上。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娜塔莎曾经强烈希望父亲死掉，想象过各种谋杀父亲的方法。“仇恨与怜悯在我体内交织——我恨自己童年和青年时代的父亲，又怜悯现在这个孤独、患病的老人。”从始至终，娜塔莎无法挣脱父亲。或者说，父亲就是她诞生其中的马里乌波尔。
中年的娜塔莎，已经明白许多事情，求不得。在对往昔的回望里，她也试着与少女的自己和解。那时候，她以卑微的、低到尘埃的姿态渴求爱情。她暗恋英俊的阿希姆，愿意为他召之即来，她的恋爱掺杂着渴切的愿望，阿希姆代表了美好的、明亮的生活，代表了婚姻可以带给女性的一种从原有的泥沼生活里解脱的可能性。一如从前，叶夫根尼娅曾经的幻想，现在，宿命般地来到了娜塔莎这里，所以，娜塔莎无法接受格奥尔格的喜欢，格奥尔格代表着一眼可以望到边的寡淡人生，而阿希姆是少女的瑰丽美梦，娜塔莎宁愿放逐自己成为乞讨女，与陌生人的危险交往，遭到囚禁、强暴的对待，她孤身躲在地下室用钩子探入体内、挖出了那个未成形的胎儿。有过这样遭遇的女人，有谁可以苛斥她在夜里的哭泣、悲鸣与呐喊？
父亲，尚且在世的父亲，为何没能成为女儿的靠山，而每当女儿滑落深渊时，他还要去重重地踏上一脚呢？
在娜塔莎与父亲的关系里，曾经有过温馨的时刻。叶夫根尼娅怀孕时遭到了逮捕，而他用绝食抗议的方式换得了妻子的获释，并用歌唱的天赋取得了美国人给予的工作，那时候，他们一家相互扶持、厮守，可是，苦难漫漫无边，男人开始不断家暴，女人终于步入河中，孩子成为遗弃物被抛掷在这冰冷的人世间。“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去投河？”读过《她来自马里乌波尔》的人，一定都记得这句天真残酷的稚语。在《暗影中的人》里，面对年迈的邻居去世，男孩困惑地发出疑问：“他是被毒死还是被枪杀的？”这就是他们对世界的认知。
而父亲，父亲对于世界的认知，在经历那么多的事情之后已经被扭曲。不说德国话，是父亲最后的坚守，而娜塔莎，他的女儿，说着一口流利的德语，想要与德国男孩子交往，娜塔莎融入德国社会的举动，是否让父亲感到背叛，感到最后一丝往昔生活在指缝间的流逝？
全书的高潮之一，是狂怒的父亲殴打娜塔莎，把她关进了黑屋子，还钉死了门窗。这起事件的导火索，一是娜塔莎篡改了自己的成绩单，二是租屋账单的到期催缴，这两个导火索的根本原因，都是因为父亲不懂德语，他不知道这些德语写的文件是啥，很轻易就被女儿欺骗。这起事件，造成了父女关系的决裂。父亲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父亲作为人的存在的一面被撕裂了，就剩下了兽性从体内咆哮而出。这是父亲对自己处境的绝望情绪的喷发。
多年以后，当娜塔莎站在父亲遗体之前，她才能够放下一些怨恨，尽量平静地想起那些闷热的午后或阴森的夜晚，她悄悄溜回家中，躲在水槽或地下室的场景。
多年以后，当娜塔莎站在父亲遗体之前，她才感到了一些疑惑，父亲的人生故事总是出现断点，在她不了解的生活的背面，父亲究竟承受了一些什么呢？
娜塔莎意识到，父亲对她的残酷殴打，落在她身上的也许还有他在营地中的那段过往。曾经屈服于暴力的人，暴力因子也种进了他的心里，从此信奉暴力为准则。忍受过屈辱经历的人，渴望一种自身的优势和复仇欲望，容易把自己塑造为一种权力的幻象。对父亲心理的追问，不仅出于女儿的理解愿望，也是一项关于创伤后遗症演变的详尽而敏锐的批判性审视。
娜塔莎写道：“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儿，一有机会就争取去了德国人那边，对他来说难道不是叛徒，不是那些虐待、殴打、嘲弄他的人的盟友吗？因为不理解一个孩子对其所属环境的基本归属感需求，他是不是曾试图制服我，囚禁我，让我成为他的财产，就像他本人曾先后被当作别人的财产那样？一个从未体会过自由的人，一个生活在两大独裁政权束缚之下的人，又如何将自由给予他人，以及他的孩子呢？于他而言，自由可能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他从未了解过自由的种种严苛之处，那是他生命中不曾拥有过的。”
在从前，娜塔莎从不敢触碰父亲的沉默，而现在，她知道了，这沉默无疑来自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说话本身就是一种危险，沉默成为人们待人接物的方式和日常生活的习惯。娜塔莎明白了她就是在双重沉默中长大的：来自俄国父母和德国环境的双重沉默。她的父母跟德国人对不同事情保持着沉默，所以生活中存在着两种那时候的她不得而知的真相。被这种沉默裹挟的父亲，对女儿采取了高压的管教，最终促使女儿成为了一名作家。娜塔莎说，他的沉默始终是她拿笔抗争的对象，从一开始就滋养了她的写作欲望。
对父亲来说，他少了一个女儿；对世界来说，它多了一名出色的作家。人们由于出身被扣挂在历史的锁链上，因此，个人的故事变成了对历史的实际回应。深深嵌入娜塔莎记忆中的往事，与对父亲生平的疑问，重新演绎东欧的苦难史，以一种并非毫无把握的方式与上世纪的一些重要事件建立起了内在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