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谈到百年党的文艺发展历程时，钩玄提要地指出：“一百年来，党领导文艺战线不断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这里的一些精要表述与重要概念，既涉及到党的文艺路线的发展脉络，又关乎到党的文艺思想的确立。应该说，党的文艺思想与文艺路线的形成与成熟，都是在毛泽东思想日臻成熟的延安时期。尤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其理论基石和思想原点，都来自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

80年来沧桑巨变，《讲话》精神代代相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改革开放的40多年，在新世纪到新时代的20多年，《讲话》对于不同时期的文艺发展，都以各种方式给予了精神的滋养和思想的引领。可以说，80年来，《讲话》对于文艺的方向与道路的理论指引无处不在，对于文艺的发展与繁荣所起的推动作用无比巨大，对于党的文艺事业和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所给予的重要影响无可估量。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

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党为解决1940年以后延安文艺界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并系统地制定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而召开的。深知文学艺术是整个革命战线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的毛泽东，在充分调查研究现状和深入思考问题的基础上，在座谈会上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重要讲话，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与方法，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与具体文情，系统地阐述了文学艺术的基本理论问题，为文艺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前进的道路，确立了正确的方向。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很多精湛的论述，很多重要的观点。最为重要的，是围绕着“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大众”，“为着人民大众”。毛泽东对“人民大众”的概念作出了如下阐释：那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即“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在此后的论述中，“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全称提法常与“工农兵群众”的简称概念交叉使用。在这样的基础上，他向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在“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转移“立足点”的问题，并充分认识“社会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要求“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同时，要正确把握文艺的提高与普及的关系，既要认识到“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又要更加重视目前条件下的“更为迫切”的“普及工作的任务”。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厘清了对于文艺的一些基本看法，提出了我们党对文艺工作的基本认识，在当时的延安及各个解放区乃至国统区产生了极大的功效，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不仅澄清了人们的文艺思想，确立了革命文艺的基本方向，对于促进延安文艺运动的大众化，包括后来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文艺发展，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指导作用与引领效用。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经整理修改之后，于1943年3月在延安《解放日报》部分发表，10月份全文发表。但《讲话》的基本要点和主要精神，在座谈会召开之后便在解放区和国统区广泛传播开来，对广大革命文艺家的思想转变，各种文艺形式的创作转型，都给予了有力的推动和巨大影响。特别是在当时的延安，各种文艺形式在一个时期形成了面向人民群众、服务工农兵的文艺运动主潮。尤其是来自民间的秧歌剧推陈出新，成为好作品多、群众喜欢看的新兴文艺形式。据《毛泽东在延安》一书披露，1943年春节期间，鲁艺秧歌队在延安演出秧歌剧《兄妹开荒》，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观看了演出。毛泽东边看边点头，笑着赞扬道：“这还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以人民群众为表现主角，以人民群众为服务对象，文艺运动中出现的这种喜人的变化，正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极力提倡的文艺方向，毛泽东所热切希望看到的文艺景象。

还有一个有助于理解《讲话》精神的事例，是郭沫若的“有经有权”的评价。据胡乔木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回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式发表传到国统区后，郭沫若看了之后说道：“这个讲话很好，好就好在有经有权”。毛泽东听到后很欣赏这个说法，认为得到了一个知音。胡乔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的回忆文章里，就“经”“权”之说作了简要的论析，明确地指出：“《讲话》主要有这样两个基本点，一个是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一个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在这两个基本点上，《讲话》的原则是不可动摇的”。所以不可动摇，是因为它深刻总结了文学艺术发生与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共产党人对于文学艺术本质与性能的科学认识与深刻把握。正因如此，讲话“深刻的思想性和说理性，仍使我们每一个相信真理的人感到折服，它的具有普遍真理性的基本内容，将使我们长久地受到教益。”（胡乔木语）

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1949年7月，在中国新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历程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是全国文艺工作者的大团结，各路文艺队伍的大会师，文学艺术战线的新建构。郭沫若在大会的开幕词中郑重指出：“7年前的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给予了我们明确的指示。这个讲话里的原则性指示一直是普遍而妥当的真理。在今天我们应该明朗地表示：我们一致接受毛泽东的指示，把这一普遍而妥当的真理作为我们今后文艺运动的总目标。”周扬在《新的人民的文艺——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中也明确指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文艺的方向。”而这个方向，就是努力履行“为人民服务”的使命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成长进步的人民文艺。在此后的文学艺术的发展中，无论是文艺创作的得与失，还是文艺事业的起与伏，都与此密切相关。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十七年时期，尤其是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我们党在对于国情的认识与判断上出现偏差，“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使得这一时期的文艺工作与文艺领域不时出现偏差，其中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对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没有在“经”“权”之辨上作出应有的区分，偏离了“经”的方面，偏向了“权”的方面，游离了“为人民大众”的基本目标。因而，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于1960年召开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进一步确认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1962年5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郑重提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都应该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这种理论思想上的纠偏努力，使得文艺创作在面对社会现实和服务人民大众方面，都较前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从文学领域来看，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以“三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和“保青山林”（《保卫延安》《青春之歌》《山乡巨变》《林海雪原》）为代表，在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农村题材两个方面，形成了双峰对峙的突出成就。以柳青、赵树理、周立波等人民作家为代表，不少作家艺术家把创作之根深深扎进生活深处，在“深扎”中与人民声息相通，在写作中与时代同频共振。

后来，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整个社会文化生活日渐趋于政治化乃至“左倾化”之后，“为人民大众”的总体性提法不再强调，而逐渐由“为工农兵服务”的简略性提法取而代之。再到“文革”前后，“为工农兵服务”又进而演化成“为政治服务”、“为中心服务”，不仅文艺的路子越走越窄，一大批文艺家和文艺作品遭受批判与封禁，乃至走向“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百花齐放都没有了”的境地。而出现这种现象，说到底是偏离了“为人民大众”的这一正确路向的结果。

“文革”十年，万马沉寂，走出“浩劫”，百废待举。在文艺领域，经由恢复文艺组织，平反冤假错案和清算极左流毒，文艺工作逐步走上正轨。但因一个时期造成的思想混乱，或使一些人踌躇不前，或在一些问题上频现争议。1979年，中国文联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向大会致祝词。他在肯定文艺工作的显著成就，赞许文艺工作者的突出贡献的同时，着重就文艺的方向与路线，方针与政策进行了精要的论述。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地在人民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作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党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表了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其中正式提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发表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社论，明确提出：“我们的文艺工作总的口号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种对于“二为”方向的再度确立，既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基本精神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为人民”的文艺路线的坚定回归。由此，广大文艺工作者更加心明眼亮，也充分调动起文艺创造的旺盛活力，由此开始的新时期文学与文艺，走向了各类创作争奇斗艳，文艺探讨空前活跃的繁盛格局。

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

在文艺发展的不同时期，既会适逢不同的机遇，也会面临不同的挑战。从20世纪90年代起，由于经济与文化的市场化、全球化的影响，文艺领域在依流平进的稳步发展中，一个时期呈现出生产商业化、写作个人化等种种新的倾向，不断影响着正常发展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活动。在这期间，先后召开的中国文联第六次、中国作协第五次代表大会，中国文联第七次、中国作协第六次代表大会和中国文联第八次、中国作协第七次代表大会，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先后代表党中央作了重要讲话，都以对人民性的文艺路线的高度强调和深刻论述，来解决相关问题，引领文艺现状。江泽民在讲话中指出：“充分认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意义，充分认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充分认识人民群众对文艺发展的基本要求。”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存在于同人民的血肉联系之中。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是文艺创作的丰厚土壤和源头活水。”这样一些在新历史条件下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精髓的重要文艺论述，使广大文艺工作者在不断新变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中，坚定了方向，保持了清醒，增加了定力，也为这一时期的文艺活动与事业发展继续行进在“为人民”的康庄大道上，提供了思想的指引和重要的保障。

进入新世纪，步入新时代，国家发展进入快车道，国际形势频发大动荡。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过程中，高度重视文艺事业的地位与作用，十分关切文艺创作的繁荣与发展，在2014年10月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此后多次就文艺工作发表重要讲话，把文艺工作摆在了十分突出的重要位置。《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概要阐述党对文艺的新要求与新希望时，既抓住文艺的属性与规律等基本问题穷原竟委，又切近文艺的变异与走向的现状扬清激浊，许多重要论述既令人耳目一新，又给人极大启迪。讲话中谈到文艺的方向问题时，在强调“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时，又就“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属性做了新的解说，他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这种秉要执本又简明扼要的阐释，以“为人民”为旨归，揭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要旨与要义，也使“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在其内在精神上合而为一，统归于“为人民”的终极目标。可以说，这是在文艺的本质属性与根本方向上，又一次体现了新思想的新阐释。

在此后依次召开的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的重要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都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谈到文艺与人民关系时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时代的雕塑者。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一切优秀文艺创作都为了人民。”高度强调人民在文艺工作中的核心地位。《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在论述“以人民为中心”时，特别强调人民与生活的一致性、同一性。他在指出“人民中有着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沛源泉”后，继而又明确指出：“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告诫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人民群众、了解人民的辛勤劳动、感知人民的喜怒哀乐，才能洞悉生活本质，才能把握时代脉动，才能领悟人民心声，才能使文艺创作具有深沉的力量和隽永的魅力。”要求他们“不仅要让人民成为作品的主角，而且要把自己的思想倾向和情感同人民融为一体，把心、情、思沉到人民之中，同人民一道感受时代的脉搏、生命的光彩，为时代和人民放歌。”这既要求文艺工作者在创作的准备与实践中，始终要“以人民为中心”，也要求文艺工作者以此为鉴镜，时时检视自己所熟悉所书写的生活是否就是“人民的生活”，不断地从根本上去校正自己的文学坐标。这些重要的讲话精神，既给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给文艺工作者指出了着力的途径。从2012年到2022年的这10年，广大文艺工作者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艺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凝神聚力、务实笃行，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过程中，紧跟时代步伐，把握社会脉动，创作出一批又一批品质优良的文学作品，塑造出一个又一个光彩夺目的人物形象，并以这样富含生活元气的写作，满带时代锐气的作品，为时代立传，为人民抒情。

从1942年毛泽东的“文艺为人民大众”，到1979年邓小平“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再到2014年习近平的“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2021年的“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在80年来的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进程中，革命领袖和党的领导人对于文艺的“人民”方向的坚定持守，对于文艺的“人民”属性的充分肯定，既有力地指引了不同时期文艺工作的发展与繁荣，又深刻地总结了不同阶段文艺工作的丰富实践与基本经验。正是在这样的理论方针的正确指引下，中国当代文学艺术事业，不管在什么时期，不管遇到什么障碍，都坚守了“为人民”的基本方向，稳步行进在“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上。这条道路为我们过去的文艺战线赢得了不同时期的繁荣与繁盛，也必将为我们迎来新时代文艺事业的更好发展与更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