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投稿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唐兰与无锡国专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 王福利 高明伊  2022年05月20日08:35
关键词:唐兰

唐兰治学风格属浙西一派,“不尚博览,力求专精”,“崇精深、穷枝叶、尚专门”。其治学人生及学术成就与无锡国专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王晓清云:“可以说,没有无锡国学专修馆,就不可能有唐兰的学者人生,也不可能有他后来在古文字学领域的卓越成就。” (王晓清《学者的师承与家派》,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0页)

唐兰出身贫寒,其父唐熊征先后以挑担售卖、开小水果店谋生。少年时,唐兰受父命于1912—1915年间在范古农创立并担任校长的嘉兴乙种商业学校学习经商,1915—1920年,复从嘉兴国医馆馆长陈仲南学习中医,并在城内项家漾开“景兰医院”。不久,又在上海作家陈栩主办的栩园编译社学习诗词。但唐兰对这些都兴致不高,却在1919年对小学和古文字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后于1920年底考进刚刚创建的无锡国学专修馆,真正开启了他的学术门径。

无锡国专是所私立学校,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享有很高声誉。以“国学”名义号召民众、引导青年以至成为风气,可追溯至晚清。章太炎1906年8月在日本东京创办国学讲习会,可谓其肇端;之后,国学保存会以及《国粹学报》盛极一时。之后,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新文化、新思想、新式教育不断涌入。同时,胡适等一批学者倡导整理国故、保守国粹的学术运动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无锡国专便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限于条件,该馆自1920年底开办至1927年学校改制,除作为馆长的唐文治亲自授课外,仅聘专任教师3人:朱文熊、陈柱任教习,陆景周任助教。初在无锡、南京、上海分设考点,后因报考者踊跃,不得不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四地开设考场,报考人数以千计。但每届只能招收36名学生,四届以后,招收人数才逐渐有所突破。(钱仲联《无锡国专与唐文治先生》,《钱仲联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所以,能考取无锡国专也是相当不易的。

馆长唐文治(1865—1954),字颖侯,号蔚芝,太仓人,出身晚清书香世家,6—14岁间,在名师指导下饱读《孝经》《论语》《孟子》《诗经》《尚书》《周易》《礼记》《左传》等经典,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功底。1907年9月,唐文治出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监督,并于该校增设航海、电机、轮机等专科,将所有精力投入到高等教育上。唐文治专攻经学、理学,以桐城古文派为文学正宗。无锡国专的校训即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办学旨在“研究本国历代之文化,明体达用,发扬光大,期于世界文化有所贡献”。

这种培养人才的思路和愿望,从其早期招生宣传中也可窥见。1920年11月27日起,《新无锡》等报连续刊登招生广告云:“本馆慨国学之沦胥,伤斯文之失坠,数年而后,恐吾中国人将无复有通中国文字者……爰于北京设立专修馆,并定先在江苏无锡设立分馆,开办师范班,专以造就国学人才为惟一宗旨。”(陈国安、钱万里、王国平编《无锡国专史料选辑》,苏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6页)唐文治将传承和弘扬国学视为救国救民之根本途径,他说:“此时为学,必当以‘正人心,救民命’为惟一主旨。务望诸生勉为圣贤豪杰,其次,亦当为乡党自好之士,预贮地方自治之才……他日救吾国、救吾民,是区区平日之志愿也。”唐兰正是接受唐文治这种国学思想之熏染,才学有专攻,成就大器的。当时,无锡国专“主要讲授‘五经’、‘四书’、宋明理学、桐城派古文、旧体诗词,旁及《说文》、《通鉴》以及先秦诸子等”。(钱仲联《无锡国专与唐文治先生》,《钱仲联学述》,第12页)其教学特点有六:一是教书又育人,不拘一格,主要强调品德修养。二是重在教古籍原书。三是重在自学。一天只有四课时。学生在学好课堂讲授内容的基础上,各就自己的爱好主动自学。四是重在启发,老师讲解原书,同学能举一反三,自学时大得其力,不断增加自己的创获。五是重写作,写与学相互促进。六是“将在精而不在多”。

1920年,唐兰与挚友王蘧常相偕赴沪应考。报载录取名第,唐、王分列第五名和第七名,成为无锡国专第一届高才生。二人同乡同庚,进而同窗,甚为相得,交契益深。榜发后,冒着大风雪,先期偕往无锡,叩谒心仪已久的唐文治先生。

无锡国专的一切对于年轻的唐兰来讲,都是新鲜的,使其眼界大开。在这样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也让他有了弥补自身不足的方向标。他曾说:“同学有熟悉段注《说文》者,余由是发愤治小学,渐及群经。居锡三年,成《说文注》四卷,《卦变发微》《礼经注笺》《孝经郑注正义》《栋宇考》《阃阈考》各一卷。严可均、王筠之治《说文》多援引彝铭,余作注亦颇采用吴氏之《古籀补》,因渐留意于款识之学。及读孙诒让之《古籀拾遗》及《名原》,见其分析偏旁,精密过于前人,大好之,为《古籀通释》二卷,《款识文字考》一卷。”(王晓清《学者的师承与家派》,第221页;刘雨《唐兰先生的治学之路》,《故宫博物院院刊》2015年第5期)这位熟悉段注《说文》的同学极可能是吴其昌。吴其昌是浙江海宁人,小唐兰3岁,家境也很贫寒。但他治学刻苦,博览群书,很早就研读过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国专毕业后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研究甲骨文、钟鼎文字,对商周史也很有研究。曾在《燕京学报》发表《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三续考》等。他对唐兰论天下学人时曾说:“当代学者称得上博及群书者,一个是梁任公,一个是陈寅恪,一个你,一个我。”(周一良《周一良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页)所以如此推崇梁任公者,盖因其清华国学院论文《宋代学术史》是由梁启超指导的。

除唐文治亲授经学、理学外,唐兰经学方面的研究、治学境界的拓展,还应与外聘的学者曹元弼有关。曹元弼一生研究礼学,藏书2万余卷。治学以古文经学为宗,以考据为纬,著有《笺注十三经》《礼经校释》《周易集解补释》《经学开宗》《周易学》《孝经学》《周易郑注笺释》《古文尚书郑注笺释》等。尤以《笺注十三经》最受推崇,王謇说他“万卷藏书填户牖,十三经注训蒙童”。唐文治于1923年1月、4月、5月、6月间多次致函曹元弼,安排唐兰等同学赴其苏州府第,请其讲授《仪礼》《孝经》《周易》,进行学术训练,并以其著述作为国专教材。之后,唐文治高兴地致函曹元弼说:“诸生自被训诲,颇能领悟大义,每次无不欢欣鼓舞而返。感荷教思,实无涯涘。” (刘桂秋《唐文治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675、677、681—683页)

唐兰主要成就在古文字学。他曾回忆说:“余治古文字学,始民国八年,最服膺孙君仲容之术。”唐兰深受孙诒让《古籀拾遗》《名原》从汉字结构偏旁入手,层层推进、丝丝入扣的论述法启示,且因此知道了甲骨文的存在。他据罗振玉对甲骨文的解释,依《说文解字》顺序对其进行编辑、考释,反过来再论证《说文》。遇有疑惑,便向罗振玉写信求教,深得罗振玉赏识,并经罗振玉介绍结识了王国维。罗、王二人可谓甲骨文研究先驱,也代表了20世纪20年代学术界的最高水平,能请益于这样两位大师,自然把唐兰的古文字研究推上了一个新境界。

王国维在给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所作《序》中说:“今世弱冠治古文字学者,余所见得四人焉。曰嘉兴唐立庵兰,曰东莞容希白庚,曰胶州柯纯卿昌济,曰番禺商锡永承祚。立庵孤学,于书无所不窥,尝据古书古器以校《说文解字》。”该书于1923年刊刻。其时,唐兰或刚从无锡国专毕业。可见,王国维是很器重这位小他24岁小同乡的古文字研究的。由于有无锡国专的基础训练,在国学专门领域确有自己的心得体悟,此时的唐兰竟也大着胆子,就《观堂集林》中有关《生魄考》存在的问题提出七条意见与王国维商榷讨论。(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3页)有关音韵学著作、先秦古籍版本及清人读书札记版刻等方面的问题,唐兰也都向王国维请教,王也一一作答。1927年,王国维离世,唐兰将与之交流的八通信函发表在《将来》杂志上,说这些信函“虽断篇零纸,亦间与学术有关,搜罗先生遗文者,或将有取于是也”。可见,“20世纪20年代,是唐兰夯实学问基石而崭露头角的时期;因为罗振玉、王国维的推重,他在古文字学领域已小有名气。1929年他在编辑《商报》文学周刊时撰写了敦煌学、甲骨文字、秦汉封泥、古籍校释等方面的考证文章10多篇,引起学术界的注意”。(王晓清《学者的师承与家派》,第223—224页)

30年代,唐兰治学日趋成熟,“初应高亨之邀,讲《尚书》于东北大学,继而代顾颉刚授《尚书》于北大,又代董作宾开甲骨文字课。并受清华、辅仁、中国等多所大学之请,执教古文字及诗、书、三礼。还和郭沫若学术通讯频繁,替郭老撰《两周金文辞大系序》。足征他在而立之年,学术造诣何等深厚”。(陈左高《唐兰二三事》,载陈国安、钱万里、王国平编《无锡国专史料选辑》,第302页)

(本文系贵州省2019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19GZGX01)、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团队(NH3371222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