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西蒙：朦胧诗的绽放
朦胧诗是“气闷”还是“崛起”
“文革”结束后，诗坛对曾经流行的政治抒情诗开始反思。还有不少评论家也发文反对口号式的诗歌，认为这不是诗，破坏了诗歌的美感。但是，对于当时兴起的一些更注重内心情绪抒发与含蓄表达的诗歌，又有人认为这未免矫枉过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评论，当数《诗刊》1980年第8期发表的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
这篇文章将当时诗坛上出现的新诗体命名为“朦胧体”，顾名思义，就是它们让人看不懂。老诗人、“九叶诗派”代表人物杜运燮的《秋》，也被指摘“初看一两遍是很难理解的”。章明还说，这并非“朦胧派”的代表作，他认为还有很多诗比它更加“朦胧”，认为这类诗歌让人觉得“高深莫测”，读这些作品“使人产生一种说不出去的气闷”。
于今看来，不论是杜运燮当年的诗，还是北岛、芒克、顾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创作，并不算晦涩难懂，比起后来那些花样繁多、充满隐喻的晦涩文本，这些朦胧诗可谓毫不“朦胧”。但是，80年代初期的读者和评论家，还未受到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对新诗的理解还很浅，朦胧诗的写法和文风确实不符合他们的“阅读习惯”。
老派思维的人不接受朦胧诗，但很多新锐的评论家和读者，却将朦胧诗视为文学的新风向。1980年5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谢冕的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对朦胧诗给予肯定。这篇文章激情洋溢，可谓振聋发聩，其中讲道：越来越多的“背离”诗歌传统的迹象的出现，迫使我们作出切乎实际的判断和抉择。我们不必为此不安，我们应当学会适应这一状况，并把它引向促进新诗健康发展的路上去。
告别传统并不可怕，一味否定改变与创新才可怕，科学研究是如此，文学创作亦如此。谢冕视朦胧诗为“新的崛起”，并指出“在重获解放的今天，人们理所当然地要求新诗恢复它与世界诗歌的联系，以求获得更多的营养发展自己”。此时，朦胧诗的名字还未诞生，只是称它们为“‘古怪’的诗”（注意此处“古怪”有引号，并无贬义，只是暂时没找到更合适的命名方式），但对于这些创新者，谢冕已经意识到他们是“新的探索者”。直到前面提到的章明的文章发布后，坊间才逐渐接受了朦胧诗这一说法。
就在同一年，《诗刊》杂志10月号刊出“青春诗会”专辑，开辟专栏探讨朦胧诗，并反思过去的诗歌创作方法，这引起了不少新锐诗人的注意，但也遭到老派思维者的批评。但是，支持朦胧诗的声音渐渐占了上风，不久之后，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和徐敬亚《崛起的诗群》两篇重磅文章发布，诗坛和评论界开始探索朦胧诗的创作手法与艺术价值。与之前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一起，这三篇文章是朦胧诗论争中最重要的评论文章，也奠定了朦胧诗的文坛地位，史称“三个崛起”。
回望“三个崛起”与朦胧诗论争的前前后后，我们可以看到不同代际的诗人与评论家的不同视角，但在洋溢着理想主义与启蒙精神的80年代里，朦胧诗所具有的不同寻常的突破精神，尤其是对个人尊严和价值的肯定，在理想破灭与现实迷惘中的痛感，令无数读者感同身受，既有振奋人心的力量，也有反思批判的锐利。朦胧诗的兴起，也因此成为80年代诗歌史上的精彩一幕。
从“回答”到“一代人”
今天回顾这些经典的朦胧诗作，我们大概不会觉得多么晦涩了，反而会感到启蒙与批判的精神直击人心。一些经典的作品，其实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已经写成，但它们在80年代蜚声文坛内外，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力。
北岛的《回答》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这首诗写于1976年清明节前后（后来刊登在《诗刊》1979年第3期上），在“四五运动”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回答》发出了悲愤之声，其冷峻之下的激昂，犹如水底的火焰，令人惊叹而振奋。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这些文字，在今天即便脱离历史背景，也时常被人引用，在很多关于社会道义的公共话题面前，人们也会想起这些文字。但从当时的背景来看，这些文字如同穿透人心的闪电，产生思想觉醒的力量，让在黑夜中迷惘许久的年轻人，终于可以不必颓丧，对于世道人心与国家前途，他们有了更多信心，也有了更强的主体意识。
朦胧诗的意象不仅不“模糊”和“古怪”，反而指向是清晰的，除了北岛式的直抒胸臆与冷峻锐利，还有舒婷式的畅快明亮与温婉多姿。女诗人舒婷的代表作《致橡树》创作于1977年，最早并非爱情诗，但在后世读者的阅读与传播中，它成为爱情诗的经典：“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作为朦胧诗的经典作，《致橡树》对个体情感的尊重与强调，正与很多年轻人心中对爱情的美好期待相契合。换言之，不论舒婷最初的创作是否与爱情有关，在读者接受的层面上，它都成为美好爱情的化身，而文学中爱情意象的回归，也融入了强调个人与心灵世界美感的思潮。讴歌美好爱情，与青年主体意识的觉醒同步，共同助推了80年代人文思潮的兴起。
梁小斌在1980年创作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同样书写了一代青年的迷茫与求索精神：“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那一切丢失了的，/我都在认真思考。”顾城在1979年创作的《一代人》仅有一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却是时代铭记的经典，因为它的意象同样是具有冲击力的，黑暗与光明如同历史长河中泾渭分明的两个阶段，当一代人意识到自己虽然承受巨大痛苦却还在努力走向光明前程的时候，人们就不会彻底悲观。
从这个意义上讲，朦胧诗并不“朦胧”，它只是比之前的诗歌，增添了更多对个人主体意识的尊重，看似叛逆的姿态之下，其实是在告别过去、探索历史新时期，有了更多反思历史和定义时代的勇气和激情。正是在朦胧诗的影响下，上世纪80年代文学的理想主义与启蒙精神才更加高扬，也因此拥有了创造未来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