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今年5月，正值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八十周年。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1942年5月2日至5月23日，座谈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由时任中央宣传部代部长何凯丰主持，延安及陕甘宁边区文艺工作者一百多人出席会议，座谈会的全体会议共召开三次，毛泽东主席都参加了，并在5月2日和23日分别作了重要讲话（5月16日毛主席主要听取大家的讨论），即后来整理成文的“引言”和“结论”两部分，合起来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这是此次会议的最大成果，是我党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划时代经典文献。而我手头这本泛黄的《文艺问题》，则是《讲话》早期版本之一，弥足珍贵。

毛主席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

座谈会之前，毛泽东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抗”）延安分会的萧军、艾青、丁玲、刘白羽等人，以及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的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等交谈，作了大量调查工作，又经与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及身边工作人员商讨，确定了会议的主题和主要内容，并亲自草拟了一份简单的提纲。而会场上毛泽东作的讲话是即席演讲，在提纲的基本思路上，有不少自由生动的发挥。会议由周昆玉等四人组成的速记组，详细记录了毛泽东讲话及各位代表发言。毛主席的两次讲话，经秘书胡乔木根据大会速记组的记录稿，并结合他自己的笔记，整理出一份完整的讲话记录稿，呈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初步定稿。当年解放区的一些革命根据地和个人就是根据这份记录稿，进行传抄或翻印成小册子，以便了解和学习《讲话》的基本精神。当时，在太行山下邓拓主持的《晋察冀日报》，依据记录稿，以“七七出版社”名义，翻印过《讲话》单行本，第二年10月又再版印刷，史称“七七社本”。

1943年秋，在一年多的实践和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中，毛泽东多次在记录稿的基础上，作了修改润色，主要是把一些口语改为书面语。如当初讲话“引言”的第二部分中，毛泽东讲到，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朱德）的，一支是鲁总司令（鲁迅）的。这种口语化的说法，风趣生动地表达了对鲁迅的高度评价。但在以后编入书中和正式发表时，文中改为：“在我们为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有文武两个战线，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还要有文化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明确我们的“问题基本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指出：“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在此之下，才能解决普及与提高、歌颂与暴露等问题。

当年10月19日，延安的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以一、四两个通版，加二版的三分之一版面，将《讲话》第一次予以全文刊登。同一天，新华社以电讯形式，向各抗日根据地全文播发。《解放日报》在刊发时，还加了一个按语：“今天是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纪念。我们特发表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纪念这位中国文化革命的最伟大与最英勇的旗手”。这样，《讲话》通过报纸和电讯正式发布。第二天即10月20日，中央总学委下发《通知》说：“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各地收到这一讲话后，必须当作整风必读的文件，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并尽量印成小册子发送到广大的学生群众和文化界知识界的党外人士中去”。

解放社《讲话》书影

于是，作为党中央在延安的权威出版机构，解放社迅速执行中央指示，开始排印《讲话》，并于当月正式发行。其封面是竖式三行红色黑体字，书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上署“毛泽东同志”，下署“解放社出版”，正文前附《解放日报》按语，以土纸和油光纸两种纸张印刷。这一《讲话》版本，被一些史料称为最早唯一印行出版的“解放社本”。据此，1953年《讲话》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大小改动三百余处，有的甚至是重要修改。这样，《讲话》内容更加丰富，论述更加完善和科学，这被称为“毛选本”。显而易见，“解放社本”在毛泽东《讲话》出版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重大意义。它是“毛选本”的直接母本，可见其重要性。当年延安解放社《讲话》出版发行的主要经手人尹达，曾精心保存过这一版本，并在《讲话》发表二十周年之际的1962年，亲手将其捐赠给了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这是一桩红色读物的红色轶话，令人感慨和欣慰。

那么，我收藏的这本《文艺问题》，是怎样一种《讲话》版本呢？它的封面是灰色土纸，只有书名“文艺问题”四字，是竖写的毛笔行书体，里面扉页共四行，横式从右读到左，第一行“文艺问题”，第二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面第三行“1943 .10”，第四行“延安解放社出版”，四行字的外面加了长方形的花边框。正文全部繁体字竖排，也是从右读到左。最后封底前是版权页，从右到左共分五行，有“文艺问题”“著作者毛泽东”“出版者解放社”“售价五元”“一九四三年十月出版”，上下各以花边装饰。全书除封面和封底，内页共二十页四十个页码，扉页和版权页各占一页两个页码，正文占三十六个页码。三十二开本，以土纸印刷。拿在手上，绵软轻盈，又十分朴实。从出版专业来说，它具备了书籍出版的基本标准，是一本完整并符合面世的正式出版物。

解放社《文艺问题》书影

1936年10月，红军长征后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汇合，然后挥师进驻延安，于第二年4月创办《解放》周刊，同时出版各类马列和抗战图书，均以“解放周刊社”名义印行，第二年改为“解放社”。当年印刷条件简陋，纸张多为土纸，一种以稻草、麦秸等混合制成的劣质纸。如此印成的书籍保存到今天，应得善护。

我将《文艺问题》拿在手上细看，发觉这是一册难得的抽印本，颇感惊喜。何谓抽印本？它是从一部较大著作中，选取一个篇章或一部分内容，用原书的纸型板单独印刷出版的书。这册单行本正是这样一本书，它的正文页码不是从“1”开始，而是从“317”起始，至“352”结束，共三十六个页码。

这就说到了延安整风运动和《整风文献》。从1941年起，延安开展了两大运动，一是大生产运动，一是整风运动。关于整风运动，毛泽东专门作过《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动员报告，延安解放社为此出版了《整顿三风文献》一书，汇编了二十多篇文章（文件），作为整风的学习材料。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是文艺界参与整风的内容之一。1943年6月，《整顿三风文献》改名《整风文献》，作为订正版出版，增加了刘少奇《论党内斗争》，毛泽东《讲话》等五篇文章（文件）。这是根据记录稿，将《讲话》第一次全文编入文集，标题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9年，华北大学在自印本《讲话》（第三版）最后，有一个说明：“本书根据解放社一九四三年六月订正版《整风文献》翻印”。这说明，解放区的不少翻印本，正是源自《整风文献》（订正版）一书。

《讲话》是《整风文献》(订正版）的最后一篇压轴文章，从“317”页开始，至最后一页“352”结束，这与《文艺问题》的页码是吻合的。解放社在当年10月，正是利用这册《整风文献》的铅字纸型板，特地抽出最后一篇《讲话》，另加封面、封底和扉页、版权页，因带有试印性质，装饰设计颇为简单，并以书名《文艺问题》投入抽印本的印刷。可以说，这是一种既快又省的简便印刷方法。据了解，国家图书馆还藏有从“319”页至“330”页的抽印本，这说明，当时印刷抽印本的并不止解放社一家，母本也不全都源自《整风文献》（订正版）。

有不少史料说，解放社1943年当月利用《解放日报》排报间排好的现存版面，采用“通改报版”的方法，正式印刷出版《讲话》第一个版本，即“解放社本”。这样的说法传播较广，容易以讹传讹。从常理看，在手工作坊式的铅字年代，报纸的铅字排式与书籍的铅字排式是不一样的，尤其在印刷水平较为原始落后的延安岁月中，一个个拣出相应铅字，排成字句甚为不易。看过铅字排字房的人都知道，书籍和报纸两者版式大小和字数都不一样，是无法改动通印的。延安《解放日报》是大报，刊登一篇长文，铅字排版要分栏，短文章分两栏、三栏，整版文章可分五、六栏，这样排版才显疏朗。但报纸的铅字纸型，是没法改印书籍的。这个印刷技术问题，在那个年代是难以解决的。如果放到现在的电脑排版，那就易如反掌了。所以，“解放社本”的《讲话》，是以《解放日报》发表的文章为蓝本，重新排铅字，形成书籍大小的开本，一页页的纸型版式，方能上机印书。它改进了《文艺问题》的一些不足，前面多了《解放日报》编者按语，设计了套色封面等，这样更为美观。因为是重排铅字，有两处排错了，此书发行时，附有一张“勘误表”。这样，其印刷耗费的时间就更多些时日。虽然版权页上，两书都是1943年10月，但因《文艺问题》是抽印本，从印书籍的铅字纸型板中，直接取来印刷即可，不需重排铅字、人工校对等。虽在版本上略显粗糙简单，但时间上更迅速了。也因为是抽印本，此书印数不会太多。在湖南“韶山毛泽东图书馆”和北京国家图书馆，都藏有这个版本，并注明：“1943年10月延安解放社版”。所以说，解放社在当月《解放日报》发表《讲话》后，仅用十余天的时间，就很快印刷出版两种内容相同、书名不同的版本，其工作效率是相当高的。

其实，1943年10月《讲话》正式发表后，在各解放区被广泛翻印，山东《大众日报》社、西北抗战书店率先印出单行本，以及淮中新四军《淮海报》社等先后有三十七种版本的单行本。在国统区的《新华日报》社，以《文艺问题》为书名出版此书。1946年2月，香港灯塔出版社翻印此书时，也取了《文艺问题》为书名。这个简洁的书名，与解放社的抽印本书名完全相同，有着一脉相承的因缘哪！

上海解放初新华书店《讲话》（沪版）书影

可以说，《讲话》先在《解放日报》正式发表，并由新华社以电讯方式转播。后收入《整风文献》（订正版）一书，占全书三十六个页码。接着，由解放社印行两种版本，一种是抽印本《文艺问题》，另一种是印量较多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但不能简单说，“解放社本”就是《讲话》唯一的最早印本。客观地说，这是在《讲话》发表后，解放社在同月出版的两种较早版本。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讲话》单行本多达八九十种，国外翻译版本也有三十多种。如果说，1942年的“七七社本”，以及1943年的《大众日报》社版和西北抗战书店版的原书现世，那就可以明确《讲话》第一个正式印行出版的版本问题了。我以为，一切版本的考证，尤其是经典文献，根据当时的真实历史情景，厘清其出版史实，以原本实物为依据是最为科学的方法，也是许多学者研究版本的经验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