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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与傅汉思（九如巷张家供图）

傅汉思（Hans Hermann Frankel,1916-2003），德裔美国汉学家，民国才女张充和之夫、沈从文的连襟，生前长期担任耶鲁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中国文学教授，为中国古诗研究、中国文学翻译以及中国文化西传作出了卓越贡献。傅汉思与沈从文二人的交往和互动跨越近半个世纪：20世纪中期，在沈从文耳濡目染的影响下，傅汉思实现了由西方文学向汉学的学术转型。20世纪80年代，在傅汉思的鼎力相助之下，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和史学研究走进美国并风靡世界。二人之间的恩报是上世纪下半叶文明开放互鉴的时代缩影，谱写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汉学启蒙

傅汉思虽然以汉学家身份著称，但他的正规教育背景却是西学——他出身于德国古典学与语文学世家，并于1937年、1938年和1942年取得斯坦福大学古典学学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西班牙语硕士和伯克利罗曼语文学博士学位。

傅汉思走上汉学之路属于“半路出家”。二战服志愿兵役期间，他在美军军官的鼓励下学习汉语。1945年战争结束后，他回到加州伯克利分校讲授西班牙语，期间结识了初到伯克利东方语言系任教的陈世骧，从而萌生了对中国文学最早的兴趣。而真正决定其学术转型的当属1947年至1948年的中国经历。

1947年，在陈世骧的安排下，应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邀请，傅汉思前往北大西语系担任副教授，讲授拉丁语、德语和西方文学。北大活跃的学术环境和北平浓厚的文化氛围对傅汉思产生了潜移默化的陶染，在其心中埋下了汉学的萌芽。以北大教员宿舍所在的中老胡同32号院为核心聚点，他与沈从文、杨振声、季羡林、金隄、袁家骅、冯至、夏志清、夏济安、朱光潜等学者都交往甚笃，其中沈从文对其产生了最早的汉学启蒙。

1948年3月，经时任北大英语系助教、沈从文邻居金隄的介绍，傅汉思初识北大中文系教授沈从文。彼时，沈从文的工作重心已由文学创作转移到杂文物研究。傅汉思在与沈从文的谈话中了解中国历史、艺术和建筑，由他的小说开始接触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各个方面。他在《我和沈从文初次相识》一文中详细回忆了这段经历。

1948年3月在致斯坦福父母的信中，傅汉思表达了初见沈从文时的仰慕之情，将他称为“可爱的人……目前北京的一位最知名的作家和教授……仪表、谈吐、举止非常温文尔雅”。此后，傅汉思常在沈宅与沈从文对谈，并参与到沈从文与他人的讨论中，又与沈家人一同出游。傅汉思经常出入沈宅，每次到访，沈从文都抽时间与他聊天。傅汉思虽只能听懂他的部分湘西土音，却很喜欢听他谈话，不懂的地方，沈从文之妻张兆和便用普通话复述一遍。沈家当时位于北大教员宿舍，许多名家居住在此，沈从文常常款待来访的教授、作家、学生等，傅汉思也参与其中。在致父母的信中，傅汉思表示“对沈从文的文化修养知识很钦佩”。据当时借住沈家的张充和回忆，沈从文彼时爱好谈论文物考古，他“谈吐生动快乐……触类旁通，以诗书史籍与文物互证，富于想象，又敢于想象，是得力于他写小说的结果。”沈家“除书籍漆盒外，充满青花瓷器。又大量收集宋明旧纸……屋子将要堆满”。除拜访沈从文外，傅汉思还与沈家在天坛野餐，在颐和园霁清轩度假。在致双亲的信中，傅汉思写道，“我总是喜欢听沈先生讲解中国古代的艺术同建筑”。沈从文深厚的国学功底和沈家浓郁的文化氛围让傅汉思受到了人生中最早的中国文化启蒙。

在沈从文才华的感染下，傅汉思开始阅读他的文学著作，先是在英国出版的沈从文短篇小说选集《中国土地》（The Chinese Earth:Stories by Shen Tseng-wen,1947），后是中文原作。傅汉思回忆称，这是他“一生第一次结交一个作家”。《中国土地》以1936年上海良友出版社发行的《从文小说习作选》（上下册）为底本，并增添了他的其他小说。全书由彼时北大英语系副教授、沈从文的邻居金隄主译，并由金隄的老师白英（Robert Payne,1911-1983）稍加润色。选集涵盖沈从文短篇小说14篇，依次为《柏子》《灯》《丈夫》《会明》《三三》《月下小景》《媚金、豹子与那羊》《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龙朱》《夫妇》《十四夜间》《一个大王》《看虹录》《边城》。它们多植根于旧时湘西百姓的寻常生活，展现的是对传统文明的追想、对民族文化的宣扬和对人性真善美的呼唤，如《灯》中老兵旧式人格的弥足珍贵以及战乱之下现代生命的苍白枯萎，《边城》中恬静的山水古城下祖孙之间深沉的爱，《柏子》中社会底层的水手和妓女在物欲交易中寻觅的温情。通过阅读，傅汉思深化了对中国文学、中国乡村生活、传统中国民族性等方方面面的认识。

学术影响

沈从文的史学研究决定了傅汉思返美后的学术转向，并对他后期的汉学研究特色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北平回到伯克利后，傅汉思的学术重心由西学转向汉学，旋即启动中国中古史的翻译、整理和教学工作，先后担任加州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助理和东方语言讲师，后加入东亚研究所，从初级历史研究员、助理历史研究员一直晋升为历史研究员。作为东亚研究所“中古史译丛”的编辑，他于1952年发表了该译丛的第一辑——《孟浩然传》（Biographies ofMeng Hao-jan），译介了《旧唐书》和《新唐书》两版《孟浩然传》。译本在尾注中追溯历史事件的原始记载，对事件细节拓展延伸，充分体现了详实考证的史学特色。例如，他标出了《新唐书》版《孟浩然传》的9处直接和间接取材来源，在孟浩然惹怒唐玄宗一事上列举了可能的4个来源。再如，他添加了孟浩然“太学赋诗”之“诗”以及惹怒唐玄宗一诗《岁暮归南山》的全诗，使得孟氏的相关轶事和人物形象变得更为立体丰满。除史料翻译外，傅汉思还致力于史料翻译的整理。他在1957年出版《中古史译文 目录》（Catalogue of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Dynastic Histories for the Pe⁃riod220-960）。该书收录了三国至五代16个朝代共2000多个正史篇章的英语、法语和德语译文，是西方汉学界首次对中国中古史翻译的系统梳理。这种对前人成果的整理和考察亦是傅汉思此后古诗译介中重要的基础工作。例如，他在代表作《中国诗选译随谈》中列出了全书106首诗歌的文本来源、前人评论和早先翻译。

和沈从文一样，傅汉思毕生的学问亦围绕中国历史和文学，只不过前者的学问路线是“由文入史”，后者则是“由史入文”。在从事史学研究同期，傅汉思完成了伯克利中国文学博士课程的学习，1959年至1961年在斯坦福大学任中文助理教授，直至1961年入职耶鲁大学东亚系后，全面转向中国古诗的翻译和研究。这是对其文学特别是诗歌本行的回归——傅汉思的博士论文题为“克维多严肃诗歌中的喻像语言：对概念主义研究的贡献”（“Figurative Language in the Seri⁃ous Poetry of Quevedo: 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Conceptismo”），但他对中国文学的兴趣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沈从文小说的阅读。笔者认为，傅汉思古诗研究中的审美倾向、研究重点和研究路径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沈从文文史研究的潜在影响。文学审美方面，沈从文文风清新俊逸，介于散文和小品文之间。而在傅汉思的代表作《梅花与宫闱佳丽——中国诗选译随谈》（The Flowering Plum andthe Palace Lady: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Poetry,1978）中，他选译的诗篇文风也大都偏向于自然淡远，如第一章中的《高原》《山居秋暝》《春江花月夜》《秋夜》。研究重点方面，沈从文的小说常以刻画湘西凤凰古城的淳朴民风为主题，他的文学创作主张“美在生命”，与当时移植牵强的流行文学和虚妄的革命文学绝缘。而傅汉思古诗译研的重点则是展现普通民众生活的汉乐府，他先后译介乐府诗歌共76首，并致力于突破“知人论世”的传统文学批评观，于文本之中发现中国古诗自身的文学性。研究路径方面，沈从文的文物研究贵在诗书史籍互证的方法，以《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为典型。而傅汉思的古诗研究、尤其是文本真伪和作者身份研究亦以扎实的考据功夫见长。例如，他在广泛参考多种《梅花赋》底本版本的基础之上，结合诗歌内容作出思辨性的取舍，力图还原了最接近原作原貌的底本。他从文本的收录和流播以及作者的写作风格出发，批判性地审视前人的研究成果，证明了《悲愤诗·其一》《悲愤诗·其二》《胡笳十八拍》非蔡琰所作，11首李白词非李白所作，呈现了《曹集铨评》中340首诗歌复杂的真伪性情况。

中美姻缘

除带来汉学启蒙和学术影响之外，沈从文更是撮合了其妻妹张充和与傅汉思这对汉学伉俪的佳偶良缘。据傅汉思回忆，当时拜访沈家时，沈从文以为他对张充和更感兴趣，因此不再与他多谈话，而创造机会让他们独处。1948年7月14日至8月上旬，傅汉思与沈家在霁清轩小住，这是他与沈家相处时间最长也是与张充和感情迅速升温的阶段。张充和后以“霁晴轩畔涧亭旁，永昼流泉细细长。字典随身仍语隔，如禅默坐到斜阳”一诗记录这段岁月，而现存的两张合照也定格了二人的热恋期。（原诗将霁清轩写作“霁晴轩”，编者注。）彼时，据沈从文书信显示，沈从文称呼傅汉思为“傅先生”，常请他为家里捎信办事，另据傅汉思回忆，他也开始随张充和称呼张兆和为“三姐”了，由此可见傅汉思在沈家获得的认可以及与沈家相处之融洽。1948年11月19日，傅汉思与张充和成婚，婚礼上的介绍人之一便是沈从文。

定居美国后，傅汉思与张充和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度了媲美赵明诚、李清照洋溢诗乐文化的好时光，镌刻下一段中国文化异域生辉的佳话。一方面，张充和凭借在伯克利东亚图书馆的全职工作，全力支持傅汉思完成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文博士课程的学习，帮助其实现了“由史入文”的华丽转型；并为傅汉思的各类著作撰写书法，帮助其理解晦涩的字词篇章，以实际行动辅助傅汉思的古诗翻译和研究事业。另一方面，傅汉思积极参与到张充和的昆曲、书法和诗歌事业中。他协助张充和在欧美大学公开表演昆曲共36次，负责普及昆曲艺术、讲解剧情、翻译唱词、吹笛打鼓等工作。他与张充和合译经典书论——孙过庭的《书谱》和姜夔的《续书谱》，并以《书谱两种》（Two Chinese Treatises on Calligraphy,1995）为名出版。他翻译了张充和唯一一本诗歌自选集《桃花鱼》（PeachBlossom Fish:Select⁃ed Poems Composed & Calligraphed by Chang Ch’ung-ho,1999），很好地再现了诗中的“漂浮”“梦”“放逐”等主题意象，传达了张充和作为离散诗人的浓浓乡愁。

访美之行

傅汉思感恩于沈从文的启蒙影响，返美后一直盼望他到访美国。傅汉思先后两次邀请沈从文赴美：1980年年初，他和张充和写信邀请沈从文夫妇来美，未得回信；同年2月26日，他联名耶鲁大学中国小说史教授高辛勇、中国历史教授余英时、耶鲁美术馆东方艺术部主任倪密（Mimi Gardener Gates,1943-）发出正式邀请，寄沈从文和其任职的中国社科院。傅汉思竭力解决沈从文访美的行前问题：他经过在社科院访学的沈从文研究专家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1948-）与社科院沟通协调，解决了沈从文夫妇美国之行的费用问题；由于非官方派出及参保人年龄问题，他向各方寻求保险未果，迫不及待时答应以个人名义为沈从文健康担保。1980年10月27日，沈从文夫妇如期访美。当天傅汉思接机完回到家中，在日记中写道，“等了30年的一个梦，今天终于实现了。”

自此至1981年2月15日，沈从文在美讲学访问期间，傅汉思负责打点一切事宜：首先，他为此次美国之行作出总体规划，在全美15所大学为沈从文精心组织了23场演讲，内容包括文学与文物学，使其能够畅所欲言，弥补了沈从文1949年后离开北大终止教学的遗憾。其次，他负责安排沈从文的一切行程，美东地区几乎全程陪同，美西地区和夏威夷期间请钟开莱和马幼垣安排接待、翻译和住宿。再次，傅汉思先后出色地完成了沈从文在美东地区9个学校13场讲座的交替传译工作。其中8场讲座题为“20年代中国文学”，3场题为“中国古代服饰”，另有讲座“中国扇子的演变”和“我的生活经验”各一场。在沈从文演讲前，傅汉思做了细致的译前准备，考虑到沈讲话即兴成分多、语体常是谈话的特点，傅逐渐放弃了阅读讲稿，而重点通过与沈交流以了解内容细节。在翻译过程中，当沈从文借题发挥、激情澎湃之时，傅汉思从旁提醒他不要跑题；在他滔滔不绝、不留出翻译时间时，只好取其大意；在遇到中西文化冲突的地方则选择不译，如沈从文提到作为小兵最得意为上司炖狗肉。张兆和和沈从文称赞了傅汉思的翻译，沈从文深知译事之艰，认为“只是难为了翻译，因为内容引例较多，问题生疏，不易恰到好处。”最后，傅汉思详细记录下了此次行程的所有细节，详见《沈从文在美国的讲演与文化活动》，其中讲座日期、地点和题目一应俱全，文化活动涉及一众华裔学术名流，这些珍贵史料对沈从文研究而言意义重大。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傅汉思在此行中还助推了1982年《中国土地》美国版本的出版发行。此版在1947年英国版本的基础之上新增了《作者小传》和 《再版序言》，前者在沈从文协助下由傅汉思撰写，后者由沈从文撰写、傅汉思翻译。彼时，《中国土地》英国版绝版已久。沈从文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讲座期间，经夏志清提议，同意由哥大出版社再版。傅汉思撰写的《作者小传》以沈从文的出身开篇，以访美之旅收束，并将他与文学的因缘作为主线。《小传》从他自幼展现文学天赋和兴趣写到他受新文学革命鼓舞北上追求文学梦想，确定小说和散文的写作方向，从他在动荡岁月颠沛流离之际坚持创作和教学写到他最终放弃文学，转向杂文物研究。沈从文经傅汉思之笔，给出了对于其小学学历和弃文从史两大人生问题的注解。《小传》写道，“他（沈从文）厌恶学校教育。”这可理解傅汉思为沈从文学历的辩护，也似是在暗示沈文学天赋高无师自通，或其爱好天然的性格特点。而对于“弃文从史”，《小传》的解释是“他发现已经无法教书，也无法写小说以满足新社会的需求”，即不愿与当时的左翼文学同流合污。“小传”字里行间都流露着傅汉思对沈从文的敬仰之情，实乃他对汉学启蒙恩师的致敬。《再版序言》除谈及《中国土地》英国版本的情况和美国版本的缘起外，其余篇幅则是沈从文的自传，其中关于其学历的解释与《小传》类似——“不愿受旧式私塾的管制，喜欢向社会学习，研究各色人事”，关于弃文从史则强调了政治之外的兴趣原因——“我毕生都喜爱和崇拜艺术家和工匠的工作。我在北京看到了最精致的中国手工艺品，从史前时期的陶器一直到18世纪的瓷器和其他古玩，从而爱上了中国的艺术和工艺。”借助傅汉思的翻译，沈从文时间跨度最长的自传得以存世，成为其1934年青年自传——《从文自传》的重要补充。

20世纪80年代，美国掀起了一股“沈从文热”。此前，夏志清在196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给予沈从文极高的文学地位，将其奉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1977年，金介甫在哈佛完成博士论文《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于1980年6至7月在社科院采访沈从文。如果说以上二人为“沈从文热”提供了铺垫的话，那么傅汉思则是通过策划组织沈从文访美之行和促成《中国土地》再版，直接将“沈从文热”在美国推向了高潮，这无疑是他对沈从文启蒙影响的恩报。

综上，傅汉思在北平期间从沈从文的谈吐和小说中接受了最早的汉学启蒙，他在此后的学术转向和汉学研究受到沈从文的深远影响，而傅汉思与张充和的汉学良缘也得益于沈从文的撮合。随着学术工作的不断深入，傅汉思成为了20世纪下半叶美国中国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培养了包括宇文所安、康达维在内的众多汉学名家。作为对启蒙老师的恩报，傅汉思精心策划组织了沈从文的美国之行。沈从文文学借讲座推广、小说再版、读者与谈等各种形式，进一步走进美国并走向世界，最终促使沈从文在1983年正式获提诺贝尔文学奖。傅沈二人的“恩”与“报”推动了美国汉学的发展，促进了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为中西文化交流添加了最佳的注脚。

（本文作者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