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尔纳《赞赏沉默》中的多重叙事策略与主题意蕴
内容摘要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的第五部小说《赞赏沉默》讲述了一位桑给巴尔难民在英国流亡20年后得以返乡但随即又回到英国的故事。作品将故事情节置于20世纪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桑给巴尔与英国之间不断切换、相互交织的叙事时空中，借助双重叙事、嵌套叙事、沉默等多重叙事策略，在言说与沉默之间以及作为受述者的人物与读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动态的平衡，并借此表达了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批判、对后殖民社会黑暗面的抨击、对移民生存困境和身份焦虑的同情与反思等丰富的主题意蕴。
关键词 古尔纳；《赞赏沉默》；叙事策略；内心独白；沉默；身份焦虑
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非洲裔英国流散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 1948— ）①以书写殖民主义的影响及东非移民，特别是难民的经历著称，迄今已出版10部长篇小说和部分短篇小说。此外，古尔纳还是一位知名的文学评论家，对非洲、加勒比和印度等地区的英语后殖民文学颇有研究。这种特殊身份赋予其小说作品格外深刻的洞察力与批判性。《赞赏沉默》（Admiring Silence, 1996）是古尔纳的第五部小说，讲述了一位桑给巴尔难民在英国流亡20年后得以返乡但随即又回到英国的故事。相较于《天堂》（Paradise, 1994）、《海边》（By the Sea, 2001）等作品，评论界对这部小说的关注偏少。已有的研究多探讨《赞赏沉默》的叙事特征，如“不可靠叙事”（unreliable narration）、“多重聚焦”（multiple focalization）等叙事技巧的应用及其效果（Barasa and Makokha 215-234；Kaigai 128-140）以及沉默（Arslan 17-40; Kaigai 128-140）、“模拟”（mimicry）（Steiner 301-322）、印度洋书写（Olaussen 65-77）等话题。总的来说，对《赞赏沉默》的叙事特征与主题的研究尚有拓展空间。
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从分析《赞赏沉默》中的多重叙事策略入手，进而论述这些策略与作品主题意蕴之间的关系。作品将故事情节置于20世纪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桑给巴尔与英国之间不断切换、相互交织的叙事时空中，借助明暗双重叙事、嵌套叙事、沉默等多重叙事策略，在言说与沉默之间以及作为受述者的人物与读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动态的平衡，并借此表达了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批判、对后殖民社会黑暗面的抨击、对移民生存困境和身份焦虑的同情与反思等丰富的主题意蕴。
01 多重叙事策略
就叙事结构而言，《赞赏沉默》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发生在20世纪八十年代末的英国，42岁的无名叙事者回忆了自己20年前为躲避政治迫害，在家人的帮助下逃离桑给巴尔，来到英国求学并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大学毕业后，他在伦敦一所中学觅得教职，与英国白人女性艾玛（Emma）相爱，选择不结婚生活在一起并有了女儿艾米莉亚（Amelia）。这段看似浪漫、温情的故事实则隐藏着焦虑和不安。寄人篱下的叙事者必须面对来自白人的种族歧视以及自己希望融入英国社会的矛盾心理。为了生存，他选择隐瞒过去，向艾玛及其父母威洛比（Willoughby）夫妇编造了非洲故乡的故事，希望赢得对方的同情和接纳。与此同时，在英国的20年间，他与家人之间虽然偶有通信，但语焉不详，缺乏实质性的交流，对彼此的真实生活状况并不知情。第二部分发生在桑给巴尔。20年后，那里的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叙事者因政府特赦得以重返故土。然而让他始料未及的是，新政权腐败不堪，国家千疮百孔。这次回乡之旅让叙事者意识到自己身上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他不再属于桑给巴尔，成为家乡的异乡人；同时，他也不可能完全融入英国社会，只能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求得生存空间。第三部分篇幅较短，讲述了叙事者向家人吐露实情，拒绝了为他安排的婚姻，在回乡三周后匆忙返回英国，却发现艾玛另觅新欢。六周后，女儿也离开了他。这三个部分看似界限分明，但在叙事时间和空间上纵横交错，在过去与现在、记忆与现实、桑给巴尔和英国之间不断切换。这种结构特征生动呈现出身处错位、流散状态中的移民的生活样貌。
除已被多次论及的第一人称“不可靠叙事”、多重聚焦外，双重叙事、嵌套叙事、沉默等叙事策略在推动《赞赏沉默》的叙事进程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1.双重叙事
评论界普遍认为《赞赏沉默》是一部典型的“不可靠叙事”作品，这种说法的文本依据是叙事者自己提供的“罪状”。例如：在第一部分第一章临近末尾处，叙事者坦言，自己的故事中有不少编造的成分：
后来，我带着些许羞愧意识到，我对自己的故事进行了修饰，以使其不那么混乱，并在我没有注意到的地方捏造了细节。这种羞耻感持续了几分钟，但很快就过去了，我已经习惯了我的谎言。它使我快乐，最重要的是，它使她快乐。不，最重要的是，它不会造成伤害。对于我的故乡和家人的故事，她似乎从不厌倦。我承认我的编造通常是为了报答她，尽管有些显然是为了让我们彼此显得不那么小家子气，使我们的生活看起来高尚有序。（Gurnah, Admiring Silence 36）②
接着，在第一部分第二章开头，叙事者声明之前讲给艾玛的故事是虚构的：“我没有舅舅。或者父亲。我或多或少是以继父为原型为艾玛创造了这两个人物”（39）。“不可靠叙事”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似乎有失偏颇。当叙事者承认自己是在虚构故事时，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真诚的态度。在笔者看来，《赞赏沉默》中并存着两种叙事。对作品中的其他人物来说，叙事者讲述的故事版本中的确存在很多不可靠的内容。出于生存、发展的需要或维系人际关系的目的，叙事者选择使用“善意的谎言”屏蔽或置换了某些不利的事实。但与此同时，作品还为读者提供了另外一个故事版本。这个版本主要以叙事者“内心独白”（interior monologue）的形式呈现出来，对前一个版本的内容作了修订，是专门留给读者的。这造成作为受述者的读者和人物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读者知道的是两个版本的故事，而人物知道的只有一个。从读者的角度来说，叙事者的坦诚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建立起一种信任。于是，读者成为叙事者倾诉的对象，扮演了一个类似“目击者”或“见证人”的角色，受邀与叙事者一起参与了叙事的进程。用琳达·哈钦的话来说，《赞赏沉默》可以算得上是一部“自反式”（self-reflexive）小说，它要求“读者作为富有想象力的共同创造者参与小说创作过程”（Hutcheon ii），同时也通过文本自我意识与读者保持距离。读者不一定完全相信叙事者的话或认同他的行为，但可以由此进入他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从而解析他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动机。
2. 嵌套叙事
《赞赏沉默》的首尾都嵌入了看似不相关的印第安公主波卡洪塔斯（Pocahontas, c.1596-1617）（又译“宝嘉康蒂”）的故事。波卡洪塔斯，原名玛托阿卡（Matoaka），是英属弗吉尼亚殖民地印第安酋长波瓦坦（Powhatan）的女儿，传闻她救了被印第安人俘虏的英国人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的命：“波卡洪塔斯扑倒在那个英国人身上，把头靠在他的头上，从而阻止了他的死亡。这是一个在帝国历险故事中反复出现的时刻：美丽的本土公主被欧洲骑士迷倒，为了爱情不惜一切代价”（6-7）。1613年，波卡洪塔斯被英国殖民者俘虏，受洗成为基督徒，改名丽贝卡（Rebecca）。1614年，她嫁给了烟草种植园主约翰·罗尔夫（John Rolfe），并于次年诞下一子。1616年，她随丈夫来到伦敦，作为“开化的野蛮人”（“civilized savage”）出现在英国的社交界。次年，在返回家乡弗吉尼亚之前，波卡洪塔斯病逝于肯特郡西北部的格雷夫森德（Gravesend）。
这个嵌套进来的故事具有一定的评论功能。与叙事者相似，波卡洪塔斯也是一个远离家乡的移民。叙事者对她的遭遇表达了同情，认为“也许她待在家乡要比把自己添加到帝国叙事中要好。但是没有人转述她的抱怨”（7）。在英国人面前，叙事者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现代版的波卡洪塔斯。不同的是，波卡洪塔斯是帝国叙事的一部分，是被言说的对象，而叙事者则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
3. 沉默
沉默是古尔纳作品中一个反复出现的话题。③在《赞赏沉默》中，沉默扮演了双重角色，既是压迫的工具，又是反抗的武器。
一方面，沉默可以表现为压迫者利用权力控制被压迫者，不让他们说话。小说第一部分的题词出自英国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 1850—1894）的游记《南太平洋上》（In the South Seas, 1890）。在史蒂文森的笔下，阿佩玛玛岛（Apemama）的国王泰比诺克（Tembinok）是一个独裁的暴君形象：“他是岛上沉默的崇拜者；像一只巨耳笼罩在上面；有密探每日向他报告；他宁愿他的臣民唱歌也不让他们说话”（1）。可见，小说标题暗示了那些利用权力让别人服从自己的意志并保持沉默的人。作品中的英国医生以及桑给巴尔的统治者都是这样的人。此外，小说第三部分还提到了一个真实存在的沉默的崇拜者：“我拿起一份报纸，上面全是阿亚图拉·霍梅尼刚刚对小说家萨尔曼·拉什迪发出追杀令的报道。这位宗教领袖是另一个沉默的崇拜者”（231）。面对这些沉默的崇拜者，出于自我保护，被压迫者只能保持沉默：“我们保持沉默和点头——担心性命不保——而肚大肠肥的暴君们则为了小小的满足感而放屁和践踏我们”（212）。
另一方面，沉默还可以表现为受压迫者主动以沉默为武器，拒绝与被压迫者对话。这是弱势群体自我赋权的方式，在小说中被塑造为一种值得赞赏的故意姿态④。为避免正面冲突，同时也为了表达自己的蔑视，叙事者常常选择拒绝与表现出歧视态度的人进行对话，用沉默作为反抗的工具，此时的沉默又被赋予了一种比说话更强大的力量。正如基马尼·凯盖在《边缘叙事：古尔纳小说〈赞赏沉默〉和〈最后的礼物〉中的沉默》（“At the Margins: Silences in Abdulrazak Gurnah’s Admiring Silence and The Last Gift”, 2013）一文中所言，沉默是一种有影响力的抵抗方式（Kaigai 129），它“突出了语言和故事的局限性，为移民生活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解释”（133）。
在《赞赏沉默》中，沉默不但是一种人物行为，而且是一种叙事策略，在作品的叙事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与言语不同，沉默的任务是把人物不愿、不能或拒绝说的话表达出来。这样，沉默便成为自我表达的另一种方式和一种隐性的叙事，与显性的言语叙事形成互补。皮埃尔·马舍雷在《文学生产理论》（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1966）中指出，言语与沉默之间存在一种共生的相互依存关系：“沉默揭示言语——除非是言语揭示沉默”（Macherey 96）。斯图亚特·西姆在《沉默宣言》（Manifesto for Silence， 2007）中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他认为，“当有意识地决定不进行口头交流时，不说某件事就像说某件事一样有意义”（Sim 13）。
通过综合使用以上叙事策略，《赞赏沉默》在过去与现在，桑给巴尔与英国，现实与虚构，言说与沉默，以及作为受述者的人物与读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动态的平衡，有力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同时，借助这些策略，作品表现了丰富的主题意蕴。
02 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批判
作为黑人移民，叙事者遭受了来自英国白人群体的种族歧视。为避免正面冲突，叙事者常常选择保持沉默，但通过内心独白对这些歧视性的言论和行为予以了揭露和回击。
在小说开头，叙事者因心脏不适就医。英国医生对他的种族身份一无所知，但先入为主，把他的问题当作“非洲裔加勒比人”的通病，发表了一番种族主义言论：
“非洲裔加勒比人的心脏很脆弱，”他笑着说，在如此痛苦的时刻给了我勇气，“他们易患高血压、镰状细胞贫血、痴呆、登革热、昏睡病、糖尿病、健忘症、霍乱、抑郁症、癔症等疾病。你真的不应该对你所处的这种状态感到惊讶。当然，这些都是目前还无法治愈的疾病，但无论如何都没有必要恐慌。〔……〕你的症状很轻微，对你这个年龄和种族的人来说，这并不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你明白吗 ?”（10）
面对医生的歧视，叙事者没有用言语反驳回击，而是选择了沉默，但作为代偿机制，小说后来通过他的内心独白制造出戏剧性反讽（dramatic irony），向读者揭露了医生的无知和偏见：
当然，看完这出戏后，我不忍心告诉他，我不是非洲裔加勒比人，或任何类型的加勒比人，甚至与大西洋没有任何关系——严格来说，我是个印度洋小伙子，穆斯林，正统的逊尼派，瓦哈比教支〔……〕。我坚忍地吞下了所有那些不治之症，内心对他自鸣得意的无知嗤之以鼻。〔……〕我想我本可以纠正他的错误，但如果我告诉他，他可能会对自己的诊断失去信心，可能会重新开始揉捏和捶打，并要求验血和水银疗法，或者是为了检验他们的种族退化理论所做的任何事情。我觉得我无法忍受。〔……〕看得出来，他对我恭敬的沉默颇为赞同，因为他微笑着发布了他的禁令和指示。（10-11）
这段独白一方面暴露了医生的无知，解释了叙事者选择沉默的原因，另一方面则强调了他的非洲身份与刻板印象的不同。他声称自己不是“非洲裔加勒比人”，跟“大西洋” 没有关系，而是“穆斯林”世界和“印度洋”文化的一部分，这种对非洲作为一个多元文化区的存在的强调不免让人联想到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提出的“黑色大西洋”（the Black Atlantic）⑤概念的局限性。可以说，这段独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古尔纳自己的非洲观念。在《关于过去的想法》（“An Idea of the Past,” 2003）一文中，古尔纳曾提及桑给巴尔的历史和文化风貌（Gurnah, “An Idea of the Past”31-33）。这个位于东非海岸的小岛貌似一个地理上的“小空间”，但作为印度洋世界的一个节点，它实际上是一个具有鲜明的跨国和跨文化特征的“大空间”。桑给巴尔多元、混杂的文化土壤和作为难民流落他乡的人生经历为古尔纳提供了与众不同的视角，使他的目光从东非海岸延伸到印度洋的广阔世界（张峰 17）。对印度洋文化和穆斯林世界的强调在他的多部作品中都有所体现。
叙事者与艾玛的交往从一开始就遭到了来自艾玛父母的反对。他向读者坦言，在艾玛的母亲面前，“我经常感觉自己像第三个人，好像我不存在一样”（82）。艾玛怀孕的消息增强了艾玛父母的耻辱感。面对威洛比夫人眼中的“仇恨”和威洛比先生的“无光泽的眼神”（96），叙事者试图读懂他们的心思：“我能感觉到一个悲剧性故事的萌生：欧洲和非洲混血儿的后代注定会不稳定和堕落，因为被玷污的血液在几代人中流动，等待着在疯狂、先天性骨质疏松、同性恋、懦弱和背叛中浮出水面”（96）。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受到的歧视以及西方人对异族通婚的恐惧——“玷污纯正的欧洲血统，创造一个腐朽的文明，并遭受同性恋或不忠等问题的折磨”（Arslan 23）。
此外，叙事者通过模拟刻板化的非洲形象，为威洛比先生讲述了一个个“帝国故事”（empire story）。这些故事一方面满足了威洛比先生的自恋，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和消解了殖民主义话语。
威洛比先生扮演了一个类似殖民主义遗老的角色，他迷恋大英帝国的辉煌过去，嗜好“帝国故事”，喜欢把自己想象成野蛮非洲人的拯救者。正如格雷厄姆·哈根所言，少数族裔总是被鼓励，有时是被迫表演自己的族裔身份，以吻合白人对异域文化他者的刻板印象（Huggan 95）。为投其所好，叙事者通过“编造美好的故事和悲惨的失败经历”（69），献上了一曲曲帝国的赞歌。他告诉威洛比先生：“政府已将食人行为合法化了〔……〕总统得了梅毒，而且据传他患有精神分裂症，几乎双目失明，每天下午三点左右就喝得醉醺醺的（24）。在这段叙述中，叙事者再现了殖民话语中对被殖民者的的刻板化描述，如性行为放纵、食人及缺乏自控力等，把非洲人塑造为远离文明的蛮夷之辈。接着，他又夸张地演绎了西方人对“异域情调”（exoticism）的追求，戏仿了“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形象：“在我父亲的房子里，所有的床都是金子做的。在我 16 岁之前，每天早上仆人们都用牛奶给我洗澡，然后用椰汁为我冲洗”（24）。叙事者讲述的下一个故事与殖民地教育有关。孩子们在享用完牛奶和水果后开始上课，接受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打破愚昧和疾病的枷锁，这些枷锁让我们长期处于黑暗之中，而帝国的到来使我们得以喘息”（28）。这些故事在威洛比先生身上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他低垂着眼睛坐在那里，一只手紧握着酒杯，不时地摇着头〔……〕他说，‘这样抛弃他们是不对的。太残忍了。看看我们走后他们对彼此做了多少可怕的事情啊！’”（28）此外，叙事者还讲述了自己在去医院探望姑姑时突然病倒，但幸运地得到一位英国护士拯救的故事：
我去医院跟姑姑道别，她患上了鼻咽粘膜利什曼病、麻风病、血吸虫病及传染性疖子的综合症，快要断气了，所有这些病都是由放荡和淫乱引起的。当我走下楼梯准备出去的时候，我突然被一种热带疟疾的发作击倒了。我瘫坐在台阶上，护士姐姐发现了我，让人把我抬到病床上。一连两个星期，她寸步不离，直到我完全康复。她用兑水的葡萄酒为我擦洗额头，把手绢打湿放进我嘴里以便我获取水分。（33）
在这个故事中，叙事者的姑姑因生活堕落患病似乎咎由自取，而英国护士的友善之举则被塑造为“帝国英雄主义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everyday imperial heroism）（33）。在叙事者的故事中，英国“自我”与非洲“他者”界限分明，前者对后者的统治得到了合法化和美化：“在帝国时期，我们接受了坚定而公正的治理，统治我们的人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即使在最糟糕的时候，当那些看似严厉的法令被颁布时，我们也知道这是为了我们好，是为了逼着我们进入文明社会，教导我们服从理性的政府，而不是专制的习俗。〔……〕最重要的是，帝国无私地为我们带来了知识、教育、文明以及欧洲为自己创造的美好事物”（82-83）。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威洛比先生对这些荒诞的帝国故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渴望：“他兴致勃勃地向前倾着身子，面露喜色，目光炯炯”（25）。他对故事的内容深信不疑，并从中获得了自恋式的快感。在这个过程中，叙事者与威洛比先生之间存在一种合作甚至“共谋”的关系：“无论如何，威洛比先生和我都参与了我们自己的阴谋，我们常常等到远离怀疑的耳朵时才开始行动”（84）。一方面，叙事者通过这些故事塑造落后、可怜的非洲受害者形象以获取对方的同情，从而拉近彼此的距离；另一方面，威洛比先生从这些故事中获得了极大的心理满足，强化了自己作为英国人的自豪感。与此同时，叙事者讲述帝国故事时的口吻和内心独白又向读者揭示了其嘲讽的真实用意。对他而言，利用这些刻板印象在别人面前“卖惨”，不过是生存之道和服务于人际交往的工具而已。此外，从阅读的角度看，这些故事也把读者放在了和威洛比先生一样的受述者位置，引导他们质询这些刻板印象背后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霍米·巴巴认为，从源头上重复殖民话语，“能够让文化的权威性自行消解”（Bhabha 137）。叙事者对殖民话语的戏仿质疑了殖民表征的权威性，具有一定的抵抗性：“当叙事者将威洛比先生定位为相信并享受这种无稽之谈的傻瓜时，这种自行消解的效果非常显著，说明了模拟如何成为一种抵抗策略”（Steiner 311）。
03 对后殖民社会黑暗面的抨击
在英国长达20多年的生活经历没有给叙事者带来明显的归属感，他的脑海中始终萦绕着对桑给巴尔的记忆。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后，叙事者亲眼目睹或从家人那里了解到当地社会的种种黑暗面，对这些问题的根源进行了思考，并与自己的祖国产生了疏离。
“独立”后的国家在经济上严重依赖外援，生活物资短缺：“每天只有几个小时的电力供应，肥皂很短缺，胡椒粉、糖、牙膏、大米等等都缺。‘你应该给我们带点这些东西，而不是巧克力和香水，’哈丽玛说。她是笑着说的，但我还是从她的话里听到了责备，这些年来他们就这样生活着，而我却从未想过去问问他们，也没有想过该为他们做些什么”（134）。正当叙事者深感愧疚之时，母亲告诉他，“即使你带了什么东西，他们也会在海关把它拿走。他们想拿什么就拿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里没有法律”（135）。从母亲的话中，不难想象当地法治缺失、腐败盛行的状况。
政治上，国家陷入了极端民族主义的泥潭。政府极力美化前殖民时代，并把一切社会问题归咎于殖民历史。在叙事者看来，事实并非如此：“但政治也让一些令人震惊的事情浮出水面。我们喜欢把自己看作温和的人。阿拉伯人，非洲人，印度人，科摩罗人：我们生活在一起，吵架，有时还通婚。我们是文明的。我们喜欢别人这样描述我们，我们也这样描述自己。但事实上，我们离‘我们’还远得很，我们在各自的院子里，被锁在历史的贫民窟里，自我原谅，心中充满了不容忍、种族主义和怨恨” （74）。对叙事者而言，这个国家陷入了身份困境，无法重塑自我，因为现在的统治者“希望在怨恨中，在复仇的承诺中，在过去的压迫中，在现在的贫困中，在他们肤色更黑的高贵中获得荣耀感”（74）。新掌权的非洲黑人对阿拉伯裔穆斯林社群进行了历史性的报复，很多人被驱逐甚至杀害。他们蓄意破坏这些前统治者们留下的建筑，试图抹去他们留下的痕迹：
当我在老城闲逛时，我所看到的是我已经被警告过要预料到的：整片的房屋倒塌，曾经喧闹的集市变成了阴郁而封闭的街道，破裂的排水管将污水排放到狭窄的道路上，蜿蜒流淌成一条散发着恶臭的小溪。这件事做得太过蓄意和普遍，更像是故意破坏，让人无法视而不见。城市的另一边则拥有宽阔、明亮的街道、新建的公寓楼、公园等等。要不是阿克巴跟着我，我会在几分钟内迷失在那里。不需要太聪明就能看出政府小小的报复是多么“甜蜜”。（124）
此外，他们还强迫阿拉伯裔、印度裔、伊朗裔等少数族裔妇女嫁给黑人，其中很多是政府高官：“当时，来自不同社区的女孩被迫嫁给非洲黑人，尤其是年老肥胖的非洲黑人，他们是革命救赎委员会的高级官员，愿真主诅咒他们”（158）。作为阿拉伯裔，叙事者对自己的族群被迫害的事实深感愤慨和无奈。当总理发出让他参与国家建设的邀请时，叙事者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我努力提醒自己，这些人判处他们的对手150年监禁，让他们在碎玻璃上赤脚行走，把花园里的水管插到他们的屁眼里，然后打开水龙头”（215）。
回乡后的所见所闻让叙事者对这个国家充满了失望。他清楚地意识到，独立和革命的后果不过是一种不公正的秩序被另一种所取代，与殖民主义时期的政府相比，新政府并没有好到哪里去（Mirmotahari 68）。叙事者讥讽道：“我们在协议中的部分是被殖民、同化、教育、疏远、融合，遭受文化冲突，赢得国旗和国歌、腐败、挨饿和抱怨。这是一笔不错的交易”（17）。受家乡马桶堵塞（暗指社会发展停滞）的困扰，叙事者决定在返回英国后参加一个关于管道的晚间课程，因为他想“弄清楚马桶堵塞的原因”（233）。借助马桶这个隐喻，叙事者以戏谑的口吻嘲讽了英国和桑给巴尔政府的政治肮脏和腐败。在开始课程之前，他追溯了马桶发明的历史：第一个冲水马桶是英国人约翰·哈林顿爵士（Sir John Harington）在16世纪发明的。他进而指出，“任何有价值的想法”似乎都首先出自英国，其中包括“板球、啤酒派、奴隶贸易、乒乓球、殖民主义、鸡蛋葱豆饭、地心引力、社会学，尤其是抽水马桶”（234）。他把抽水马桶和奴隶贸易、殖民主义相提并论，认为它们都是“有价值”的东西，语气中充满了讽刺，暗示奴隶制和殖民主义像马桶一样肮脏不堪。同时，马桶是英国向殖民地输出的物品，这个事实表明桑给巴尔新政府继承了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政治腐败，下水道系统的崩溃恰恰体现出了这一点。
04 对移民生存困境和身份焦虑的同情与反思
在斯图亚特·霍尔看来，文化身份“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是一种“生产”，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Hall 112-113）。《赞赏沉默》中叙事者的身份认同清楚地展示了这种生产过程。为了躲避政治迫害，叙事者被迫流亡英国，对他而言，这次的离开可能是永久性的，既然已无退路可寻，设法在异国他乡生存下去便成为第一要务。面对充满了种族歧视的英国社会，他在不安全感与渴望融入的强烈愿望之间摇摆不定，不得不戴上面具在别人面前表演，同时又经常摘下面具，对读者敞开心扉，力求在二者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反复“戴面具”和“摘面具”的过程揭示了叙事者的双面人生与身份焦虑。
初到英国时，叙事者被突如其来的孤独和恐惧所震惊，感觉自己失去了一切，“被困在这个充满敌意的地方，不知道如何与人交谈，如何把他们争取过来，银行、食堂、超市、黑暗的街道显得如此吓人”（94）。艾玛的出现改变了叙事者对英国的态度。她出身英国白人中产阶级家庭，是一个具有强烈反叛意识的自由主义者。她反对当时的主流观念和社会规范，不喜欢中产阶级的体面生活，讨厌整洁和秩序，抵制婚姻，批评父母“无耻的自满”和“种族主义的污言秽语”（81），希望用爱来消除种族偏见。与艾玛相爱后，叙事者觉得生活充满了意义，渴望融入对方生活的世界：“她把我完全拉进了她的朋友圈，以至于有时我会忘了自己。我想象着我的样子和他们一样，说话也和他们一样，过着和他们一样的生活，想象着我一直都是这样，在日落后可以畅通无阻地继续前行”（68）。叙事者尝试通过模仿身边的英国人来实现同化，但别人更乐于把他视为异域情调：“这种异域情调让他们对我报以慷慨友好的拥抱，也使我拥有了对整个地中海以南、大西洋以东的世界的权威”（69）。出于激情和理想主义，艾玛爱上了叙事者这样一位流亡的黑人知识分子，不顾家人的反对，选择与他不结婚但长期生活在一起，并生育了女儿艾米莉亚。随着岁月的流逝，激情慢慢消退，艾玛的理想主义情怀也让位于种种现实问题。作为一个在英国文化环境中长大的白人女性，她无法完全摆脱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有时不自觉地流露出自己声称要严厉批判的种族偏见，这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也加剧了叙事者的身份焦虑。
20年后的返乡之旅看似为叙事者提供了重拾非洲身份的机会，但他与祖国和家人之间的疏离导致了这个理想的幻灭。回乡后，叙事者的桑给巴尔人身份并未受到质疑（Hand 43）。革命后的种族迫害造成大量社会精英外逃，现在的政府急需招募人才来参与国家建设，因此叙事者在英国的学习和工作经历成为一种优势。文化部的常务秘书极力拉拢他，鼓励他说：“如果你回来，你会和自己的人在一起，他们和你信仰同样的宗教，说同样的语言。你会和家人在一起。你很重要，你在那里学到的一切对我们都有好处”（171）。然而，叙事者在流亡前的经历和返乡后的见闻让他无法说服自己去为这个政府服务。家人不知道他在英国的真实状况，以为他一直孤身一人，所以张罗着给他安排了相亲。无奈之下，叙事者只得把艾玛和艾米莉亚的事情和盘托出。由于种族、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家人无法接受叙事者和一个白人异教徒不结婚生活在一起的事实，将他的行为视为对穆斯林文化的背叛和给家庭带来的耻辱。与家人的隔阂导致了叙事者的匆忙离开，他决定回到艾玛身边，意识到那里才是他的家：“我希望离开这里，回到巴特西和艾玛待在一起，回到家里。家并不是英国，而是我与爱玛共同经历的生活。这是我最隐秘、最完整、最真实的部分。我现在知道了，我想赶紧把手头的事情处理完，然后回到她的身边，离开这个不再是家的地方”（188）。正如罗斯玛丽·乔治在《家园政治》（The Politics of Home，1996）中所指出的，“家” 的主要内涵是私人空间，个人从这里进入更大的生活舞台；“家”也是“想象中的位置，它更容易被固定在精神景观中，而不是实际的地理位置”（George 11）。对叙事者而言，家园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精神空间。由于他背负着对桑给巴尔的记忆以及在英国的孤立和疏离感，两个地方都不可能真正成为他的家园，但与艾玛在一起的生活经历至少让他在精神层面暂时找到了家的感觉。
回乡的经历强化了叙事者对艾玛的感情以及对家园的认知，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刚回到英国，艾玛就选择弃他而去：“她告诉我，她的生活是开放性叙事，她现在正处于另一个故事的开始，一个她自己选择的故事，而不是一个她误打误撞然后又找不到出路的故事”（232）。艾玛的离弃对叙事者造成了沉重打击，剥夺了他好不容易才获得的归属感。他决定不再沉默，写信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母亲。在回信中，母亲对他的不幸遭遇表达了同情并让他返回桑给巴尔，但叙事者意识到：“那里不再是家了，除了更多的谎言，我没有办法找回那个诱人的想法”（239）。故乡桑给巴尔早已不再是家园，而艾玛的抛弃让他觉得失去了生活在这里的意义：“现在她走了，我发现自己虽然生活在英国，但已经不知道这样做的理由了”（237）。痛苦和迷惘中，叙事者想起了在他出生之前就离家出走、素未谋面的父亲阿巴斯（Abbas），在心里一遍遍呼唤着他的名字。多年来，他一直试图寻找父亲的下落，但始终无果。由于缺少社群的支持，叙事者茕茕孑立，无所归依，陷入了孤独和绝望。最后，他想到了返英途中结识的艾拉（Ira）。两人在飞机上的谈话给他带来了安慰，也促成了他的觉醒。艾拉在肯尼亚内罗毕出生和长大，父母是印度裔。她也是六十年代移民英国，嫁给了一位白人，但后来被丈夫抛弃。她对叙事者说：“即使过了这么多年，我还是无法摆脱自己在英国是个外国人的感觉。有时，我觉得英国对我而言就是一场令人失望的恋爱”（226）。艾拉的话预示了叙事者即将被艾玛抛弃的结局，也象征着前殖民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关系是一场失望之恋。作为移民，叙事者和艾拉在边缘和中心都无法找到家园和归属感，只能在二者的夹缝中求得生存。
小说以叙事者在犹豫着是否要给艾拉打个电话请她一起去看电影收尾。这个开放式的结局谈不上乐观，但至少没有否认希望的存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叙事者和艾拉之间共同的东非移民背景和被英国白人抛弃的遭遇或许会让他们因同命相怜而走到一起，但这是否就是移民在英国的唯一出路，他们能否因此找到归属感？对此，作品没有提供答案，而是把问题和想象的空间留给了读者。
《赞赏沉默》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叙事者生存困境和身份焦虑的同情，但同时与叙事者始终保持距离，并引导读者对其身份认同问题的成因进行检视和思考。首先，叙事者无法与英国或桑给巴尔实现认同的事实说明了流亡状态中固有的对立：“一方面是他对归属感的渴望，另一方面则是他对吞噬他的社会秩序的反抗”（Console-Soican 65）。同时，叙事者的性格弱点，如胆小懦弱、悲观自怜、耽于幻想，缺乏行动力等，阻碍了他对英国社会的融入及个人发展。此外，叙事者一直作为一个孤立的移民个体存在，移民社群的缺失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他的身份焦虑。
从第一部小说《离别的记忆》（Memory of Departure, 1987）开始，这种“来自一个地方，却生活在另一个地方的状况”（Gurnah, “Writing and Place” 27）便成为古尔纳的创作主题。《赞赏沉默》将主人公在英国的流亡经历与桑给巴尔的历史进程联系起来，以悲天悯人又不乏诙谐幽默的笔调书写了移民经历、种族关系、后殖民身份等严肃的话题，毫不妥协地批判了殖民主义及革命后的极端民族主义给桑给巴尔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表达了对身处地域和文化鸿沟中的移民的同情。通过对小说中多重叙事策略和主题意蕴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后殖民语境中移民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及作品在当前难民危机的社会背景下所产生的现实意义。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2年第2期，作者张峰系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语后殖民文学与流散文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