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谷城与古籍整理出版
周谷城，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在推动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方面，也曾做大量工作。
1958年2月9日，周谷城作为古籍小组历史分组成员的代表，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大会。与他同为上海方面的代表还有徐森玉、金兆梓等专家。成立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全国各地出版界、学术界等共计一百余人参会，康生、周扬到会并讲话。
担任古籍小组分组成员期间，周谷城十分关心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1959年12月6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在锦江饭店专门召开了一次专家座谈会，主要听取各位专家关于中华书局如何办好《中华活叶文选》、如何编辑出版《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和《中华文史论丛》的意见，作为上海的专家学者，周谷城和谭其骧、瞿蜕园、朱东润、王运熙、马茂元等29人出席座谈会。与会专家畅所欲言，提出了很多意见和建议。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刊物《中华活叶文选》和两套丛书《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中华文史论丛》，得到上海各位专家的大力支持，包括周谷城在内的专家不但提出意见建议，还积极提供稿源，使得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发展越来越好，出版了一批荟萃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的图书，惠及一代又一代读者。
1961年第2期《学术月刊》发表了周谷城的《坚持古为今用》一文，周谷城在文中对古典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提出了三点建议：1.把重要的古典著作译成现代汉语。2.编印专题文献。3.加小标题，做索引。这篇文章，体现出周谷城关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深入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
在这篇文章中，周谷城认为凡是印出来的东西，无论是照原书重印，还是改编后出版，最好都做出索引，以便于读者使用。周谷城认为，古代文献要能被读者利用，首先必须翻译成现代汉语，使读者能够更接近古籍，这样做才是为大学文学、历史、哲学三个专业的学生着想，整理古籍应当如此，周谷城鼓励古籍专家、学者做今译这样的尝试，希望他们不要担心古文今译出现争议，更不要担心译错。周谷城认为编印专题文献可以使研究者得到方便，根据这个原则，他希望把“二十四史”中性质相同的部分，如《货殖列传》就可以集中归并，单独编印。周谷城认为，缺乏做索引的习惯，使得有好多有用的古籍图书使用不便，他举例说过去开明书店出版的《十三经索引》，使用者无不称便，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大量翻印古籍，当然不必把每一句都变成索引，但如果把各段的内容大意，加一小题，把小题编成索引，仍是很有用的。
周谷城的这篇文章，因为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有着非常明确的指导意义，很快被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主办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61年第3期以“周谷城对整理出版古典文献的三点建议”为题转载刊发。周谷城关于古文今译、古籍资料汇编和编纂索引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古籍学术界和出版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一批古籍今译图书和资料汇编类图书陆续开始出版。
此外，周谷城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复旦学报》《学术月刊》《文汇报》等报刊上发表若干文章，包括《中国史学之进化》《对本刊如何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意见》《历史发展与学术变迁》《史学上的全局观念》《略论朝代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等，都体现出他对史学研究的观点。
“文革”结束后，周谷城已年近七旬，但他对学术的热情不减，特别是与古籍整理出版相关工作，他发表了若干文章谈古籍整理，在《文献》1981年12期发表《对于把古籍译成现代文的意见》、在《高教战线》1982年第5期发表《办好历史系的几点意见》、在1984年12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研究古代认识当前》等。
1981年12月1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通知》后，古籍小组恢复建制和工作，李一氓担任古籍小组组长，周谷城改任古籍小组顾问。1982年3月17至24日日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周谷城在会上作了发言，他的发言以“周谷城同志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上的发言（摘要）”为题刊发在1982年第5期《中国出版》上，代表了新时期周谷城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思考。周谷城在发言中说：“整理古籍的第一步，是使看不懂的古书让人能看懂，考证和训诂少不得。第二步是使庞杂的史料各归其类,便于研究者使用。最后一步是从古籍中淘出专门学问来。整理古籍的同时，专家们要蓬蓬勃勃地发表专门著作，这也应是古籍整理所应有的成果。”
正如周谷城所言，“把古籍中庞杂的史料抽出来，依类相从，使其集中而又条贯清楚，这是处理史料的一种好方法”，近年出版社整理出版的汇编类图书，就体现出周谷城关于整理古籍“各归其类”思路，如中西书局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的《陕西碑刻文献精萃汇编》、凤凰出版社的《京剧历史文献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地方戏曲文献汇编》、大象出版社的《中国近代商会档案资料丛刊·汉口商会档案汇编》等。
周谷城十分重视人才培养，这次座谈会上他专门谈及这个问题。他认为古籍整理人才要到有关教学科研部门去找，这是第一个来源；第二个来源是各省市文史馆、参事室，那里有能够整理古籍的人。但整理古籍人才，最主要的是培养，而培养的方法，教育部已经提出来开办古典文献专业。这种培养方式虽然慢,却是最好的来源。此外，还有一个来源,那就是出版社的编辑,商务印书馆曾这样自主培养过古籍整理出版人才，现在中华书局当然可以也应该这样做，培养的条件甚至比学校还要好些，出版社应该负起这个责任来。周谷城提出的出版社培养古籍整理出版人才，与出版单位的培养人才计划可以说是不谋而合，作为专业古籍出版社的中华书局，一直就有老编辑带新人、大项目培养人的实际举措。
周谷城对人才培养的重视，早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体现出来。1952年全国高校实行院系调整，当时调入复旦大学的全国知名学者、学术界的权威人物多达15人。时任复旦大学教务长的周谷城，代表校长陈望道，带着车队把15位著名教授接进复旦大学校园。这15位教授包括浙江大学的苏步青、陈建功，沪江大学的蔡尚思等。多年以后，苏步青感慨道：“望老不容易，把十五个大头团结了起来；周谷老也是有功劳的，我就是周谷老代表望老带了车队接来复旦的。”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周谷城对人才的重视和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