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都柏林：第77届世界科幻大会（2019.8）

学术组圆桌会议：中国科幻全球视角

召集人：宋明炜

参加者：王德威、张峰（三丰）、严锋、陈楸帆、金雪妮、王侃瑜、冯原（双翅目）

（会议发言原是英文，由吕广钊记录，翻译成中文）

宋明炜：

首先，欢迎大家前来旁听这场主题为“中国科幻的全球视角”的学术研讨，我很荣幸能够担任本次专题的主持人。今天我们将主要探讨两个话题，即中国科幻在非中国大陆地区有着怎样的文学生态环境？以及，当中国科幻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越来越广泛的读者关注时，中国科幻本身发生了哪些变化，它原先“边缘化”的地位是否有所改观？

请允许我给各位介绍今天的与会嘉宾。首先是我自己的老师，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他早在二十年前就曾研究过中国晚清科幻小说，并在中国当代科幻受到主流文学研究的注意之前，就已经开始关注包括刘慈欣、韩松在内的多位当代中国科幻作家。今天的第二位嘉宾是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张峰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科幻史料研究。第三位是复旦大学严锋教授，他在《三体》三部曲刚刚出版，我们都还不太认识刘慈欣的时候，便意识到了其作品的文学价值。第四位嘉宾是中国科幻作家陈楸帆，他的著名作品《荒潮》在今年终于等来了英文版的问世。此外，还有我以前的学生、《发条王国》的译者金雪妮，科幻作家、活动家王侃瑜，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研究生、科幻作家冯原。

下面，我们先请王德威教授发言。

王德威：

非常感谢宋明炜教授费心组织今天的专题研讨。一提到中国科幻，很多人都对来自中国大陆的科幻作家更加熟悉，比如刘慈欣或者韩松。但是，我们需要了解，在中国大陆的范围之外，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华语”科幻作品能为我们今天的探讨提供哪些素材？所以我想先来介绍一个术语——Sinophone “华语语系”。大家或许听说过这个词，但可能没那么熟悉，通常来讲，“华语语系”文学指的是在中国地缘政治影响范围之外，由中文写就的文学作品。

在过去的五六十年间，不管中国大陆还是海外地区都发生了微妙而深远的变化。在讨论我自己的判断之前，我们来看几个例子。首先我想先谈一下马来西亚的汉语作家张草，他在自己的《明日灭亡》三部曲中，描述了一位时间旅行到明朝的历史学家如何协力阻止太监们的宫廷政变，并通过主人公的角度，连接起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另一位来自马来半岛的作家黄锦树则虚构了一个同样成立于1949年的“南洋人民共和国”，但这个国家却在后面的几十年中逐渐瓦解、消失。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台湾。台湾作家骆以军则在自己最新的小说《匡超人》中刻画了一个以自己为蓝本的形象“骆先生”，虽然在他的隐私部位略有隐疾，但他还是偶然进入了一个神秘的黑洞，并在那里经历了一系列神奇的故事。

可以看到，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华语科幻社群中，我们能够找到许多优秀的科幻作者，而这也引出了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除了包括刘慈欣、韩松、陈楸帆等成名人物的大陆科幻作家，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华语科幻作者以及他们的成就？实际上，以“华语语系”为中心的文学转向为我们构建了新的想象空间，来自“华语语系”的潮流和声浪将会把华语科幻提升到一个更广阔的平台。正是在这个平台上，中国大陆之外的华语语系科幻作者同大陆作者的对话和合作，将吸引更加多元的读者群体。

张峰：

感谢王德威教授向我们介绍这样一个新的术语。我现在就在香港工作，至今已有超过10年的时间。目前，我正在负责一些与香港科幻史有关的研究项目，并且已经发现了很多值得关注的现象。在文化和文学的角度来看，香港和大陆之间的相互联系万万不可忽视，尤其是在主流文学界，香港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实，科幻也不例外。就在最近，我注意到早在1960年，香港作家就已经开始讲述并出版科幻故事，这也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问世的首批中国科幻小说之一。有趣的是，作者扬子江（杨定安）虽然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但他却也在中国大陆生活过一段时间。在以作家的身份回到香港之后，扬子江完成了一部题为《天狼星A-001号之谜》，讲述了一艘太空飞船在宇宙深处发生的故事。实话说，这部六十年代的小说并不十分出色，它更多地聚焦在了航天科技本身，试图激励年轻人以“探索太空”为梦想。实际上，我们能够发现这个故事，还有赖于宋明炜老师的帮助，他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找到了这本小说现存的孤本。

自此以后，相关的讨论便日益丰富。据我观察，香港科幻小说可以大致分为两个流派，其中之一是作为“通俗文学”的科幻小说，而倪匡是这个分支中最为著名的代表作家。他的《卫斯理》系列包括了一百多个故事，在香港之外的华语地区，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也都取得了广泛关注。不可否认，倪匡的作品在我们很多科幻从业者的童年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激励着大家最终都走上了科幻的道路。在倪匡之后，我们又认识了黄易和谭剑，后者因为《人形软件》大获成功，是目前香港科幻的代言人。香港科幻小说的另一个流派则更加偏向主流文学的叙事特征，代表人物包括《盛世中国2013》的作者陈冠中以及“V城系列”的作者董启章。而在后者最近出版的《爱妻》中，作者展开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科幻设定，非常值得一看。

严锋：

感谢宋明炜老师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可以相互讨论的平台，我也非常高兴能够和大家分享我的对于中国科幻的兴奋和激动。不过在此之前，我想先来讲讲我自己的困惑。我致力于中国科幻研究已经有不短的时间，但我仍然没有想明白为什么中国科幻会在近些年来突然迎来这样一个爆发式的发展，尤其是把中国科幻放在整个纷繁复杂的世界文学史中的时候，情况就变得更加不甚明朗。刘慈欣之前曾经多次表态，自己已经不太能跟上时代的潮流，作品也免不了落入俗套。他的故事同“黄金时期”崇尚太空史诗和宏大叙事的科幻作品更为类似，从而通常会与克拉克、阿西莫夫等上世纪中期的硬科幻作家相提并论。但“黄金时代”的作品与时下流行的，较为“碎片化”的赛博朋克相比显得格格不入，而后者则与我们正在步入的信息和数字化社会更为匹配。刘慈欣却并不认可这个变化，他在很多场合都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即世界科幻作为一个整体正日渐式微。

那么为什么这样一种“日渐式微”的文学体裁会在中国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甚至能够激励中国科幻作者将自己的作品推向世界？我曾经和很多科幻作者聊过这个问题，也很想与大家分享我自己初步的看法。从最简单的角度来想，这次中国科幻潮从何而起？这正是因为中国当下的现实本身已经具有十足的科幻感。现如今，包围着我们的现实已经不像我们从前熟悉的那样，它迅速变化着，世界也因此变得无法辨别。现实比小说更加虚构，更加怪诞。现如今，中国人对于科学和技术无比狂热，但同时也怀揣着恐惧和不安，我想所有上面提到的原因都与中国科幻在近些年的时兴息息相关。

另外，在这其中还体现出中国人一种对于“精神性”（spirituality）的追寻。虽然任何一个宗教都没有在中国历史中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后面出现的各种“主义”和意识形态也都没能替代“信仰”的地位，但“精神性”对于我们不可或缺。我们需要信仰，需要在未来能够引领人们生活和文明发展的信仰，但这些信仰都藏在哪里？在探求信仰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科幻作品对于未来的前瞻性想象，对“永生”的向往，对“救赎”的渴求。刘慈欣曾经也写过一篇题为《SF教》的文章，但目前尚未发表。

我也想邀请在座的所有人都思考一下这个有趣的问题。在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中国也在有意向外输出着自己的文学和文化，而科幻恰好是其中最为成功的分支。虽然我们推广的很多小说、电影、戏剧等作品都不甚成功，但我知道刘慈欣《三体》的英文版已经在英语世界内卖出不可思议的150万册，甚至还吸引到了像奥巴马、乔治·马丁这样的重量级粉丝。如果如他所言，自己已经“过时了”，那么为什么他笔下的这种以太空史诗和宏大叙事为代表的科幻作品仍然能够吸引世界的瞩目？事实上，这些内容不仅仅是中国需要的，也是全世界都需要的，除去赛博朋克之外，我们还需要经典传统的科幻作品通过新的方式得以展现。

陈楸帆：

非常感谢严锋教授的精彩分享，不过他刚才提到说世界科幻正在走下坡路，对此我个人表示非常怀疑。以我自己的作品为例，虽然实体书的销量的确日益减少，但取而代之的是电子书市场的火爆。如果将不同形式的科幻作品视为一个完整的体裁，那么“网飞”（Netflix）上的很多节目都可以被算作科幻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科幻已经同我们的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而不仅仅局限于文学和实体书。

所以现如今，尤其是在中国，科幻作品正在从各个层面向“主流”文学出版和影视发行行业发起挑战。即便科幻小说曾经被视为行政宣传的手段之一，旨在培养青少年对于科学技术的兴趣和热爱，但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科幻却引领了新的时代思潮。而在这个思潮中，正如严锋教授所言，我们需要新的信仰，新的“精神性”。在当下，作为整体的世界正在冰消瓦解，曾经坚稳牢固的价值观也变得不再可靠，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更多不同的叙事方式来找到新时代的信仰体系。可以说，《三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种信仰体系的变化，构想出一种“文明共同体”，来自外太空未知的危险会对共同体中的每个世界都造成严重的威胁，而这一点也正是我们在现实中需要面对的。

第二点，我认为刘慈欣对于自己的作品太过谦逊了。他从没有“过时”，而是试着在故事里融入很多不一样的内容和主题，在更高的层面整合为新的整体。在某些方面，《三体》中同样体现出了赛博朋克的元素，比如第一部中的VR游戏，同时，“黄金时代”的故事结构与“新浪潮”的叙事方式也进行了有机的结合。

不过，《三体》所取得的成功在目前看来是独一无二的。目前来看，虽然中国或“汉语圈”科幻正逐渐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我们仍然需要思考，我们究竟有没有准备好来迎接全世界的目光？我们有没有足够多的科幻作者来支撑起整个产业？我们有没有能力来创作出足够优秀的科幻故事？其实这对我自己来说，同样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正像我在今天早些时候讲到的那样，我读过很多西方优秀科幻作品，这些科幻作家有着高超的写作技巧，共同构建了一个富有批判和创造精神的科幻传统，而这些正是中国科幻作者所需要努力的方向。所以，在能够称中国科幻为文学或文化“现象”之前，我们还有很多的内容需要学习和交流。

金雪妮：

谢谢严锋教授方才向我们大家提出的疑惑，也感谢陈楸帆老师刚刚谈到的这些在科幻作品中体现的未来意象的表达方式。我想从我作为译者的角度出发，来观察中国科幻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和影响。在我看来，中国科幻之所以能够成为许多读者和学者的焦点，正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作品得到了足够程度的曝光，而在全球化的大势所趋下，我们也需要思考中国科幻如何能够超越本土的受众，走向国际市场。

我想用我在美国大学的朋友们举个例子，他们接触的第一部英文版的中国科幻小说大都是刘慈欣的《三体》。而正是由于《三体》在北美市场的成功，人们才逐渐意识到当代中国文学的确“有点意思”，并且已经衍生出足够多的渠道以进入人们的视野。但在此之前， 人们对中国文学的印象还普遍停留在唐诗宋词，或者其他只有文学专业学生在课堂上才会接触的“高端”文学。同时，很多人也希望在中国科幻作品中读到“中国”本身，这也是他们主动去接触中国科幻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个许多学者、作者和译者都愿意讨论的问题是，中国科幻作品中的“中国元素”都在哪些方面有所体现？在他们看来，科幻中的中国形象正变得越来越“入世”，不管是在社会、科技或价值观等诸多方面都会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不过作为一名科幻译者，我认为虽然中国科幻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仍然还有很长的路需要继续探索。遗憾的是，很多的英语作者还是没能习惯去阅读翻译作品，因为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英文一直都是世界文学的中心，而与中文相关的语言和文化背景很久以来都囿于读者视域的边缘。

所以当我们尝试将中文科幻作品译成英文的时候，会遇到很多棘手的问题，甚至受到一些非议。正像刚才陈老师讲过的，中国科幻并不能完全顺应西方读者的接受预期，并没有符合英文创意写作的传统范式，因此负责审阅的编辑有时也并不知道应该如何修改。很多时候他们要求我们更换一些表述，因为这里的行文有些奇怪，或者这里的表述太过调侃。但事实上，这些熏陶于英美科幻写作传统的编辑们并不知道中国科幻独特叙事结构背后的文化背景，而这便是中国科幻向英语世界翻译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在这中间，我们译者则需要把握一条非常微妙的界限，即如何在表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的同时，仍然能够保证文本对于西方读者的吸引力，甚至能够激发读者对于中国文化的好奇，而不是翻译出过于生疏的表达，让他们对中国科幻小说望而却步。

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中国科幻的确正在逐渐跻身世界文学的舞台，但是，正像参加此次专题的几位“双语”作家，他们同样也受到了世界范围内不同文学与不同文化的影响。如果问他们的作品中如何体现出中国特色，我想没有人能够回答得出， 因为作者很难区分出自己身上的哪些部分属于“真正的”中国文化。对于这些 “双语”作者，他们能够接触到非英语世界的文学素材，并将其融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这样，他们的作品就不仅仅只属于某一个特定的文化或语言，而是归于“世界文学”中的一部分。比方说，当我和陈楸帆共同翻译他的小说时，很多情况下他都会直接将需要修改的地方用英文发给我，所以最终得以发表的版本正是作者与译者合作的产物，而我相信像这样的翻译作品，假以时日，能够变成一种特殊的“标准”（Canon）。

王侃瑜：

感谢前面几位嘉宾的精彩发言，他们已经替我讲了很多我想表达的意思。像宋明炜老师介绍的那样，我自己有很多重身份，我会写自己的故事，也会组织很多科幻相关的活动，同时也积极投身科幻产业之中，所以我想通过自己科幻从业的经历，谈一谈我对科幻作为一个产业的看法。

早在2015年《三体》赢得雨果奖之前，我所在的公司便与著名科幻杂志《克拉克世界》取得了联系，希望能够启动一系列中国科幻的翻译项目。一开始，杂志主编尼尔·克拉克（Neil Clarke）显得有些犹豫，不是因为他不想参与到这些项目当中，而是因为他此前并没有听说过我们公司。其实在更早些时候，《克拉克世界》便译介了很多中国科幻小说，让西方读者早在刘慈欣之前，便了解到包括陈楸帆、夏笳在内的几位中国科幻作者，并认可他们的作品。

虽然尼尔·克拉克非常谨慎，但我们之间的合作还是顺利地开展起来。在之后的五年里，大约有40余篇中短篇中国科幻作品被译成英文。虽然在此之前，大多数出版商对于长篇小说更为感兴趣，因为对于英美科幻作者来说，发表长篇作品更容易取得市场的认可，而相比起来，他们的短篇故事却不太容易能够被翻译成其他语言。不过当我们与《克拉克世界》的合作取得一定进展之后，越来越多来自小语种国家的科幻杂志找到我们，包括意大利、德国、西班牙等等，希望能够翻译并出版更多的中国科幻作品。这里我想说的是，在我们讲中国科幻“全球化”的时候，我们所指的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中国科幻在英语世界的接受，还需要考虑其他语言、其他文化。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重要课题是中国本土的科幻电影。众所周知，吸引了巨额投资的《流浪地球》在2019年贺岁档大放异彩，一举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票房第二，而这部电影也在近段时间上架“网飞”，被更多观众所接触。我曾试着与很多国外的朋友交流过这部片子，发现不管他们来自哪个国家，不管是德国还是芬兰，他们对《流浪地球》都非常熟悉，并且认为它与传统的好莱坞科幻片有明显不同。末日降临之际，这部电影中人类并没有一股脑登上宇宙飞船，而是试图在逃亡过程中仍然与家乡保持紧密的联系，要带着地球和所有人一起逃走。实际上在《流浪地球》之后，剧组破天荒地出版了他们内部的幕后制作手册，这在世界范围内都十分罕见。虽然出版社一开始考虑到各种风险，只打算试发行5000册，但在之后的一个月的时间中，《流浪地球》电影的制作手册却卖出了惊人的10万册。

更有趣的是，在这之后，很多研究中国科幻的西方学者纷纷前来询问，表示这本手册是有关《流浪地球》甚至是中国科幻电影本身唯一的参考文献，希望我们可以帮忙翻译成英文出版，而这也是我们正在做的项目之一。所以我们发现，中国科幻已经吸引了来自全世界诸多科研人员的学术兴趣，而他们却苦于难以找到合适的文献以供参考和引用。在中国科幻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仍然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

冯原：

再次感谢宋明炜老师组织本次专题研讨，也感谢其他嘉宾刚才的精彩分享。我的博士课题探讨的主要是美学，通常来讲应当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所以通过我的观察，我发现中国当前很多的科幻作品与认知哲学的联系日益紧密。虽然很多人认为哲学研究是一个比较保守的领域，但近些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应如何被理解，而这些对于科技的探讨已经引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框架。

对我来说，哲学研究范式的演变也在影响着中国科幻学者和读者理解中国科幻作品的方式。其实在我刚开始思考自己的博士论文时，我还并不能把科幻加入其中，因为我当时担心答辩组的老师对这个领域一无所知。不过仅仅两年之后，我发现之前定好的论文基本框架里很容易便能安排两个章节专门讨论有关科幻的话题。如果可以从哲学推而广之，这种认识论层面上的转变使得人们对于科幻的态度与之前相比截然不同。

在几天前我参加的另一场有关“科幻与可视化艺术”的研讨会中，虽然观众数量比今天要少，但当我展示一本《科幻世界》过刊的封面时，他们的反应十分有趣。其中有人问我，从哪里才能找到像这种融合了科学技术与中国文化的插图和绘画？我思索许久，想到赛博朋克中经常描绘一些比较发达的亚洲城市形象，而另外一个题材则是时下兴起的丝绸朋克。

从我的美学角度出发，如果中国科幻小说和艺术希望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那还有很长的路需要探索。中国科幻近年来的发展的确达成了一些不大不小的成就，但在很多方面仍然没有得到学者和读者的足够讨论。相比起来，这些尚未涉足的课题和领域，不论是对中国人，还是对来自西方的中国科幻读者，都有着强大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