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长期以来，中国科幻文学无论是在国内文学界，还是在国际科幻界，更不用说国际文学界，都是可有可无的边缘存在。但在2010年后，随着刘慈欣《三体》系列迅速走红，情况已发生了重大变化。2015年，美籍华人幻想作家刘宇昆翻译的《三体》英译本获得星云奖提名和雨果奖最佳长篇，随后不仅一路畅销，更成为奥巴马、扎克伯格等世界名人钟爱的读物。如果说《三体》的成功还可以看成是个例，2016年青年女作家郝景芳的另一篇科幻小说《北京折叠》再获雨果奖最佳短中篇，则无疑昭示了中国科幻在更广阔范围内的崛起。此外，包括笔者在内的多名科幻作者，近年也都有不少作品被译为英文，在美国的知名科幻期刊上发表，有的还被收录入一些重要选集。可以说，中国科幻这支“寂寞的伏兵”终于气势磅礴地杀出一片新天地。

这些都是过去所无法梦想的。在二十多年前，中国科幻才再一次从荒芜中艰难起步，许多早年的作品以现在的标准看来都稚嫩可笑；十多年前，年轻的科幻作者和科幻迷们面对《计算中的上帝》《深渊上的火》等译介进来的当代美国科幻佳作望洋兴叹，每每慨叹中美科幻的巨大差距；甚至在几年前，《三体》英文版在美国出版后，笔者还亲眼看到一些自诩了解美国的读者斩钉截铁地预言，在每年优秀作品不可胜计的美国，此书不会引起什么反响。至于拿星云或雨果奖，就更是痴心妄想了。

这些如今已成笑谈的说法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说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科幻热尚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九十年代中叶以来中国科幻的再次启航，从一开始就直接处于欧风美雨的浸润之下，直接从西方科幻文化（除小说外，还有影视、动漫等）中汲取养分，比对之下，对自身的缺陷与不足也有比较清醒的认知。然而这也导致了某种过头的仰视心态和自卑情结，看不到自身的后发优势，也想不到走向国际的一天会来得那么快。

刘慈欣、郝景芳和其他科幻作家的优秀作品被绍介到海外，并屡屡有所斩获，对打破这种西方至上的迷信很有意义。从此，国人有了我们也能写出被世界认同的作品的基本自信。但不能不说，举国欢庆中类似“孔北海知世间有刘备耶”的惊喜，以及作家们获奖后出口转内销式的洛阳纸贵，在深层意义上又固化了这种自我否定的逻辑。即对作家作品的认可，最终依赖于“国际主流”的承认。并且，因为今天有了以前不敢奢望的，在国际上获得认可的诱人前景，科幻圈一时争相“国际化”，中国科幻甚至比以往更加远离自身主体性的建构。

这不仅仅涉及部分科幻从业者的心态，也关涉到中国科幻的内核所在：中国的科幻小说书写的究竟是谁的故事？在七八十年代，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很清晰的：是未来实现高科技和现代化的新中国的故事。但今天，这一共识已经不复存在，定位变得暧昧不清。对未来的想象和西方式的背景难舍难分，许多读者都抱怨过，国内的科幻作品往往过于西化，不接地气。即使是写遥远未来或异星的故事，也仍然化不掉西式人物和社会的影子。偶尔有中国元素出现，反会令人感觉“出戏”。笔者最近读过一本发生在未来的科幻小说，其中提到主角登上一艘星际飞船，参加了一个宴会，桌上摆着宫保鸡丁、鱼香肉丝等中餐名菜，总觉得行文有些滑稽，但丹·西蒙斯《海伯利安》的开头，主角们在宇宙飞船上享用红酒和牛排却十分自然。这种心态似也不对，谁规定了未来的飞船上就只能吃红酒牛排，不能吃宫保鸡丁呢？但这的确是很多人的客观感觉。

实质的问题当然不在于飞船上是吃中餐还是西餐，而在于科幻想象中中国自身的形式或实质缺席。科幻对未来的想象往往以科技为重点，但构成完整生活形式的是文化和价值观的建构。中国的科幻作家能否想象出一种不同于西方式的、更多中国性所构建的未来？当然，这不是指中国作家非得把四书五经、唐诗宋词、气功中医等“国粹”写到未来去，才够“中国”，这些可能反倒是异域风情的猎奇。毋宁说，中国科幻所需要的是一种对中国读者更为本己的、源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审美结构和情感体验。

经典科幻作品与其文化母体之间往往具有深层的契合和呼应。譬如《基地》背后就是一部罗马帝国衰亡史，《星际迷航》体现了欧洲人大航海时代的探险精神，《星球大战》中共和和专制斗争的主题更横贯了从凯撒到希特勒的西方历史……成功的中国科幻也具有这样的特质。《三体》中隐然再现了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压抑和苦难的近现代史：技术发达、几乎不可战胜的外星殖民者，正如带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西方舰队，利用黑暗森林法则的苦心制衡，又像是在列强争霸中无奈的“以夷制夷”，三体人对地球的奇袭和统治，也令人想起日本人在中国……当然，这并非简单对应的影射，而是来自经历过的种种苦难的忧患意识向未来的投射。而西方科幻中处于重要位置的宗教体验、种族冲突、性别性向等主题，在《三体》三部曲中就并不显著。

《三体》中借助恣睢想象表达的中国经验，赢得了中国读者，最终赢得了世界。而《北京折叠》讲述的也是一个切中时弊的中国故事。当然，在每一部走向国际的中国科幻中寻找某种特殊的中国性也是荒诞的，更重要的是故事本身的精彩和趣味。一旦我们将中国性视为评判标准，就会再次跌入自我异化的怪圈。将自身定位为西方文化的“他者”，同样是从西方出发的东方主义，甚至可能成为为了“国际化”的刻意迎合。

或者可以说，对中国科幻而言，写什么并不重要，最根本和迫切的需要是在和中国读者的互动中，找到自身的主体性和意义生发结构，拥有自身的独立品位、自治评判乃至不断推陈出新的根本活力。这是单纯国际化不可能带给我们的，而仍然要扎根于吾国吾民，扎根于每一个作者在现实中国的生存经验。

宏观来看，中国科幻在国际上的成功不只依赖于科幻作家的努力，而也是中国迅速崛起以及有能力向西方推广自己的结果。过去几年中，许多其他的文化领域也都实现或接近实现了和国际接轨。如莫言、曹文轩等作家也荣获了诺贝尔奖、安徒生奖等知名国际大奖；麦家的谍战小说在美国屡登畅销榜；在学术方面，根据2016年的一项统计，中国学者发表的国际论文数量已经跃升世界第二位，高被引论文排世界第三，即便在《自然》《科学》等顶尖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也位居前茅。在中国已经是一个相当“国际化”的国度的现状下，科幻的国际化才能顺水推舟，一日千里。

但是这个日益国际化的中国是实质性的还是一种表象？它到底又走向何方？是走向后冷战时代的“历史终结”，还是要走上一条全新的道路？自然，这个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对中国科幻发展的讨论，但奇妙的是，二者在最深层的意义上恰恰是不可分的。中国的未来正是中国科幻所需要想象的未来，也正是中国科幻本身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