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四库全书》之编纂，始于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辑校《永乐大典》[1]，至嘉庆十一年（1806）各阁续办书籍的补函工作结束[2]。在长达数十年的编纂过程中，《四库全书》历经分校官甄别、校阅，复校官、总校官校订，各阁的撤改与复校等，留下大量有关纂修的档案、史料及馆臣校改记录等，成为研究《四库全书》最直接的材料。学界所习知的《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四库底本书籍、《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等皆为四库修书期间留存，这些材料大大推进了四库学研究，尤其是四库馆的运作和《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问题，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四库馆校阅书籍的具体细节，即分校官如何签改、誊录官如何缮录《四库全书》、复校官如何复校和审核分校官的校签、各纂修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等，还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近来，笔者发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题为《附〈太平广记〉〈通志〉等书签讹总档》[3]的四库修书档册，对研究四库修书期间复校官职任、“全书处”与“荟要处”的关联、《四库全书考证》的编纂等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一、《四库全书校档残本》的基本面貌

中国国家图书馆著录为《附〈太平广记〉〈通志〉等书签讹总档》的文献，为稿本，15册，不分卷，计896叶，无撰人姓名，有墨笔涂乙痕迹。系由两种截然不同的书写内容汇编而成：一部分内容写于白纸上，无板框、界栏，书写较为随意，常于内容间增删（如图1）；另一部分内容写于朱丝栏纸上，半叶8行、行21字，单鱼尾，版心空白，抄写较为工整，删改较少（如图2）。第14册卷端有题名页，题“四库全书馆校档残本”（见图3，本文取此题名，以下简称该文献为“《校档》”），并有上书“十五年六月初二日，办事堂穆代李老爷振翥借去”字样的签条。按，李振翥又名缄庵，字云轩，号醉竹，太湖人。乾隆三十八年（1773）生，嘉庆六年（1801）拔贡，同年中举。七年（1802）进士及第，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历任武英殿提调、国史馆纂修。十三年（1808）任浙江乡试副考官，京察一等，再出河南陈州知府。道光间，历任广东、陕西、山东按察使，道光十六年（1836）卒。李振翥虽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出仕则在嘉庆、道光时期，故而猜测此书题名时间可能为嘉庆十五年或道光十五年。

图1

图2

图3

图4

《校档》登载21种书籍的复校签讹记录，第1册为《太平广记》，第2册为《新唐书》《释音》，第3册为《日讲四书解义》，第4册为《孝经注疏》，第5册为《新安志》，第6册为《佩文韵府》，第7册为《御制文初集》，第8册为《鸡肋编》《周易述义》《优古堂诗话》《左传补注》（后三种仅录书名，《左传补注》签讹内容在第10册），第9册为《钦定协纪辨方书》，第10册为《左传补注》，第11册为《渊鉴类函》《佩文韵府》《佩文斋咏物诗选》《御制文初集》《钦定协纪辨方书》（后四种仅有书名，除《佩文斋咏物诗选》外，其他三书签讹内容分散在第6、7、9册），第12册为《礼记注疏》，第13册为《通志》《空同集》《新唐书》《毛诗名物解》《太平广记》《渊鉴类函》（后四种仅录书名，除《毛诗名物解》外，其他书籍签讹信息分散在第1、11、14册），第14册为《新唐书》《释音》（与第2册内容有异，说详下文），第15册为《尔雅翼》。结合各册登载书名及签讹信息，其中《优古堂诗话》《周易述义》《佩文斋咏物诗选》《毛诗名物解》四种没有具体签讹内容，《优古堂诗话》书名后有“可进呈”三字；《周易述义》书名后有“内《周易述义》无底档，板心全误，发换写”；《佩文斋咏物诗选》《毛诗名物解》仅有书名而无任何内容，可能是稿本残缺所致[4]。

虽然档册的题名时间晚至嘉庆、道光时期，但《校档》应是四库馆修书期间馆臣复校书籍时形成。首先，卷中纸张钤有“吴正有号”印记，属于四库馆常用纸张。据学界研究，类似钤盖“吴正有号”“吴正裕号”及“吴正昌号”印记的纸张，为清代内府刻书及四库馆抄书的常用纸张[5]。目前所知，乾隆四十三年周永年进呈抄本《冰壑诗集》钤盖“吴正有号”，翁方纲《四库提要稿》《复初斋文稿》、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四库书目庋藏表》钤有“吴正裕号”印记，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图书馆藏乾隆间抄本《皇朝通鉴长编纪事本末》钤盖“吴正昌号”等。据此可以初步推断《校档》应属清代宫廷遗留，断非外间之物。其次，《校档》中还记有四库修书的专有词汇，如《太平广记》《毛诗名物解》两书后题写“全书处”，《佩文韵府》《钦定协纪辨方书》《渊鉴类函》《佩文斋咏物诗选》《通志》《空同集》《新唐书》《尔雅翼》等书后题写“荟要处”。如所周知，“全书处”与“荟要处”乃乾隆间纂修《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荟要》所设机构，“全书处”于乾隆三十八年二月设立，“荟要处”于乾隆三十八年五月添设，是知此书应为四库修书期间的留存材料。最后，《校档》多次出现分校官姓名，如王瑸、张埙、王钟泰、陈墉、汪锡魁、严福等人，均见于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永瑢开列的《四库全书》在馆诸臣职名表[6]，皆为四库馆分校官。通过《职名表》可知，王瑸原为内阁中书，因参与编纂《四库全书》，经议叙后任吏部员外郎；陈墉原任翰林院庶吉士，后改授吏部主事。从这些分校官的职衔变化，推测《校档》是在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前完成，馆臣正是由于参与“荟要处”和“全书处”分校、复校事宜，才得以议叙并擢升官职。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由书中的签改内容以及题署的各书名称，可以推断《校档》为复校官审核分校官和誊录人员的修改而形成的签讹记录。各书名称一般题署为“某（书名）复校签讹总记”，如《日讲四书解义复校签讹总记》《礼记注疏复校签讹总记》等，表明记录是在四库馆臣复校阶段撰成的。其中的签改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属于复校阶段审阅分校官的校签以及核查缮录稿本（核查合格者即可进呈御览）的签讹内容：针对分校官校阅底本的校签，复校官一般直接修改，也有部分书籍核对校签后重新抄写，并注明“共签出刊本讹错×条”。如《新唐书》卷一百八十六“十页前五行‘李琼出耒阳’，刊本‘耒’讹‘来’，据《湖南省志》改”，后有馆臣标注“分校”；《佩文韵府》卷四之三“三十三页前七行‘幕府董统鹰扬’，刊本‘董’讹‘昔’，今据《魏书》改”，后有馆臣标注“分校签”；《太平广记》卷二百六十三作“四页前二行‘晦不至’，刊本‘晦’讹‘毅’，今改”，后有馆臣标注“此分校误改”；《礼记注疏复校签讹总记》卷一“《考证》第二页前八行，‘九锡’，应依原签改‘赐’”，卷五“十六页前四行，缺‘自直’二字，当依原签补”。“原签”，即分校粘贴的校签，这就表明复校官核对分校签改，并指出分校官校阅书籍的错误。针对誊录官缮写的稿本，复校官若发现誊录人员抄写有误，就直接签出，如《孝经注疏签讹总记》“共签出刊本六条、缮本二十一条”。第二种是馆臣再次复校的签改：《校档》中仅《新唐书》《释音》校改记录凡两见，核对两次签讹内容，并不完全一致，后一次的内容较前一次有所调整，抄写更加规范，格式也较为整饬。依据常理，四库修书时应先由分校校阅，提出签改意见，后由复校官或者总校官核对[7]，因而会出现多次签改，但《新唐书》与《释音》中出现的两次签改，歧互有别，并非分校与复校的关系，而应该属于复校阶段的前后关系（即进行了两次复校）。

从《校档》登载的书籍内容、题署的“荟要处”“全书处”字样以及分校官职名来看，《校档》应为《四库全书》复校时形成。虽然存在两种签讹内容，仍可以统称为四库馆臣校阅书籍的签改档册。《四库全书》收录书籍的底本，或因版本沿袭之讹，或是手民之误，舛错难免。在抄入《四库全书》前，分校官逐一校阅，凡底本有误者，或证之别本，或引据他书，皆出校签。若分校官校改有误，则复校官审核修改，于校签之上再次圈涂。当然，复校官不仅校改分校官的讹错，还需要核查誊录官是否如实据底本和校签抄写。

二、《四库全书校档残本》的成书时间

既然已经明了《校档》为四库馆修书期间留存，那么有必要考辨其具体的形成时间，以便揭橥其于《四库全书》纂修过程的价值。《校档》中录有多种“荟要处”办理的书籍，并有馆臣校改，可知其应为“荟要处”办理《四库全书荟要》期间撰成。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记载，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四库馆诏开不久即下令缮录《四库全书荟要》，“著于《全书》中撷其菁华，缮为《荟要》，其篇式一如《全书》之例”[8]，因而于武英殿设立“荟要处”，并派遣于敏中、王际华负责纂修事宜，至乾隆四十四年七月，两分《四库全书荟要》缮毕进呈[9]。据此，《校档》中属于“荟要处”的签改内容，应在此机构存在期间形成，即乾隆三十八年五月至四十四年七月之间。

颇为吊诡的是，《校档》中书名题署为“新唐书复校签讹总记”的一页上还题有“（乾隆）四十六（年）至五月初八日销讫，送总裁，发下销讫，又查存疑签，办过一半”（见图4），据此可知，《校档》于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仍在四库馆销签，因而纂定时间必当延续至此。又查《四库全书荟要》史部正史类收录《新唐书》，其提要的校上时间为乾隆四十二年正月[10]，是知《新唐书》于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前已经办理完竣并缮入《四库全书荟要》，这便与《校档》登载的《新唐书》于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初八日的销签记录相违伐。《新唐书》虽经过分校官校阅，于乾隆四十二年抄入《荟要》，但由于《四库全书》仍在编纂，《新唐书》又经四库馆臣校订，直至誊抄定本，故而《校档》中保留了两次《新唐书》校改记录。《校档》中第一次《新唐书》签改注明“荟要”，应属于“荟要处”校阅《新唐书》时的复校记录，而第二次签改作《新唐书复校签讹总记》，应该是“全书处”进行的复校，第二次签讹时书名中增加“复校签讹总记”六字，题名差异恰能反映两次签讹的区别。再从两次签改的具体内容来看：第一次作“缮本《考证》一页三行应加〇，馀无误。刊本无签”，第二次作“刊本无讹。三页后二行‘扂’误‘居’，八页六行‘臣’误‘诚’，以上签出缮本二条”。对比前后两次的内容，《新唐书》的誊录者已经部分采纳了第一次签改的意见；馆臣第二次校签时，删去了加〇的内容，并补充多条有关缮本《新唐书》的讹误。再如第一次签改中卷二百二十二下与卷二百二十三上皆著录“苻坚误作符坚”；第二次签改卷二百二十三上时，四库馆臣用墨笔勾乙删去此条。由此可知《新唐书》第二次内容较第一次有所删改。据此，《校档》中登载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新唐书》仍在四库馆销签，应属于全书处复校流程，与荟要处无涉。

《校档》中既存有荟要处复校内容又存有全书处校改，那么其形成时间的下限应该延续至第一分《四库全书》办理完竣之前。《纂修四库全书档案》载“（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四库全书》第一分，现在办理完竣，所有总校、分校人员等，著该总裁查明咨部，照例议叙”[11]，文渊阁《四库全书》于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首先完竣，因而馆臣复校书籍以及在馆销签等，皆应在此之前，据此可以断定《校档》的形成时间应早于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

另据《校档》中登载的其他信息，也能判断大多内容在乾隆四十六年形成。《校档》录《礼记注疏》签讹信息，并注明已销签三次，另空白处附注“辛£”二字，字迹漫漶难辨。此外，《校档》录《新安志》签讹卷末有“七月上旬交”等字、《周易述义》签讹卷端有“八月十日夜偶笔”、《渊鉴类函》签讹卷末有“以上九月初六日交”等，皆为注明校签的呈交时间，唯独没有记录年份信息。如果结合《新唐书复校签讹总记》中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初八日的销签记录，推测《礼记注疏》附注二字为“辛丑”，亦即乾隆四十六年。至于其他未注明年份的校签呈交时间，皆为乾隆四十六年形成的校签，这与第一分《四库全书》于乾隆四十六年办理完竣是吻合的。

虽然这样的猜测略显草率，但似乎各种内容皆相暗合，而《校档》中登载的“程中堂未完签”亦能提供一些佐证。《新唐书复校签讹总档》中出现“程中堂四签 销讫”“程中堂九签”“程中堂二十一签”“程中堂四十三签”等内容，应是程中堂核查校签后馆臣注明以示赏罚。除《新唐书》之外，《孝经注疏》中另存一处“程中堂未完签”。合二者内容，“未完签”三字颇可玩味。一般来说，如果程中堂由于官职调动，不再核查《四库全书》的签讹内容，换一馆臣注明即可，似不必一定强调是程中堂尚未完成的签改。而且，程中堂核查的内容并非某一书的某几卷，而是多部书的体量，既然被称为“中堂”，猜测应该在四库馆担任要职。《新唐书》中尚称“程中堂四签 销讫”，至《孝经注疏》已经标明“程中堂未完签”，极有可能是这位程姓馆臣（尊为中堂大人）在核查《孝经注疏》签讹的过程中故去，其经手之签尚未完成，故而《校档》予以登载言明。

在清代，内阁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军机章京等皆可称“中堂”。根据“中堂”称谓的变化，可以逐个查验《四库全书》职名表中符合条件的四库馆臣。据乾隆四十七年开列的馆臣名单，程姓馆臣有“总裁程景伊”“总目协勘官程晋芳”“缮书处分校官程炎”，其中符合“中堂”之称谓的只有程景伊一人。《纂修四库全书档案》载“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九日，内阁奉上谕：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程景伊、兵部尚书嵇璜，俱著充四库全书处总裁”[12]，其后程景伊多次因校书被罚俸，最晚的一次记载为乾隆四十五年六月十一日，“程景伊、王杰、曹秀先、周煌、谢墉、窦光鼐俱著罚俸六个月”[13]。同年七月，程景伊卒于四库馆总裁任上[14]，因而由其校改的签讹内容尚未完成，故而在乾隆四十六年汇编的《校档》中著录有“程中堂未完签”。此外，《于文襄手札》中记载总裁阅看校签一事，亦可为证。“校对遗书夹签，送总裁阅定，即于书内改正，此法甚好。可即回明各位总裁酌定而行，即或将涂乙之本进呈，亦属无碍，惟改写略工，以备呈览”[15]，由此可见总裁是需要阅看校签并最终酌定校签内容的，故而《校档》中多次出现销签的“程中堂”，应为总裁之一。

但既然乾隆四十五年七月程景伊已故去，那么为何在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初八日《新唐书复校签讹总记》中仍出现程中堂“四签”“二十一签”“四十三签”的内容呢？重新来看《新唐书复校签讹总记》书前的记载，“（乾隆）四十六（年）至五月初八日销讫，送总裁，发下销讫，又查存疑签，办过一半”，察此内容，《新唐书》应是分批送交总裁阅看销讫，因而书中多处出现程中堂销签的记载，程景伊生前应未能将《新唐书》校签销讫，故直至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时，程景伊虽已亡故，但《新唐书》仍然继续送往总裁处阅看，所以最终销讫的时间晚于程中堂故去时间。

三、从《校档》看《四库全书》的校阅流程

从《校档》的具体内容和性质来看，其对四库馆校阅书籍的运作、复校官的职责和《四库全书考证》的编纂，特别是针对“荟要处”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兹分述如下：

1. 复校官及其职责

乾隆三十八年开馆后，四库馆由纂修官和分校官[16]校阅书籍，主要进行版本鉴别、内容辨伪、讹错考证，其中最为广泛和普遍的工作便是讹错的考证。针对《荟要》与《四库全书》办理中分校官事责过重且无人稽核的问题，十月十八日永瑢等奏请添置复校官一职，专门负责核查分校官校书和誊录官誊录书籍，其中“《四库全书》缮本添派复校官十六员，《荟要》缮本添派复校官六员，均于现在分校各员内，择其校书精确者如数充当”[17]。四库馆初期办理书籍时规定，分校、复校签出的错误，皆附在卷末，并说明签改因由，“如仅系笔画之讹，仅载某字讹某，今校改；如有关文义考订者，并略附按语如下。如此则校办全书更为精当，臣等亦得就其签改之多少，随时抽查，以期无误”[18]。随着书籍校阅的进行，若每书讹错皆附卷末，势必增添馆臣事务，故而后期办理书籍时直接在底本之上校改，并粘签说明。从现存各四库底本之上的校签可知：分校官、复校官校改书籍皆作夹签，并非附于卷末。

乾隆四十年十二月初九，考虑到分校官与复校官彼此相互倚恃，反致挂漏，故而在办书流程中删去复校环节，不再设置复校官，而是“将《荟要》复校通改为分校，所有誊录二百人，均匀分派，每员约管六人，则每日仅各收缮书六千字，尽可从容详校”，此后分校校毕之书，直接由总校稽核，“凡各分校已校之书，汇交提调登册”，分发总校“细加磨勘，分别功过，改正舛误”[19]。

通过档案所载各馆员的办书职责及现存四库底本《晏元献公类要》中粘贴的校书单可知，采进书及内府书的办理流程为：第一步，提调官将底本先发下给分校官校对，分校官对底本作校签；第二步，由分校再发下给给誊录誊抄；第三步，誊抄好后交回给分校，由分校校对；第四步，分校校好后，交复校（总校）重校（也会加签）；第五步，复校校好后，送交武英殿提调[20]。

由上述档案可知，自乾隆四十年十二月初九日后，由于全书处及荟要处皆不再设复校官，复校工作其实由总校官完成。但从校档中的签改记录来看，四库馆的办书程序可能并非如此，复校官虽不再添设，但复校工作却由分校官承担。

《校档》显示，《佩文韵府》签讹内容，卷三有“一页后一行，江至浔阳南合为一，刊本‘浔’作‘寻’，今改。分校签”；《新唐书》卷一八三有“十三页后七行，分校改‘挺’，误，仍当依元本作‘挻’”。以上内容皆标注“分校”，以证明此签改乃分校官所作，故亦可证《校档》确系复校核查分校官校书的记录，但这里负责稽核分校讹错的究竟是何人？再看《礼记注疏》中的签讹信息，卷目之下署“校对 王瑸、张埙、王钟泰、陈墉”等，有些卷末署“分校陈墉、陈墉自校、郭祚炽校、胡予襄校、侍朝校”等。由“校对、自校”等可以看出，以上各员是在承担复校官的职责，即核查分校官是否签改有误。据《四库全书职名表》，王瑸、张埙、王钟泰、陈墉、汪锡魁、严福、侍朝等人皆为缮书处分校官，这说明负责复校工作的馆臣其实就是分校官自身，除了偶尔出现分校官自己核对自己的校签外，多数都是分校官之间互相校对。分校官在复校阶段，逐一查验签改，并不时做出圈涂，修改的范围不仅包括纠错，亦有誊抄格式的换改和增补新的校签。如对《周易述义》提示“内《周易述义》无底档，板心全误，发换写”，即该书需要全部换写，无需逐一复校。在分校官复校校签之后，便交给武英殿再次誊抄以供进呈乾隆帝御览，《校档》录《优古堂诗话》一书，只有书题而无签讹内容，且书名后题署“可进呈”三字，由此可知馆臣认为毋庸复校此书，可直接进呈御览。

四库馆在乾隆四十年之后的复校职责乃由分校官来充任，虽无复校官之职，却有复校之实。据此，关于《四库全书》的校书过程，其实可以做一些修正，第四步中“分校校好后，交复校（总校）重校（也会加签）”，应该是“负责复校工作的馆臣其实就是分校官自身，除了偶尔出现分校官自己核对自己的校签外，多数都是分校官之间互相校对，当然总校官也需要参与复校”，分校官核对校签的过程即是承担复校之责，增补校签亦其所为。

2.签校工作程序

张升在研究永乐大典本的办理流程时认为，“分校校勘时，也会签出一些需要修正的地方。办书单中‘送校勘复校应修补£十£签’，应是指校勘官新校出的问题。那么，这些新加的签条，誊录需要再据以修正原誊录本，然后将所有签条注销，才表示最终完成”[21]。大典本的办理流程同样适用于其他书籍，那么，馆臣究竟怎样修改、增补乃至注销校签，这是四库修书更为细节的过程，囿于史料，尚未见相关叙述。

如所周知，分校官校阅进呈书籍，于底本上修改，并粘贴校签，所以底本上的校签应该是数量最多的，但部分校签随着底本的修改，会在改后去签、省签，因而现在留存在四库底本之上的校签无法反映其校办过程中的原貌。在分校阶段，粘贴于底本上的校签会被移录至专门的档册内。在复校阶段，分校官重新校对底本与誊录本，形成新的签改，并增加新的签讹内容，这项工作其实是在档册上进行的。比如《校档》录《太平广记》签讹信息，卷三八九“十页后四行，渚宫”，复校时，馆臣增“分校改‘渚’为‘隋’，别卷多作‘渚’，写‘渚’似不误，俟酌”诸字，意即对此条签改尚有异议，最终仍凭总裁酌定，如于敏中所谓“校对遗书夹签，送总裁阅定”[22]。《通志》中有多处签改直接标注“省、省去”，属于复校时删去，卷十下“五十七页后二行，慕容垂追败温后军于襄邑，《晋书》‘追’作‘击’”，复校圈涂此签改内容，并注明“省”；“五十九页后四行，出神虎门，《晋书》‘虎’作‘兽’，后同”，复校删去，并注“省去”。此外，增补的签讹信息，亦可在《校档》中找到，如《礼记注疏》的签讹信息有“卷十六 补签一条、卷十七 补签”等内容，应属复校时增补。察其内容，凡增补签改，皆小字写于各行之间，或于页中空白处，有些以“∆”标于首字之上。分校官粘贴校签，复校时移录、删改、增补校签，最终的目的不在于校签本身的重要性，而是誊录人员以校签为据，销签完毕（销讫）后誊抄入《四库全书》。《校档》显示很多书籍都曾销签，有些甚至不止一次，如《鸡肋编》已销一次、《左传补注》已销一次、《礼记注疏》已销三次。不管是分校阶段还是复校阶段，凡经销讫的校签，即可省去不录，《校档》录《空同集》签讹信息，有“序一页后二行，今之俗既历胡，乃其曲乌得而不胡也？二‘胡’字拟改‘变’字，俟酌”，其后复校作“改后去签”。由此看来，校档详细记录了分校官粘贴、复校阶段删改、增补以及最终销讫的校改内容，较为清晰地揭示了四库馆臣纂修书籍的工作程序[23]。

3.《四库全书考证》的编纂

值得注意的是，校档还与《四库全书考证》的编纂密切相关。相关研究表明，《考证》乃是馆臣择取黄签汇编而成，而黄签其实就是校签的一种，只不过由于需要进呈御览，所以区别于一般校签[24]。《校档》中《新唐书》和《释音》后有“凡黄签须明白晓畅，进呈时一览了然，若重沓支离，均不足取，倘太简略，又不可以此籍口急索解，人不可得尚其旦暮遇之”，据此可知，《校档》是黄签加工过程中的载体之一，很可能是《四库全书考证》成书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循此路径，将《考证》与《校档》的校签一一核对，发现二者并不能完全对应。除《考证》所录《新唐书》与《释音》的签改意见均能在《校档》中找到出处外，其他各书的签讹内容，皆互有异同。由于《校档》中《新唐书》与《释音》抄写工整，且抄纸有界栏，与各书不同，猜测这两书应是复校核对签讹记录后，重新誊抄的较为整饬的内容，因此在编纂《考证》时可直接从中选择黄签。而且，《四库全书荟要》中的按语，也与《校档》或《四库全书考证》多有不同。笔者认为这三种签改内容，皆由粘贴在底本上的校签转化而来，在《荟要》与《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有些底本上的校签作为按语抄入《荟要》，部分内容则移录至校档。馆臣自底本校签、《荟要》按语、校档中选择校签加工成黄签，再将黄签汇编成《四库全书考证》，具体的流程或如下图：

四、荟要处与四库馆的纂修“空间”[25]

四库馆[26]规模庞大，其运作模式也极为复杂。一般而言，四库馆是以翰林院与武英殿以及其他各种纂修机构共同构成。四库馆类似一个以修书为共同目标而构成的“内在关联”的“空间”，翰林院、武英殿位于“空间”的中心。在《四库全书》的纂修过程中，并非全然由四库馆编纂所有书籍，诸如清朝会典、方略以及三通之类的典籍，交付会典馆、方略馆与三通馆承办。那么，各承修机构临时建立起与四库馆的关系。于此言之，以各机构承修书籍的轻重缓急、与四库馆的联结方式及距离四库馆的远近，构成了“空间”的边缘。在这个由修书构成的“空间”中，既有统属关系，又有因承担临时修书职任而建立的相对独立的关联。

关于荟要处与四库馆的关系，吴哲夫认为，“荟要处”与四库馆既有从属，又有相对独立的关系，荟要处于乾隆四十二年中期以后由武英殿直接承办，至乾隆四十四年初期，又从武英殿并入四库馆[27]。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将四库全书处分为翰林院与武英殿两大机构，而“荟要处”属于武英殿系统[28]。除荟要处外，武英殿还辖有收掌处、监造处、聚珍处、校勘翰林处，由此可知荟要处是隶属于武英殿四库馆之纂修机构。

《校档》分别登载荟要处与全书处（翰林院四库馆）纂修《新唐书》的签改内容，通过比较签改内容的异同，并与完竣后收入《四库全书荟要》和《四库全书》中的《新唐书》覆核，可以窥探荟要处与翰林院四库馆（全书处）办理书籍流程的联系与区隔。由于荟要处纂办《新唐书》仅留存卷一百七十六以后的校改意见，因此只能对此卷之后的内容进行比勘，举数例，列表1如下：

表1 荟要处、全书处所载《新唐书》校签异同表（部分）

由表1的内容可知，荟要处与全书处的校签互有异同，馆臣在办理《四库全书荟要》时校改了《新唐书》的一些内容，并未被《四库全书》采纳。同样，《四库全书》纂修《新唐书》时，馆臣的校改也是荟要处未及措意的，以致形成《四库全书荟要》和《四库全书》收录的《新唐书》各有讹舛，未能整齐划一。由上述校签的歧互可以发现，荟要处与全书处纂办《新唐书》，前后之间并非借鉴和吸收的关系，反而体现出相对独立的纂修权限。

此外，从《四库全书荟要》卷末所载“按语”，亦可看出荟要处办理书籍与全书处的疏离。逐一比勘《荟要》所附“按语”与《校档》发现，虽然“按语”内容多数不见于《校档》，但“按语”题写的格式则与《校档》无异。因此，我们认为“按语”亦是馆臣校签的汇总，只是这部分校签改完后即被省去，因而大量内容并不在《校档》的登载范围之内。如《新唐书》卷一七八，有按语作“第八页后八行，‘臣闻尧舜之为君’，刊本‘舜’讹‘禹’，据下文改”；覆核《荟要》与《四库全书》，前者作“臣闻尧舜之为君”，后者作“臣闻尧禹之为君”。卷一百八十，有按语“第十三页前一行，‘无敢驰驱’，刊本‘无’作‘不’，据《诗经》改”；《荟要》本作“无敢驰驱”，《四库全书》本作“不敢驰驱”。卷一八八，有按语“第一页后五行，‘陶雅为左衡山将’，刊本‘衡’讹‘衝’，据毛本改”；《荟要》作“陶雅为左衡山将”，《四库全书》沿袭底本之讹，作“陶雅为衝左山将”。“按语”中的校改，乃荟要处办理《新唐书》的校勘成果，经过核查皆校改正确。遗憾的是，这些精善的校勘意见，并未被《四库全书》吸收，更加表明荟要处与全书处的彼此疏离。

综上所言，《四库全书》的纂修，看似是四库馆的整体运作，但各机构之间并非完整的一体。在编修过程中，荟要处与之关系密切且又彼此区隔，更多的时候具备一种相对独立的运作模式。四库馆总裁名义上统摄所有纂修机务，由于办书人员众多，四库馆的管理机制规训不了不同机构的办书流程，从而造成纂修“空间”上既紧密关联又相互疏离的复杂情形。

五、结语

《四库全书馆校档残本》为纂修《四库全书》期间形成的馆臣签讹档册，为复校阶段核查分校官签改书籍讹错及誊录官誊抄书籍的记录，涵盖分校官所粘贴校签上的内容、复校官删改增补的校改意见以及销签记录，较为完整地展现四库修书的细节，有助于更加精细化地了解四库馆的运作程序。同时，《四库全书馆校档残本》还分别登载荟要处与全书处的工作信息，较为清晰地勾勒出四库纂修机构的职任及相互之间的关联。

附记：本文使用的材料，为复旦大学陈晓伟兄告知。投稿后，承蒙外审专家提出细致的修改建议。一并致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四库提要汇辑汇校汇考”（15ZDB075）子课题“通论：四库提要与清代学术”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关于《四库全书》的编纂时间，历来存在争议，但黄爱平、张升均认为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因辑校《永乐大典》而开设四库全书馆，这应该是四库修书之始（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01页。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9页）。

[2] 文溯阁《四库全书》最终成帙时间略晚于其他各阁（琚小飞：《文溯阁〈四库全书〉的撤改与补函——以相关档案为中心的考察》，《文献》2020年第2期，第45-54页）。

[3]国图善本编号为00951。笔者使用的是“中华古籍资源库”公布的电子资源。

[4] 《校档》第15册登载《尔雅翼》一书，书名后写有“外有另档一本，系十七卷之二十四卷”，可证此书仅为部分校档的汇编。

[5]详参张宝三：《清代中文善本古籍中所钤纸厂印记研究》，《台大中文学报》2012年第39期，第213-246页；张宝三：《纸厂印记在清代中文善本古籍版本鉴定之运用》，《国家图书馆馆刊》2015年第2期，第35-52页；宋叶：《传世古籍中“纸号”的搜集和整理》，天津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8年，第11-25页。

[6] 纪昀等纂：《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总目》卷首《钦定四库全书勘阅缮校诸臣职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第89-132页。

[7] 据研究，武英殿四库馆中负责校书的总校和复校经常互相转换，两者并无实质的区别（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第213页）。

[8]王重民编：《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三十八年五月一日谕”，北平图书馆，1934年。

[9]第一分《四库全书荟要》于乾隆四十三年五月完竣，第二分在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将次告竣（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第297页）。

[10]于敏中纂：《四库全书荟要》第121册《新唐书》，世界书局，1988年，第1页。

[1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谕内阁全书第一分完竣所有总校等著总裁查明咨部照例议叙”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446页。

[12]《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九日“谕内阁著程景伊嵇璜充四库全书处总裁”条，第275页。

[13]《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乾隆四十五年六月十一日“谕校书错误之总裁程景伊、王杰等著分别罚俸”条，第1172页。

[14] 马子木著：《清代大学士传稿 1636-1795》，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352-353页。

[15]于敏中撰：《于文襄手札》第19通，国立北平图书馆，1933年影印本。

[16] 纂修官隶属于翰林院四库馆，职责为校阅底本，版本鉴定、内容辨伪等，但不校改誊抄本；分校官隶属于武英殿四库馆，职责为校对底本和誊抄本，但不包括版本鉴定等前期工作（详参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第44页）。

[17]《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三十八年十月十八日“多罗质郡王永瑢等奏议添派复校官及功过处分条例折”条，第168页。

[18]《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三十八年十月十八日“多罗质郡王永瑢等奏议添派复校官及功过处分条例折”条，第169页。

[19]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乾隆四十年十二月初九日“大学士于敏中等奏请将《荟要》复校改为分校并添设总校二员折”条，第488页。

[20]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第99页。

[21]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第82页。

[22]于敏中：《于文襄手札》第19通，国立北平图书馆，1933年影印本。

[23] 本文所使用的《校档》，只是同类型文献极少的遗存。期待今后这样的校档还会有更多被发现，弥补在相关研究领域文献不足的状况。

[24]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第190页。

[25] 此处所使用的“空间”一词，并非仅限于物理意义，故加“”显示。下同。

[26] 因四库馆由翰林院四库馆（四库全书处）和武英殿四库馆构成，因此本文所述的四库馆涵盖二者。

[27]吴哲夫：《四库全书荟要纂修考》，“国立故宫博物院”，1976年，第10页。

[28] 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