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谈论众多影响现代中国历史文化进程的“声音”，音乐学、宗教史、文化工业等方面的著作，因都在原先学科的视野上延伸，且有物质文化作为根基，显得比较稳妥、踏实；至于文学研究者本就关注的学堂乐歌、国语运动、读诗会、口传性与书写性的张力等，这些年更是有很大的推进。另外，我对晚清唱片业及速记法的传入、无锡国专以诵读为主的教学方式、30年代朗诵诗运动的兴起、抗战中笳吹弦诵遍神州的大学校歌、“文革”中遍及城乡的高音喇叭、90年代的古诗文诵读工程、世纪末崛起的未名湖诗歌节等具体而微的兼及制度、思潮、技术及审美的“声音”都感兴趣。但实际上，我主要关注的，还是自认为文化内涵最丰富、政治功能最强大、因而也最值得认真推敲的“演说”。此前所撰论文，涉及演说学之传入、演说的定义与溯源、分类与技术，以及“无边的国事”与“有声的文学”；还有演说如何开启民智，以及促成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演说怎样与报章与学堂结盟，且在晚清画报及文明戏中抛头露面；演说家的风采与白话文的进路，以及演说在当代中国的各种变体等。

我曾在论文中提及，蔡元培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的两次演说（《在南开学校全校欢迎会上的演说词》《在南开学校敬业励学演说三会联合讲演会上的演说词》），由南开学生周恩来记录整理；1920年在长沙的两篇演讲稿（《美术的价值》《对于学生的希望》），其记录整理者则是毕业于湖南一师、曾任北大图书馆书记的毛泽东。这四场/篇没能进入1920年北大新潮社版《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的“演说”，足证1901年出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时蔡先生的预言：“今后学人，领导社会，开发群众，须长于言语。”

晚清以降，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人物、思潮及运动，多少都牵涉作为一种技术及文化的“演说”。而铺天盖地的演说，不仅影响中国政治态势，同时影响文章体式，这点此前已有论述。本文准备另辟蹊径，主要着眼演说的政治功能与美感实践，借助演说之氛围、演说之乡音、演说之变奏、演说之危险、演说之诗性五个不同层面，讨论若干兼擅演说理论与实践的政治人物及其演说名篇。此前我谈演说，多着重学问家（文学家），关注文化传播；今天则侧重政治家（实践家），注重社会动员——共同之处在于，注重声音转化为文字，以及“以话为文”的得失成败。

一、演说之氛围

多年前我曾谈及，与书斋里孤独的阅读不同，“演说”讲究现场效果，需要台上台下紧密配合：“演讲者固然借助语言、手势以及身段在调动听众的情绪，而听众通过拍掌、跺脚、嘘声乃至走人等，同样达成对于演讲者的诱惑，使得其身不由己，往听众的趣味靠拢。”具体到我曾专门撰文讨论的文学课堂，那可都是教师与学生合力完成的“表演”：

单有演讲者的“谈吐自如”还不够，还必须有听讲者的“莫逆于心”，这才是理想的状态。第一是表演，第二是氛围，第三是对话，第四是回味——二十世纪中国的“大历史”、此时此地的“小环境”，加上讲授者个人的学识与才情，共同酿就了诸多充满灵气、变化莫测、让后世读者追怀不已的“文学课堂”。

因有师道尊严以及课堂纪律的约束，相对说来，教师的表演比较容易获得掌声；至于广场上的演说或大型集会上的政治动员，更依赖会场整体氛围以及讲者个人魅力。

这里仅以孙中山1906年12月2日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为例，勾勒一次大的群众集会及其成功演讲的诸多因素。此次演讲有很好的记录稿，但因不是单独成文，日后入集时题目五花八门：（1）1928年“首都各界总理逝世三周年纪念会印赠”的《孙中山先生演讲集》，开卷第一篇即此文，题为《中国的改造问题——在〈民报〉纪元节演讲词》（1906）。（2）1951年9月初版、（台北）“中央改造委员会”编辑、发行的《总理全书》之七《演讲》（上），前两篇乃1905年7月在日本东京富士见楼对学生演讲的两个版本的记录稿，第三篇就是此演讲稿，题为《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3）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孙中山选集》，宋庆龄题写书名，属于权威版本，此文题作《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4）1981年人民出版社第二版《孙中山选集》请专家做了修订，此文改题《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5）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等合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的全十一册《孙中山全集》第一卷，收录此文时同样题为《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根据杂志校订，但分段更为细致。（6）1997年团结出版社版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此文又变成了《民族的、国民的、社会的国家——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

且不说以上第一至第四个版本略有差异，之所以题目纷纭，因本来就不是独立文章——此乃《民报》第十号“纪事”栏所刊民意（胡汉民）《纪十二月二日本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事及演说》的摘录。该文甚长，共34页（第81−114页），文末有记录者的“附识”：“篇中演说之辞，除章太炎先生暨田君桐，自撰演说稿外，皆依笔记编次，或节录大要，脱有误会，笔记者任其责。”1905年11月创刊的《民报》月刊，乃同盟会机关报，孙中山撰《发刊词》，阐发“民族”“民权”“民生”这三大主义。约略与此同时，孙中山还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演说，称“近今十年思想之变迁，有异常之速度”，最突出的，便是这“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因此，《民报》上诸多文章，多主张民族主义，提倡排满革命，连篇累牍地批驳《新民丛报》的保皇立场，赢得了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的广泛赞誉，迅速提升了杂志的地位以及同盟会的影响力。就比如这册《民报》第十号（1906年12月20日出版）上，除了（章）太炎的《箴新党论》（以及《说林》三则和《与人书》）、（胡）汉民的《排外与国际法》、寄生（汪东）《复仇论》、（汪）精卫的《杂驳〈新民丛报〉第十二号》，再就是此作为重头戏的民意（胡汉民）《纪十二月二日本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事及演说》。后者描摹会场氛围，记录口头演说，笔墨相当生动，读来大有亲临其境的感觉。

此《民报》周年纪念会，在东京神田锦辉馆举行，黄兴任主席，先请章太炎读祝词，“祝辞庄肃悲壮，听者人人感动”；接下来，“主席黄君请孙先生文，起而演说，其辞如左”。紧接着的是章炳麟、日本来宾以及好几位留学生的演说，夹杂记录者的评议。当天演说的人不少，但确实孙中山的篇幅最长，占三分之一强；当然，内容也最为重要。可惜的是，日后入集，除了改题目，还删去了众多表情达意的符号。下面抄录1981年人民出版社版《孙中山选集》中此文前三段，以［ ］表示《民报》原文：

诸君：今天诸君踊跃来此，兄弟想来，不是徒为高兴，定然有一番大用意。今天这会，是祝《民报》的纪元节。《民报》所讲的是中国民族前途的问题，诸君今天到来，一定是人人把中国民族前途的问题横在心上，要趁这会子大家研究的［拍掌］。兄弟想《民报》发刊以来已经一年，所讲的是三大主义：第一是民族主义，第二是民权主义，第三是民生主义。

那民族主义，却不必要什么研究才会晓得的。譬如一个人，见着父母总是认得，决不会把他当做路人，也决不会把路人当做父母；民族主义也是这样，这是从种性发出来，人人都是一样的。满洲入关，到如今已有二百六十多年，我们汉人就是小孩子，见着满人也是认得，总不会把来当作汉人。这就是民族主义的根本［大拍掌］。

但是有最要紧一层不可不知：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种］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大拍掌］。因为我汉人有政权才是有国，假如政权被不同［种］族的人所把持，那就虽是有国，却已经不是我汉人的国了［拍掌］。

《民报》原刊并没分段，各种整理本在为演说分段的同时，改动了不少标点，有几处“种族”被改为“族”，而最大的不同，在于删去了夹杂其间的“拍掌”“大拍掌”“众大笑”等说明现场氛围的括号，以及最后的“众大拍掌呼万岁”。

为了让“演说”变成“文章”，整理者删去了“大拍掌”等闲文，表面上看内容没动，可阅读感受却大不相同，不再有亲临现场、感同身受的体会——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文字（书本）与声音（模拟声音）的差异。那种一呼百应、排山倒海的演说氛围，借助于虽简短但极为传神的“大拍掌”等，让远隔千山万水的听众，或百年后的你我都能深切体会到。

当初的报道称，这场大规模群众集会有五千余人参加，“会场无隙地，后至者络绎于门外，不得入”；多年后作者改口：“余乃开《民报》一周年纪念会于东京，孙先生莅场演说，听者万余人，欢声震天地。”我开始很怀疑这万人集会是否过于夸张，虽然明知神田锦辉馆确实是晚清留日学生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如1903年留日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也就是后来的军国民教育会，“定期开大会于神田锦辉馆，各省学生到者五百余人”；1906年章太炎出狱，孙中山派人迎到东京，“留学界于七月十五日开欢迎会于神田锦辉馆，莅会者二千余人”。即便考虑孙中山的个人风采、同盟会的组织能力，还得计算当年留日学生人数，以及这锦辉馆室内面积。不过，看多了时人的回忆及日记，此次活动规模确实惊人。章太炎自定年谱1906年则：“余抵东京，同志迎于锦辉馆。来观者七千人，或着屋檐上。……其冬，《民报》创置满一岁，赴锦辉馆庆祝，观者万人。”更为可靠的是宋教仁《我之历史》，其1906年12月2日日记与当时报道若合符节，且有很多生动的细节，包括如何偕宫崎寅藏挤过人群，冲到前台去演说或口译：

九时，偕宫崎氏往赴《民报》纪念大会（在神田锦辉馆）。至则已开会良久，来者已满，门口立者约有千余人。余等不能入，自其旁一窗内蛇行而入。至会场侧望之，满场已无隙地，欲入场竟不可得。乃复出，徘徊良久，余忽思得一法，遂引宫崎氏自大门排挤而入，余在前大呼：“有特延之来宾一人来，请少让勿却客”云云。则诸人皆偏身让出一路，遂得入场。比至演台后，则余之履物已失矣。时则孙逸仙氏正演说社会主义，拍掌声如雷。余不及细听。逸仙复演说将来宪法不宜仅仿三权分立，宜加入试验权，监察权，皆使独立，为五权分立方好云云。逸仙演讫，则章枚叔继之，又其次则来宾日人池亨吉氏、北辉次郎氏、宣［萱］野长知氏及宫崎氏，皆以次演说。余为之翻译一次，其余皆田梓琴及山西某君翻译之。讫，复有会员演说者数人。一时拍掌声、呼万岁声甚为烦杂，余几不堪。良久，有一人提议捐助《民报》经费，则皆赞成，一时投钱者，书名于册者，不知若干人。良久迄，始散会。散会时发《民报》临时增刊赠书券，人一枚，合计发出五千余枚，合其外未及发券及未得入场者计之，盖将近万人矣！亦未有之盛会也。亦足见人心之趋向矣。

这个与会人数统计的说明很重要：“发《民报临时增刊》赠书券人一枚，合计发出五千余枚”，再加上未能入场或未领券者，说是“近万人”大致可信。不管是“五千余人”“近万人”还是“万余人”，都是了不起的数字，如此大规模的政治集会，确实可见“人心之趋向”。更何况，这还是在异国他乡——只不过听讲者不全是正式注册的留日学生，还有游学者、日本华侨以及流亡政治家等。

为何能有如此火爆的演说场面，这就说到那时留日学生的数量及其迅速高涨的政治热情。谈论近代中国的留日学生，一般从1896年清廷派遣的13名留日学生抵达日本说起，不过有个细节必须补充：抵日三星期后，便有四人因生活不习惯或感觉受歧视而提前归国。庚子事变后，亡国危机迫在眉睫，改革乃国人共识，赴日留学于是成为时尚，“尤其在1905年至1906年之间，留日学生竟创下八千人以上的记录”。据实藤惠秀统计，1896−1937年间留日学生数量，1903年1000，1904年1300，1905和1906年各8000，以后迅速回落，1907年7000，1908年4000。这一留日学生数量曲线，和在东京的中国人政治活跃程度相吻合。赴日学生精神状态不同，居留时间不一，具体到某年留日学生总数，很难准确统计，实藤惠秀列举了各家说法，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1906年是留日学生人数最多的一年，共达一万三四千或二万名之谱”；这些留日学生大都聚集在东京，而“中国留日学生的中心地神田，称得上是个留学城”。

聚集了大批留学生及华侨的东京，不仅是新知识的传播中心，也是重要的革命策源地。梁启超称：“又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这是那个时代无数中国读书人的共同感受。日后成为著名政治家的张继，1900年入早稻田专门学校政治经济系，“除照例上课外，专在图书馆翻阅该国维新时中江笃介等所译之《法兰西大革命》，《民约论》等书，革命思想，沛然日滋”。年轻人热血沸腾，不仅坐而言，还要起而行，提倡反清的革命团体同盟会成立后，便有大批留日学生积极参加；如1905−1907年间，有960人在东京本部加盟，其中大多为留学生。相对于留学欧美，总体而言，留日学生专业成绩不佳，但政治热情更高，并非每个人都成为革命家，但在日期间以及归国以后的表现，确实比留学欧美的更激进。

1906年底，正是留日学生最多、政治热情高涨、革命与保皇论战最激烈的时候。借用某留日学生的《东京新感情》，其中“最得意二十一条”很能显示那个时代的新风气：“听朋侪演说，最得意”；“自由、民权等议论，倡言无碍，最得意”；“痛骂官场，最得意”。留日学生因读新书而思想大变，在海外痛骂清廷又百无禁忌，加上这蔚为奇观的演说新时尚，这些都为孙中山提倡民族革命的演说成功准备好了干柴，一旦点燃，随时可以烈焰腾空。可以这么说，1906年底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因其凑齐了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讲者、听众及记录整理者的密切配合。

成功的演说之所以能借助报章广泛传播，记录者的整理策略是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尽可能还原现场，而不是将其作为书斋文章来经营。这场演说的整理者胡汉民，1902年赴日本法政大学读书，1905年9月加入中国同盟会，其时正主编《民报》。除了长期追随孙中山，对其思想立场、政治主张及言谈举止均十分熟悉，更因胡本人也是著名的演说家，以能言善辩著称，1927年7月上海民智书局曾刊行《胡汉民先生演讲集》一、二、三集。在自传中，胡汉民谈及东京时期，孙中山“恒使余与精卫为之执笔”；而自己“编辑《民报》及与保皇党之论战”，曾登坛演说三小时，大获全胜。也正因为有丰富的演说经验，胡汉民用白话记录孙中山的演说，尽可能保留演讲者说话的语气，且用括号注明现场反应，让读者能如身临其境，真切感受。对比此前一年陈天华用文言记录整理的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很容易明白白话与文言记录演说的巨大差异。1905年8月13日孙中山在东京富士见楼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这是个重要的历史事件，除了刊《民报》第一号的过庭（陈天华）《记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还有吼生（吴昆）笔记《孙逸仙演说》（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1905年9月印本），后者也是用白话记录。今天读来，吴本远比陈本精彩，更能显示孙中山的精神气象与演说技巧。

在现代社会，要想成为成功的政治家，必须学会演说。杨炳乾的《演说学大纲》从古希腊说到19世纪欧美，总共介绍了12位演说家，最后提及我国之孙中山、英之张伯伦、美之威尔逊“莫不以能演说称”。张越瑞选辑《现代名人演讲集》，其《导言》强调：“孙中山先生是开演说风气的第一人，在他致力革命的几十年当中，到处演讲，以唤醒国人。”可以说此乃时人共识，以至大凡编演说学著作或辑名人演讲集的，大都必选孙中山。

1902年官派留日的刘成禺（字禺生），早年在孙中山领导下积极从事反清活动，1917年被孙中山聘为大元帅府顾问，1921年奉派为总统府宣传局主任，其所著《世载堂杂忆》中收录《孙中山先生语录》三则，对于今人了解孙中山的演说技巧有很大帮助。尤其是第一则“练习演说之要点”，更是经验之谈：

孙中山先生尝自述练习演说之法：一，练姿势。身登演说台，其所具风度姿态，即须使全场有肃穆起敬之心；开口讲演，举动格式，又须使听者有安静祥和之气。最忌轻佻作态，处处出于自然，有时词旨严重，唤起听众注意，却不可故作惊人模样。予（先生自称）少时研究演说，对镜练习，至无缺点为止。二，练语气。演说如作文然，以气为主，气贯则言之长短，声之高下皆宜。说至最重要处，掷地作金石声；至平衍时，恐听者有倦意，宜旁引故事，杂以谐语，提起全场之精神。谠言奇论，一归于正，始终贯串，不得支离，动荡排阖，急徐随事。予少时在美，聆名人演说，于某人独到之处，简练而揣摩之，积久，自然成为予一人之演说。

大凡演说学著作，无论中外，谈得最多且最实用的，一是声调，二是姿态。至于组织演说词时如何“旁引故事，杂以谐语，提起全场之精神”，以及“贵能提纲挈领，词意愈简单，人愈明了”，那更是无数人的实战经验，至今仍屡试不爽。早年在美国观赏名人演讲，阅读演讲学方面的书籍，且对着镜子模仿练习，逐渐形成自己的演讲风格，这只是演讲家的基本训练；孙中山演说的独特魅力，技术之外，更主要的还是其革命理想契合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

1905年5月赴日的湖南籍官费生黄尊三，也是孙中山的热心听众，在其《三十年日记》中，记载了1909年4月10日现场倾听孙中山演讲的感受：

学界假神田锦辉馆开欢迎大会，届时余亦赴会。到者六七千人，无立足地。未几，先生登台，掌声如雷，先述革命经过，继言现在非革命不足以救国，滔滔而谈，精神焕发，目光四射，会场中秩序整齐，毫不凌乱，四时散会。余年来因课忙不尝赴会，兹慕先生之名，故特到会，接其颜色，聆其宏论，颇为感动。虽久立人丛中，不觉其苦，精神之作用然也。

革命家不同于学问家，基本立论不变，每回激情演说，多有重复，且不无表演成分。这个时候，能博得“掌声如雷”的，不是你的具体主张，而是个人声望以及现场台风。能让人慕名前来听讲，“接其颜色，聆其宏论”，这就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诸君他日归国，有志于政治，即有需于演说，故为君等告之”——我相信刘成禺所记，应是孙中山原话，这很符合其一生行迹与追求。作为理想型的职业革命家，孙中山的巨大成功，除了革命理想、人格魅力，还得算上这高超的演说技巧。正因演说乃孙中山提倡革命、募集经费、动员群众的主要手段，才有病中制作演说唱片的神来之笔。而在录音之前半年，即1923年12月30日，孙中山在广州对国民党员发表长篇演说，强调“这次国民党改组，变更奋斗的方法，注重宣传，不注重军事”，理由是：

我们用已往的历史来证明，世界上的文明进步，多半是由于宣传。譬如中国的文化自何而来呢？完全是由于宣传。大家都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人是孔子，他周游列国，是做什么事呢？是注重当时宣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今日中国的旧文化，能够和欧美的新文化并驾齐驱的原因，都是由于孔子在二千多年以前所做的宣传工夫。

此次长篇演说，日后入集也有各种题目，如《宣传造成群力》（《孙中山先生最近讲演集》，广州，1924）、《革命成功全赖宣传主义》（《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国民党奋斗之法宜兼注重宣传不宜专注重军事》（《总理全书》之七《演讲》（下），台北：“中央改造委员会”编辑发行，1951）、《宣传造成群力》（《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改革国家是要改造人心》（《孙中山文集》，团结出版社，1997）等。这篇讲稿篇幅很长，主旨是论证“宣传”的重要性。在孙中山看来，辛亥革命的成功，主要得益于“排满”的宣传；今天改造国家，则必须广泛传播三民主义，“所以从今天以后，要请大家注重宣传的奋斗，不要单注重兵力的奋斗”。日后国共两党分裂，原本一手好牌的国民党，经过二十几年征战，最终落荒而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宣传方面远远落后于共产党。

宣传不全是演说，但演说无疑是传播政治主张、进行社会动员的最佳手段——尤其是当年中国识字率不高、很多人无法读书看报，演说因而显得特别重要。我曾以1924年孙中山“中国的安危存亡，全在我们中国的国民睡还是醒”的演说录音为基点，往前推25年，有梁启超提倡演说的《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往后推25年，则是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让我们真切意识到，“在二十世纪中国，有一种声音是可以穿透迷雾、直达九霄的”——那就是政治家五彩缤纷、铿锵有力的演说。

二、演说之乡音

所有关于演说学的著作，提及结构、思想及文采，都显得很吃力；能驾轻就熟且游刃有余的，主要是谈姿态与声音。但相对于西方演说学书籍热衷于讨论“演说的姿态及准备”，尤其是声音的发作、声音的传播、声音的强度以及呼吸的调节、喉咙的驰纵等，中国演说家所碰到的棘手难题，是如何直面方言表达的局限性。

据黄炎培追忆，1901年出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时，蔡元培就着意培养学生的演说能力，“又以方言非一般人通晓，令习国语”。此举很有远见，对于年轻学生来说，日后无论从政还是讲学，都必须努力超越方言隔阂。来自官话区的，尽管也有北京话、河南话、东北话、西南官话等差异，但语音、词汇、语法十分接近，沟通不太困难。而其余六大方言（粤方言、吴方言、闽方言、赣方言、湘方言、客家话）各具特色，不经专门学习，互相听不懂，根本无法对话。

1917年初，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就职演说中，专门谈及讲义问题；经过几年努力，1922年10月新学年开学，由北大评议会通过的征收讲义费决议付诸实施。此举使得校方与学生严重对立，学潮虽然很快被压下去了，可讲义问题并没有解决。经济利益之外，还因当年北大文科教授中，讲吴语的浙江人占绝对优势。若教授方音太严重，师生间的交流多有障碍。以章太炎弟子朱希祖为例，1913年被聘为北大预科教授，担任过国文系教授、史学系主任（1920−1931），对于创办北大史学系贡献良多；1931年底却因派系矛盾等，再次被学生驱赶，于是愤而辞职，黯然离开北大。除了学院政治，朱希祖的被逐，与他方音太重，学生听不懂有很大关系。周作人称：“朱希祖是章太炎先生的弟子，在北大主讲中国文学史，但是他的海盐话很不好懂，在江苏浙江的学生还不妨事，有些北方人听到毕业还是不明白。”此话当真。日本著名汉学家仓石武四郎和吉川幸次郎当年曾结伴在北大旁听，日后回忆起朱希祖之讲授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史学史，不约而同都谈及其浓重的方音，后者甚至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北大的“排朱运动”，称起因正是“朱希祖先生马虎了事地经常拖延交出讲义，而其讲话又难于听懂”。

若只是在大学教书，方音重问题还不是很大，因有课题纪律约束，听久了慢慢就会习惯。演说可就大不一样了，听众是临时聚集起来的，若五分钟还听不懂，很难再坚持下去。正因此，中国人撰写的演说学著作，很多涉及此难题，谈论“吾国方言庞杂，语音有种种的不同，演说时间，常发生困难”。只因“演说的时候，宜少用方言”已成共识，也有学者主张采用变通的办法。如孙起孟《演讲初步》称演讲不一定用国语，主要看听众需要：“如果听众是江苏无锡人，讲者也能说无锡话，那用无锡话演讲，断然要比用‘蓝青官话’收效大得多。”任毕明《演讲·雄辩·谈话术》谈及如何处理方言：“当然，达到用国语来讲话是最好不过的，但在国语尚未普及的今日，而宣传需要，又是迫不及待的今日，我以为方言的利用，是可以而且必要的。”除了黑白两端的国语与方言，其实更多的是以方言为根基来讲国语。所以，我不直接谈论方言，而是称之为“乡音”。就好像今天流行的俏皮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普通话。”关键在于，人家不是在说粤语，而是以粤语的思维及表达方式说普通话，这才具有某种喜剧效果。

这就说到了近代中国另一个积极提倡且喜欢演说的广东人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对于世人不解“演说”乃“风气骤进”的原动力大发感慨：

我中国近年以来，于学校、报纸之利益，多有知之者；于演说之利益，则知者极鲜。去年湖南之南学会，京师之保国会，皆西人演说会之意也。湖南风气骤进，实赖此力，惜行之未久而遂废也。今日有志之士，仍当著力于是。

这里所说的“京师之保国会”以及“湖南之南学会”，在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中多有提及：“戊戌三月，康有为、李盛铎等同谋开演说恳亲之会于北京，大集朝士及公车数百人，名其会曰‘保国’”；康有为“又倡设强学会于北京，京朝士大夫集者数十人，每十日一集，集则有所演说”；南学会“会中每七日一演说，巡抚、学政率官吏临会，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及学长□□□等，轮日演说中外大势、政治原理、行政学等，欲以激发保教爱国之热心，养成地方自治之气力”。

将学校、报章、演说并列为“传播文明三利器”，如此时尚的晚清话语，发明权归日人犬养毅；而在三利器中突出渲染“演说”的功用，则属于梁启超的精彩发挥：“大抵国民识字多者，当利用报纸；国民识字少者，当利用演说。”日本人演说成风，创于明治思想家福泽谕吉；而近代中国演说风气的形成，则康梁师徒大有贡献。

至于梁启超本人，目前所见最早的演说词，即1898年的《保国会演说词》，乃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一日第二次集说。引录一段，可见其“演说”的风格：

呜呼，今日中国之士大夫，其心力，其议论，与三岁以前则大异。启超甲午、乙未游京师，时东警初起，和议继就，窃不自揣，日攘臂奋舌，与士大夫痛陈中国危亡朝不及夕之故，则信者十一，疑者十九。退而衋然忧，睊然思，谓安得吾国中人人知危知亡，其必有振而救之者。

意思不错，可表达方式是作文，而不是演说。若“退而衋然忧，睊然思”，一般人不查字典都读不出来，怎么可能出现在演说现场？好在前面有一段小引性质的话：“今日之会，惟诸君子过听，或以演说之事相督责。启超学识陋浅，言语朴讷，且久病初起，体气未复，无以应明命，又不敢阙焉以破会中之例，谨略述开会宗旨，以笔代舌，惟垂览焉。”说白了，名为“演说词”，其实是文章。作者之所以“以笔代舌”，不一定是“久病初起”的缘故，还有不太能熟悉掌握国语的软肋，限制了广东大才子梁启超的口头表达。

1900年，梁启超在檀香山给妻子李蕙仙写信，其中有这么一句：“吾因蕙仙得谙习官话，遂以驰骋于全国。”李蕙仙（1869−1924）出生于直隶固安县，1891年与梁启超成婚。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四年后李东渡日本，与丈夫团聚。虽说长期的耳濡目染，妻子在学习官话方面应该是给他不小的帮助，但流亡日本时期，梁启超主要以办报及写作为业。可以这么说，演说非其所长，因此梁启超更喜欢“以笔代舌”——书斋里，挥动一枝如椽大笔，横扫千军；而不是广场上，面对千万热情洋溢的听众，慷慨陈词。一个有名的例子，1907年10月17日，梁启超发起组织的政闻社在东京神田区锦辉馆开成立大会，梁氏登台演说未毕，同盟会员张继、陶成章等人冲闹会场，造成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不说政治立场孰优孰劣，单就演说效果而言，力倡革命的孙中山这一派，在气势及技巧上，明显比主张立宪的梁启超等强。

要说梁启超成功的演说生涯，我倾向于从1912年归国说起。1912年11月1日梁启超给女儿的信中称，“在京十二日，而赴会至十九次之多”。作为主要嘉宾，梁启超逢会必演说；“前日则各团争时刻，以至一日四度演说”。四处出游，频繁演说，必须是有人邀请，而自己又有意愿与能力。过于频繁的演说邀请，当然也会有抱怨，但那是一种“可谓极人生之至快，亦可谓极人生之至苦”。不管是苦是乐，归国后的梁启超，留下了很多精彩的演说稿。比如《梁任公先生演说集》第一集（亦称《初归国演说集》，北京：正蒙印书局，1912年），收录1912年10月在京赴各团体欢迎会的演说13篇；《梁任公先生最近讲演集》收录1921年10至12月讲演7篇，《梁任公学术讲演集》（第一、二、三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1923），收录1922年在各地所作演讲26篇，此外还有很多散落各报刊的演讲。

归国后的梁启超，众多影响深远的演说，主要不是谈论时事政治，而是教育文化。这与他1919年后脱离政界，专心治学有关。这里不涉及他在清华学校的系列讲义，那些专业性很强、日后整理成书的讲义（比如《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属于著述而非演说。我所关注的是其面向民众的公开演讲，虽也整理成文并入集，但与其清华、南开教书的专门讲义有很大差别。比如，1922年春天，梁启超除了在清华学校讲学，四月起辗转于北京、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南通等地，为各学校及社会团体做专题演讲。其中，在南开大学、东南大学暑期学校所作的系列讲演，均以“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为题。这两次系列讲演，恰好都有文章传世，那就是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五册《作文教学法》，以及1925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梁任公先生讲）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再加上近年发现的八页手稿，互相对照，可以呈现那些年梁启超立场及思路的演变，以及其如何回应当下的学术论争。

1920年代的梁启超，其登台演说，谈论学术、思想、教育、文化等，已经是游刃有余。那个时代的读者，谁都知道梁启超的文章写得好，但没想到的是，还居然这么会说话——须知不是所有文章大家都擅长演说的。随着梁启超的演说声誉日隆，许啸天辑《名人演讲集》（上海：时还书局，1924），竟然将差不多一半篇幅给了梁启超，收录其《文学史家的性格及其预备》《学问之趣味》《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实践实用主义的颜李学》，下面才轮到胡适、章太炎、张君劢、汪精卫等。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现代名人演讲集》收文八篇，其他人各一篇，唯独梁启超有两篇——《情圣杜甫》与《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编者在该书《导言》中称:“演说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占一个部门。中国人素来只讲究谈话，不讲究演说；只长于和少数人交谈，不长于在大庭广众中演说，所以几千年来我们不曾产生一个伟大的演说家。”或许在编者眼中，梁启超比较接近其心目中“伟大的演说家”。

梁启超的演说大都贴近听众，不故作高深，肯说平常话，讲逻辑，重感情，这与他的文章风格倒是一脉相承。若《学问之趣味》《为学与做人》《美术与生活》等，直到今天，都还可以进入中学语文课本。须知，天下好文章很多，但要找到适合中学生阅读与模仿、具备高等常识且趣味雅正的演说，还真不容易。

这里说的是已经入集、转化成文字的“声音”，那演说现场呢？上述诸多演讲，都不在两广或港澳，梁启超只能操着带明显新会口音的官话，那样效果会好吗？

先引两个不太以为然的。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日后成为著名学者的梁容若，最初是在北京高师国文学会听梁启超演说。“他的广东官话对于我们很生疏，所讲的问题，事前又没有预备知识”，实在听不懂，于是“当晚在日记里写‘见面不如闻名，听讲不如读书’”。不过，作者还是做了解释，当年北京城里大学文科教授浙江籍的居多，学生们于是练就听浙江方言的本事；至于广东籍的，只有梁启超和黄晦闻（节）。后者讲六朝诗，印有详细讲义，问题不大；感到困难的是听激情洋溢的任公先生讲演，很少人能完整记下来。

先是私淑弟子，后又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追随梁师读书的杨鸿烈，在《回忆梁启超先生》中，是这样谈论梁启超的讲演的：

长期以来，梁氏虽为众所公认的一代作家，但在说话的时候，虽非蹇缓口吃，却很缺乏流利明白的口才，他在讲演的时候有时只闻“啊啊”的声音，即表示其词不达意。……事实上，全国大多数听众都以不能完全明了他的西南官话为憾。尤其在华北方面，如一生最崇敬他的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兼史学教授王桐龄氏，凡有梁氏的讲演，几乎风雨无阻，每次必到，但总是乘兴而往，怏怏而归。问其所以，总是自认对于讲词的某段某节，竟完全听不明白，其他人士，十有五六，亦均抱同感。

首先，梁启超说的不是“西南官话”，而是有浓厚粤语特色的官话。其次，中间省略部分引录王照关于戊戌变法时梁启超不会讲官话，导致与光绪君臣间相对无言，其真实性大可怀疑。至于任公先生讲话有浓厚乡音，北方听众听不太懂，我想是真的。

可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人为梁启超的演说叫好。口音不标准，确实会影响听众接受；但若有恰当的形体动作，加上演说时饱含感情，依然会很有感染力的。在《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中，梁实秋回忆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讲演《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示的情感》：

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

在另一则短文里，梁实秋将同在台下听讲的梁思成也拉扯上，场面更为生动：

他讲得认真吃力，渴了便喝一口水，掏出大块毛巾揩脸上的汗，不时的呼喊他坐在前排的儿子：“思成，黑板擦擦！”梁思成便跳上台去把黑板擦干净。每次钟响，他讲不完，总要拖几分钟，然后他于掌声雷动中大摇大摆的徐徐步出教室。听众守在座位上，没有一个人敢先离席。

这两段文字实在太精彩，以至你不忍心追问是否作家妙笔生花，乃至有些夸张变形。梁启超讲演时很认真，感情很投入，效果不错，这点我相信；略感疑惑的是，梁实秋为任公先生浓重的乡音辩解，是否有点过分：“他的广东官话是很够标准的，距离国语甚远，但是他的声音沉着而有力，有时又是宏亮而激亢，所以我们还是能听懂他的每一个字，我们甚至想如果他说标准国语其效果可能反要差一些。”所谓听不明白，既可能讲者乡音太重，也可能听众知识不够，比如梁容若就承认那天梁启超的讲题是“清初五大师”，而“这时我对于黄黎洲、王船山、顾亭林、李二曲、朱舜水等的书和传记全没有读过”。若是后者为主，则只能怨听众自己。自称“能听懂他的每一个字”，梁实秋除了爱屋及乌，再就是对于出生在北京的他来说，字正腔圆的官话一点都不稀罕，反而觉得梁启超的广东官话很有味道，且与其形象十分吻合，改为标准国语演说，效果反而不佳。

对于熟悉（或希望熟悉）的人物，你记得的不仅是其思想立场、言谈举止、音容笑貌，连口音也密不可分。所谓某人的语言表达方式，撰文与说话不同，后者更多牵涉乡音。同一个意思，用粤语、吴语或官话说出来，效果很可能天差地别。这一点，影视剧制作者特别敏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此前的电视新闻及纪录片做了大量铺垫，中国民众对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共领袖的声音有记忆，于是更愿意接受他们在银幕及荧屏上讲经过改良的方言或方言腔的普通话。

为推广普通话，广电总局曾三令五申，要求电视剧使用规范语言：“除地方戏曲片外，应以普通话为主,一般情况下不得使用方言和不标准的普通话；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电视剧、少儿题材电视剧以及宣传教育专题电视片等一律要使用普通话；电视剧中出现的领袖人物的语言要使用普通话。”这最后一条目前正在落实，但对于很多年长的观众来说，让毛泽东讲“标准国语”，感情上还是不太能接受。而且，邓小平那种简短有力的表达方式，必须配合其西南官话，方才显得魅力十足；改为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反而不够味道——这就好像梁实秋特别能欣赏梁启超的广东官话一样。随着时间流逝，后面的世代对于毛、邓的声音没有记忆，影视剧里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就好像今人不会计较影视剧里李白、杜甫或乾隆皇帝的声音）。不过，演说不一样，因其属于当下，现场听众的反应最为直接，也最要紧。只要演说内容足够精彩，大致听得懂就行了，并不苛求官话发音标准。这对于梁启超等来自方言区的演说家来说，无疑是极大的“利好消息”。

三、演说之变奏

1904年，秋瑾撰《演说的好处》，称报纸之外，“开化人的知识，感化人的心思，非演说不可”。论证过演说的五大好处，秋瑾称：

如今我国在日本的留学生，晓得演说的要紧，所以立了一个演说练习会，又把演说的话刻了出来，把大家看了，可以晓得些世界上的世情、学界上的学说。唉！列位不要把这个演说会看轻了，唤醒国民开化知识，就可以算得这个演说会开端的了。

十三年后，李大钊在1917年4月8日《甲寅》日刊发表《讲演会之必要》，称“今日为神州学会第一次特别讲演大会，记者不敏，忝为会员中之一人，愿于本报乞得余白，以略论讲演会之必要”。这演说的四大优点，包括：“讲演会之效力，非部分的，乃普及的也”；“讲演会之效力，非机械的，乃活用的也”；“讲演会之效力，非专门的，乃常识的也”；“讲演会之效力，非固定的，乃应时的也”。不管是“四大优点”还是“五大好处”，在录音及网络普及之前，除了现场听众，演说若想在时空上传之久远，必须将“声音”转化为“文字”，且借助报刊或书局的翅膀。

极少人（或者说几乎没有）演说时，真的出口成章，且不留任何瑕疵——除非事先拟稿并练习。好的演说，除了扣紧讲题，还得不时与听众互动，记录下来，一般都会有重复或缺漏。句子不太完整，现场倾听没问题，不会误解，且很受感动；需要转化成文字并公开发表，那时再删改、修补或加注。录音录像的普及以及上传网络的方便，让政治人物的演说变得日益拘谨。变革年代的政治演说，激情四射，现场效果很好，不会有人追究你的语法毛病；保守年代的施政报告，讲究的是政治正确，深恐脱稿演说或离题发挥被误解或曲解，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于是字斟句酌，大话套话连篇。现实生活中，不是所有声音都必须/值得保留或传播的；“演说”之所以能传之久远，校订整理是关键的一环。

晚清传入的速记法，确实为演说之由声音转为文字提供了很大方便；但像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一回所描述的“一面速记，一面逐字打电报交与横滨新小说社登刊”，那是不可能的。这中间还有好多陷阱——即便速记员训练有素，还有口音差异，以及话题的专业性等。另外，现场这么说，整理成文，演说者未必愿意照单全收。尤其是政治家的演说，临时发挥可能出错（史实或数据），完全可以调整过来；还有发表时机的选择，更是蕴涵着政治策略与修辞技巧。孙中山1924年3月30日所撰《自序》，让我们明白其代表作《三民主义》的生产过程：“兹值国民党改组，同志决心从事攻心之奋斗，亟需三民主义之奥义、五权宪法之要旨为宣传之资，故于每星期演讲一次，由黄昌谷君笔记之，由邹鲁君读校之。”邹鲁1905年加入同盟会，长期追随孙中山，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正负责筹备国立广东大学（即日后的中山大学），可见其“读校”非同寻常。一般认为，毛泽东的名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三个主要版本：1942年5月七七出版社印行的速记本、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刊发的整理本、1951年2月至4月毛泽东在整理本的基础上修订，共改了670余处，收入1953年5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整理本是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协助做的，据说毛“对整理稿表示满意”，可正式发表前，还是在《解放日报》校样上做了若干修改。专家们对毛泽东如何修改此声名远扬的讲话稿有各种描述与解读，我只想说一句：速记只是辅助手段，除了演说者本人，底稿起草人（假如有的话）、校订整理者以及发表/传播的过程，都值得关注。相对来说，学者演说的速记与整理者，发挥的作用更大些，也更容易得到致谢。比如1922年商务印书馆初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封面署“梁漱溟讲演，陈政、罗常培编录”；1934年北平人文书店订正三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扉页署的是“周作人讲校、邓恭三记录”，而且两位作者（演说者）都在序言中大大表扬了记录者。

古代文人替上司撰文，日后是可以标明代某大吏作，堂而皇之入集的；现代秘书则没有这个权力，即便都是你写的，也属于“职务写作”，无论思想、言论还是版权，都属于首长。因此，当我们谈论某位身居高位的政治家的演说稿时，即便明知是其秘书所撰，也都不做辨析。比如，蒋介石乃一介武夫，可因地位崇高，国民党宣传部很早就开始编印《蒋中正演讲录》（三民出版部，1926年11月三版）；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诸多编译的演说学著作，需附录若干中外名人演说词时，也常会有蒋介石的作品。

这里暂不从著作权角度，计较那些由秘书代拟而主公宣读的演说；而是辨析若干“演说之变奏”——名为演说，或未曾登台，或事后追忆，或移花接木。并非质疑“变奏”的真实性与合理性，而是想说明“演说”这一行为/文体本身的复杂性。

1921年6月，在白话文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时刻，上海泰东图书局为了蹭热度，适时推出《章太炎的白话文》，书前称：“太炎先生是中国文学界的泰斗，这是谁也知道的，并且谁也乐意承认的。不过他著的书，往往因说理太深，又用的是‘老气横秋’的文言，初学的人，看了总觉得不大舒服。因此便自然发生一种要求：就是，怎样能直接听他的讲？好了！有了！你们的唯一讲义，就是这本书。”不交代书中各文初刊《教育今语杂志》，也未做真伪分辨，径直将其断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唯一讲义”，出版人张静庐的这一番神操作，日后影响很大。

1972年，台北的艺文印书馆重刊《章太炎的白话文》，编者的“出版说明”对书中各文的来历及其真伪同样未做任何分辨，直接称此乃“《民报》被禁后，先生闲处东京时对留学生讲学之纪录”，甚至配上太炎先生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辞（编者为其拟题《我的平生与办事方法》）。1978年出版的《章太炎年谱长编》，第一次认真对待这一著作权之争。作者汤志钧先引萧一山的辨伪，而后加上按语：“萧一山所载有误。《章太炎的白话文》为章氏在日本讲学时的演说录，曾载《教育今语杂志》。”

《章太炎的白话文》一书的编者，对书中各文的来龙去脉其实不甚了然，可单凭直觉，便果敢地将这些与太炎先生平日著述风格迥异的文章，与“讲义”挂起钩来。《编者短言》所说的“怎样能直接听他的讲”，以及“你们的唯一讲义，就是这本书”等，虽系广告语，却也不无几分道理。比如，《留学的目的和方法》原题《庚戌会衍说录》，《教育今语杂志》第四册在刊发这则“代社说”时，有编者庭坚的附记：“这一篇社说，本是中国各省留学日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请独角先生去演说，所录下来的演说稿。”书中其余六文，生产过程不同，也都以潜在的“听众”为对象。文章使用白话，随意穿插，借题发挥，与章太炎平日著述谨严大异其趣，倒是与其讲课之生动活泼十分吻合。

章太炎带有演说风的文章，有可能是事先准备的演讲稿（如《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也有可能是演讲的记录稿（如即席发挥、博得众多“大拍掌”的《民报一周年纪念会演说辞》），更有可能是书斋里一挥而就的“拟演讲稿”。《章太炎的白话文》里不少篇章，便有这种痕迹。最明显的，当数涉及“那边父兄子弟”的《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还有知识点相当密集且加了不少注释的《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这就说到刊登这些文章的《教育今语杂志》。此杂志创办于1910年，共出版六册，之所以用白话写作，因目标读者是南洋各地的失学青年，传播国学知识的同时，宣传排满与革命。这样才能理解，章太炎为何愿意放下国学大师的身段，为远隔千山万水的青年讲述“经的大意”或“常识与教育”。如此远程模拟演说，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更促成了某种新文体——“拟演讲稿”的出现，提醒我们注意现代书面语产生的另一途径。

鲁迅平生演讲，查有明确记载的达五十多次，可收入《鲁迅全集》的只有16篇，不全是遗失，许多是作者自愿放弃——或因记录稿不够真切，或因与相关文章重复。因此，关于鲁迅的演说是否编入《鲁迅全集》，学界态度谨慎，生怕处置不当，有违作者本意。这里以鲁迅的广州演说为例。据鲁迅日记，1927年1月25日“下午往中大学生会欢迎会演说约二十分钟毕，赴茶会”。而林霖记《鲁迅先生的演说——在中山大学学生会欢迎会席上》，初刊1927年1月27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二十六期及2月7日、8日《民国日报》，又载《国立中山大学校报》第十一期（1927年5月9日），钟敬文将其收入《鲁迅在广东》（北新书局，1927年）。鲁迅1934年12月11日《致杨霁云》提及：“钟敬文编的书里的三篇演说，请不要收进去，记的太失真，我自己并未改正，他们乱编进去的，这事我当于自序中说明。”此后九天（1934年12月20日），鲁迅撰《集外集·序言》，其中的表态不仅针对这一篇失实的记录稿，更是具有理论意义，起码提醒我们对于声音与文字的差距，要有充分的体认：

只有几篇讲演，是现在故意删去的。我曾经能讲书，却不善于讲演，这已经是大可不必保存的了。而记录的人，或者为了方音的不同，听不很懂，于是漏落，错误；或者为了意见的不同，取舍因而不确，我以为要紧的，他并不记录，遇到空话，却详详细细记了一大通；有些则简直好像是恶意的捏造，意思和我所说的正是相反的。凡这些，我只好当作记录者自己的创作，都将它由我这里删掉。

1932年“北平五讲”，也有类似的故事。已成为一代文豪的鲁迅，北上探亲，顺便应邀在北京大学演讲。其中《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一讲，鲁迅开始说“记得很不确，不能用”，但“帮闲文学实在是一种紧要的研究，那时烦忙，原想回上海后再记一遍的，不料回沪后也一直没有做，现在是情随事迁，做的意思都不起来了”；后来改变了主意，“只留较好的上半篇”，修订后入《集外集拾遗》。那篇初刊1932年12月17日天津《电影与文艺》创刊号、1933年1月《论语》第八期转载的《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鲁迅先生北大讲演记录》（柯桑记），前有叙述文字，描述鲁迅演讲的情状：“矮个子，头部与全身不成一个得意的比例。面孔是茶色的，胡子长得很硬，一看就会使人知道他的脸是骨支持着，不平常的具有棱形”；“走上台来，态度是沉着的，告诉人的是说不出，不愿说的神气。回过头来，找着粉笔往墨板上写‘帮忙文学和帮闲文学’几个字，下面激起一阵笑声。于是，带着绍兴语气的演说开始。”下面的演说有引号，日后六成被鲁迅改订入集，四成则被删去。最后还有两段描写鲁迅演讲结束，公众围着他，他开始抽烟，以及第二天的演讲等。其中有这么一句：“我不信我不会错，但自信不会太多。他的绍兴调的官话我还懂。”此等文字，鲁迅不太喜欢，这才有1934年12月23日《致杨霁云》：“别一篇《帮忙文学……》，并不如记者所自言之可靠，到后半，简直连我自己也不懂了，因此删去”。今人编《鲁迅佚文全集》（刘运峰编，群言出版社，2004年），不顾作者本人意见，将那些鲁迅认定应删去的演说记录稿全文收录，我以为不妥。

演说是否成文且公开发表，我认为应尊重作者本人意见。可以讲了不发表，也可以没讲但发表，还可以是讲了但另外撰写成文。这里的关键是，允许现场“演说”与标明为演说稿的“文章”以声音/文字形式各自拥有版权。当作者授权刊发真真假假的演说时，读者是将其作为独立的作品看待的。某种意义上，刊登在报刊上的“演说”，俨然已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是现代中国史上的一件大事；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演说，对于后人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以及解读文人与革命之关系，十分关键。比如以下鲁迅预言，便常被研究者引用：“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可这篇收入《二心集》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讲》，虽然标题显豁，且言之凿凿，其实不是真正的演讲记录稿。

此文初刊1930年4月1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署王黎民记录，实则是冯雪峰追记，经鲁迅改订后发表的。1973年9月11日冯雪峰给鲁迅研究专家薛绥之写信，谈及此事的来龙去脉：

鲁迅先生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当天，没有布置做记录，因为在秘密环境中开会。我个人当天也没有做记录，这是过了三、四天后我凭记忆追记的，其中有些话在大会上未说过，是他平日谈话时说的，鲁迅先生同意补充进去，于是也就插记进去。鲁迅先生自己看过，改过几个地方。

据冯雪峰回忆，“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发表这讲话的当天，到会的人中就有不重视和抵触的现象”，于是才有此戏剧性的变化，不但追记，还插进了“在大会上未讲过，但平日与我谈话时说过”的。至于记录者“王黎民”，子虚乌有，那是冯雪峰随便编的名字。考虑到当年冯雪峰与鲁迅的密切关系，加上此文刊出与入集都在鲁迅生前，这个半虚半实的“演说记录稿”，是可以认作鲁迅本人著述的。

比起章太炎为《教育今语杂志》撰写“拟演讲稿”、鲁迅让冯雪峰追记其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更具戏剧性的是蒋介石的“庐山谈话”。蒋介石本人并不擅长演说，但此文是例外。在所有蒋介石演说中，此文最为精彩，也最重要。所谓“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一说，很快成为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抗战名言，日后在各种书籍及银幕（荧屏）中出现。

1937年12月上海的生活书店刊行“救亡文丛”，第一批共五种；《抗战到底》收录蒋介石十一则演说或答问，另有附录七文。此书开篇就是《卢沟桥事件的意义——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在庐山谈话会讲》（第1−7页）。将其与《中央日报》初刊本校勘，个别地方略有出入，但可忽略不计。1956年台北的正中书局等刊行《“蒋总统”言论汇编》共24册，其中卷八至卷二十为演讲，占了一半以上篇幅。卷十三第1至4页为《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注明“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出席庐山第二次共同谈话会讲”，省去开篇的“各位先生”，中间词句、段落及标点略有变更，但同样无大碍。反而是常被提及的《中央日报》刊《最后关头》，标题不对，只因文中多次出现“最后关头”，故时人有此记忆。

此文最初刊《中央日报》1937年7月20日第一张第三版，题为《蒋在庐山谈话会席上阐明政府外交立场》，二级标题《卢事能否结束是最后关头境界希望和平解决但固守我方立场》，以通讯的形式发出，而非头版头条的严正声明。开篇“中央社牯岭十九日电蒋委员长十七日在庐山谈话会第二次谈话时，对卢沟桥事件有所报告，兹记其演词全文如下”云云，下面才是正式的“拟演讲稿”。“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接着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最后表明政府的严正立场及抗战决心：

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即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达于社会，俾咸能明瞭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此文当初影响极大，后世流传甚广，但并非真正在“在庐山谈话会席上”演说，而是诸多谋士为蒋介石代拟的公告。

庐山谈话会是真的，谈话也是有的，但并非此文告。国民政府为共商抗日大计，于1937年7月15−20日在江西庐山召集各党各派代表、社会名流、知名教授158人举行谈话会。17日，谈话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外交问题，蒋介石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出席并对卢沟桥事变发表重要谈话。一般认为，《中央日报》发表的应该就是此讲稿或实录，其实不对。《中央日报》授权发表的这一“阐明政府外交立场”的谈话，原本为“告国民书”。此文稿最初由蒋介石文胆陈布雷起草，不合适，再由《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波代为起草，然后经陈布雷、周佛海、汪精卫、张群等参与意见，最后由陈布雷斟酌定稿。

将最初设想的“宣言稿”或“告国民书”，改为“谈话式”，目的是降低调门，保留回旋余地——虽然此时实际上已退无可退。应该说，此“拟演说稿”表明了捍卫国家主权和抵抗侵略的严正立场，立场坚定，文采斐然，真正影响了历史进程。

文稿虽系秘书代拟，但主公意志还是起决定作用的。查蒋介石1937年7月8日至19日日记，从最初谋划既“积极运兵，北进备战”，又“非至万不得已，不宜宣战”；到开始“拟宣言稿”，后又决定“改告国民书为谈话式”，斟酌再三的是：“告国民书发表后之影响，是否因此引起战争？”终于“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可最后关头，蒋介石还是基于战略上的考虑，改为以“庐山谈话”名义发表。不是“文告”而是“谈话”，口吻及语调都得重新调整，既要义正词严，表达“一意应战，不再作回旋之想矣”，但又保留一定的弹性，不过分刺激国际舆论。须知中日两国打了那么多年仗，迟至1941年12月9日，也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才正式发布文告，向日、德、意宣战。

作为“演说之变奏”，上述三个“拟演说”，章太炎是个人选择，鲁迅背后有共产党在建议或指挥，蒋介石则代表整个国家机器。政治家发表演说或文章，更多的基于政治立场及策略选择，在整个酝酿及生产过程中，文体不是主要考虑因素。但在日后漫长的传播途中，此演说或文章之得失成败，表达是否得体、语言有无魅力，还是起很大作用的。在这个意义上，那个蕴藏在政治家身后的庞大的幕僚/秘书班子，其政治智慧、文体感觉以及运作方式，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学界的充分关注。

四、演说之危险

留日学生袁泽民编有学习演说的入门书《演说》，区区98页，简明扼要，流传甚广，商务印书馆1917年2月初版，至1928年1月印行了第十一版。此书《自序》是这样描述演说的功用：

上可以应援政府，指导政府，监督政府；下可以警醒社会，开通社会，改良社会。小可以结合志意之团体，大可以造就世界之舆论，利益之处，不可胜言。

如此立论，未免过于理想化了。借演说“开通社会”没问题，用演说“监督政府”可就不好说了，自身有无勇气，对方是否雅量，决定了此等涉及政治的“演说”所能达到的极限。

同样是演说，官员训话理直气壮，学者讲学一般也不会有问题，至于脱离政府控制的群众集会（尤其是干政），则很容易被查禁。大家都承认五四运动为“我通俗演讲史上之一大变革”，可那种“群起举行露天演讲，唤起民众”，其实不被执政者接纳，这决定了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加强了对于演说的引导与掌控。全面抗战开始，需广泛动员民众，“说话的禁忌”方才逐渐被打破。1946年孙起孟出版《演讲初步》，谈及“抗战带来了说话的解放，而说话的解放对于抗战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有这么一段：

我们只要想一想茶馆酒楼里贴着“莫谈国事”条子的时候是怎样一番光景，现在乡村角落里都有时事演讲或是宣传队的足迹时，又是怎样一番光景，便可恍然了。

总的来说，20世纪中国，言论自由并未真正落实，除了若干特殊时期，脱离政府控制的大规模群众集会及政治演说，对当事人来说，是有危险性的。

当朝野激烈对抗时，持反抗立场者，其组织群众集会与发表政治演说，受到严格管控。即便梁启超等视为榜样的日本明治维新，有忧国志士发表演说，做狮子吼状的壮举，也就有警察解散集会，引起听众骚动的尴尬。这点中外皆然，差异仅在于镇压手段及惨烈程度。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的李大钊，1916年回国，加盟《甲寅》，主编《晨钟》，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当年在《晨钟》报上发表《政谭演说会之必要》，阐述政治演说的魅力与危险：

入日本政治演说之场，犹恍闻“板垣虽死自由不死”之声；登美国政治演说之堂，犹恍见前总统罗斯福氏之血。盖于稠人广众之中，公布其主张，以求舆论之同情，乃政治家之天经地义，虽刀锯在前，鼎镬在后，有所不顾。

日本明治维新的功臣之一板垣退助（1837−1919），以自由民权运动主导者著称，1882年在岐阜演说时遭人刺杀，曾大喊“板垣虽死，自由不灭”。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先因总统被刺而继位，后于下次大选中获胜连任，是首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人，且撰有若干史学著作，此君1912年10月24日在威斯康星州的一次促选活动中被刺，拒绝马上入院治疗，而是坚持完成了90分钟的演说。这两位政治家均在演说时遇刺，好在都大难不死。李大钊以此为例，说明政治家在大庭广众中宣讲自家的政治主张，就得有“虽刀锯在前，鼎镬在后，有所不顾”的精神。

李大钊1918年接替章士钊出任北大图书馆馆长，从此有了更为开阔的舞台。1920年3月31日在京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此举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重要作用。作为北大教授，李大钊虽然也在上海、武汉等地学校演说，但主要活动还是在北京：“根据现有的不完全的资料，李大钊在1920−1925年不到5年时间里，先后在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史学系、经济系，以及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朝阴［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开设了‘社会主义史’‘社会立法’‘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和‘现代普选运动’‘各国的妇女参政运动’‘工人的国际运动’‘印度问题’‘人种问题’‘社会学’‘关于图书馆的研究’等讲座或讲演。”与自然科学家或人文学者不同，政治学教授的演说，不仅是在介绍相关学科知识，更可能借以表达自家政治立场。五四运动前后活跃在北京学界与政界的李大钊，你很难说他的演说是在论学还是在议政。因为，据研究者统计：“1917年至1926年，李大钊在各地至少发表了45次演讲，其中约有40次是直接或间接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著名演讲有《庶民的胜利》《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史学与哲学》《社会主义释疑》等。”

相信“专制政治尚秘密，立宪政治尚公开”“文明国之政争，皆在演说台上”的李大钊，借助大量演说，公开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但现代中国的严酷事实是，演说台上决不了胜负的政争，可以用子弹或绞架轻而易举地解决。1927年４月６日，李大钊等80余人在苏联驻京大使馆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相关背景颇为复杂），22天后李大钊被绞杀，时年38岁。新中国成立前，李大钊的部分著作曾由其亲属编集，请鲁迅作序，可惜没能正式刊印；一直到1959年，才由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李大钊选集》。

李大钊本人擅长演说，读1917年4月8日《甲寅》日刊所载守常《讲演会之必要》，当能明白其对于“演说”的技术及文化是深有体会的。但因文集乃后人所编，收录的这么多演说稿，哪些更符合本人意愿，或者说哪些记录稿更能传达作者心声，本人并没分辨，只能读者自己体会。比如1922年2月19日下午一时，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了第一次公开讲演会，李大钊作《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专题报告，现有两种记录本存世，各引开头一段，可看出记录风格的差异：

今天是马克思学说研究的第一次公开讲演，兄弟得乘这个机会来把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大概讲讲，实在非常荣幸。马克思的学说很深奥，我固然不能说了解他，我并且不敢说对于他有什么研究，不过乘这个机会，同各位谈谈。

马克思的学说是很渊深宏博的。很难在短时间内讲完，现在只介绍一点他的经济学说的大概。

前者题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署李大钊讲、黄绍谷记，刊1922年2月21−23日《晨报》；后者题为《马克思经济学说》，署李守常讲稿、陈仲瑜记录，刊1922年2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虽说同样用白话记录，粗细明显有别，前者更能保存演讲者的语气。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李大钊文集》第四卷收录前者，而将后者作为附录，我以为是合适的。

对于民国初年的政治局势来说，1913年3月20日，年仅31岁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两天后不治身亡，绝对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位曾就读日本法政大学的职业革命家，除了坚定的政治立场、丰厚的理论修养，再就是辩才无碍。这点，无论同道章太炎、蔡元培，还是论敌梁启超，都一致认可。在民初波诡云谲的政坛上，宋教仁积极主张责任内阁制，既符合其所在政党（中国国民党）以及个人（实际上的党首）利益，也与其长期的求学经历若合符节——留学日本时，宋教仁曾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的议会政治和国家制度，陆续翻译了《俄国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德国官制》《普通士官制》等。若真能实行责任内阁制，国民党通过选举来获取政权（不管有多大把握），或限制大总统的权力，走上民主宪政而不是武装夺权的道路，那是理想的设计。

在这个意义上，宋教仁英年被刺，绝对是中国近代政治史上的一大悲剧。至于宋教仁到底为何被刺，幕后黑手是谁（虽然刺客被抓），历来众说纷纭，百年来不断有学者持之以恒地探究。谈政治本来就有危险，更何况涉及国家最高权力，任何利益相关方，都可能使出非常手段。从被刺前半年的活动轨迹看，宋教仁显然忽略了现实政治的复杂性，没做任何自我防范的准备，仍以各种“演说”为主要手段。殊不知演说再有力，也只能说服同道或一般民众，对于你死我活的政敌来说，还是暗杀更为直截了当。

1913年1月8日，宋教仁发表《国民党湘支部欢迎会演说词》，称：“为今之计，须亟组织完善政府，欲政府完善，须有政党内阁。今国民党即处此位置，选举事若得势力，自然成一国民党政府。”同年2月1日《国民党鄂支部欢迎会演说词》又有：“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在国会里头，占得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所以我们此时要致力于选举运动。”3月9日之《国民党宁支部欢迎会演说辞》：“总统当为不负责任，由国务院负责，内阁制之精神，实为共和国之良好制也。”所有论述都假定中国是走在民主建国的大道上，国民党可以且应该通过议会选举，获得真正的执政权。

初刊1913年2月20、21日《民立报》的《宋钝初先生演说辞》，乃宋教仁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上发表的演说辞，时间为1913年2月19日，距离遇刺仅一个月。此文收入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时改题《国民党沪交通部欢迎会演说辞》，除了言辞激烈地批评政府之外交与财政，再就是再次强调“欲建设良好政府，则舍政党内阁莫属”。在宋教仁是按规矩出牌，既然想走议会政治道路，发表政见与抨击现任政府，以争取民众支持，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可人家不这么看，“近日以来，造谣生事，捏词污人，使民心惶惑，国事败坏，实为不鲜（如谓黄、宋运动黎元洪为正式总统，赣、皖、闽、粤联络独立等之谣皆是），故吾人对此，不能不一为疏辨，以听世人判断焉”，于是有了此初刊1913年3月15日《民立报》的《答匿名氏驳词》（署名教仁）。此文发表后五天，宋教仁被刺身亡。显然这不是简单的政见之争，或对政府的批评是否妥当，而是文中提及的谣言“世人污吾运动总理”，才引来了杀身之祸。

若真像上述李大钊《政谭演说会之必要》所言，“文明国之政争，皆在演说台上”，那袁世凯肯定不及宋教仁，张作霖也不是李大钊的对手；但在讲究实力而不是道义的现代中国，宋、李两位作为国共两党杰出的领袖，能赢得国会（议院）或民众的掌声，却没能逃得过被暗杀/绞杀的命运。

作为运筹帷幄、呼风唤雨的政治家，宋教仁、李大钊两位参与很多实际的政治活动，其功绩远不只是活跃在群众集会上。而著名诗人、学者闻一多则不一样，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家，而只是反对独裁、参与民主运动的读书人，其倒在敌人枪口下，更足证“演说”的魅力与危险。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云南大学为三天前被暗杀的李公朴举行的追悼会上即席演讲，痛斥当局的卑劣行径。当天下午，闻一多也被暗杀——此事对于民心向背起决定性作用，也是此后民主运动蓬勃兴起的重要契机，故历来备受史家关注。我曾从“演说家”的角度谈论闻一多，更多将大学校园的演说训练与现实政治的利益碰撞相勾连，辨析那篇进入中学语文课本的《最后一次的讲演》，是如何将政治立场、诗人气质、修辞手法统合到“演说”中来的。

五、演说之诗性

不管是主张以演说“补助作文训练上的缺憾”，还是以“出口成章”为荣，抑或提倡“有声的文学”，要说最早表彰演说的文学性，还得追溯到1929年6月朱自清初刊于《小说月报》第20卷6号的《说话》。在朱自清看来，“说话”种类繁多，如演说、讲解、说书、会议、谈判乃至法庭受审等，而与白话文运动关系极为密切的“演说”，最有可能承继五四文学革命带来的那些“活泼的、精细的表现”。这一假设，使得朱自清谈论“演说”时底气十足：说话不如作文谨严，“但那些行云流水般的自然，却绝非一般文章所及”。

现代中国文学史上，闻、朱常常并称，但若提及演说，则完全不在一个档次——朱自清对老朋友闻一多佩服得五体投地。1942年11月6日，闻一多在西南联大讲“伏羲的传说”；讲这样的题目也能吸引那么多听众，这才叫本事。在当天的日记中，朱自清感叹不已：“晚间听一多演讲，妙极。非常羡慕他，听众冒雨而来，挤满教室。”晚年的闻一多，被朋友们看作“少有的天才的宣传鼓动家”，“万千群众随他的欢呼而欢呼，随他的愤怒而愤怒”。而有闻一多出席的场合，“他的演讲是异常得到青年人拥戴，每次演讲，听众总是五六千至二三万人，演讲时总是掌声不绝”。除了政治激情，闻一多还有很好的演说技巧，就像友人吴晗描述的：“一登台便作狮子吼，配上他那飘拂的长髯，炯炯的眼神，不消几句话，就把气氛转变，群众情绪提高到极度，每一句话都打进人的心坎里去。”而这种兼及学识与激情、从容镇定、挥洒自由的演说风格，与其就读清华园十年所受演说训练有紧密关系。另外，“他具有诗人的表现情感与思想的适当美丽辞句，革命家的热情，演说家所需要的宏亮的好嗓子”，这些也是其演说成功的重要因素。

诗人的姿态、激情与语言能力，对“演说”会有不小的帮助，这点很容易被意识到。反过来，我想谈的是，某些成功的演说家——比如陶行知，其演说同样蕴含着诗情。而且，闻、陶二君杰出的演说能力，都与其大学阶段所受训练密切相关。陶行知1911年在金陵大学念书时组织爱国演说会，第二年又在演说会中增加汉语演说，而不仅仅是学习英语。1913年，海外友好人士艾迪到校演讲《中华民国之将来》，金大师生热烈鼓掌22次，想必担任翻译的陶行知被深深打动；同年，金大学生举行“中国能否建立民国”的演说辩论，陶行知勇夺冠军。留学归来，1919年10月，作为南京高师教务长的陶行知又联合政法专门学校教务长王伯秋、金陵大学教务主任刘伯明等，发起组织南京学术演讲会。因此，这位“从就读于金陵大学期间参加演讲比赛开始，直到临终前，几乎演讲了三十多年”的教育家，即便说不上“开创一代文艺新风”，“他的演讲稿均是很好的散文，观点鲜明，思想深邃，逻辑严密，声情并茂，富有极强的感染力、说服力和鼓动性”，这点确实值得教育史家和文学史家关注。

作为现代中国最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的理想性毋庸置疑；我关注的是其演说的激情与诗意。不妨以1927年3月15日陶行知《在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为例：

本校特异于平常的学校有两点：一无校舍，二无教员。大凡一个学校创立，总要有房屋才能开课。我们在这空旷的山麓行开学礼，实在是罕见的。要知道我们的校舍上面盖的是青天，下面踏的是大地，我们的精神一样的要充溢于天地间。所造的草屋，不过避风躲雨之所。本校只有指导员而无教师，我们相信没有专能教的老师，只有比较经验稍深或学识稍好的指导者。所以农夫、村妇、渔人、樵夫，都可做我们的指导员。因为我们很有不及他们之处。我们认清了这两点，才能在广漠的乡村教育的路上前进。

可这并非完整文章，原出自杨效春著《晓庄一岁》（上海儿童书局，1935年4月），乃演讲记录（记录者李楚材），题目为编者所拟。此前各报章登载的“南京试验乡村师范”的招生广告，以及1927年4月3日《申报》上的开学报道，大概意思差不多，但不及此这段文字简洁且完整，故收入《陶行知全集》也未尝不可。

但真正的演讲状态不是如此，比这还要精彩很多，因为陶行知是个特别注重演说的教育家。创办此试验乡村师范，竟然是如此招生考试：3月11日上午八点到十点考国文，十点至十一点常识测验，十一点至十二点智慧测验，这些都很正常；有趣的是下午一点半考“演说及辩论”，还有第二天上午的“垦荒及施肥”，下午的修路。招学生特别注重语言表达能力，这在陶行知并非一时兴起心血来潮；据此前南京高师任教时的学生章柳泉追忆：“我投考南京高师时，除笔试外，还经过一次五分钟的演说口试，题目是‘五四运动’。陶老师就坐在台下亲听考生的演说，作为录取的一种成绩。”章说得没错，在历来只重文字取士的国家，这“确是一个创举”。

理解陶行知这一创建新式学校的努力，最好兼及他此前两篇重要演讲，1927年1月3日在上海青年会的演讲，题为《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此文在描绘“乡村教育改造”伟大宏图的同时，着重介绍自家即将开办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包括校舍怎么办，教师哪里来，以及考试的方式等，可见开学典礼上演说的影子——“该校各科教师都称为指导员，不称为教员，他们指导学生教学做，他们与学生共教，共学，共生活”；“我们准备了田园二百亩供师生耕种，荒山十里供师生造林，以最少数经费供学生自造茅草屋居住”。此文初刊时有编者附言：“陶行知先生这篇演词，是于一月三日应徽社所请，在青年会演讲约一时半之久，态度恳挚，听者无不动容，足见其感人之深。这篇笔记，经陶氏校阅并改正多处，应在这里附志谢忱。”为何需这么郑重其事地强调“经陶氏校阅并改正多处”，那是因为此前的演讲记录稿《活的教育》刊出时多有差错，“有漏了几句的，也有说反了的”。1922年1月23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刊出陶给《学灯》记者的一封信：“他们记得很详细，有好几处确能传达我的精神。但因各地言语不同，所以记得也不十分正确。……报章重在传达真相，知行提议以后对于投来的演讲稿，如能办到，最好先寄与演讲人看过再登，当可减少错误。”

喜欢演说，但刊发慎重，因工作紧张而拖延修订讲稿，以致单从报刊书籍看不出陶行知演说的影响力。陶的不少演说，是去世后才被整理成文的，如1942年7月20日在重庆北碚的育才学校三周年纪念晚会上做题为《每天四问》的演说，老战友方与严在座，第二天把它默写下来，送陶校长改正。可“他一直忙着，搁置了四年还没动笔修改”，陶去世后，方整理此文并予以刊出，“将以此来纪念育才学校八周年的成长”。

这是一个主要以“演说”而不是“作文”为表达方式的现代教育家。喜欢且擅长演说的陶行知，指导自己的学生：“好的演说，一要‘有话说’，即要有内容，言之有物；二要‘说得好’，即要掌握表达艺术，既有条理，又有血有肉，生动易懂。”据说，正因此，凡他教过的学生，大都“掌握表达艺术”，能说会道。

选择口说为主要表达方式，陶行知是认真考虑过的。1946年6月14日，陶行知向日后出任新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的柳湜表白：“我一生只想多做些事，现在要做的事又太多了。我不仅没有时间写一本书，就是连短文章也没有时间多写。所以除演讲外，就做诗。说话不要准备，做诗则更经济。”不追求藏之名山传之久远，而是尽可能多做事，若这么考量，演说确实比著作迅捷、明快。陶行知一辈子最主要的著作，莫过于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年4月初版的《中国教育改造》，可那也不是专著，而是诸多演说及文章的结集。这位名扬四海的大教育家，以广场演说而不是书斋著述为传道授业解惑的主要手段。

追求时间上的“经济”，演说之外，陶行知还喜欢写诗。这位演说天才，一生写了780多首诗，确实值得重视；但从艺术性角度去分析，又显然不得要领。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艺术，而是战斗的武器。在陶行知看来，人生就是战斗，即便“屡败而屡战，心灵里都会起一种不能自已而有节奏的跳动”：“这种不能自已而有节奏的跳动，用语言文字流露出来的，或是歌，或是诗，或是文，都是文学。”文学不该只是吟风弄月，更不要说无病呻吟；文学是战斗，是生命的律动。“有人说我是诗人，/我可不懂。/唱破了喉咙，/无非是打仗的号筒，/只叫斗士向前冲。”连这几句自我辩护的诗句，也都是大白话。陶行知所撰儿童诗或大众诗，包括《知行诗歌集》（上海儿童书局，1933）、《知行诗歌续集》（上海儿童书局，1935）、《知行诗歌别集》（上海儿童书局，1935）、《知行诗歌三集》（上海儿童书局，1936），都是此类风格。

在现代中国诗歌史上，陶行知这种浅白明了、朗朗上口的儿童诗或大众诗，可以说毫无地位；好在作者志不在此，除了贯彻自家教育理念，再就是关注白话文的改造。在上世纪30年代大众化运动中，陶行知撰写《怎样写大众文》（1935），称白话文失败之处在于没有照大众说话的口气写，而仍然停留在用眼睛看的阶段。“我们的眼睛看惯了古文、白话文，容易引我们走错路。比较起来，还是耳朵靠得住。我们的耳朵是和大众接近些。所以写大众文的一个好方法，是请我们的耳朵出来指导我们。凡是耳朵听得懂、高兴听的，才把它写下来。”此文原载1935年11月16日《生活教育》第2卷18期，同期还有《再谈怎样写大众文》，同样强调耳朵的重要性：“我们的耳朵虽是顶方便的先生，但不是顶靠得住的先生。因为我们听得懂的文章，大众有时听不懂。所以顶靠得住的先生是大众的耳朵。工人、农人、车夫、老妈子、小孩子的耳朵都靠得住。”这里除上层与下层、精英与大众的阶级论述外，还牵涉眼睛与耳朵的分工。注重耳朵或口头表达，不一定直接对应大众文化，这与朱自清主张“说话”、叶圣陶表彰“写话”，都是同一个意思，那就是改造中国的文章趣味。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病逝于上海，半个月后，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秘书胡乔木的纪念文章，称“陶先生的死是叫我们一下子损失了三个有独创性的伟人——一个政治家、一个教育家和一个文学家”。前两者好说，很容易被认同，至于说“文学家”，那是因为“陶先生还是现代中国真正能为群众所接受的诗人和散文家之一”。没必要咬文嚼字，追问陶行知这位“诗人”的文学成就，我更看重且愿意极力表彰的，是其演说中蕴涵的政治激情、民众立场、行动能力、理性主义的教育观念，以及诉诸听觉的文章趣味。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种声音的美学，演说与歌谣、广播、文明戏、秧歌剧、古文诵读、学堂乐歌以及朗诵诗运动等一样，都可以具有某种“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