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说起“千里江山图”这个辉煌壮阔的名字，你会想到什么？是宋代画家王希孟创作的传世名画，还是惊艳的春晚节目——舞蹈诗剧《只此青绿》？

而在作家孙甘露新推出的小说《千里江山图》里，它是一次秘密转移行动的代号，是一段鲜为人知而又惊心动魄的真实历史故事。

上世纪30年代，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总部遭到严重破坏，时任中央局做出了一项绝密的重大决策：即“安全地将中央有关领导从上海撤离，转移到瑞金，转移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除了领导人，其他人员、机关、文件、电台、经费都要做好相应的安排”，为此需要重建一条绝密交通线，并组织了若干特别行动小组负责打通从上海经香港、汕头至苏区瑞金大约三千多公里的通道，这次行动被命名为“千里江山图计划”。小说以此为题材创作而成。

如何讲好红色故事？主题性创作怎样创新？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作协副主席、作者孙甘露，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李伟长近日接受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节目的专访，分享他们对当代文学创作的体会和感悟。

作家 孙甘露

以史料和生活为笔，描绘一座城市的“千里江山”

孙甘露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将对上海的深厚情感注入到《千里江山图》的创作过程中。

他先后查阅了大量的文献和当时的地图、报纸等历史材料，力求复刻那个年代上海的社会环境、街道建筑、饮食风俗和文化娱乐，描绘出一幅上海的“千里江山图”。小说中的一条马路、一件大衣、一出戏、一部交响曲、一道菜抑或是穿街走巷的脱身路线，都是他结合历史和现实而设计的，令人读来有身临其境的沉浸之感。

孙甘露说，这些真实的细节还原，得益于长期在上海居住、生活的体验和观察。“道路的宽度，城市的尺度，建筑的比例关系，在每一个季节、早上中午晚上的光线，梅雨季节的湿度，夏天刮东南风、下雨……它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非常熟悉的。”

为把故事讲好，他还将亲身经历融入小说人物和场景的设定中，在历史与当下、真实与虚构之间建构起千丝万缕的微妙联系。“小说里边写到在澄衷中学读书，实际上澄衷中学就是我的母校，我在那读了四年。放学了，路过下海庙，从提篮桥监狱的外墙一直往前走，走到后来的犹太人居住区，然后转过霍山公园，再走到现在的榆林路、临潼路回家……”

尽管对上海的每一个角落都很熟悉，具体到小说的写作，孙甘露还是强调创作让他重新认识了上海。“这是一个非常新鲜、有趣的体验，让我重新去看待这个城市，去想象感受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城市生活。”

“一百个人写上海，会有一百个上海、一百个不同的侧面。”孙甘露把写上海比作写一位爱人，“它有一个所有人都知道的名字，但还有一个名字，只有你才会这么称呼它。写作就是找到这个特殊的名字。”

作家孙甘露新推出的小说《千里江山图》

在时空缠绕的叙事中，展开生动的历史画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李伟长是《千里江山图》的编辑。谈到主题性创作，李伟长说，作为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孙甘露擅长驾驭充满诗性、实验性的叙事语言，在文坛独树一帜。“孙甘露一直在探索一个事情，就是如何把一个故事讲得别致、讲出创新来。”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中的叙事错综复杂，常常多线并进，人物关系也是盘根错节。这展现了孙甘露对当代小说叙事走向的一种思考和试验。

小说有一节写到，青年革命者们需要反复回忆、讲述自己从菜场撤退的经过。由于每位讲述者都要从头说起，于是时间多次重启，人物的真实身份、事情的真相在一段段碎片化的讲述中逐渐浮现。“而且，人物之间的关系不是在线性时间里建构起来的，而是跨越漫长的时间形成呼应。”

李伟长认为新出版的这部小说充满了巨大的空间感，“这里面的时空缠绕非常有趣，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阅读和思维的乐趣。”“就像一幅图画一样慢慢打开，等它打开到最后，你再一看这所有的故事情节，就会发现小说从头到尾形成了严格意义上的呼应。几组人物关系出现、褪去、再出现，呈现出来一种画面感。”

小说是基于真实生活的虚构

如何在小说中讲历史，处理好真实与虚构的关系，是每位作家在创作红色题材小说时都要回答的问题。孙甘露表示：“小说是虚构的，但它是从生活中来的，不是捏造的。”

在小说最后的附录中，孙甘露用“小说+演绎”的方式虚构了一封没有署名的信和一份烈士名录，完成了一群满怀热血和理想主义的革命青年的青春绝唱。李伟长回忆说，作家马伯庸评价这两则材料“就像是女娲的最后一口气，让整个小说的人物忽然一下有了生气”。

孙甘露坦言，这两则材料，以及小说中出现的新闻、广告、信件等文字材料，都是他模拟当时的文体虚构出来的，“但它不是完全拘泥于当时真实的文体，而是经过了一些改造的，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一种‘从今天看当时’的历史感。”

孙甘露强调，写作前就是要做大量的调研，掌握足够多的材料，然后写作时进行遴选、甄别。“怎么样把你需要的东西从你的生活经验中打捞出来？这些铺展在上海天空下的材料，你怎么把它从中挑选出来，通过文学化的方式呈现到作品中？”孙甘露说，“你所经历过的事、你的方言、你跟一地的关系，都是重要的指标。”

他认为，作者笔下的事件、人物、感情，和个人的经历不会离得太远，“把个人的体验投射到人物身上，能赋予人物生命，让小说有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

用新语言写新生活，是作家的时代责任

谈到语言风格，孙甘露表示，受到了新文学运动以来翻译文学、白话文运动的影响。“一个大的背景是，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像鲁迅、茅盾、巴金这一代作家，他们在那个年代就已经开始尝试着用一种新的语言文字来写作，贴近现代人的生活。”他解释道。

在孙甘露看来，语言是一种既日常又活跃的力量，是不断变化着的。“现在的人用新的语言来写新的生活，一代又一代的作家百十来年一直在做这样的努力，试图使今天中国的书面语言有一种新的发展，更贴合今天中国人的生活感受、思想及日常表达。”孙甘露说，“对我个人来讲，也是一种写作上的自觉，试图汇入这个努力当中。”

李伟长认为，孙甘露的写作为当代汉语写作作出了贡献。“他语言的纯粹性和准确性，让现代汉语呈现出很多魅力。”“孙甘露以前不是不讲故事，他只是痴迷于如何把故事讲得别致，甚至有点‘反故事’。现在他回到了故事本身，专注于把这个故事变得有魅力、有情感、有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