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谍报

《千里江山图》是一本我们从上个世纪等到这个世纪的书。这本书的发生，就像谍战。饭桌上第一次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孙甘露允许了我们对小说作出山河驰骋。吃着红烧肉，大家想象这个小说应该是青一章，绿一篇，既分离又交互，就像孙甘露过往的缠绵：既是此地，又是他乡；是少年，也是秦娥。

后来在一次活动中，孙甘露透露，《千里江山图》的发生和画家徐累、孙良有关。受徐孙两位影响，他自己也很喜欢去博物馆看各种展览，大家碰面，也会经常聊到画，因此有了关于王希孟的想象。

几年后，媒体描述，这部小说关乎《千里江山图》，也关乎一个男人。大意是，在错失一生中最珍贵的感情之后，男人重新认识女人、家庭、国族之于一个中国人的意义。

时间哗啦，每个人都对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有了自己的想象。朋友聚会，看到孙老师，都会问，《千里江山图》快了吧。孙老师总是笑笑。反正呢，在上海，提到《千里江山图》，直接关联人不再是王希孟，是孙甘露。

然后，2021年，在上海文艺社的重点书出版介绍中，《千里江山图》的介绍画风突变，大致如下：此书以细腻的日常描绘反衬斗争的惊心动魄，以知识分子的从容献身反映信仰的强大感召，以精致舒朗的故事书写历史的宏阔辽远，以更文学的方式探索主题叙事的多种可能，创造了重要小说家书写重大题材的全新范式，将主题叙事提升到一个全新的艺术高度，从而用更文学的方式，在更深层面上展现历史进程的惊心动魄、慷慨悲壮，凸显革命激流中绽放的青春之花和用初心垒起的精神丰碑。

乍一看到，我有点懵。《千里江山图》，不是应该关乎青绿巫山，春风十里吗？用孙甘露自己的修辞，不应该是，用比缓慢更缓慢的流水，给嗷嗷待哺的读者一种款款而至的慰安吗？怎么突然变成1933年中共地下组织的千里江山图行动了呢？

本事

最初的“千里江山图”，其实留在最终的《千里江山图》里。

来看小说双男主。陈千里和易君年第一次接头，陈千里被中共派到上海重启“千里江山图计划”，易君年出场身份也是中共地下党员，掩护身份是字画铺老板。刚认识，易君年就给陈千里讲了一个故事。

上海有个大藏家金先生，想要一幅仇英。终于有一天，有人要带一幅仇英上门。金先生约了行家一起鉴赏。没成想，行家一番观摩，结论是：假画。金先生只好送客。但金先生觉得事有蹊跷，让下人跟着出去。下人回来报告，说行家在门外街上拦住那人死活买下了仇英。金先生大怒，扔话给行家，要么……要么……

陈千里听完故事，说，画是假的。易君年扔掉烟蒂，说，是的，行家自己画的。

两人就这样接上了头。

这个故事是小说的核。既确立了陈千里和易君年的无间道关系，也建立了“千里江山图计划”的走向。不过，这个事情发生在小说开始不久，读者还是懵懂的，以为就是孙甘露挪用的一则《笑林广记》，要等全书终结，才能理解这个故事是隐喻。我不能剧透了。

所有牛逼的小说都是这样的吧。草蛇灰线，伏笔千里。就像奥斯丁要在《傲慢与偏见》的开头，直接宣布故事的主题和结局：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

千里

陈千里出场的时候，就像个有钱的单身汉。他第一天出现在小说里的时候，穿镶毛皮领子的厚呢大衣，加上面庞清秀，样子好得就像年轻时候的孙甘露自己。

理论上说，先锋时代的孙甘露，虽然很少在他的小说中描写人物外貌，但永远，从他小说的第一句开始，“如果，谁在此刻推开我的门，就能看到我的窗户打开着。我趴在窗前。此刻，我为晚霞所勾勒的剪影是不能以幽默的态度对待的”（《访问梦境》），读者就准备好了邂逅阡陌公子。而这些梦中男人，他们的姿态，始终是轻风般的隐语者、遁世者（《信使之函》）。这些或者无名或者有着“时令鲜花”名字的男人（《仿佛》），构成了先锋小说最大的岛屿，孙甘露也藉此为中国发明了一门“夜晚的语言”。他的主人公，在梦里翻山越岭，在现实中，却一步都不曾移动，始终是“从窗口眺望风景”的形象（《我是少年酒坛子》）。

所以，孙甘露的时态是太虚，语词关系细若游丝，所有主人公，也逐渐从“嗜梦者演变成了梦中人”（《请女人猜谜》），他们在“草席似水，瓦罐如冰”的故事里，用令人遐想的语调，“给人惊讶不已的愉悦之感”。这些翩翩少年，这些渔色英雄，他们“顺流而下”（《我是少年酒坛子》），成为二十世纪当代小说中的最魅一族。他们背对读者，我们也满足于只看到他们的背面。总之，梦境是孙甘露小说的主要场景，背面，是人物的主要姿态。

然后，世纪转换，这个男人转过身来。

这个男人，不仅有真名实姓，有确凿身世，有组织关系，有兄弟女友，还有了一个世纪的履历。这个男人，干的每一件事情都及物，都掷地有声，都进入历史。

他叫陈千里。千里江山图的千里。

江山

千里江山图，是著名宋画，是陈千里的接头密码，是中共地下组织上海行动小组的任务代号，也是这部小说的麦格芬（MacGuffin）。

麦格芬是悬谍大师希区柯克的主要语法。在希区柯克几乎所有的电影中，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麦格芬。从他早期的《房东》《指环》《敲诈》，一路经过《美人计》《迷魂记》《惊魂记》，到后期的《艳贼》《奇案》，希区柯克都使用麦格芬来牵引观众注意力，比如《美人计》中的纳粹铀沙，《西北偏北》里的微缩胶卷，这些装置构成影片的叙事动力，推动主人公一路向前，而观众跟着加里·格兰特一路前行，经历阴谋和爱情，生死和背叛，搞到最后也就没人在意铀沙或胶卷本身，大家都更乐意看加里·格兰特跨山跨海，一边陷入与英格丽·褒曼或爱娃·玛丽·森特的缠绵。

《千里江山图》中的这个“千里江山图”，在功能关系上，也是被这样设置的。小说开头，不同战线上的十一个地下党员，每个人携带几张骨牌，从上海的四面八方出发，进入菜市场附近的一个秘密会议点，等待携带骰子的人给他们布置任务，也就是“千里江山图计划”。十条线索，包括特务和暗藏的叛徒，齐头并进，漂亮得不得了。然后，这个在小说第一节就被特务打断的千里计划，成为叙事麦格芬，一直到小说最后，整个计划都语焉不详。我们看到的是，在内外特务的强力监视下，陈千里率领行动小组，矢志不渝地再次进入计划。和希区柯克不同的是，《千里》中只有江山，没有罗曼司。

本来，革命题材不构成孙甘露的写作履历，但把这个故事写成一幅江山美人图，对于孙老师，轻而易举的事情。奇妙的是，孙甘露立地成佛般扔下了所有过往装备，所有过往的情和爱，他的新男主用截然不同的速度行走江山，逆流而上。这是孙甘露小说史里的新人，忧郁的先锋派小说诗人突然变成了动词的巨人。

动词

第一次在孙甘露的小说中读到这么多动词。

他之前的小说速度非常慢，行动少，动词少。这一次，他把一辈子要用的动词都用上了，而且高速。整个文本，短句短段落短平快，平均十个字一个动词，人物出场，都言简意赅直接动作，比如，“老卫站在上街沿，手里拿着个烟盒，似乎正准备拆开。只见他停下手上的动作，抬头注视前方，好像忽然看到了什么。”无论是我方还是敌特，除了受伤，几乎都没有在小说里休息过。光是“快”这个词，就出现了87次。“撤”，54次。

在孙甘露的写作史上，这样的书写本身，几乎称得上“简陋”，但这种写法，却是文学史上的谜之时刻。或者说，动词高速运转的时刻，都是文学史拐弯时刻。鲁滨逊来到荒岛，用连轴转的系列动作为自己建立了新的生活秩序：

第二天我去了我那所谓的乡村住房，砍下一些小枝条，我发现它们正合乎我想要达到的目标。于是下一次我来的时候准备了一把短柄小斧去砍下大量枝条，我马上就发现，这种枝条这里多的是。我竖起它们在我的环形篱笆里晾晒，等晒干到适合使用时，我便将它们带回，放到山洞里，等下一个季节到来时，我就坐在山洞里使自己尽可能多地编一些篮子，来装土或是搁一些临时需要放的东西。虽然我编得并不漂亮，但却是十分适用的。这之后，我就注意到不让家里没有篮子，旧的用坏了，我又编新的，特别是我还编了一种又结实又深的大筐篮，准备等我收到大量谷物时来放粮食，再不用袋子装了。（笛福·《鲁滨逊漂流记》）

《嘉莉妹妹》中，第一代外来妹和白相人登场时刻，也是动词飞转：

他上百货大楼时，总喜欢靠在柜台上和女店员像老熟人一样聊聊，问些套近乎的问题。如果是在人少的场合，譬如在火车上或者候车室，他追人的速度要放慢一些。如果他发现一个看来可以下手的对象，他就使出浑身的解数来——打招呼问好，带路去客厅车厢，帮助拎手提箱。如果拎不成箱子，那就在她旁边找个位子坐下来，满心希望在到达目的地以前可以向她献献殷勤：拿枕头啦，送书啦，摆脚凳啦，放遮帘啦。他能做的主要就是这一些。如果她到了目的地，他却没有下车帮她照看行李，那是因为照他估计他的追求显然失败了。

文学新人出场，经常是这样的动词词频。我们的文学史也如此，《金瓶梅》开张，金庸开张，都是马不停蹄的连轴动词，开出新节奏。或者，借用莫莱蒂的分析，这种动词汹涌的时刻，“不仅是一个新时期的开端，而且还是这样的一个开端——永远无法克服的结构性矛盾在那里有了可见的形式。”（莫莱蒂·《布尔乔亚》，朱康译）

这种无法克服的结构性矛盾，在大量的革命小说或希区柯克的悬谍电影中，一直是用爱情来奖赏牺牲，用激情的最高形式托举事业伦理，比如《青春之歌》中，给林道静配置卢嘉川和江华。比如，《美人计》中，把加里·格兰特颁发给英格丽·褒曼。

但是，《千里江山图》放弃了爱情。

牺牲

爱情，是孙甘露的主要发明。当代作家中，他也是当之无愧的首席爱情诗人。但是，十八万字的《千里江山图》，没有出现过“爱情”两个字。虽然小说中也有几对青年男女，但孙甘露没有给他们时间谈情说爱。

地下党员出场就集体被捕，特务头子倒也艺高胆大，把他们全部放出来，准备长线钓鱼，如此，一场瓮中捉鳖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博弈展开。地下组织一边要甄别内奸，一边要在特务眼皮底下完成“江山计划”的经费转运和中央领导的千里转运。叶启年领导的特务组织，和陈千里有私怨也有公仇，敌人既不吃素，还很残酷。这是一场信仰之战。

小说中，频率最高的词，是“牺牲”，93次。本质上，这也是一部关于牺牲的小说。各种各样的牺牲不说，其他时间段的牺牲不说，光是为了执行这个“江山图计划”，前赴后继有名有姓的牺牲者就包括中共上海区领导老方，妇女干部凌汶，中央特派员林石，以及1933年4月4日，一起在龙华监狱就义的陈千元、董慧文、李汉、田非、秦传安、梁士超和卫达夫。最后时刻，卫达夫本来是有机会逃离的，但为了确保行动成功，为了把钓饵直接下到敌人嘴边，他微笑着拒绝了生还。

这些人都很年轻，陈千元和董慧文还是一对恋人，没来得及对彼此说一句“我爱你”。他们进入这个特别计划，没有一个人喊过一句口号，没有人说过什么大词，他们把生命交付出去，就像1933年的农历新年降临一样，自然而然。孙甘露如何在文本里建构了这种比爱情更奋勇的激情，比爱情更磅礴的形式？

上海

卢卡契说，每一种形式都是针对生活的根本的不和谐作出的化解。“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是这样的一种形式。整部小说，对这个计划没有特别交代，但是，孙甘露特别牛逼地用一句话提纲了1933年的状况，以及中共地下组织要守护的是什么。

陈千里在卡尔登大戏院等易君年接头。那几天，卡尔登在演歌剧《图兰朵》，海报上有中意两种文字，写着：在图兰朵的家乡，刽子手永远忙碌。这是《图兰朵》开场合唱中的一句，孙甘露写道：“不知制作它的人专门挑出这句是什么用意。”整部小说，有很多这样的互文时刻，尤其发生在易君年出现的场景里。易君年第一次和凌汶见面，在书店里，凌汶拿起一本小说，小说中写：“她知道这部小说，几天前，她在杂志上看到了鲁迅先生对它的介绍。《二月》，她记得这个书名，书里有一位寡妇，丈夫在战斗中牺牲了。”凌汶没看懂小说封面的木刻图案什么意思，旁边的男人，也就是易君年，在边上说：“你没看出来吗？那是一条河，河面上漂浮着树叶、雨水和许多人的面孔。”

上海漂浮着多少刽子手，就奔跑着多少个陈千里。而就在陈千里们紧锣密鼓的奔跑中，江山图真正展开，孙甘露不仅盘活了当年上海的很多场景，更重要的是，得益于他早年的邮递员生涯，上海在小说里纪录片一样展开，所有的机构、地名、事件都实打实可以被历史定格。就连交际花的台词，“徐枕亚你认识吧？他跟我跳过舞的”，都能被考证。

外滩华懋饭店，世界大旅社，四马路菜场，北四川路桥，邮政大楼，南市老城区，法租界公董局，跑马总会，公益坊，顾家宅公园，天津路中汇信托银行，茂昌煤号，工厂酱园，肇嘉浜，小木桥，朱家角镇，淀山湖区，珠沪县道……小说涉及几百处地名，全部能在地图上被标记出来。这些地名集合起来，上海就有了自己的五官四肢，鲁迅、冯雪峰、陈赓去过的水沫书店、辛垦书店，孙中山到过的扆虹园，贴着《海外鹃魂》海报的浙江大戏院，挂着玛琳·黛德丽大头像的大光明大戏院，这是陈千里陈千元董慧文们的上海，他们要守护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守护这个世界里的咸菜、什锦菜、狮子头，他们要跑在特务前面为这个世界遮风挡雨，他们对这个城市的爱，让他们毫不犹豫。如此最后，当他们用肉身写下的上海情书，缓缓呈现的时候，我们热泪盈眶：“我们并不指望在另一个世界重聚，我们挚爱的只有我们曾经所在的地方，即使将来没有人记得我们，这也是我们唯一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地方。”

这是爱的最高形式。超克所有矛盾。缔造重量的最轻逸结构。

轻逸

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里说：我致力于减少沉重感，人的沉重感，天体的沉重感，城市的沉重感。而首先，我致力于减少故事结构和语言的沉重感。

奥维德的《变形记》中，斩妖勇将柏修斯为了不让粗沙损伤美杜莎长满小蛇发卷的头，他用柔软的树叶铺垫地面，上面又加一层水下植物的嫩枝，才把美杜莎的头放下，脸朝下。卡尔维诺认为，柏修斯作为一个英雄所代表的那种轻逸，令人耳目一新。如此，才能发生后面匪夷所思的奇迹：细软的海草稍一触及美杜莎就变成了珊瑚和水仙。

整部《千里江山图》，最令人赞叹的就是这种柏修斯性质的举重若轻。有时是反讽，比如，在逃追捕的生死时速中，崔文泰顺了冷库货梯旁的一爿猪肉挡脸，而这一节的逃亡就结束在这么一句上：“跑到弄底时忽然想到，老方不会以为我趁乱顺走了一爿猪肉吧？”有时是克制，比如陈千里被派到上海来重启“江山图计划”，下线中有一人叫陈千元，兄弟相见，就一句，“爸爸妈妈都好吗？”然后直接进入工作。所有烂小说里的误会，纠结，眼泪，撕扯，都被清空。叶桃虽然有一个特务头子父亲，但没有一刻被家庭伦理裹挟，她和陈千里的爱情，也像那个时代一样明亮，用的是涅克拉索夫：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就这些了，没有其他抒情。就像小说里的每一次牺牲，也都迅速结束，最后，陈千里目送着自己弟弟和战友们驶向敌人，小说一句话结尾：陈千里再次翻身上船，抹去脸上的水，望了一眼船舱，命令船工把渡船转向苏州河方向。

不用再多说一句什么。历史歌咏会自动补足其中热泪。就像很多年以后，当记者说起当年的特务头子叶启年在六十年代的一本香港杂志上，仍然声称是陈千里枪杀了女儿叶桃。陈千里只说了四个字：叶桃清楚。

叶桃清楚。读者清楚。共和国清楚。千里江山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