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孙甘露：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呼吸》，中短篇小说集《我是少年酒坛子》《忆秦娥》，随笔集《我又听到了郊区的声音》《时光硬币的两面》，访谈录《被折叠的时间》等。作品有英语、法语、俄语、日语、韩语等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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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虚：您曾说过，“不管是科技还是写作，表达的都是人”，文学在表现“人”的形式、与“人”的经验世界产生纠葛的时候（即形式实验与现实关怀之间的两难），该如何取舍或平衡？

孙甘露：我忘了在什么语境下讨论的这个问题。我们所有的经验和关怀都来自这个现实世界。但是写作者因受制于自身的经历、记忆、视野和修养而有所取舍，你可能会在少数作者身上获得共鸣，获得对真实性、历史传统、美学趣味乃至风格和方法的认同。作家个人的尝试或者实验，实际上就是他对现实的最深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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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虚：本土化语境下，您以诗化的叙述和超现实主义的故事情节呈现了作品强烈的个人色彩和创新性。在城市记忆里，您认为最值得书写的是什么？

孙甘露：关于城市记忆，就我在上海的生活经验而言，就是历史洪流中普通人的生活。至于所谓超现实主义的故事，可以把它看作是寓言写作。这样所谓诗化的叙述就容易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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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虚：您之前写过诗，因此在语言方面经常表现出惊人的浪漫，比如《访问梦境》中用诗一般的语言虚构了层层递进的梦境。请问您对于诗和小说的语言转换有什么心得吗？

孙甘露：有评论认为，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写作，是把小说当诗来写的。这并不是简单地指语言的诗意、修辞的繁复或者构词方式的别出心裁，而是在小说的叙述和结构上寻找小说语言的可能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奇异的效果，探求意识活动的踪迹和复杂性。它取决于一个人对语言的根本态度，在不同的文类之间无法转换，就像在不同的作者之间无法转换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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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虚：您曾说过：“写作是我知道的最难的事情。”这让我感受到，您文学构思的优美神秘背后是对文字的深切敬畏。作为新一代写作者，想请您谈一下在这个短视频横行的互联网时代，文学的神圣性是否已被消解了许多？

孙甘露：互联网之前的时代，读者通过阅读产生的认识和幻想使彼此之间产生交流。而今天，读者之间的交流减少了，大家似乎都通过作品在与作者交流。信息的丰富性和水准的高度明显改善，但是彼此之间的共鸣共振少了。交流工具变成了膜拜的对象，互联网本身被神圣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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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虚：作为在语言实验上最具先锋性的作家之一，您打破一些固有的汉语规范，让词语重新组合达到“陌生的惊艳”。请问您怎么看待在语言和文本结构上文学创新的必然性？

孙甘露：八十年代是一个活跃、热情、对现实和未来都充满幻想的时代。表现在文学上，就是在各个方面的尝试、突破和实验，观念的，技艺的，传统的，外来的。今天来看，反思的背景和脉络更为清晰。所以，诗化、创新性乃至超现实应该在这个背景下加以读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