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 ，指出了检验文艺作品水平的根本原则，强调了人民不仅是各种文艺作品的“主人公”，也是文艺作品的“鉴赏家”。而在上一届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引用了马克思的经典论断——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并特别指出：“以为人民不懂得文艺，以为大众是‘下里巴人’，以为面向群众创作不上档次，这些观念都是不正确的”。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掷地有声，发人深省，不仅仅是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要求，更是对艺术创作理念、审美规范和创作规律的高度概括和理论升华。

作为新时代文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诗歌（本文诗歌主要指新诗）本身就是根植于读者、面向读者的一种文学样式，是人民群众抒发情怀、交流感情最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学形式。诗歌被称为文学的“轻骑兵”，与新时代昂扬向上、梦想和奋进的精神气质高度契合，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感应时代之变、抒发时代之情。诗歌行走在新时代的潮头，要成为最受广大读者欢迎的文学样式，理应与读者建立紧密的互动关系。可新诗发展到现在的瓶颈恰恰是“读得懂”和“读不懂”、“专业性”和“大众化”、“公共性”和“个人化”、“深度”和“灵性”等问题之间的平衡，说到底还是诗人、诗歌和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这看似是一个陈旧且肤浅的话题，但实际上诗歌界在这些问题上的模棱两可、甚至是刻意而为之的“剑走偏锋”，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诗人的形象，造成了诗坛内外读者和作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推进新时代诗歌事业发展，相对于“破题”这个说法，“破圈”显得更为迫切。诗歌本身就是一个“破圈”的文学样式，诗歌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无所不在；诗人也是一个具有广泛包容性的称谓。换句话说，诗歌的专业性，就体现在它的“破圈”能力上。而“破圈”的“牛鼻子”就是学习领悟“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的深刻内涵，重新建立读者和诗人与诗歌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

不争的事实：繁荣和隔阂

虽然没有权威的数据统计过诗人的规模和诗歌发表的数量，但仅从笔者所在的中国诗歌网的各项数据指标就能感受到新时代诗歌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始建于２０１５年的中国诗歌网，目前已拥有注册诗人近４０万人，每天访问人次平均达到２００万，每天收到诗歌投稿近３０００件，累计收到投稿近６００万件。尤其是在情人节、中秋节、国庆节和春节等节假日期间，网站的访问量往往都会创历史新高。实际上，考虑到网站服务器的承载能力和编辑部的审核压力，我们还采取技术手段限制了会员的投稿，否则网站收到的投稿可能还会大大增加。中国诗歌网只是中国诗坛的一角，可就是从这里我们也能感受当今社会诗人规模之大、诗歌创作数量之巨和诗歌创作热情之高涨，也同时从侧面证明了诗歌仍然在人们精神生活中占有的重要地位。

可以说，在一个伟大的诗的国度里，我们的诗歌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诗歌已经构成了中国人文化基因的一部分。直到当下，仍然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人民群众充满期待的一种文学体裁。新时期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新诗的回暖和繁荣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是随之诗人身份的确认并不是太容易，新诗的面目也不是更清晰。面对一些自称为“诗人”或者从事与诗歌写作相关工作的人，人们的第一印象是“不像诗人”，对一些诗歌的文本也持怀疑态度。某些情况下，人们对当代诗人的印象与我们传统文化观念中的“成功者”“预言家”“令人敬仰的人”存在一定差距。诸如此类种种现象的背后，其实就是诗人、诗歌和读者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严重的隔阂。可以说，如何理解和处理诗歌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诗坛争议的一个焦点问题，并且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得到本质上的缓解，甚至到了更加迫切需要解决的状态。

读者品味才是诗歌品味的决定性因素

作者和读者之间存在类似于心理学上的“共生”关系。有表达的欲望，才有写作的动力。“表达”和“写作”的行为主体，在自己的理性动作实施前，已经强行设定了“受众”。“受众”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接收“信息”，写作者作为“编码者”都要充分考虑“解码者”手中的“密码本”，与之建立共鸣的“琴弦”——关于此，诗人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主动向读者靠近。谢冕教授曾经引用过一句话：是诗激怒了读者，而不是读者激怒了诗。许道军教授也曾经谈到：诗歌审美的公共空间是诗人与读者建立在文本上的契约，表现在读者对诗歌的文体形式、语言策略、精神气质、价值取向及情感体验的认同。既然是契约，作者写作时也要讲“武德”，不能随心所欲，要尊重和了解读者的知识储备、思维模式和阅读习惯。诗歌是建立在契约精神上的对话，而不是单方面的赐予，也不是高高在上的布道。“曲高可以和众，也可以和寡，关键看诗人是孤芳自赏，还是同读者心曲相通。”吴欢章教授认为诗歌（诗人）与读者，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写诗是为了给人看的，没有受众的诗歌，无从实现其价值。诗歌有没有读者以及读者的多寡，是进行诗歌创作必须考虑的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回到一个常识，诗歌的生命在读者那里——这显然是对当今诗坛诗歌创作现状矫枉过正的提法，但却是对于那些沉迷于自说自话、把读者称为“他们”的诗人开出的良药。防止那些自娱自乐、故弄玄虚似的小众化、圈子化诗歌创作倾向，重新建立起诗歌与读者之间畅通无阻的关系，是当今诗歌创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诗人创作了诗歌，但只有当拥有一定数量的读者，并通过读者的阅读与传播，进入读者的词汇库中，融入大众的文化基因时，诗歌的生命才会形成。

读者的审美愉悦往往产生于对文本复杂性的破解之中，所以创作者总是在制造“阅读的障碍”，唤起读者的好奇心，吸引读者的关注，迫使他们思考，从而达到“俘获”读者的目的。但这只是一种创作技巧，创作的目的终究是引起读者的共鸣，让他们高兴或者伤心——优秀的文本具有“抗拒”理解的天性，但诗人总是坐在倾听者面前才开始写作。因此，作为职业写作者声称“我只为自己写作”可笑而没有道理，只是被自己的写作习惯蒙蔽而忘掉了“初心”——实际上往往是“初心”还在，只是作者总是在习惯性地掩盖。要知道，文本并不是天生都具有一成不变的所谓“价值”，而是在读者“解码”和“反馈”的过程中，才真正形成“价值”。虽然个体的品味判断充满了主观性，但是他们却可以相互理解，形成“主体间”的有效性。写作者、出版人、评论家都会受到读者品味的影响，读者的品味最终对诗歌品味的形成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诗歌就像一个人，当他从对面走过来的时候，路人在内心里对这个人的“颜值”都有一个基本的评价。评论家只是从他的身高、身材、五官的大小和相对位置等客观事实上来论证美存在的原因，而“读者的品味”才是评论家追求的“审美标准”。更何况，当我们谈论读者时，并不是特指那些没有经过任何文字训练的人，而是包括诗人、评论家、出版家、知识分子等在内的所有人。

“纯文学”的相对性和“纯诗”的偏执

在很多作者的文学观念里，甚至在大部分读者的潜意识里，“纯文学”以其卓越的艺术性、深遂的思想性代表了文学真正的、永恒的价值，反对所有“功利化”的倾向。可问题首先是，真正完全去“功利化”的文学作品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其次是，文学的艺术性、思想性往往与其它属性交织存在。当一个苹果作为艺术品放在那里时，虽然它的功能不是用来果腹，可是它实际上象征的是“果实”和“丰收”，此时的艺术性仍然是建立在“功利性”和“实用性”上。“纯文学”概念作为写作者对创作极致虔诚的自我要求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过于陷入所谓的“语言游戏”或者是“文本自足”，会切断其与现实的联系，并不断地陷入“圈子化”“精英化”而失去影响力和生命力。如果说“纯文学”具有相对性，而“纯诗”的概念几乎带有偏执的倾向。关于这个问题，文学博士王士强有精辟的论述：

“纯诗”本身也是理想主义的产物，如梁宗岱所说的诗的“绝对独立、绝对自由”很大程度上只能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梦想，不可能真正实现。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过于“纯”的诗很容易与时代境遇、社会现实脱节，而仅仅成为个人的空想、呓语以及语言的游戏、修辞的练习……这样的写作貌似有专业性，很“高大上”，但实际上是虚假、无效甚至自欺欺人的，它造成了诗歌与大众的隔膜甚至对立，使得诗歌的影响力和受众愈益萎缩。

造成“纯诗”泛滥的原因，主要是来自于对诗歌社会功能“宗教般的崇拜”和对语言功能的误解。中国历来是一个重视诗教的国度，诗歌在中国有抚慰灵魂、惩恶扬善的教化功能，所以《诗经》被奉为经典。但诗歌与宗教的区别是，宗教是你信了才有，而诗歌是你有了才信。在一个传统的诗歌大国里，在文化发展和传播的特定历史时期里，诗歌是人们情感交流、甚至身份提升的有效工具，再加上诗歌自身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思想价值，被人无限拔高，集体无意识地对其产生了“宗教般的崇拜”并不自觉地神秘化其审美机制。可实际上诗歌只是一种文学体裁、艺术载体，它并不是天生就对应“成功”“崇高”，它需要被人理解，或者说它需要理解人，是“世俗”的，参与社会生活的；诗歌被称为“语言的炼金术”，诗人韩东“诗到语言为止”的观点也影响深远，可见语言对诗歌的重要性。可江弱水教授认为，诗是最高的语言艺术，而语言不是思想的外壳，它就是思想的肉身。语言的质量其实是我们思想和情感的质量。进一步来说，虽然诗歌本身是一种语言艺术，但判断其艺术高度的重要标准恰恰是其思想性，当我们谈论一首诗歌的语言时，其实是谈论这首诗歌的思想。通俗来讲，当我们认为一个人说得“漂亮”时，是因为他有缜密通透的内心——好的语言，绝不是换了一个说法，而一定是对事物有了更加独到的观察和理解。总之，诗歌不是一种文字游戏。因此，诗歌创作“应当充分使用活的、具有当下公共流通性的语言材料，以保证其公共传播效果”，而不是相反，让诗歌变成巫师的咒语或者博士之间的暗号。

当然，相对于“人为”制造诗歌的“复杂性”带给读者“读不懂”的不良阅读体验，还有一种完全口语化、日常化的诗歌创作带给读者的也是“读不懂”，只不过这次不懂的不是诗的内容，而是诗的意境。也就是说，读者完全理解了诗平白畅晓的语言，可是他们不知道诗意在哪里。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大一部分是出自某些诗人的“全能自恋”，太相信自己的才华，奉行灵感写作，认为自己能出口成章而疏于诗艺的打磨。此时，诗人在生活中发现了一点点灵光，便急于写成一首诗，造成诗歌既缺乏情感的浓度也缺乏语言的密度，又没有生活的厚度。读者怀着极大的善意，也很难从这些过于“贴近”生活而没有“难度”的文本中发现期待的诗意。

我们谈论的是“读得懂”和“读不懂”的问题，也是诗歌“精英化”和“大众化”的问题。很多人都担心，过于“大众化”势必造成“通俗化”甚至“庸俗化”问题。如果对诗歌传播规律，或者诗歌经典化路径有所了解，就不会有这样的担心。一首好诗，或者一位优秀诗人的确认，实际上是“投票”产生的过程，但绝不是“一人一票”。诗歌经典化“投票”采取的是“实名”制——每一个投票人都是真实存在的独立个体，并且每一个投票人都被赋予了不同的权重系数；那些具有丰富阅读经验和知识储备的“理想读者”充当了“意见领袖”的作用，他们的一票相当于普通读者的多票。在这种机制下，一首诗的传播实际上经历了选择、优化和推荐的过程，会让真正富有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的作品脱颖而出。

轻文学：诗歌的传播属性和优势

传播从来就是文学创作的重要一环，或者说传播是文学作品生命形成必不可少的过程。诗歌具有明显的传播属性，传播便捷迅速是其它文体难以比拟的优势。江弱水教授在谈到诗的“玄思”问题时认为：能够在诗中援引玄学资源，是聪明；懂得诗不是用来表达玄学思想的，是智慧……因为说到底，诗中的哲学只不过是一种“弱哲学”或者“软哲学”，至多是一种启示性的、感悟性的、介乎神学与哲学之间的那种东西。所以，他给出一个鲜明的态度：体系性的哲学是轮不到诗人措手的。

在我看来，诗的“弱哲学”或者“软哲学”其实可以说明，诗歌只是一种“轻文学”，不能用诗来装载一切背负一切。就像“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虽然是哲理诗，但是只是最浅显的哲理。虽然诗歌的优势是使用形象的“客观对应物”把“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生活哲理阐述得“易记易懂易唱”，其实是发挥了有效的传递信息的作用。西川教授在《唐诗的读法》中提到：唐朝为它的诗歌成就付出的代价就是，没有大思想家的出现。他认为，唐朝虽然也有喜欢动脑子的诗人，但都是灵感式地思考问题，没有系统，不是结构性的思想家。谢冕教授也认为：诗歌是情感的、审美的，抒情的……这对诗来说是最根本的。诗有千种万种方式，但根本的是不能少的。现在诗歌承担哲学讲义，然而那种哲学是浅薄唬人的，用诗写哲学是假的。总之，诗歌是一种“轻文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学“轻骑兵”，同时诗有内在的韵律、工整的格式和形象的表达系统，“不仅宜于流传，还能对倾听者施加净化的功效”，更应该注重和读者的互动，在编码、传递、解码和反馈等信息生成和传播的每一个环节为受众着想。

阅读框架的建立：大众诗歌化

有目共睹的是中国诗歌经历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变革与创新后取得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成就，在新时代迎来了蓬勃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期。评论家谢有顺曾经感叹：“这些年的文学，最热闹的是小说，成就最大的当属诗歌。”特别是近年来，中国诗歌出现一种被称为“非风格化融合”的趋势，以一个相对稳定清晰的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这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诗歌创作整体上从探索阶段步入整合阶段，为凝聚诗歌共识奠定了基础，也为诗歌取得我们期待的成就带来了曙光。今天我们谈论的是“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只是从创作者的角度，从行为主体之一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出发，为了解决当前诗歌创作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所作的一些探讨，不能就此否定诗歌已经取得的眩目成就。实际上，诗歌创作也不能完全以读者为中心，一味地迎合读者的趣味——不过，我们还是要特别地声明，此处所称的“读者”不能习惯性地陷入一个思维误区，用来特指那些没有经过任何诗歌鉴赏训练甚至是不具备足够文字素养的人。就像吴欢章教授说的那样：由于历史的原因，“大众化”曾经主要定位于文化水准不高的工农劳动群众，因此就造成了一个绵延至今的误解。如果有了以上的共识，读者不仅是诗歌阅读群体的总称，读者的审美趣味他是所有具有代表性的观念经过复杂的社会演算并充分考虑了“文化精英”的主张而取得的最大公约数的话，我们的“大众化”必然包含了“精英化”中务实的理想，那么我们更可以“理直气壮”地希望创作者要以读者为中心了。

如果将诗人和读者的隔阂甚至对抗的紧张关系完全归罪于作者，显然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事实。读者对诗歌产生陌生感和困惑，与诗的作者和诗的读者都有关系，或者说与两者都没有关系。因为诗歌有其自己的发展规律和审美机制，其后还有更深的历史原因和人文背景的差异。首先，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诗歌一直处在艰难探索和快速变化的过程中，常常是一种诗歌流派还没有发展演化成熟，另一个创作风格就开始树旗帜喊口号，诗歌在这种不断地调节当中，很多诗人在历史上只是发挥了诗歌探索者的作用；与之对应的是在狂飙突进的社会生活影响下，读者的心理框架和审美品味也在迂回式、螺旋式甚至是不规则变化，造成了交流理解的障碍。就像许道军谈到的那样：如果诗歌的表达范式发生了变化，而读者仍旧用旧的模式去套，结果总会有新的东西装不进原有的框框，会造成读者对文本怀有新奇感或者陌生感，有时会产生不信任感，以至于“读不懂”。此时，“大众”就需要“诗歌化”，不断地以自己的个人经验整合诗歌的表达范式和价值观念。其次，诗歌有其自己的艺术魅力和审美机制，矛盾和冲突，模糊和多重意义，都是诗歌的显著特征。诗歌在生成的时候就设置了一定的复杂性，读者正是在破解复杂性，寻找言语和逻辑秩序的过程中获得阅读快感。从这个方面来说，诗人和读者之间永远存在矛盾，诗人就是在“向读者的阅读习惯挑战”。理解了这些，我们对“读不懂”的诗可能会抱有更大的宽容甚至是期待，而那些“读得懂”的诗也不一定是真正的好诗。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把“明白畅晓”当作诗歌唯一的审美原则。吴欢章教授提倡“诗歌的欣赏应在懂与不懂之间”，让读者“读到一点意在言外的东西”，这样才有诗意诗味可供咀嚼。基于此，他提出“认同大众化同时又主张层次化”的理念，提供各式各样难易程度不同的诗歌，为各种层次的读者服务。就像谢冕教授的观点，把诗分为“单一的诗、多样的诗、重要的诗”，这与艾略特把诗分为“诗”和“有价值的诗”不谋而合。诗歌的艺术就是从凡常的偏离中产生的，它给人制造期待，但总是又能提供超出期待的期待，引起你好奇让你悸动，这才有可能是一首好诗。就像西川教授曾经说的一句话，大意是“所有伟大的作品都是让人不适的”，就像“读不懂”的诗，也许是一首真正优秀的诗歌给你制造的不适。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张宏森在与鲁迅文学院学员座谈时指出：文学作品好不好，“阅卷人”是人民，“验收员”是人民。他强调，拓宽文学道路，有“破圈”的意识、也要有“破圈”的本事。作为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诗歌应该首当其冲，掌握“破圈”的“牛鼻子”，构建诗人、诗歌和读者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从而推进新时代诗歌事业的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