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井京韵:笔尖下的京华美食
北京的菜肴虽没有被列入“八大菜系”之中,而且从规模、品种上北京菜肴难成菜系,但有些美食,如风味小吃和北京特色菜是很有影响的。文人学者对北京美食的渲染和描述,读来有滋有味,令人向往。古人有“食色,性也”和“民以食为天”之说,古都北京汇集的一代一代文人,势必关注北京美食,甚至很热爱京华美食,尤其京城的“土著”文人更不会忘怀那些心中的美食。于是留下了许多文字资料,人们可以通过他们的笔触,了解京华美食蕴含的意趣。
老舍写作常提炸酱面
漫步在北京街头,可以看到挂着“老北京炸酱面”广告招牌的饭馆饭铺,而且家家都自称是“正宗”。乍一看跟传承了多少代似的,几乎成了北京饮食的名片。
其实,在老北京,炸酱面只是家常饭。昔日只有小饭摊或切面铺才卖,至于会贤堂、东兴楼、同和居这样的大饭庄,是不经营炸酱面的。大饭庄以烹调鸡鸭鱼肉山珍海味为主,即便提供主食,也不会让客人吃炸酱面。如果吃面条,也是打卤面,而不是炸酱面。
炸酱面的酱以北京本地产的干黄酱和猪肉丁为主,因为肉丁中有不少肥肉,做出来的酱油汪汪的,便有了炸的感觉。今天一些饭店经营的炸酱面的酱不是油炸而是炒出来的,故而吃起来干巴巴的发“柴”,只有咸味而无鲜味,与旧日之炸酱面的炸酱有很大区别。
炸酱面的面条是手擀面或是抻面,不是拉面、拉条子的那种面条。几十年前,北京的家庭主妇都有抻面的本领,所以炸酱面成为了家常便饭,家家户户都会做。吃炸酱面讲究“菜码”。“菜码”有青豆、黄豆、黄瓜丝、萝卜丝、绿豆芽菜等,讲究的家庭用掐菜,所谓掐菜就是去了根须的豆芽菜。加工掐菜是很费工夫的,一般家庭只用热水烫过的豆芽菜。“菜码”不是固定的,而是与季节变化有关,如在春天时,“菜码”中就有香椿;夏天有黄瓜;而冬天则用大白菜取代黄瓜。一些平民在夏天吃炸酱面时的“菜码”,仅为整条的黄瓜和大蒜。这样的吃法更有风味,更显北京人的燕赵遗风。
炸酱面的面条煮熟了捞出来后不过凉水,北京人称“锅挑”,如果过了水味道就不好了。在当年,住在小胡同大杂院的人,用大海碗捞上一碗刚出锅的抻面,浇上“小碗干炸”的酱,再抓上一根大黄瓜,蹲在家门口大吃一顿,被视为美事和乐事。
老舍先生系旧京贫苦旗人出身,居京多年,因此对炸酱面情有独钟。老舍之子舒乙先生曾经谈起老舍和炸酱面。他说,老舍先生生前很喜欢吃炸酱面,炸酱面制作简单且又实惠,是他们家的家常便饭,差不多每个礼拜都要吃上一两顿。
老舍是北京土生土长的平民作家,对炸酱面又颇多喜爱,自然会在他的作品中有所体现。如,他在小说《我这一辈子》中,写到“我”(小说中的人物,一个老警察)被提升为警察巡长,不再当走街串巷的“臭脚巡”时,十分高兴,为了庆贺自己“荣升”,就带着女儿去“逛天桥”,“买了半斤肉,一棵白菜,今儿吃炸酱面”。
清末民初,巡警的工资一个月有6块银洋左右,仅够一家人勉强糊口,而平日的伙食也只能是窝头、熬大白菜,很少有油腥。像“我”这样的警察一生遵纪守法、恪尽职守、廉洁奉公的人,没有分文“外快”,所以日子过得十分清苦、艰难,吃上一顿炸酱面就成了节日盛宴。
在话剧《茶馆》中,老掌柜王利发为表示自己没有衰老糊涂而且身强力壮,就说:“嗯!要是有炸酱面的话,我还能吃三大碗呢,可惜没有!”王利发的晚年是1948年前后,那时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吃饭成了头等大事。王利发已经快穷到揭不开锅的地步,故而视炸酱面为理想食物,日思夜想都惦记着能“吃上三大碗”。但是,因世道的变故,他难以圆这个梦,在贫病交加中结束了自己悲惨的一生。老舍将炸酱面写进戏里,成功地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也表现出他对老北京人生活的熟悉和挚爱,而且充满着同情,闪烁出人性的光辉。
《四世同堂》是抗战时期老舍在四川大后方创作的长篇小说。通过祁老太爷一家“四世同堂”的悲欢离合,展示了日本帝国主义者铁蹄下的北平市民生活。在书中,老舍多次写到了炸酱面,如祁老太爷为了招待自家的看坟人常四爷进城,特意吩咐孙媳韵梅:“去,炸酱抻面、拿大碗!”看坟老人美美地吃了三大碗韵梅抻的面,并且“原汤化原食”,喝了一大碗煮面的面汤,十分惬意和高兴。
后来看坟老人又进城来看望祁老太爷,在进城时无端遭到日本兵的毒打。到了祁家之后,再也咽不下去可口的炸酱面了,因为老人觉得遭到毒打并给日本人下跪是奇耻大辱,再好的炸酱面吃在嘴里也不是味。老人回到乡下家中后含愤自杀,炸酱面成了他美好的回忆。
总之,在老舍的众多作品中,写到炸酱面的很多,如果不是深谙北京平民生活,不喜欢炸酱面是做不到这些的。可以断言,老舍先生笔下的“骆驼祥子”、“二马”、虎妞、小崔、小福子…及他住家小羊圈胡同的左邻右舍,街里街坊,肯定都喜欢吃炸酱面。
旅外名家思念炸酱面
学者崔岱远在《京味儿食足》中称:“炸酱面不仅体现了中餐的理念和技艺,也体现了北京人所追求的那种和谐古朴的生活,甚至还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和道理。”因此,一些文人青睐炸酱面就不足为奇了。老舍的老朋友、作家梁实秋是北京土著中的美食家,他在《雅舍谈吃》中云:“北京人没有不爱吃炸酱面的”,他说,“我是从小吃炸酱面长大的。面一定是抻的,从来不用切面。后来离乡外出,没有厨子抻面,退而求其次,家人自抻小条面,供三四人食用没有问题。用切面吃炸酱面,没听说过。四色面码,一样也少不得,掐菜、黄瓜丝、萝卜缨、芹菜末”。
被誉为“华人谈吃第一人”的唐鲁孙,系老北京旗人,珍妃是他姑姑,他对炸酱面也是情有独钟。在他所写的《故国情》、《酸甜苦辣咸》中,多次提及炸酱面,并且提出了“新法炸酱面”。他写道:“舍间在炸酱面吃腻了的时候,研究出一种新法炸酱,不用肉丁肉末,而用虾米和鸡蛋……另外一种是卤虾炸酱。”唐鲁孙晚年居住在台北,在那儿自然难以买到六必居或天源的黄酱、甜面酱了,要吃炸酱面的他,只好用其他佐料炸酱,聊补自己的炸酱面瘾了。与唐鲁孙一样,晚年生活在台北的画家白铁铮在《老北平的故古典儿》回忆录中,专有一节回忆老北京的炸酱面,他认为“从前北平人做炸酱面,在小过节上,非常讲究,无论色香味都各有其独到之处”。于是,他不厌其烦地描述了老北京炸酱面的炸酱炸法及拌面的佐料,特别强调“吃面没有蒜,不如吃碗饭”,体会到了吃炸酱面的“真谛”,十分有趣。
民俗学家邓云乡在《燕京乡土记》中,专门对炸酱面做过考证,他引用《京兆地理志》中的“炸酱面,京兆各县富家多食之。旅行各乡镇,便饭中以此为最便”来评价炸酱面的方便,并指出“正因为是最普通的家常便饭,也就更值得人思恋了”。他认为“饭馆中也有卖炸酱面出名的,那就是阜成门外路北的虾米居”。而学者周绍良则认为当年隆福寺街的灶温饭馆的炸酱最佳,“他的‘小碗炸碗’可以说是北京市独一无二的”。他们说的是几十年前的事了,现今,北京卖炸酱面的饭馆很多,他们的水平是否达到虾米居、灶温的水平,无人敢说和能说,但是文人笔尖下的白纸黑字是人们难以忘怀的。
豆汁儿是“非遗”
前段时间《北京晚报》刊登的《老北京的豆汁情缘》一文中,作者邱崇禄介绍了老北京豆汁儿的历史、典故和轶事,很有意趣。豆汁儿是老北京最廉价的美食,说起它的故事,许多人都能讲出一些。但是它还是北京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道的人不是很多。由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市文化局、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基金会合编的《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巡礼》中,有“北京豆汁食俗”一节,称北京豆汁儿“精妙绝伦”,是北京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一,在1997年全国首届名小吃认定活动中,曾被认定为“中华名小吃”。豆汁儿地位如此“显赫”,自然逃不过文人的慧眼,报刊上就少不了“豆汁文章”了。
因为有“不喝豆汁儿,算不上地道的北京人”之说,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把喝豆汁儿视为一种享受和养生之道。几十年前,在笔者居住的东四西大街有一郗姓老者,系满洲旗人,年轻时当过光绪的护卫,庚子年还陪同光绪逃往西安。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老人身体异常健康,满面红光,牙口很好,还开有一家修脚医馆,名为妙手堂,专业修脚。他是独身,偶有远房子侄来照看,基本一人生活。平日他与炸酱面和豆汁儿为伴,亲友做一大碗炸酱,他再煮些切面就将就了,但是一天要喝好几次豆汁儿。他从不喝茶,每天把豆汁儿装在暖水瓶里保持着温度,当作最好的饮料。1976年唐山地震时,他的妙手堂也震漏了,难以再住人,老人被接走时依然满面红光,笑声朗朗,还一再说“别忘了我的豆汁儿”,死死抱住那个暖水瓶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东四。那个年代无人谈及养生,但左邻右舍都知道他有豆汁儿这个“偏方”。
豆汁儿引起文人们的注目,学者金云臻在《饾饤琐忆》中专门记述:“提起北京的豆汁,真是赫赫有名”,“北京老土著,几乎人人嗜饮豆汁。除土著外,只要在北京常住几年的人,也会对豆汁发生好感的”。他认为几十年前“豆汁在北京虽到处皆有,但质量却分高低。当时北京最有名的豆汁,要数琉璃厂厂甸摆摊的张家豆汁”。不过,也有人认为最地道的豆汁儿是天桥奎二家的,他的摊儿与天桥“八大怪”之一“云里飞”为邻,两人相互帮衬,使奎二的豆汁儿誉满京城。台湾美食家逯耀东生前多次来往于海峡两岸,他在《肚大能容》中称,“往返两过北京。来去匆匆,连碗豆汁儿也没喝着,心里老惦记着。”后来,他在北京喝了豆汁儿,并在书中引用了“糟粕居然可作粥,老浆风味论稀稠;不分男女齐落座,适口酸盐各一瓯”的打油诗。这与1935年出版的《北京旅行指南》中张醉丐所作的豆汁一诗,异曲同工。张醉丐诗云:“一锅豆汁味甜酸,咸菜盛来两大盘;此是北平熟食品,请君莫作等闲看。麻花咸菜一肩挑,矮凳居然有几条;放在街头随便卖,开锅豆汁是商标。”
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对豆汁儿的喜爱已众所周知,另一位台湾女作家小民在《故都乡情》中,也有同样的情缘。她如此吟咏豆汁儿:“听说有喝上瘾的人,一天不喝都不行,宁可步行几里路去喝碗豆汁儿,这种人北平叫‘豆汁儿腿’。”
老北京人梁实秋对豆汁儿更是赞不绝口,他称“自从离开北平,想念豆汁儿不能自己”,他喜欢京城的豆汁儿,对台湾当地的豆汁另有看法。他说:“来到台湾,有朋友说有一家饭馆卖豆汁儿,乃偕往一尝。乌糟糟的两碗端上来,倒是有一股酸馊之味触鼻,可是稠糊糊的像麦片粥,到嘴里很难下咽。可见在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勉强不得。”梁实秋是文学家,他认为说北京豆汁,一定要称豆汁儿。他在《雅舍美食》中,称豆汁都是豆汁儿,可以看出他对豆汁儿的特别关注。
文人捧红了炒肝儿
当年,京城街头随处可见卖炒肝儿的馆子,炒肝儿算不上“美味佳肴”,但在北京的美食中有一号。满族学者爱新觉罗·瀛生认为,“炒肝儿纯属祭肉的下脚料”。他在《京华纪事》中重复了这个观点,称“炒肝儿——祭肉的下货”。作为一种平民美食,炒肝儿的来历可能不止一种,作家赵敏以当年前门外鲜鱼口会仙居的发家史为例,认为炒肝儿是卖“折箩”剩菜的小饭铺创造出的美食。
炒肝儿以烩猪肠为主,并非人见人爱,故而在享誉京华前有一段艰难的历程。据《京味食记》所载,炒肝儿大红大紫全凭文人笔尖的渲染所致。据记载,在二十世纪初,报社记者杨曼青发现以经营“白水杂碎”和“折箩”的小馆会仙居营业不振,便帮助店主鼓捣出了“炒肝儿”。在杨曼青的指点下,会仙居买卖旺了,店主刘氏三兄弟还有了“炒肝刘”的商标。杨曼青是文人,不可能在厨房内操作,他发挥自己的优势,不断在报纸上发表有关炒肝儿的文章,免不了以炒肝儿为题胡编乱造和杜撰一些轶闻。如此大造舆论,炒肝儿想不红都不行。顿时,京城里不少闲人以喝炒肝儿为时尚,他们被鼓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看了杨曼青的文章。笔尖指挥了舌尖,炒肝儿“青史留名”了。
称赞炒肝儿的不只杨曼青,许多文人学者也将炒肝儿记录在案。台湾作家小民说,她的父亲总说“炒肝儿多好吃”,她则认为是“又犯了故乡月亮圆的毛病”,但她也替京城炒肝儿做广告:“大肠多,猪肝少,汤汁稠糊糊似浇面的卤,浅咖啡色浓汤,漂着一些白色生大蒜末,也是又鲜又滑,百吃不厌。”
有的人对炒肝儿兴趣不大,但还是加以记录,如《饾饤琐忆》中,说炒肝儿“质量不必深究”,“喜吃的人,还是视为美味,所以到处都有……”在唐鲁孙的《中国吃》一书中,“故都的早点”一节有记述:“住在前门外的人,讲究早点到肉市小桥喝炒肝”,“人家炒肝卖了百十多年,永远卖一清早,每天勾一锅,摆在门口卖”。字里行间表现出对老北京的怀念。周绍良老人在《齿留余香忆北京》中,有“北京炒肝店数不胜数,比较有名气的叫‘会仙居’,创始于清同治年间,肠嫩肝多,当时有些人不嫌路远也跑来吃”的记述。会仙居会不到仙人,但会聚了不少文人,炒肝儿不是佳馔,但文人成全了它的“美名”。
名人菜丰富了美食文化
中国饭食文化有很好的传统,笔尖往往给舌尖开道,没有笔尖的辛苦劳作,舌尖上的美食难以峥嵘辉煌。像元人忽思慧的《饮膳正要》就写于北京。据《中国饮食文化史》记载,《饮膳正要》“记录了元朝统治者的饮食,菜肴以肉食为主,肉中又以羊肉为主,所记九十五种奇珍异馔竟有七十六种用羊肉,占八成以上”。这为后来的美食烤全羊、烧羊肉、涮羊肉等的出现有极大的启迪。后来出现的《随园食单》,虽没有提到多少具体的京味美食,但依然对餐饮有指导作用。
历代的文人称颂美食佳肴,不仅是“画饼充饥”式的精神会餐,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文人们的“老饕漫笔”一类的“饮馔摭忆”,丰富了饮食文化,也推动了美食发展。如,五四时期的文化人喜欢到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小聚,他们有的写了文章,记了日记,多处提到店中的冬菜包子,于是来今雨轩的冬菜包子一直到今天还有许多追捧者。清末民初,北京城出现的“名人菜”也是如此。人们以名人、文人为招牌,将一些菜肴与他们挂钩,成了“名人菜”,而宣传“名人菜”很大一部分要靠文人手中的笔。《旧京琐记》载:“士大夫好集于半截胡同广和居,张文襄在京提倡最力。其著名者,为蒸山药。曰潘鱼者,出自潘炳年,曰曾鱼者,创自曾侯。曰吴鱼片,始自吴润生(苏州人,内阁侍读,自己会烹饪)。”由于夏仁虎笔尖上的功夫,这几道“名人菜”有些还流传至今。民国之后,北京饭庄中出现的“胡适之鱼”、“马先生汤”及什么“张先生豆腐”、“钱先生小炒”之类,除口碑传扬外,不少就是舞文弄墨者的功劳,他们在小报上撰文介绍这些“名人菜”,绘声绘色,让人向往。当年的《京报》《晨报》《世界晚报》等都辟有介绍京华美食的专栏。京城里贩夫走卒中略识字者,都喜欢美食栏目。
人们对“饮食文章”是很喜欢的,乃至出现了“专著”。像近年出版的《口福老北京》《吃主儿》《京味食足》一类的书就有一二十种。《寻味老北京》则用竹枝词形式为京华美食“树碑立传”了,通过对食俗、具体食物的吟咏,给人们留下印象,颇为“解馋”。而有些在舌尖上尝不到的消失的食物,人们可以从笔尖上认知。如消失已久的“豆渣糕”在竹枝词中就可以寻到:“豆渣糕儿价值廉,盘中个个比鹣鹣。温凉随意凭君择,洒得白糖分外甜。”对于苏造肉,竹枝词也有记述:“苏造肥鲜饱老馋,火烧汤渍肉来嵌。纵然饕餮人称腻,一脔膏油已满衫。”
笔尖为京华美食做了不少贡献,也终于使京华美食在国内外有了一定的地位,并让涮羊肉、北京烤鸭等誉满全国。对京华美食执着、守候的文人们将美食融入文章中,自得其乐,帮助大家解了馋。更有意义的是,笔尖让京华美食成为历史记忆的一部分,让已散失的食物食俗,如什么“瞪眼食”“羊霜肠”“刮骨肉”“杂合菜”“半空儿”“烂肉面”等等跃然纸上,成为很好的饮食文化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