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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的“写”与“不写”
来源:中国作家网 | 鹿鸣读书会  2022年06月20日15:46

鹿鸣读书会:“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鹿鸣读书会成立于于2020年12月,由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吴兆路老师创办,现任主持人为邹佳茹。读书会成员主要包括中国文学批史、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等专业的硕、博士研究生,旨在通过精读、分享和对话,养成大家在文学学术上丰富多元之面貌、兼容并蓄之气度、自由开拓之精神与务求高远之自期。本期讨论会由朱海啸主持。

龚自珍的诗歌创作生涯中,有过数次“戒诗”之举,可以说,他的一生都是在“写”与“不写”之间徘徊纠结,如此一位大诗人,毫不掩饰地将这种“不写”的情绪诉诸笔端,并采取戒诗这种极端方式试图回避表达,这在文学史上是一个格外显眼的现象。

@陈志伟:诸相皆空真谛在

考诸龚氏《戒诗五章》,其中蕴涵的佛学体验尤其值得关注。据学者研究,龚自珍在第二次参加科考再次失败时就表示“新学甚深微妙法,看花看影不留痕”(《昨夜》其二),佛法无疑是他排遣苦闷的一剂良药。大概龚自珍对写诗有着特殊的执着,他经常用“涌泉”来比喻自己的思绪,但无论是经世之抱负还是民生之感慨,都是不被人理解的,这也就成为了他的“心疾”,心病仍需心药医,那么旨在治人之心的佛法就成为了救命稻草。这一组诗正是体现了龚自珍学佛之后的感悟与体验,如其在第四首所言,“戒诗亦如戒律”,诗中涉及到的戒律修行其实也可看作对戒诗的隐喻。

但仅以“空”来对治心疾是不够的,如何为“诗思”在心中寻找出路仍是要解决的问题。所谓“诗言志”,诗是语言的一种表现形式,外显为文字,所承载的是情感与思理,佛学给龚自珍的一个启发就是文字与情思的分离,禅宗尤其强调“不立文字”,第五首诗开篇即言“我有第一谛,不落文字中”,以“指月”譬喻,文字为指,佛法才是月,对于龚自珍来说,诗为指,其所承载的情思才是月,只要月亮在,何必去执着于那个指呢?所以他在第二首诗末尾说:“有未灭者存,何用更留迹!”他为“言”找到了一个出路,重新确立了“言”的真谛——无言,那么戒诗确乎是可行的了。

但士人学佛与僧人参禅的不同之处在于,士人是没有办法回避现实的,不仅是“戒诗当有诗”,一如禅宗不立文字却不离文字,连戒诗本身也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因此龚自珍两戒而两破,《己亥杂诗》的第一首即言:“著书何似观心闲,不奈卮言夜涌泉。”佛法只不过是心灵的安慰剂,他仍要振作起来面对残酷的现实,这才是士人的人生真谛。

@董恬:功名总被才名误

龚自珍的戒诗实与他的自我定位有着密切不可分割之关系,《戒诗五章》之一写道:“舌广而音宏,天女侍前后。遍召忠孝魂,座下赐卮酒。屈曲缭戾情,千义听吾剖。不到辩才天,安用哆吾口。”同样,龚自珍还有一篇《发大心文》,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我生天上,身又千头,头有千舌,舌有千义,气足音宏,辩才第一。当念众生冤枉蹇涩,若忠臣,若孝子,若贤妇、孝女、奴仆,种种屈曲缭戾,千幽万隐,我皆化身替他分说而以度之。”龚自珍自比辩才天,立志为天下不平之人说尽不平之事,以天下万姓之事为己事,是一个拥有大抱负、大志向的人,因此他注定无法被拘系在舞文弄墨的文人态当中。

龚自珍素来关心家国大事,希冀于在政治方面闯出一片天地,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他曾著《西域置行省议》,提出于西域建立行省,徙江南省凤、颍、淮徐,山西大同、朔平之民及江西、福建种植烟草之奸民往之,以解决“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的现实局面。遣内地之民以安边,用边地之财以富民,如此一举而两得的妙策,足见龚自珍并非一酸腐文人,而是拥有相当出色的政治智慧的,这一点在古代文坛上已属罕见。龚自珍于政治上事事关心,写作《东南罢番舶议》、《明良论》、《平均篇》等文,希望可以改变清王朝日薄西山的悲惨境况。

对于龚自珍来说,参与政坛的唯一方式便是考取功名。他素习经典,自小聪慧,可惜科举之路却总也不得顺遂。嘉庆十五年,他以年少之龄应顺天乡试中榜后,连年落地;直到嘉庆二十三年,才在嘉庆帝六旬的万寿恩科上考中举人。自后,他举进士第履考履败,考军机处又不中,只得在一个内阁中书的微官上浑浑度日。龚自珍的第一次戒诗为嘉庆二十五年,正是他为进士试接连落第而苦痛不堪之时。明清时人,多为了科举抛弃文业,李东阳就曾指出:“夫士之为古文歌诗者,每夺于举业,或终身不相及。”但是,龚自珍的戒诗不仅仅是为了考取功名,使之成为进身政坛的终南捷径。更重要的在于,他不想被“才子”、“诗人”这样风花雪月的名号束缚。身为段玉裁的外孙,人们目之以学者;青年时便有诗名,人们称其为才子,只是在龚自珍看来,此般种种恰是牵系他,让他无法以政治家立身的虚名。只有通过戒诗,戒除这些虚名,才能令世人、令统治者察觉到他的政治才能与一腔抱负。

@邹佳茹:箫剑孤挟斗心兵

戒诗断吟并不独见于龚定庵。明清时期文人封笔于诗,有其现实的时代原因,或中式前为科举八股制艺所迫,如“粤东七才子”黄钊亦“尝戒诗,专科举学”(《黄香铁诗序》);或慑畏于政坛文狱的高压,乾嘉官场文祸之累便到了官、诗两立的境地:“方是时,士大夫遭际承平,偷位佚乐,唯诺趋风,熏蒸饱满,大抵戒诗不作”(王芑孙)。定庵对此痛下针砭道:“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咏史》)。

不过,龚自珍戒诗与他个人的性情禀赋还有很大的关系。他多次提到自己患有一种“心疾”:“蚤年撄心疾,诗境无人知。幽想杂奇悟,灵香何郁伊。”(《戒诗五章•其一》),认为自己写诗的“幽想”、“奇悟”都是“心疾”所致,有时也称“心病”:“心药心灵总心病,寓言决欲就灯烧”(《又忏心一首》)。实际上,由心而起,依情而发,这是诗人细腻多情、善感于物的性灵,容易触景生情,牵出无端的愁绪和哀曼凄凉之思:“阴气沈沈而来袭心”(《宥情》)、“予每闻斜日中箫声则病,莫喻其故”(《冬日小病寄家书作》)。但这也正是天赋诗才的体现,我们读龚诗,每每被其沉烈悱恻深深打动,打动读者的自然不仅是他的不世之才,更是其不世之诗心与诗情。

龚自珍自言“乐亦过人,哀亦过人”(《琴歌》),以致忧思成疾,伤损身心。龚诗中常出现“泪”的意象,便是积郁心绪,注于泪笔:“此泪何所从?万一诗祟焉”(《戒诗五章•其二),他的一念一虑结为“诗祟”,不书不快,然而又愈写愈忧,愈忧愈写。他认为唯一能疗愈心疾、压制诗祟的办法就是灭心绝情:“今誓空尔心,心灭泪亦灭”(《戒诗五章•其二),希望由此能助益健康,“使我寿考”(《跋破戒草》)。可见,龚自珍戒诗学佛,也确实有着保寿延年的考虑。

龚自珍主张“诗与人为一”(《书汤海秋诗集后》),在他看来,诗人的生命体验、人格禀赋与其创作具有紧密的一致性。他核心的文学思想是“尊心”、“尊情”,他“强烈地意识到文字的危险性——既无可避免地沉迷于文字的魅力,又不断地负荷着写作的焦虑”,(美•孙康宜)。一次次的戒诗与破戒,一次次剑气箫心的磨灭与复燃,是龚自珍作为夹缝中士人生存的不尽苦痛,又何尝不是敢以寸心胜苍穹的落拓豪情。

@朱海啸:不奈巵言夜涌泉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龚自珍突患急病,暴卒于丹阳,终年五十岁。时至今日,我们仍不免为这位伟大诗人的英年早逝而惋惜痛恨,不过幸好,在道光十九年,龚自珍“忽破诗戒”,慷慨地留下了一组《己亥杂诗》。不妨把这组杂诗视为龚自珍的绝笔,这是在经济仕途的浪潮中落寞归来的诗人的真实心曲,也是龚自珍在写与不写之间的最后一次痛苦挣扎。

道光十九年春,龚自珍离开京城,辞官南下,回望仕宦生涯,他写道:“进退雍容史上难,忽收古泪出长安。百年綦辙低徊遍,忍作空桑三宿看。”自注:“先大父宦京师,家大人宦京师,至小子,三世百年矣!以己亥四月二十三日出都。”其失落之情溢于言表。半生浮沉,落魄出都,进退不能雍容,只得洒一抹古泪。三世百年之经营,亦不过一场幻梦,正如出处无例的白云,终究“独往人间竟独还”。于是,宦海浮沉之后,诗歌再次成为他寄托情感的栖息地,《己亥杂诗》第一首便写道:“著书何似观心贤?不奈巵言夜涌泉。百卷书成南渡岁,先生续集再编年。” 虽然龚自珍一直将作诗的冲动视为一种“心病”,并且屡屡戒诗,以疗愈这种“不正常”的情绪,但文字依然有如涌泉般倾泻而出,三百一十五首七绝一气而成。

《己亥杂诗》的最后一首,龚自珍写道:“吟罢江山气不灵,万千种话一灯青。忽然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写与不写,这个问题不但缠绕着《己亥杂诗》这一组诗篇,更是龚自珍几十年创作生涯的两重复调,甚至直到生命的晚年,他在将胸中意气化作三百余首绝句一气倾泻之后,在全篇之末依然还在怀疑写诗的意义。实际上,他以写诗为一种解脱的法门,聊以缓释官场失意、抱负落空、才华横溢而不得畅情释放等种种心绪,但最终搁笔,依旧归结到佛教“一切法不可说”,试图在玄学和宗教中寻找永恒的解脱。

龚自珍就是这样一个矛盾体:在《己亥杂诗》里,他一边写道“百年心事归平淡,删尽蛾眉惜誓文”,但另一边又说:“先生宦后雄谈减,悄向龙泉祝一回”,他似乎从未真的放下他一直以来的政治抱负。他行为放荡,却又有毒辣的政治眼光;他屡屡戒诗,也就自然屡屡破戒;他才高气大,到晚年依然保持着一份充沛的怒气,却希望在佛法中获得心灵的宁静。 “写”与“不写”,“说”与“不说”,被这些问题纠缠住的龚自珍实际上已经掉入了一个陷阱,个人意志与整个政治体制之间的紧张,使得他在急剧变化的世界面前分心无暇。帝国晚期,无数像他一样的有良知、有才华的士大夫,在无谓的自我纠缠和内耗中,心血熬干。即使如此,直到生命的最后,龚自珍依然没有放弃自我表达和上下求索,这种丰沛的个人精神与清末之后的知识分子一脉相连,从这个意义上讲,龚自珍确是近代文学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