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尹承东，西班牙语翻译家，曾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翻译服务委员会主任。1939年生于山东茌平，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曾先后赴哥伦比亚、西班牙、墨西哥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访学，2015年获巴拉圭北方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先后参加并主持了《毛泽东选集》《刘少奇选集》《周恩来选集》《朱德选集》《陈云文选》《邓小平文选》等相关重要文献的翻译工作。深耕西班牙语文学翻译领域，译有《迷宫中的将军》《血与沙》《甘特的冬天》等近50部西语文学作品，同时还完成了《楚辞》《老残游记》等十余部中国经典文学作品的外译工作。

自不同文明出现交流的需求开始，翻译就作为“筑路者”而存在。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文明间的相互认知与互鉴成为各国知识界乃至全人类更为迫切的需求。这无疑拓宽了翻译活动的外延，同时也提高了对翻译的要求：倾听其他文明的低语，讲述属于中国的故事，让这条跨越时间的道路呈现出多维趋势。我们的话语如何抵达世界，世界的瑰丽如何呈现于我们眼前？为了得到最清晰的回答，笔者求教于在中西互译领域深耕多年的翻译家尹承东，探求他对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深刻体悟。

缘起：文学写作、语言学习与翻译初探

万戴：尹老师您好！非常荣幸有机会向您请益。您的职业生涯横跨多个领域，却又从未偏离过西班牙语翻译这一核心主轴。我们还是要从一个稍嫌老套的问题开始：您是如何进入西班牙语世界的？

尹承东：我也很开心，可以就我的经历和理念与您进行交流。我差不多从小学起，就对语文有所偏爱，成绩也比较好。当时，我喜欢读旧小说、武侠小说，像《彭公案》《施公案》《三侠五义》……不自觉地培养了一种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当我升入初中，就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进入高中之后，开始发表短篇小说。当然，那时候发表短篇小说还有一个好处——可以解决家里的经济困难。还记得我第一次发表短篇小说——《磨坊里的风波》，解决了我三个月的伙食费，当时我每月的伙食费是4.1元，这篇文章的稿费足有12元，那种高兴的心情难以言说。

种种因素使然，我最初是羡慕作家，希望能够成为一位写作者。但我在读中学时，有一位精通俄文的旧官员被派到了我所在的中学任教。这样，我有机会从初二开始学习俄语。直到高中毕业，我的俄语都保持着全优成绩，并考入了北京外国语学院。

1960年，在我踏入大学校门时，经济状况的困窘让我有些自卑。第一次点名时老师特意点到了我，这让我既意外又惶恐。后来，他私下告诉我，我高考的外语成绩是满分，鼓励我努力学习，这重燃了我学好外语的决心。当时由于中苏关系降温、古巴革命胜利，学校选调了各语言学生转向学习西班牙语，我就是其中之一。从此，我与这门语言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万戴：从少年时代的文学爱好者，到青年时代的语言学习者，再到您一生从事的翻译事业，您的这种转变是悄然发生的，还是存在什么标志性的事件呢？

尹承东：我们之前谈到了我从少年时代就对文学兴趣颇深。在中学时代，我有机会读了很多俄罗斯文学作品，从此对外国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了北京外国语学院之后，我就想当个翻译家。还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就把课外读物中题为《一个西班牙母亲》的中篇小说翻译成了中文。我把译稿寄到了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没多久就意外地得到回复。信上说：“这篇小说很有意思，我们接受出版。可惜它太短了，希望您再翻译几篇，合在一起出版。”

但后来书不但没出版，我还挨了批评。原来那封回信，不是先到我手里，而是先被系领导拆看了。系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我学习目的不纯，不应该有成名成家思想。甚至在我毕业时的最后鉴定上，还挂了那么一句。尽管书没出成，但这给了我信心，我觉得我还是成功了，受益匪浅。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一次翻译学术研讨会上无意中知道，当时给我这么一个青年学生亲笔回信的，竟是大名鼎鼎的翻译家、《简爱》的译者祝庆英先生。

我终生都感谢这位鼓励我坚定走上翻译道路的师辈。这次翻译的尝试和获得的肯定，成了我翻译事业的起点。

理论著作外译：事业、理论和精神

万戴：当您真正进入专业翻译领域，进行的却是经典理论著作的中译外工作，这一点是非常独特的。当我们谈起翻译，所说的其实是两项互有关联又存在差异的工作：外文作品的译入和中文作品的译出。您曾经总结到，系统性的中译外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选集》的外译。在您看来，我国的中译外工作是怎样得到系统性拓展的？您又与之保持了怎样的缘分呢？

尹承东：长期以来，我们一提到翻译，就是指把外文的东西翻译成中文，尤其是指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我的确认为，中译外的提法形成一个概念，是从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组织《毛泽东选集》翻译开始的。在这之前，尽管也有零星的中译外工作出现，比如50年代初，中央就指示毛主席的俄文翻译师哲、后来的外交部长乔冠华、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袁水拍、著名翻译家叶君健，以及同样也蜚声翻译界的著名学者钱锺书开始了《毛泽东选集》的初期翻译工作。甚至还在1949年，林语堂先生就邀请从英国回来的杨宪益先生翻译《资治通鉴》，之后又有《牡丹亭》《聊斋志异》《易经》《诗经》《论语》《儒林外史》等中国古代经典英文版问世，但中译外并没有形成什么大气候，中国的翻译概念仍旧是停留在把外国文学翻译成中文上。

中译外的正式提出，是在英文版、俄文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即将问世，法文版和西班牙文版开始组班子翻译的时候。当时中央从长期系统地翻译国家领导人的著作考虑，于1961年末由邓小平同志批示，正式成立中译外专门机构，设在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冠名“毛泽东著作翻译室”，与外译中的马恩列斯著作翻译配套。我本来1965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但只在外交部待了一年。翌年，中央编译局找外交部要干部支援《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工作，结果我被选中了，到了编译局，一干就是40余年。从1966年到2002年，我参加的翻译工作除了《毛泽东选集》外，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全集或文选的翻译，以及从1969年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到后来八次党代会和这期间历次的人代会以及政协会议的翻译工作。

万戴：当时您还是一位年轻的译者，这项工作给您在专业上带来了怎样的改变？这是否对您之后数十年的翻译工作有所影响？

尹承东：作为当时翻译团队中的年轻人，我确实感到很幸运。《毛泽东选集》的翻译人员，几乎都是从全国抽调的翻译大家。拿西班牙文来说，牵头的是广电部的刘习良，成员有外交部的汤柏生，外文局的陈用仪，外交学院的丁永龙，中联部的邓兰珍，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的蔡同廓，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王怀祖、赵士钰、毛金里等，可谓群贤毕至。在他们和外国专家的帮助下，我由统稿开始，中译外水平很快进步到能够独立承担翻译任务。直到今天，每每回忆起与这些老师在一块工作的时光，心中还不禁涌起一种特殊的激动，一种感激之情。

前些年，我曾就《毛泽东选集》的翻译问题作过一些讲座。在讲座中，我总结出了这个翻译班子十分可贵的三种精神：一是无私奉献的精神，就是大家只求奉献，不求索取，一心想到的就是工作，还常常加班到夜间十一二点，带病工作也毫无怨言。二是精益求精的精神，可以说翻译的每一个句子都是精雕细刻出来的，为用某个词要不要冠词可以争论一个小时，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所以，我在作讲座时敢于底气十足地说：“如果谁发现《毛选》的译文有问题，他可以到中央编译局来领奖金。”三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就是每个人都把这项工作看成是自己学习的好机会，谦虚谨慎，从不自以为是，而那些老师级的人物对我们年轻人则总是谆谆教导，爱护有加，不厌其烦地帮助我们提高水平。我在中央编译局工作的40余年，由于工作的性质，始终处于西文界高端翻译家们的熏陶中，使自己有所建树，所以我说自己感到很幸运。

“文学爆炸”与“翻译爆炸”

万戴：您是中国西语翻译界最早一批投入系统性文学译介的翻译家之一，也是将拉美“文学爆炸”作品介绍入中国的主将之一。您从何时开始投身拉美文学翻译，又是一段怎样的经历呢？

尹承东：我刚才讲了我第一部译稿的遭遇，从此在大学里再也不敢有翻译小说的念头。大学毕业以后进了机关工作，其实同样管得严，除了本职翻译工作以外，不能搞业余的东西，否则也会受到批评。

我是在“文革”期间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1927—2014）和《百年孤独》的。记得在1975年，我和刘习良先生在一起翻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他拿了本《百年孤独》给我看，说真应该把它翻译出来。可惜当时的社会环境不允许，也只好惋惜作罢。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1979年，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在南京应运而生，我们多年压抑在心头的欲望才得以释放。又兼国内出版社同样进入了高速发展期，迷上了魔幻现实主义，争相出版拉美文学，我和同代译者自然满怀热情地投入其中。

开始，我跟我的同事蒋宗曹女士和中国外文局的李德明先生合作翻译了两部长篇小说：西班牙作家帕拉西奥·巴尔德斯（1853—1938）的《修女圣苏尔皮西奥》、布拉斯科·伊巴涅斯（1867—1928）的《不速之客》，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分别于1981年和1983年出版；接着，又跟赵德明教授等合译了巴尔加斯·略萨的《胡利娅姨妈和作家》。接下来便一发不可收拾，一闷劲儿地翻呀，翻呀，不停地翻，所有的节假日都用来干活，大年初一都在翻稿子，时常工作到深夜更不消说。不这么干也不行，出版社催得急。为了赶时间，我们只能更多地采取合译的方式，比如我与他人合译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迷宫中的将军》《霍乱时期的爱情》《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这几部作品在国内都是首译，当时十分畅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出现了“文学爆炸”，而中国在80年代出现了拉美文学的“翻译爆炸”，到90年代中期，也就是我们用了十来年的工夫，将拉美文学的各种流派、各种思潮，包括文学经典差不多都介绍进了中国。

万戴：通过翻译活动、研究活动与成立文学研究会，您和同时代的学者、翻译家共同构建了一座联通中拉、实现理解的文学桥梁。即使在信息交互高速发展的今天，也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在您的回忆里，这些译介和研究对中国知识界和文学界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尹承东：这种影响首先体现在译介的量变引起质变。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楼宇博士的统计，这40年间，我们共翻译了900多部西语文学作品，绝大多数是拉美文学。如果再加上绘图本，我们翻译的拉美文学作品已超过1000部。这彻底改变了知识界和文学界的阅读生态，也在我国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这种影响首先体现在文学创作领域。以莫言和阎连科两位作家的话为代表吧。莫言说：“拉美文学影响了我们20世纪80年代的一批作家。魔幻现实主义从根本上颠覆了我们一批作家。我自1984年第一次读到《百年孤独》时，心情就像当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黎的阁楼里读到卡夫卡的《变形记》一样：啊，原来小说可以这么写。”另一位对拉美文学感触至深的作家阎连科表示，拉美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之巨，“可能超出世界上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流派、主义和文学团体，对中国文学造成的震动基本跟地震和火山爆发一样”。

拉美文学对我国的影响不仅仅是翻译界和创作界，而是上升到与拉美的文化交流以至政治层面。李克强总理2015年访问拉美，行前不仅专门委托外交部做有关调研工作，莫言、铁凝和麦家三位作家也随团出访。在波哥大的一场高级别文化研讨会上，李克强总理感慨地说：“哥伦比亚伟大的文学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这部魔幻现实主义不朽巨著，帮助中国人认识了拉丁美洲，对中国的当代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文化效应穿越辽阔的太平洋，变成了联系两国人民灵魂的独特纽带。”无疑，这是对我们几十年来文学译介工作的一种总结和肯定。

万戴：作为翻译家和研究者，您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等拉美多位重要作家都有过直接接触。这些交往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回忆和影响？

尹承东：我应该是第一位与巴尔加斯·略萨有所接触的中国学者。1984年10月，我当时正在哥伦比亚安第斯大学访学，我的哥伦比亚朋友告知我巴尔加斯·略萨访问波哥大的消息，并极力促成我们的见面。在接到我的便条后，巴尔加斯·略萨主动联系了我，约我在他离开哥伦比亚前在饭店见面。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面容俊秀、温和有礼，没有所谓大作家的傲慢。他向我仔细询问了自己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情况，对于能够拥有中国读者表示非常兴奋。此外，他也向我介绍了自己作品的创作与未来的写作计划，也包括他对秘鲁文学的理解和哲学阅读，这无疑对我在此后理解和翻译他的作品助益良多。

同年在波哥大，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位医生朋友在报纸上看到我到访的消息，便想促成我与其会面，作家也答应了。当天正待出发时，他突然打来一个电话，说见面的第一个议题先谈版权问题。我没有条件这样做，于是这次会面没能成行。1990年10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到访中国。时任哥伦比亚驻华大使的何塞·玛利亚·戈麦斯协调安排了作家与申宝楼、赵德明和我见面。我们在国贸大厦与加西亚·马尔克斯进行了会面，老先生友善幽默，并没有我们担心的不悦之色。我和他开了个玩笑，说我在哥伦比亚第一大报《时代报》上看到过一篇文学评论说：“加西亚·马尔克斯没有在中国拿到一个比索的版税，但是却挣得了两亿多个读者，所以算总账还是赚了。”他笑了笑并未反驳。在文学讨论之外，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表现出了浓厚兴趣，这一点也让我们印象深刻。

每部译作都像自己的一个孩子

万戴：您的文学翻译跨过了多个时间维度：从伊比利亚美洲经典文学作品、“爆炸文学”时期作品到“后爆炸文学”时代的代表作品都有涉足。您在翻译不同时期作品时，会不会有不同的感受、采取不同的手法？这几个时代，有哪部译作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尹承东：确实，不同时期的作品，其文学风格、语言习惯都有着较大差异。而文学创作除了具有时代性，作家个人的语言风格其实也各有不同。像佩雷斯·加尔多斯（1843—1920）和布拉斯科·伊巴涅斯这些较为经典的作家，其语言往往是精确、优美和流畅的。比如伊巴涅斯的《血与沙》，尽管其中的一些关于斗牛的专业名词需要核实，但他在描摹场景和推进剧情时使用的语言是便于理解和易于翻译的。事实上，再复杂的表述都是由语言本身构成的。我常常戏称自己为“翻译匠”，依照杨绛先生所说的那样，对每个文本都致力于还原原文表述的内容，也就谈不上难易了。

作为一个译者，正如巴尔加斯·略萨所说，每部作品都像自己的一个孩子，很难说哪一个最好。如果说印象很深的作家，我们刚好可以谈谈巴尔加斯·略萨其人其作。我们刚才聊到了巴尔加斯·略萨和我在波哥大的一场深谈。在与他的坦诚沟通里，我得以了解到他的创作心得与思想脉络，这对我理解他的作品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下笔之时，我常常会神游与他倾谈，感觉他在用流畅的语言向我解释面前的文字。翻译他的作品，就像是在清晨提起竹篮走上田间小路，去欣赏青草上晶莹诱人的露珠。

我近年来翻译的作品中，《甘特的冬天》算得上是非常独特的一部。从现实意义来讲，这是国人首次读到巴拉圭作家创作的长篇小说。回到作品本身，这也是拉丁美洲“后爆炸文学”的一部代表性杰作。小说的篇幅不算很长，但作品的容量大大超出了一般叙事文本，作者胡安·曼努埃尔·马科斯也是一位文学理论学者，他在有限的篇幅内一展所长，巧妙地运用倒叙、插叙、拼贴、对位、互文、意识流等多重手法来阐释主题。

而最令我欣赏的，是这位学院派作家并没有耽于奇技淫巧，他在精妙繁复的文学表述背后，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示了巴拉圭遥远、陌生土地上色彩斑斓的族群以及他们的社会、人生图景，表现了那里的人民顽强不屈、英勇反抗军人暴政的斗争精神。在这片言语森林之后，在后现代的叙事手段之中，依然可以看到写作者对历史的审视和对民族精神的探寻。

万戴：我们刚才谈到了您几十年里在经典理论与文学作品领域的耕耘。在现实层面上，您的职业翻译和业余翻译间是否存在联系和冲突？

尹承东：这里还有一则趣事，足以说明其中的情况。我在任中央文献翻译部主任的时候，曾被人以“翻译大量文学作品，没有把精力全部投入本职工作”为由，拒评高级职称。我深感委屈，赌气向领导请示不再评定职称，得以用“翻译家”为头衔印了200张名片。

恰巧，一周后我和董燕生老师一起到韩国去参加亚洲西班牙语文化学者会议。在机场海关，由于我刚从哥伦比亚回来而护照上却没有入境章，怎么解释也不让我出关，非要我说清楚不可，一时间双方有些剑拔弩张。为了缓和气氛，我向边检人员出示了我的新名片，表示可以向我的工作单位进行核实。对方接过名片仔细看了一下，不失尊严地问道：“您是翻译家？”我半开玩笑地说：“小翻译家，不是大翻译家。”他把手一甩：“是翻译家就过去吧！”没想到，这赌气印上的“翻译家”却立了奇功。

万戴：您是常年投身一线翻译实操工作的翻译家，也是中国当代翻译史和翻译理论的阐释者之一。在您看来，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应当如何协调？

尹承东：翻译理论这个问题，说简单很简单，说复杂很复杂。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翻译理论能把严复先生的“信达雅”理解好、实践好已然是很高的境界，恐怕多数翻译工作者一生都不敢说自己的译著达到了“信达雅”的水平。尽管理论流派纷纭，翻译这门学问，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大家公认、没有人能推翻的定理，即翻译就是把一种源语言变成，或者用钱锺书先生的说法，化成一种目标语言，而目标语言的读者享有跟源语言读者同样的感触。

我非常喜欢和赞同杨绛先生的观点，她说：“我暂时抛开翻译理论——理论只是在下文谈的经验里逐渐体现——这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观点，不同于那些专搞翻译理论的不谈翻译实践所谓翻译理论家。反正一切翻译理论的指导思想，无非把原作换成一种文字，照模照样地表达。原文说什么，译文也说什么；原文怎么说，译文也怎么说。”我愿将其称之为“实实在在的翻译理论”，即由实际出发、具有操作性的翻译理论。只有这样的理论工具，才能对翻译实践做出切实有效的指导和帮助。

万戴：政经翻译、经典理论著作翻译、文学翻译、学术翻译、商务翻译……在您看来，不同翻译门类的从业者，是否会存在一定壁垒？作为这个时代的译者，是否应当主动跨界，或是深耕自身的领域？

尹承东：在我看来，客观上是存在一定的翻译壁垒的。对我个人而言，在经典理论著作翻译之外，几十年间也出版了近50本译著（包括合译），也跟国内外人士合作把《老残游记》《楚辞》《道德经》《茶经》《陈毅诗选》等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了西班牙文。虽然同时存在中译外和外译中，但我的业余翻译还是大多集中于文学。这既是我个人兴趣所在，也是能力的长项。

在一些外译丛书的审稿工作中，我也会和出版社进行沟通，选择合适的学科类别进行审校。每位译者都存在着自己更为熟悉和擅长的领域。当然，会有翻译大家能够横跨多个领域，但我认为更应该将一个领域搞精、搞通。比如说仅在文学领域，翻译资源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并不一定需要强行跨界。

万戴：您被称为“翻译产业”的创始人，是将中国翻译产业整合为一个新型产业模式的开创者。这是一条怎样的道路？您又是如何考量的？

尹承东：2010年之前，鉴于社会上已经出现了许多翻译公司，并且在翻译事业上有了一定的影响，在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的会议上，已经开始探讨翻译是不是一种产业，以及翻译协会应不应该管理的问题。但是争论很大，一直犹豫不决。

2010年秋天，上海的一家翻译公司邀请我以中国译协副会长的身份去参加他们的会议，会上南京钟山翻译公司的总经理张南军先生作了一个精彩的发言，详尽地谈了应该创办翻译产业的道理。我对他的发言很感兴趣，饭后我们在一起就这个问题交谈了三个小时，取得了共识，最后决定以钟山翻译公司和中央编译局翻译公司的名义在南京召开一次翻译产业交流会，试试水，没想到许多翻译公司积极参加，规模相当大，会议很成功。

经过会上交流，最后大家形成一个决议：把问题提到中国译协会议上，建议成立中国译协第九专业委员会（译协原有八个专业委员会），叫翻译产业委员会，结果在这一年的译协常务理事会上，提议顺利通过，从此翻译产业这个名称也正式确立下来。我做了10年的翻译产业委员会主任，也帮助制定了一系列行业标准，算是为我国翻译产业的发展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因而在2012年获得了中国译协评定的“翻译事业特别贡献奖”。 

（作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中国拉丁美洲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