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对话】

罗伟章：四川到重庆，是我深入现实肌理的机遇

“作家如果不与时代同行，并借助时代的洪流，冲破自身的狭隘，就很难完成对情绪、心灵和人生的真正表达。采访毛相林，正是我深入现实肌理的一个机遇。”6月的一天，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和罗伟章面对面谈起他的最新报告文学《下庄村的道路》，他道出了这样的创作初衷。

新长篇写重庆

川渝作家应该共同书写

记者：此前，川渝作协签署了“文学交流合作框架协议”。这个新作，您作为四川作家，去书写重庆人重庆事。对于这样的尝试，您有何感想？

罗伟章：这是一种更加深入的交流。书写的前提是理解，四川作家去写重庆，重庆作家来写四川，有助于相互间进行精神层面的沟通。对文学而言，建立在精神层面的合作，才可能产生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我除了《下庄村的道路》这个长篇报告文学写的是重庆，长篇小说《太阳底下》写的也是重庆——大轰炸时期的重庆。

记者：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大背景下，您觉得哪些题材值得四川和重庆的作家去发掘和书写？

罗伟章：多得很。不限于“经济圈”。我们提政治、经济、文化，是为了表述的方便，其实没有一个概念是孤立的，“美好生活”当然离不开这些。所以你说写作题材的挖掘，那是全方位的，是非常广阔的。当然作家离不开特定地域的养育，现在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说“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但对作家而言，养不活的是你的视野，你得尽可能拓展自己的宽度；另一方面，要特别懂得珍视能养活你的那一部分，那一部分才是构成你写作说服力的核心。

记者：您写重庆的脱贫攻坚，四川另一位作家卢一萍曾写过湖南十八洞村的脱贫报告文学《扶贫志》。是不是像这种跨地域写作对作家并没有太大难度？“异乡写作”和“故乡写作”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罗伟章：如果只是完成任务似的写作，也就是呈现事件似的写作，确实没太大难度，但如果要写出深度，写出何以如此、有没有别的可能、又是怎样的可能，就一定要进入内部，进入性格和伦理，那就难了。好在一萍和我去的地方，与四川有非常紧密的地缘联系，这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和阐释的方便。其实距离不是本质的，观念才是。

从悬崖峭壁进入文学现场

对疑问进行最好的作答

记者：其实毛相林带领村民修出的路只有8公里，还只是刨出了机耕道。可能很多人会不理解毛相林何以感动中国，对于这样一个疑惑，您的书写会不会有好的回答？

罗伟章：那也正是我的疑惑，我不好好回答，就等于没有写。当年的下庄村，出村只有一条便道，便道不便，去那道上走，一不小心，不仅人会摔死，连猴子也会摔死。毛相林作为村干部，去乡上开会，去党校学习，所见所闻让他再也无法安之若素。他对村民们说：“我们已经落后得太远了，再不进步，我们就成原始人了，就要拖新中国的后腿了。”而且，毛相林心目中的路，不是人行道，是能跑车的公路。四面石山，绝壁垂落，飞鸟也胆寒，怎么可能修公路？要修路，只能靠自己。这简直是疯狂的想法。但毛相林带领下庄村人，动手了，刨出了8公里的机耕道，后来在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得以拓宽、硬化，成为真正能跑车的公路。毛相林和他的村庄，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可能只是一粒草芥，却承载了奋斗、坚韧的气质，铸就了感动中国的精神力量。

记者：去到下庄村和见到毛相林，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最打动的您的真实故事？

罗伟章：有的。首先是看到一段他们修错的路。那是在悬崖绝壁上修路，工具是錾子、铁锤等原始工具，修一寸也备尝艰辛，错十几米，想想那种感觉，可他们居然没有沮丧，更没有停步，错了，改过来就是。再就是看到牺牲的那六位村民的名字，六个呼啸的生命，都很年轻……这些虽然谈不上故事，但背后隐藏着丰饶的故事。有了这些，我心里就有了场面了。

记者：上一次关注您的报告文学作品，还是2020年的《凉山叙事》。《凉山叙事》的书写，把面铺得很开，很多人很多事。这次《下庄村的道路》是不是以毛相林为主要对象？在叙事手法和文学语言上，有什么突破和创新？

罗伟章：毛相林当然是主角，但群像也很重要，潮头身后是水和更多的水，才形成奔涌的河流。两天前收到《光明日报》付小悦的信，说：“读了你最近的两部新作，《隐秘史》和《下庄村的道路》，很是感慨……两部作品，两样体裁，两种风格，但都如此无愧于‘作家’的职业，和文字的荣光。而它们在最深邃的地方，又是有勾连的，共同构成了一个对当下农村真诚关注极其了解的作家的立体的行与思……”小悦的表扬虽然没专门谈及叙事和语言，但她揭示了报告文学对叙事和语言所要求的尺度。

打破束缚解除“病灶”

让“报告”和“文学”共存

记者：《下庄村的道路》时间跨度很长，毛相林43年初心不改，如何在那些茫茫旧事中打捞出历久弥新的记忆，如何面面俱到却不陷于记流水账式的罗列，换句话说，您如何让这部作品既“报告”又“文学”？

罗伟章：你说得非常好，当下的报告文学的确有两种“病灶”，一种是只有报告没有文学，另一种走向反面，文学有了，却没有报告。前一种直接驱离了书写对象的主体性，把书写对象和写作者自己都工具化了，因此完全谈不上艺术性和感染力；后一种又削弱了来自生活中的真实力量，无法满足读者对报告文学的期待。《下庄村的道路》这部作品，修路是整个事件的纲，纲举目张。万物都有时间性，唯心灵没有，精神没有，当心灵和精神得到充分发掘和呈现，就永远是新的。写作者要有一种能力，就是把逝去的时光和生命叫答应，与他们对话。

记者：您曾说过，写报告文学，对小说家而言其实是不小的挑战。那么，从《凉山叙事》到《下庄村的道路》，您是如何解决那些矛盾的？

罗伟章：小说家以虚构为食，并且借助虚构的手段，探究最本质的真实。报告文学却先就对你说：这里有一个真人，有一件真事，你要写出来。当报告文学这样要求你的时候，你就成了证明真，而不是探究真。“证明”暗含着任务性、强制性。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所以要打破这种矛盾，报告文学作家同样得具有“探究”的热情、勇气和本领，要你写眼里的真，而不是别人给你的真。

无论乡村还是城市

深入内里窥见的都是时代

记者：近几年来，对于乡村的书写，您一直笔耕不辍。无论是小说还是报告文学，您始终坚持待在山野田间？

罗伟章：也不一定。前面说到的小说《太阳底下》，就是写城市，那是十多年前的作品，读过的人都比较喜欢，上海批评家程德培去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里，还称其为“出众之作”。近年来，我的一些中篇小说，比如《月光边境》《镜城》等，同样写城市。当然乡土是我书写的主体。所谓乡土，并非纯粹意义上的乡村，城镇化进程走到今天，已经很难谈到纯粹意义上的乡村。作家不管写什么题材，都一定投射着时代的影子。

记者：写乡村最终探究的还是人性。是不是放在乡村这个环境中，人性更突出？还是说，您其实没有刻意去圈定故事的生发地？

罗伟章：人性是共通的，城乡都一样。从根本上说，我选择乡土是因为我对乡土有更深的感情投入，也更熟悉乡村人的所思所想。我的大部分生命是在城市度过的，但乡村是种子发芽的地方。人的记忆很多时候如同植物的记忆，在哪里发芽，就认定了那里的气味。写作者都有自己的气味。如果辨识不出作家的气味，证明这个作家太淡。

记者：所以，无论乡村还是城市，您并没有停留在表象，而是深入到内里，从乡土的裂变来窥见时代的变化，您书写的本质始终是时代。

罗伟章：是的，作家在面对时代的时候，一面审视，一面捡拾。而作家本人也是时代下的一个个体，个体与时代，就像水滴与河流，所以个体在时代面前是脆弱的。卡夫卡据此认定，作家都是弱者。这个弱者在滚滚洪流中前行、擦拭和书写，就成了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