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侦探小说中的“苏州书写”
中国文明开幕纪元四千九百五十四年（即西历一千九百八年九月十号）中秋节夜，苏州省城的中区，有一条小巷，巷之北底，有一小户人家，门前墙上，挂着一个小八卦牌。左傍一块门牌，上面写着“阔巷第一号”字样。门上贴着两条春联，从那矮踏门的小栏杆里，显出“国恩”“人寿”四个字来。上面离开二尺的光景，就是两扇玻璃楼窗，却是一掩一启。[1]2
这是目前可以见到的中国本土创作的第一部长篇侦探小说《中国侦探：罗师福》的开头。小说中就在这个“苏州省城的中区”小巷北底的房间内发生了一起毒杀案，而后当地的警察、巡官、县令、师爷等一众人物纷纷登场，但都对这起案件束手无策。终于，“受了学校的教育”的青年费小亭提出“吾一个人，决不能担此重任，吾想还是到上海请他去”[1]36，然后“费小亭于十六日傍晚，趁火车到上海，直至明日午后，方把罗侦探请到”[1]39，这才开启了后来整个罗师福侦探破案的故事。
在这中国第一部长篇侦探小说中，发生于苏州的凶案最后必须依靠来自于上海的侦探罗师福才有可能被侦破。这是因为当时的上海由警察、侦探、法医、律师等构成的现代侦破与司法体制相对更加完善，相关人员的业务能力也普遍更强的现实境况；同时又构成了一个有趣的“城市隐喻”，即苏州与上海、传统与现代、地方与世界之间存在着的同构性关系对位与文学想象。
一、从苏州人与“星社”说起
民国侦探小说事业发展最为繁盛的地方当然是上海。福尔摩斯探案系列、亚森·罗苹探案系列等西方侦探小说的大规模译介工作主要由位于上海的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等筹划、组织、完成；《侦探世界》《大侦探》《新侦探》等绝大多数民国时期的本土侦探小说杂志都是在上海出版发行；此外，程小青、孙了红、陆澹盦、赵苕狂等一批民国最为重要的侦探小说作家也都长期在上海生活并开展他们的文学活动。从以上任何一方面来看，如果我们称上海为“民国侦探小说之都”，应该都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
但有趣的是，这批在上海开展其侦探小说文学事业的作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苏州人（更宽泛一点说，即江苏人），或曾经长期生活在苏州。比如，包天笑、徐卓呆、姚苏凤（姚赓夔）等都是出生在苏州的；程小青虽然出生在上海，但1917 年就从上海迁居苏州，执教于天赐庄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和景海女子师范学校，并且和范烟桥、周瘦鹃并称为“姑苏文坛三剑侠”[2]；此外，刘半农是江苏江阴人、俞天愤是江苏海虞（今常熟）人、张碧梧是江苏扬州人。
这些和江苏有着密切的籍贯根源或生活联系的侦探小说作家，已然足以撑起民国侦探小说界的“半壁江山”。而这一“文人聚集”现象的背后，可能与江苏地区，特别是苏州在清末民初经济基础、文化积累与教育普及等情况都较好有关，也和其因毗邻上海，因而有着“西风东渐”、文学传播和交通上的便利性密不可分。
如果进一步从文化熏陶与文学活动的角度来看，民国侦探小说作家早年多集中于两个文学社团，一个是杭州的“兰社”，另一个则是苏州的“星社”。前者更像是一个学生文学团体，其骨干成员施蛰存当时在杭州之江大学读书，而另外两名社内积极分子戴望舒与张天翼都在杭州宗文中学读书；后者则多少带有一点传统文人雅集的意味，当时“星社”的成员——范烟桥、赵眠云、郑逸梅、赵苕狂、程小青等人——之间经常进行诗歌唱和、相互往来。
而在之后的文学道路选择上，与“兰社”成员纷纷转投新文学阵营不同，“星社”成员则多数继续坚持原来的创作路径，并构成了民国通俗文学创作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中翻译过不少“侠盗”亚森·罗苹故事、着手试写过诸如“福尔摩斯来上海”等相关题材小说的包天笑，号称“民国侦探小说第一人”的程小青，以及创作了“胡闲探案”系列滑稽侦探小说的赵苕狂等人，都和苏州及“星社”之间有着文化血脉深处的不解之缘，同时他们又分别从翻译、创作、评论等各个层面，积极推动着民国侦探小说的发展。
二、毗邻上海的苏州
在民国侦探小说作家的笔下，上海绝对是被书写得最频繁且最丰富的城市，无论是“侦探霍桑”，还是“侠盗鲁平”，都曾在上海大显身手并扬名天下。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侦探小说作家更多地关注到了上海周遭江浙一带的市镇与乡村，其中最富代表性的就是俞天愤。汤哲声教授称俞天愤为“乡镇侦探小说家”[3]，即意在强调其侦探小说创作取材不同于一般民国侦探小说——多立足于大都市（特别是上海）——的书写取向，而是别有自己独特的在地化、本土化特征。
具体来说，俞天愤的侦探小说故事经常发生在苏州郊区、西北乡方桥镇，或者是往返于锡山（今无锡锡山区）和白下（今南京秦淮区）的火车上，大致范围基本不出长江以南地区的县、乡、镇一级地理单位，而这些地方则和俞天愤的故乡海虞有着相似的地理风貌和风土人情，俞天愤在表现这些地方或者对其展开侦探故事想象时也显然更为得心应手。
如在俞天愤的小说《车窗一瞥》中，侦探醒庵就是生活在江南乡镇，并经常乘火车往返其间，“卜居白下，而行役于锡山，心驰两地，频频往还，匝月之间，仆仆长途者，恒七八次，必以火车代步履之劳，俾速达也”[4]。而小说中整个案件的最终解决也全靠醒庵“于火车中瞥见”了一起失窃案的真相。在这里，火车对于当时的白下和锡山等市镇乡村而言，显然具有某种福柯所说的“异托邦”（heterotopia）的特殊性质，即火车在传统中国的江南地理空间内穿梭往返，就相当于在其中插入了一个极具现代性和异质性的空间场所和文化符号。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火车“异托邦”、都市现代性与侦探小说一起进入了这片传统的故事空间与文化场域之中，进而构成了俞天愤侦探小说的独特面貌。
在这些上海周遭的江南市镇中，苏州更是经常在俞天愤的侦探小说中出现的地理单位，如在小说《白巾祸》中，侦探蝶飞就专门坐汽油船从上海赴苏州查案：“蝶飞就为这事，坐了汽油船到苏州去的，明天准定回来。汽油船叫吉福，你可到汽船公司去问的……”[5]这和前文所引晚清侦探罗师福从上海到苏州查案可谓“异曲同工”，只不过南风亭长是站在作为“案发地”的苏州的角度来写侦探罗师福从上海“远道而来”，而俞天愤则是从上海出发，借着侦探金蝶飞查案的足迹，将笔触一直延伸到了苏州。
这些涉及苏州的侦探小说中往往有不少对苏州都市地景、文化空间乃至方言土语的文学呈现。如南风亭长的《中国侦探：罗师福》中的干将坊巷和碧凤坊巷、朱的《旅馆中》[6]等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苏州日报》与《苏州时报》，以及徐卓呆的《小苏州》[7]中作为破案关键的“洞庭反”（苏州“白相人”的一种“反切”游戏）等。从中可以引申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即在当时的侦探小说中，发生在苏州的案件为什么一定要找来自上海的侦探处理和解决？这其实涉及当时侦探文学对于上海与苏州不同的“双城想象”。
首先，苏州和上海之间有着地理空间上的近便性，特别是在民国时期有了火车、汽船等更为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后，两地间的往返也变得更为方便、快捷。如《中国侦探：罗师福》中费小亭于傍晚“趁火车到上海”，第二天中午就带了罗侦探回来[1]39；《白巾祸》中侦探金蝶飞乘汽油船，也可以做到今天从上海去苏州查案，“明天准定回来”[5]。由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清末民初时借助现代交通工具往返上海、苏州间办事，一般可以做到隔日往返，整体上颇为便捷，这就为侦探“跨城”查案提供了交通上的基本保障与实践可能。
其次，作为截然不同的两座城市，苏州与上海有着各自独立的行政、司法、交通、商业、邮政系统。如在陆澹盦的侦探小说《合浦还珠》中，侦探李飞就是根据“这一封信虽然粘着三分邮票，却并没有苏州邮局的圆章”而进一步推论：“这明明是从上海寄的，他为什么要发这封信呢？明明是要解释掉他自己的嫌疑罢了。”[8]“苏州邮局的圆章”在这里象征着完全不同的行政划分与权责归属，也成为犯罪嫌疑人究竟是否身处当地的线索和“铁证”，而在这一行政区划的背景下，上海的侦探到苏州查案显然又属于某种“跨界”和“越界”的行为。
最后，在民国侦探小说中，“上海侦探”意味着更专业的职业身份与更出色的破案能力。这不仅是某种挟洋自重或地域偏见，也是恰如程小青笔下的侦探霍桑和助手包朗对上海的认识一样，“但像上海这般地方，人家都尊称为‘罪恶制造所’的”[9]42。所以霍桑才最终决定听从包朗的建议，从苏州搬到上海，“我说他既然决意从事侦探事业，上海自然比苏州容易发展。他应许了，才在爱文路七十七号里，设立了私家侦探的办事处，实地从事侦探职务”[9]42。如果从小说现实考据的角度来看，这里关于“霍桑”与“包朗”这一组人物关系的设定其实是有着现实人物原型作基础的，按照郑逸梅的说法：“小青的侦探小说主脑为霍桑，助手为包朗，赵芝岩和小青过从甚密，又事事合作，所以吾们都承认他为包朗。”[10]再参考程小青另一篇侦探小说里的相关内容，“下走姓包名朗，在学校里当一个教员”[11]。上述这些小说中的情节都和程小青自己曾在苏州生活并在东吴大学附属中学教书等经历相契合。
如果我们从现代都市与早期侦探小说之间关系的角度来进行考察，借鉴本雅明的敏锐洞见：“侦探小说最初的社会内涵是使个人踪迹在大都市人群中变得模糊。”[12]所以本雅明才会对爱伦·坡的小说《人群中的人》（The Man of the Crowd）予以高度评价，后世很多侦探小说研究者也将这篇小说看成是侦探小说的“雏形”之作。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英国作家切斯特顿为何会称侦探小说是“城市的犯罪诗篇”。
简单来说，侦探小说是属于资本主义与现代都市的文学类型，其所捕捉的正是现代都市中个体内心的警惕、不安与焦虑等感受。因此，世界早期侦探小说中犯罪故事的发生地与侦探活动场域多集中在现代大都市（具体到民国时期的中国，则显然首选上海）。反过来说，生活在上海等大都市的侦探也因此被赋予了某种现代、专业和能力出众的都市想象/文学想象。与此同时，从上海到苏州查案的侦探，也在某种程度上象征了现代化的脚步逐渐深入到广大乡镇甚至内陆地区，就如同前文分析过的俞天愤笔下往返于锡山和白下的火车一样，构成了民国时期中国不断主动/被迫卷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的时代表征。
三、“传统的抵抗”与“状情”书写：“杨芷芳新探案”
除了罗师福与金蝶飞这类从上海到苏州查案的“外来”侦探外，民国侦探小说中还有一些“扎根”在苏州本土的侦探人物形象，如朱的“杨芷芳新探案”系列小说中的侦探杨芷芳。如小说《冰人》中所说：“这几年来，我和芷芳在苏州协作的探案已很不少，社会方面也薄负虚名。”[13]这道出了“杨芷芳新探案”的故事主要发生地是苏州，而非更为现代化的临近都市上海，这一地理空间的选择本身就带有某种与现代新兴事物保持距离的意味。
此外，“杨芷芳新探案”系列小说对新兴的学校、舞场、电影院、旅馆等都持有一定的不满和批判态度。如《自杀之人》中认为“跳舞是堕落的媒介”[14]，《惊变》中女主角成为电影明星也即意味着其人格的堕落和道德的沦丧[15]，《旅馆中》认为“时下女学生”往往带有一种“狂荡的习气”，等等[6]。在《旅馆中》中，作者更是直接揭露了当时苏州很多旅馆背后的“黑幕”：“旅馆的内幕真是不堪之至，馆中的旅客大半是本地的人，不要说那嫖赌鸦片和肉欲的自由恋爱，都借着旅馆发泄，就是那种裸体模特儿的照片也全是在旅馆里拍摄的，一种好好的正当旅馆已给一班无耻的人弄得变做了万恶之巢。”[6]
从上述这些文本细节中，我们完全可以说朱的侦探小说已经具备了某些社会小说的特点，他对于当时的社会黑幕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批判指向。如果我们尝试在这一批判视角下引入上海作为参照，就不难发现，现代化的舞场、电影院、旅馆等最初都是率先登陆上海，然后再扩展至苏州等周边城市或内陆地区的，而伴随着这些现代化事物一并扩散传播的，不仅有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生活方式、公共空间、都市体验与新型人际关系，而且还有内生于资本主义生产生活结构之中的欲望沟壑，以及在金钱与欲望交换机制中滋生出来的暴力与罪恶。
从这个意义来看，朱将其笔下的侦探人物——杨芷芳——的主要活动空间设置在苏州，就成了一个有意味的细节，其中暗含了和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大都市的上海拉开距离，并站在传统中国文化伦理的立场上，对这些新生的“社会怪现状”展开批判的小说叙述逻辑起点。简言之，在朱的“杨芷芳新探案”系列中，苏州之于上海，是某种“传统的抵抗”与道德的批判的象征。
沿着这一思路继续考察整个“杨芷芳新探案”系列小说，我们还会发现其所具有的其他突出特征。一方面，和当时很多侦探小说相类似，朱的“杨芷芳新探案”系列也以情杀为主要书写题材。如《自杀之人》中，男主角张秋冷自杀，报纸上都说是因为“忧时”，但其实“他的自杀确是关涉着一个女子”，而整起案件“又是一件关于恋爱的活剧”。[14]《可怜虫》中，杨芷芳接下了一桩“捉奸案”，而情郎的身份竟是一个哀情小说作家，甚至故事发展到最后，小说本身呈现出更多接近哀情小说而非侦探小说的特点。[16]《歌舞场中》的主要情节一言以蔽之，讲的就是一个“强逼情死”的故事。[17]《情海风波》的主要内容即“这案大约就是恋爱太自由了应有的结局”。[18]《银海明星》更是开篇即坦陈杨芷芳过去所探之案多是些“关涉着暧昧的案件”，而这一宗案件“不过又是一幕恋爱活剧，酸化发作罢了”。[19]
另一方面，朱侦探小说的特殊之处在于，大多数“情杀”题材的民国侦探小说更多着重于写“杀”，其目的在于表现犯案与破案过程中的“罪”与“智”，这也是一般侦探小说的主体情节构成与审美风格追求；而朱的“杨芷芳新探案”系列则更多地倾向于表现“情”本身，甚至于我们可以说，“侦探”与“探案”都并非是“杨芷芳新探案”系列的重点，“状情”可能才是作者想要借助这个系列小说所表达的关键性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来看，朱的“杨芷芳新探案”系列是在尝试某种社会言情小说与侦探小说写作的跨文类融合。
具体来说，朱笔下的侦探与助手不仅没有像福尔摩斯及其后来“学步者”那样远离女色，相反，小说中的侦探杨芷芳、助手吴紫云都有过动人悱恻的爱情经历，吴紫云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情痴”，这不仅在当时的中国侦探小说创作中堪称“独一无二”，即使在同一时期的世界侦探小说中也非常少见。虽然“福尔摩斯探案”系列中华生中途结婚并搬出了贝克街221B 的居所；陆澹盦在“李飞探案”系列中把助手（王韫玉）设定为侦探（李飞）的妻子；20 世纪40 年代时，长川也有“叶黄夫妇探案”系列作品，但这些只是人物关系的一种简单设定，所起的也不过是一种装饰性功能，侦探或助手的情感经历与爱情故事从来都不是这些侦探小说作家所关注和意欲表现的重点，相反，大多数时候爱情是其避之唯恐不及的书写内容。
但朱不同，在他的小说《伊人》中，侦探杨芷芳有一个梦中情人，并每日睹像思人，难以自持，整篇小说也正是围绕着杨芷芳的这个梦中情人而展开的。[20]在小说《情痴》中，助手吴紫云也陷入了恋情，小说对此还有着一段颇为直接的表白，吴紫云握着励操的手道：“励姊，我自前年和你订了文字交以后，不知不觉的堕入了情网。亏我凭着坚诚的志愿，层层进行，总算上帝默佑，在这木香二次开花的时候，已达到了我们圆满的期望。真是俗话说得好，‘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了。”[21]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对话内容与描写细节会发生在华生或者包朗的身上。
对此，朱也是有着相当自觉的认识：“侦探小说有时为了要情节奇突起见，布局不能不故起奇波，但结束时候仍要归到人情之内，才是杰作。”[22]这就和同时期其他侦探小说作家强调“智的意味”[23]与阅读快感有着侧重点的根本不同。朱在展开对情杀案件和婚姻情感关系的具体书写时，也多半会流露出某种传统的道德与伦理的观念倾向，甚至这种道德倾向性有时会影响到侦探小说最为根本的正义伦理。
如在《情海风波》中，陆伯平杀死女主角的理由看起来大义凛然：“这般兽化式的女子放在社会上，不但要陷害多少青年男子，而那风气一播，苏州社会中也要没有贞洁的女子了。不杀死伊，真不知要害多少有用的青年呢。”[18]作者虽未直接表明自己对陆伯平的言行的观点和看法，但他在小说中让凶手公开陈述自己杀人的理由这一书写行为本身，已然透露出作者的同情态度。从根本上来说，朱的侦探小说通过“状情”来对抗“写智”，正是其以苏州来抵抗上海、以传统来批判现代在文学形式层面的另一种体现。而将“状情”提升到侦探小说叙事的核心位置，也可以说是“杨芷芳新探案”中所谓“新”的最突出的特征。
四、地方的力量：徐卓呆笔下的“小苏州”
苏州籍作家徐卓呆，并非以侦探小说创作见长，其文学名声更多的是源于滑稽小说创作，他也因此被称作“文坛笑匠”和“东方卓别林”。徐卓呆对于通俗文学的另一大贡献在于，他不断进行着不同类型小说之间的融合性写作尝试，如他的《女侠红裤子》就是滑稽小说和武侠小说的融合，《不是别人》又是侦探小说和滑稽小说的融合。
对于这种跨类型小说写作的尝试，徐卓呆自己曾说：“我今年的小说，大概要这一类占多数了。但是我做了两三篇，便觉得有一个大毛病了。这大毛病不独我一人犯着，恐怕做侦探小说的人，大半犯着。就是格局的没有变化，开场总是什么地方谋死了一个人，或是失去了什么要物，由侦探去破案的。这么形式千篇一律，我以为就是内容不同，也总不好。所以我得想做几篇格局特异的侦探小说。或者格局之外，还可以在性质方面，使他含有滑稽趣味，倒也很调和。”[24]可见他是有意识地在尝试跨类型的小说创作，并试图借此突破不同类型小说书写本身的一些局限性。徐卓呆创作的侦探小说，既有如《犯罪本能》这种相对“正统”的侦探小说，也有着数量更为庞大的滑稽侦探小说作品，从总体上来看，后者更能代表其创作特色与文学成就。
不同于赵苕狂的“胡闲探案”系列有意颠覆传统侦探小说的经典情节和细节，也不同于朱秋镜的“糊涂侦探案”系列力图塑造出一名糊涂的侦探主角——白芒，徐卓呆的“滑稽侦探小说”主要可以概括为“外行侦探”的系列故事。比如，他在小说《外行侦探与外行窃贼》中说道：“这谭文江的侦探本是外行，那窃盗的阿翠也是外行，两个人都缺乏着这一方面的知识，所以事件的进行大有急转直下之势。”[25]身为侦探，却缺乏必要的“侦探知识”，这是徐卓呆这一系列小说的最显著特点。
这方面的代表作首推《小苏州》，小说一开始，一起连环盗窃杀人案的凶手就已经被捕，福尔摩斯与亚森·罗苹还抓住了前来与凶手接头的同党。但警方和霍桑、李飞、福尔摩斯与亚森·罗苹等中外名侦探汇聚一堂，却都搞不懂凶手与其同党之间交流信息的暗语究竟是什么意思，也因此而无法找到他们藏匿赃物的地点。后来是处于最底层的、跑腿的“小苏州”解决了这个难题。原来凶手所使用的暗语是一种被称为“洞庭反”的“反切”暗语——“ ‘乃是我们做白相人的时候应当懂的一种小玩意，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不过这么看来，你们用什么外国的新法来侦探，开口科学、闭口科学，在中国社会上还是不行。不如我一个光棍，倒不费丝毫力量把你们诸大侦探研究不出的秘密居然看出来了。’小苏州一番话说得大家脸都红咧”[7]。
小说中“小苏州”用地方的、底层的、民间的经验战胜了大侦探们现代的、西方的科学知识，并讥讽侦探们“你们只懂外国方法，不明白中国习惯，不晓得有这东西罢了”[7]，形成了某种对于世界的、现代的、先进的科学理性知识的讽刺和反抗。这里“小苏州”所拥有的地域身份恰好又和苏州直接相关，而其在小说中所对应的潜在地域文化空间则是霍桑、李飞所生活的上海，以及福尔摩斯与亚森·罗苹所来自的西方。由此，苏州在地方的、民间的文化力量层面构成了作为西方现代性表征与世界主义横行的上海的对照。
五、结语
民国侦探小说事业繁盛于上海，其主要文学书写空间也集中在这座当时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大都市之中。但是，作为上海的近邻，苏州对于民国侦探小说而言也有着特殊的意义：在现实生活中，苏州为上海的都市消费文学发展提供了大批文学生产者；在小说文本内部，苏州既是作为毗邻上海的地区而存在，也是相对于西方与现代的东方与传统的象征，同时面对着世界主义话语中“舶来”的侦探小说文类，苏州更代表了某种来自地方与民间的文化力量。考察民国侦探小说中“苏州书写”与“苏州想象”的不同方式，也是我们拉开距离，重新审视侦探小说这一小说类型在中国本土化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交织与复杂面貌的有效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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