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的童话集《稻草人》
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儿童读物都会重新走进大众关心的视野。给孩子挑选几本好书，也成了许多家长为孩子们庆祝儿童节的方式。本期通过三篇文章，介绍几本民国时期的图书与报刊，穿越时空去看看过去的儿童读物，了解曾经的“小朋友”们都在读些什么，怎样去阅读，儿童读物的发展历程又是怎样。
叶圣陶是中国第一位自觉为儿童创作童话的作家。他的童话作品于1923年结集为《稻草人》出版，这是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第一本原创短篇童话集。
1935年，鲁迅在《表·译者的话》中称“《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这个评价不涉及作品的艺术成就、艺术风格，但客观指出了中国人创作艺术童话从《稻草人》开始，指出了叶圣陶的开创之功与他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同时他也指出了《稻草人》此后十多年“没有人追踪”的事实： “不料此后不但并无蜕变，而且也没有人追踪，倒是拼命地在向后转。看现在新印出来的儿童书，依旧是司马温公敲破水缸，依旧是岳武穆王脊梁上刺字；甚而至于‘仙人下棋’，‘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还有《龙文鞭影》里的故事的白话译……那‘有益’和‘有味’之处，也就可想而知了。”这种说法或许有些绝对，但由此可见《稻草人》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影响，并没有我们今天想象得那么大。可能正是因为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匮乏，到了1935年，鲁迅动手翻译童话名著，“以供孩子们的父母、师长以及教育家、童话作家来作参考”。需要注意的是，他提到了评价儿童读物的两个标准，一是“有益”，二是“有味”。
《稻草人》里的童话，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早期的几篇，给小读者“一个美丽的童话的人生，一个儿童的天真的国土”（郑振铎语），如《小白船》《傻子》《燕子》《一粒种子》《芳儿的梦》《梧桐子》《大喉咙》等皆是。二是占多数的中后期作品，表达“成人的悲哀”，“咒诅……有那些强盗的世界”。这两类作品的分界线，一般认为是从《鲤鱼的冒险》开始，而后期作品，越到后面，童话里弥漫着“成人的灰色云雾”，愈发“悲哀和痛苦”，以至于叶圣陶曾写信问郑振铎，“不识嫌其太不近于‘童’否？”对此，郑振铎指出：“在成人的灰色云雾里，想重现儿童的天真，写儿童的超越一切的心理，几乎是个不可能的企图！”郑振铎提出了一个创作上的问题：在儿童文学里，成人的悲哀是否可以超越？用今天的话说，儿童文学是否应该写残酷现实？郑振铎给出的答案是：“把成人的悲哀显示给儿童，可以说是应该的。”叶圣陶秉持“为人生”的文学观，更是从童话创作上进行了实践，开辟了现实主义儿童文学的道路。
儿童不是社会的绝缘物，尤其对于十岁以后的少年儿童，儿童文学更应渡他们到现实人生的道路上去。现实主义儿童文学的存在肯定有它十分积极的作用。然而，“写什么”是一个问题，“怎么写”是另一个问题。是直接呈现，还是艺术处理，最能体现作家的功底和水平。很明显，叶圣陶是采取了前者，他这一做法受到了读者的质疑。他在《我和儿童文学》一文中说：“《稻草人》这本集子中的二十三篇童话，前后不大一致，当时自己并不觉得，只在有点儿什么感触，认为可以写成童话的时候，就把它写了出来。我只管这样一篇接一篇地写，有的朋友却来提醒我了，说我一连有好些篇，写的都是实际社会的生活，越来越不像童话了。”于读者而言，“不像童话”，就是童话创作上的失败。拿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为例，这自然是在揭露和批判现实，但于读者而言，却能带来美的享受和无穷的思考。
郑振铎在《稻草人序》中指出：“他的悲哀已造极顶，即他所信的田野的乐园此时也已摧毁。最后，他的对于人世间的希望，遂随了《稻草人》而俱倒。”文学是审美的，是给人以希望的，儿童文学尤其如此。叶圣陶却因为个人“悲哀已造极顶”，在童话创作上，直接转向了成人本位，以致同时代的研究者贺玉波指出“把它们当做童话读，倒不如把它们当做小说读为好”。叶圣陶的大多数童话想象贫弱，与他一贯轻视想象有关，这是童话创作应该克服的。由于时代与个人文学观和创作能力的原因，中国第一部童话集被读者指为“不像童话”，这无论如何都是中国儿童文学史的遗憾和悲哀。
此后的1927—1930年，叶圣陶又写了九篇童话，结集为《古代英雄的石像》，于1931年出版。这些童话反映了更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饱含对统治者的揭露与讽刺，充满现实主义的批判力量。一些童话更加深含寓意，具有了一些寓言的特征。这都说明叶圣陶童话彻底走上“教育童话”之路，愈加成人化，离儿童化越来越远。后来，叶圣陶再也没有从事童话创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