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耀：我永远忘不了这些英雄
1945年徐光耀撰写的战斗通讯刊发在《冀中导报》。
徐光耀讲述文学创作之路。
身穿蜡染白洋淀风光的麻布对襟大褂，操着浓重的雄安乡音，97岁高龄的作家徐光耀回忆自己走过的文学之路，思路清晰，谈吐晓畅，兴起时，爽朗大笑，激动时，眼含泪光。
13岁参加八路军，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亲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经历百余场战斗，徐光耀写下了《平原烈火》《小兵张嘎》《四百生灵》《望日莲》《乡亲们哪》《杀人布告》《冷暖灾星》等多部小说和电影剧本。
回顾一生，有两件大事，在徐光耀心灵上留下深深的烙印，深刻影响着他的生活、思想和行动，成为他永难磨灭的“情结”，其中之一便是抗日战争。作为战争的亲历者，那个弥漫着血与火的时代，成为徐光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写作源泉，他始终扎根生活的厚土，用饱蘸深情的笔墨记录下军民团结一心的鱼水之情、战友们视死如归的昂扬斗志，展现中华民族争取独立与自由的光辉历程。
徐光耀曾言，在文学写作中，写作者不应该只顾惜个人内心，还需要关注时代和国家的命运，反映“大生活”。他以自己的如椽之笔，对烽火历史进行文学记录，塑造出众多英雄形象，让后人通过他的作品铭记革命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写家信，是我提高文化做出的第一步努力”
记者：您今年最新出版的《向死而生》收录了147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期的战斗故事，篇幅短小精悍，读起来非常震撼。
徐光耀：这些故事都是从战争中来的，特别壮烈，尤其是朝鲜战争中，有的战役最后打的只剩几个人。书印出来之后，我第一遍看就哭了两次。
记者：这些故事是从您的日记里选出来的吗？
徐光耀：故事基本上是从我的记录本里选出来的。我平常有两个本子，一个是我的日记，专门记我的琐事；一个是记录、采访本，采访英雄模范和有贡献的人们，记录一些民间故事、传说。
记者：书中的147篇故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徐光耀：是的。
记者：您的记录本记录了多长时间的事情？
徐光耀：我有意识拿专门的本子记录是在华北联合大学毕业后。这里面有不少是抗美援朝的记录。
记者：您13岁参加革命，给家里写信，最初请文书代笔，但觉得文书写出来的家信“笔下不带感情”切不中自己心中的要害，于是自己偷偷写，虽然开始格式摸不准，措辞也幼稚，“可能够说出本心话，这就抵得过一切了”。可以说您的文学创作是从写家信开始的吗？
徐光耀：可以这么说。那时候我文化水平很低，念书只念到农村小学四年级，在学校写过作文，但没学过怎么写家信。参军后想着写家信了，自己没有信心，就让我们文书陈德山帮我写。他写的家信特别讲究文辞，先来一句“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这句话我都不懂。接着写道：“儿参军以来，身体健康，平安无事。”没了。他的意思是，家信无非就是报平安健康，不会给我编两句具体的工作生活情况。我觉得自己肚里的话说不出来。我参军以后，身体强壮了，还有点发胖。我应该把这些好消息告诉家里。但是文书就按照他想的写，我自己又不会写，我就觉得这家信写得实在太委屈。后来我学着自己写家信。开头我也照猫画虎，照着文书的写“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不懂也用这些词，后头我就说自己的话。说完自己的话，我看着家信就很满意，因为我把我想说的都说出来了。以后我就不再请别人写信了。我上进心比较强，在家里的时候，读过很多旧小说，侠义小说、奇案小说，那里面很多词儿对我影响很大，我学了很多。我后来从事文学创作，受旧小说的影响很大。那里面说故事有感情、很形象，非常吸引人。写家信，是我提高文化做出的第一步努力。
记者：您从年轻的时候，就非常注重记录生活中的点滴，一直坚持写日记，出版有十卷本的《徐光耀日记》，日记从1944年1月1日至1982年9月2日。您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写日记的？
徐光耀：我最早写日记是在1940年。那年过年，老百姓慰问八路军，送给八路军一些小本子，我就要了一本，非常珍惜。我想，在上面写点什么呢，记日记吧。我就开始背着别人写日记，因为怕人家笑话。后来我就公开了，写一些日常非常琐碎的事。有一次，旅长王长江到我们锄奸科，看见我的日记本在桌子上，他翻开看了看说：“小徐，你怎么把花了一毛钱买花生也记到日记上啊？”我说：“一个月发我一块钱，我花十分之一买花生，这就是个大事。”他就笑话我。后来经常行军打仗，背不动那么多东西，我把日记本藏在房东家里，之后再没有机会回房东家找，就丢了，我觉得很可惜。
记者：您日记是写到1982年，之后就不写了吗？
徐光耀：不是，我到现在还写。1982年之后的日记没有发表，因为在那之后我在保定当过文联主任，到石家庄担任河北省文联副主席、党组书记、主席，《长城》杂志社主编，到领导岗位后日记里批评人的地方很多，我就决定之后的日记不能再出版了。直到现在我还在写日记，我现在不是每天写，四五天写一次，算是周记吧。
记者：我能看看您现在的日记本吗？
徐光耀：在床边的抽屉里，紫皮的大本子（笔记本是徐光耀参加河北省作协第七次代表大会时发的。册页上记录着日记的日期——2019年至2022年）。我现在写日记特别简略，所以本子用得比较慢。以前，我一年就写这么一本。
记者：您写得太工整了，一点勾画也没有。您以前的日记也这么工整吗？
徐光耀：以前也是这样的。我都是想好了再写。
“我非常迷写作，对语言特别重视”
记者：在省档案馆馆藏档案中有一些关于华北联合大学的记载。您是1947年2月进入华北联大文学系学习的。尽管您在华北联大文学系仅仅做了8个月的插班生，生活也很艰苦，但那段时光对您来说似乎是一段难忘的快乐时光。
徐光耀：是的。我特别重视那段时光。我由写家信慢慢开始写日记、写连队的工作总结、宿营报告。宿营报告就是记录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走了多少里、部队伤亡情况、途中经历等。文书陈德山不愿意写宿营报告，我就说我替你写吧。这都出于我想提高文化水平，多学点知识。到1947年，我已经可以给报纸写战斗通讯、报告文学。我有一篇文章叫《李混子和他的爆炸组》在《冀中导报》分两期刊登。那是我进入华北
联合大学学习之前写得最长的一篇文章，有三四千字。因为我常在报纸上写文章，徐光耀的名字在我们军分区有点小名气，所以我入联大的时候很简单，我找到文学系主任陈企霞，问：“我能不能到文学系学习。”他问我过去写过什么。我说我有一本自己作品的剪贴簿，里面有我发表在报纸上的战斗通讯、故事逸闻之类的文章。他说：“你拿来，我看看。”我把本子拿给他看。第二天系主任说：“你来吧。”他看了我写的那些文章觉得我有资格到文学系学习。
到文学系学习对我来说有着很大的意义。我从写家信开始一直到学会写文章，很不容易。但是我非常迷这行，知道联大文学系搬到我们部队附近了，就要求去学习。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土作家，到联大之后，从“文学概论”什么是文学开始学习，我知道了文学的基础要素是什么，文学的基本理论有哪些，给我以后的写作打下了坚实基础。特别是萧殷讲的“创作方法论”，我特别感兴趣。他讲的就是创作方法，我所追求的就是创作，上他的课我听得特别仔细，笔记做得也比较详细。记完笔记后，萧殷往往会在我的笔记本上批上几句，哪些地方记得不对，哪些地方是什么意思等，对我帮助很大。经过8个月的学习，我在写作上有了质的变化。我从土八路变成了一个“半作家”。过了两年，我就写了《平原烈火》。如果没有联大文学系的学习，我是不可能写出《平原烈火》的。上过文学系之后我才知道什么是文学，文学主要抓什么，我懂得了这套理论，所以我在1949年，24岁的时候写出了《平原烈火》，1950年出版了。毕业后两年我就写出一部长篇小说来，这对于我来说是个奇迹。
记者：1952年，丁玲在给您的回信中说：“我劝你忘记你是一个作家……你专心去生活吧。当你在冀中的时候，你一点也没有想到要写小说，但当你写小说的时候，你的人物全出来了。那就是因为在那一段生活中你对生活是老实的，你与生活是一致的，你是在生活里边，在斗争里边，你不是观察生活，你不是旁观者，斗争的生活使你需要发表意见。所以你现在完全可以忘记你去生活是为了写作的……你不要忘记暂时的写不出不要紧，怕的是永远写不好。”对于作家而言，深入生活意味着什么？
徐光耀：深入百姓生活对我帮助很大。我在联大文学系学习文艺理论，关于文学语言，老师讲，文章写得精彩主要表现在语言上。所以我对语言特别重视，我下乡下厂到部队深入生活，很注意收集基层工农兵的语言，我记录了很多农民战士的口语。我在语言锻炼上下了很大功夫。我很欣赏老百姓那些非常形象精彩的语言，他们的口头语有很强的文学性。我到现在都对语言很感兴趣，甚至可以说是迷恋，我听到一句精彩的话，就要记下来，到现在我还有这个习惯。我有好几本记录语言的小本子，我把它整理成一个大厚本子。
记者：1947年2月27日，解放区《冀中导报》副刊发表了您以笔名“越风”写的短篇小说处女作《周玉章》。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好，校部批准您获得一大功，在馆藏档案里，还有您立功的记载，这在文学系是独一无二的。《周玉章》是反映练兵的短篇小说，您能否谈谈创作过程？
徐光耀：解放区《冀中导报》副刊主编萧殷还给我写了一段按语，表扬了这篇文章：“我们怀着一种极愉快的心情，读完了越风同志的《周玉章》。自然，这还称不起成功的作品。但在副刊上，却是一篇较能使人满意的文章。因为它不是现象的罗列，不是机械地向杂乱的现实‘照相’，也不是脱胎于‘抽象概念’，而是从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中选择出来的形象和性格。”
《周玉章》创作于我在联大文学系学习的时候，老师带着学生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深入连队、深入农村、深入工厂，我因为是当兵的，就被分配到连队深入生活。我们到了连队，连队有墙报，我们去了总想给人家服点务，正巧连队打了一仗之后呢，战士周玉章发生了一个小故事，我就打算给连队的墙报写篇小文章，表扬表扬这个战士。我写完之后觉得太长了，在墙报上发表不合适，占好多地儿，就带回联大整理了整理寄给了《冀中导报》，恰好遇到萧殷。我就是因为写了《周玉章》立了一小功。那时候功分三级：大功、功、小功。我成了联大文学系最大的功臣。
我非常喜欢鲁迅，想向他学习，鲁迅是“越人”，所以我起了笔名叫“越风”。
“《小兵张嘎》是我最看重也最喜欢的作品”
记者：您在25岁就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平原烈火》，这部作品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反映八路军抗战的长篇小说，您以亲历者的体验和独特视角表现了冀中抗日游击战。
徐光耀：我1938年参军，当兵整整20年。1938至1945年，我参加了抗战。在战争最残酷的那几年，我在县大队工作，那里是最基层的八路军武装，所以《平原烈火》我一开头就写环境的残酷、鬼子扫荡的凶狠毒辣，那些都是我亲身经历的。我差不多打过一百多次仗，有时候一天打三仗，我们与敌人的火力相差悬殊，只能靠两条腿跟敌人的汽车、坦克周旋。
我大部分文章，包括长篇、中篇、短篇、剧本都是写战争题材。我一生最大的情结就是抗日战争，它影响了我一生。到现在提起抗战来，我的话依然滔滔不绝。我刚才还看了一篇我早年写烈士的小说，我很多作品都是写烈士的。《平原烈火》的主人公周铁汉是有原型的，原型叫侯松坡。我记得非常清楚，侯松坡被敌人逮住，越狱出来，他两个膀子被敌人打残了，回到部队后行军的时候不能背枪，他夹着枪跟着部队打仗，最后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这些人我是永远忘不了的。我们的国旗是红的，那就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
记者：机智、乐观、勇敢、天真的“嘎子”受到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喜爱，但很多读者想不到，创作《小兵张嘎》的时候正处于您人生最低谷、最困窘的时期。您能谈谈当时的创作心境吗？
徐光耀：《小兵张嘎》是我最看重也最喜欢的作品。我平常就喜欢调皮捣蛋的嘎子。我自己的性格比较呆板，太老实，有时候我甚至认为自己很窝囊，我不喜欢我自己的性格，这一点从小到老都是这样。正因为这一点，我所喜欢的就是嘎子。平常交朋友、体验生活都喜欢找调皮捣蛋的，因此积累了不少嘎人嘎事。人们常说这个是“嘎子”原型，那个是“嘎子”原型，实际上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原型，嘎子是我生活的储存。小兵张嘎出自我内心，我写我自己理想的那种性格，小兵张嘎是我最高的理想。这是我写作的基础。
1957年反右派斗争，我挨了半年批斗，让我回家闭门思过。我在家待着就看书，想把愤懑的情绪压下去。我看了很多书，想总结一下有什么收获，但脑子却一片空白。我一岁的女儿天天找我玩儿。有一次我在门后站着想我的冤枉事，女儿从对面的屋子蹒跚着走来，走到我屋抓我的门，让我跟她玩儿。我那时候就想：我自己的事情还弄不清呢，你又来给我添麻烦。我就朝她大吼一声，把孩子吓跑了。捷普洛夫有一本书叫《心理学》，他在书中谈道，人在经历巨大打击和挫折的时候，神经不能承受超负荷的压力，有可能发生精神分裂症。我想，在这关键时刻，人要控制自己，有什么办法能避免自己疯呢？我记住了八个字：集中精力，转移方向。我把受冤屈的想法扔得干干净净，我想搞创作是最集中精力的办法。开始我自己也不接受，怀疑自己不能写作了。后来又一想，现在又不开会，又没工作任务，也没人打扰，大块的时间全是自己的。你不写是自己没志气，没出息。我就下决心写作，我脑海里第一个浮现出来的形象就是“嘎子”。我想我要写就写一个能逗我乐的，能使我感到轻松愉快的题材，恰好想的就是“嘎子”。于是我就写“小兵张嗄”，排除脑子里全部杂念，集中精力写嘎子。三个月的时间，我写了电影剧本《小兵张嘎》、小说《小兵张嘎》。
1959年国庆节后，我被分配到保定市文联。后来，《河北文学》的编辑张庆田去保定组稿，问我有没有小说。我问：“我的东西你敢发吗？”他口气很硬地说：“我敢问就敢发！”我就把小说《小兵张嘎》给了他。他在回去的路上就把小说看完了，很快给我回信：“尽管有斧凿痕，我们决定发表。”1961年底，《河北文学》发表了《小兵张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