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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年谱》里的文艺(之十五)—— 阎晶明:“双百”方针的由来
来源:人民政协报 | 阎晶明  2022年07月04日07:13

记得去年七一前,中国作协组织去中国历史展览馆参观,内容十分丰富,教益颇多。大家都来自文艺界,自然十分关心相关展陈内容。其中有一专门的展区,是介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家边参观边讨论,这个关于文艺的“双百”方针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我因为正在读《毛泽东年谱》(下文简称《年谱》),对此有一点印象,就提到应该是1956年。但对此确实也不敢斩钉截铁。回来后又反复查阅《年谱》,认为自己所说大体符合事实。确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有个过程,这个过程包含两层含义:既是毛泽东的想法、意见逐渐上升为党的方针的过程,也是在实践中检验并逐渐确定为党的方针的过程。关于“双百”方针,我们很容易说就是文艺方针,事实上,至少在一开始提出时,毛泽东的本意是将它确立为文艺与学术的方针。

在毛泽东那里,两个概念的单独、分别提出可能还可以更早好几年。合而为一讨论的,大体应该就在1956年。这一年的4月28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总结讲话中谈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这个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

这次会议比较集中、明确地讲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个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可见还是试探性、建议性的说法。1956年5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他在讲话中再次讲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谈道: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关于百花齐放,指出“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关于百家争鸣,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学派,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首先,从总体上认为,确立这个方针“是有必要的”。同时或比喻或正式地讲明了“双百”的含义。从我阅读《年谱》的感受,毛泽东在这个时候提出“双百”方针,除了希望文艺和学术繁荣,还基于他一直以来希望和倡导的党员干部要多学习、多掌握知识的观点。1956年1月以来,他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干部以“老粗”为主不行,要尊重知识分子,甚至党员干部自己要努力变成知识分子。在此背景下,希望文艺和学术繁荣发展,并为广大群众喜欢和接受,希望党员干部带头学习文化,掌握知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党已经面对、必须要解决好的问题。毛泽东在5月2日的讲话中甚至还为“百家争鸣”举了例子。他说:“一方面批评斯大林,一方面保护斯大林。斯大林是一种财产,有一部分错误的东西,应该批评。正确的东西应该保护,当做我们的武器,不要把这把刀子丢掉了,因为有用处嘛。”

一直到这一年的6月8日,毛泽东审阅陆定一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文,并同意发表。这篇长达1.5万字的文章发表在6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文章开始就明确写道:“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这已经由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过了。”由此可知,陆定一明确讲到“双百”方针是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宣布的,是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和科学的方针。这里,之前的“学术”置换成了范围更大的“科学”。同样是在1956年,在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上,把“双百”方针写进了政治报告和决议当中。从此,一个在言谈中酝酿、在会议上讨论、在报纸上发表的概念,经由党的最高会议确定下来。当然,如果细读《年谱》,还会看到,此后很长时间,甚至一直到1959年,毛泽东都在一些场合就“双百”方针的适用性问题和一些人士进行探讨。

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时代发展如何翻天覆地,文艺与科学的变革如何日新月异,在当代中国,“双百”方针依然是党领导文艺和科学的方针。为其注入新内涵,使其发挥更加积极的指导性作用,这一过程中有许多值得汲取的经验,也有一些不能忘记的教训。梳理清由来、缘起,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深刻内涵。这当然不是这一篇小文章能说清楚的,如果能由此引起大家更多的关注和深入探讨,则甚幸矣。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