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记得去年七一前，中国作协组织去中国历史展览馆参观，内容十分丰富，教益颇多。大家都来自文艺界，自然十分关心相关展陈内容。其中有一专门的展区，是介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家边参观边讨论，这个关于文艺的“双百”方针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我因为正在读《毛泽东年谱》（下文简称《年谱》），对此有一点印象，就提到应该是1956年。但对此确实也不敢斩钉截铁。回来后又反复查阅《年谱》，认为自己所说大体符合事实。确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有个过程，这个过程包含两层含义：既是毛泽东的想法、意见逐渐上升为党的方针的过程，也是在实践中检验并逐渐确定为党的方针的过程。关于“双百”方针，我们很容易说就是文艺方针，事实上，至少在一开始提出时，毛泽东的本意是将它确立为文艺与学术的方针。

在毛泽东那里，两个概念的单独、分别提出可能还可以更早好几年。合而为一讨论的，大体应该就在1956年。这一年的4月28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总结讲话中谈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这个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

这次会议比较集中、明确地讲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个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可见还是试探性、建议性的说法。1956年5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他在讲话中再次讲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谈道：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关于百花齐放，指出“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关于百家争鸣，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学派，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首先，从总体上认为，确立这个方针“是有必要的”。同时或比喻或正式地讲明了“双百”的含义。从我阅读《年谱》的感受，毛泽东在这个时候提出“双百”方针，除了希望文艺和学术繁荣，还基于他一直以来希望和倡导的党员干部要多学习、多掌握知识的观点。1956年1月以来，他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干部以“老粗”为主不行，要尊重知识分子，甚至党员干部自己要努力变成知识分子。在此背景下，希望文艺和学术繁荣发展，并为广大群众喜欢和接受，希望党员干部带头学习文化，掌握知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党已经面对、必须要解决好的问题。毛泽东在5月2日的讲话中甚至还为“百家争鸣”举了例子。他说：“一方面批评斯大林，一方面保护斯大林。斯大林是一种财产，有一部分错误的东西，应该批评。正确的东西应该保护，当做我们的武器，不要把这把刀子丢掉了，因为有用处嘛。”

一直到这一年的6月8日，毛泽东审阅陆定一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文，并同意发表。这篇长达1.5万字的文章发表在6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文章开始就明确写道：“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这已经由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过了。”由此可知，陆定一明确讲到“双百”方针是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宣布的，是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和科学的方针。这里，之前的“学术”置换成了范围更大的“科学”。同样是在1956年，在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上，把“双百”方针写进了政治报告和决议当中。从此，一个在言谈中酝酿、在会议上讨论、在报纸上发表的概念，经由党的最高会议确定下来。当然，如果细读《年谱》，还会看到，此后很长时间，甚至一直到1959年，毛泽东都在一些场合就“双百”方针的适用性问题和一些人士进行探讨。

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时代发展如何翻天覆地，文艺与科学的变革如何日新月异，在当代中国，“双百”方针依然是党领导文艺和科学的方针。为其注入新内涵，使其发挥更加积极的指导性作用，这一过程中有许多值得汲取的经验，也有一些不能忘记的教训。梳理清由来、缘起，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深刻内涵。这当然不是这一篇小文章能说清楚的，如果能由此引起大家更多的关注和深入探讨，则甚幸矣。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