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家之径”上应接不暇
文章为读者带来“悦怿”
当今学者发表的论文，都是正经八百的学术研究成果报告，力求严谨、精密、理性。一千五百年前我国文学理论经典《文心雕龙》的《论说》篇所说的“论”，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学术论文，就有这样的要求，即组织、综合各种观点和资料，加以分析、探究，从而得出一个结论。《论说》篇还说，好的论文要“师心独见，锋颖精密”，意思是观点独到有创见，论证严密合逻辑。当前各地学报上登载的合乎要求的论文，都应该如此。
在资讯爆炸甚至过剩的当代，学者为了职业、为了追上时代而大量地读、高速地读、匆匆地读、囫囵吞枣地读，读只有知性没有感性、只有说理没有表情、像扑克脸一样的一篇篇论文；学术，学术，论文，论文，读论文读得疲累了，趣味索然了。有没有别的选择？有没有另类的论文？
有的。《论说》篇在释“论”之外，还释“说”这种文体：“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资悦怿。”意思是“说”的言辞要使人喜悦；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使人“悦读”。古罗马的贺拉斯（Horace）以“有益又有趣”形容出色的书写，“有趣”也就是能为人带来“悦怿”。
如果把《论说》篇的“论”体和“说”体结合起来，这样的文章乃能知性与感性兼具、学术与趣味并存、实质与文采俱胜。这样的文章在中国早已存在，《文心雕龙》本身就是一个范例。
现代学院式令人读来不那么“悦怿”的论文当道，却还是有另类文章的。有“文化昆仑”美誉的钱锺书升起一面旗帜，上面绣着“美妙”两个字。关于文学的功能，在《诗可以怨》中他说：“同一件东西，司马迁当作死人的防腐溶液，锺嵘却认为是活人的止痛药和安神剂。”他用对仗式语句，在《宋诗选注》中描述宋代的仕宦制度：“又宽又滥的科举制度开放了做官的门路，既繁且复的行政机构增添了做官的名额。”文学之为文学，他认为必须发挥想象力，应当有“行文之美，立言之妙”；作品能美能妙，读者才会悦然怿然。
另一面旗帜，上面绣的是“以文为论”四个大字，即用散文的笔法来写论文，扛旗人是余光中。他认为评论家也是作家，而作家是文字的艺术家，必须兼具知性与感性；评论家的文章应该写得佳妙，即“文采斐然”“情趣盎然”。例如，余光中在其长篇论文《象牙塔到白玉楼》中，就用生动形象、用对仗，如“将雕虫小技视为雕龙大业”，如“以此文纪念一位骑赤虬而赴白玉楼的青年诗人”。他自述写作的情景：“在厦门街寓所北向的书斋里，一连五六个春夜，每次写到全台北都睡着，而李贺自唐朝醒来。”
随笔：随心选题，笔下成章
我数十年来写作，从前握管，现在敲键，构思酝酿之际，挥挥洒洒敲敲打打之间，自然受到古今智贤俊杰之士的影响，同时会尝试开拓创新。是志业也是职业所需，动辄一二万字甚至长达六七万字的学术论文，数十年来完成的数量，一时难以估算。即使是写这些应该板着扑克脸的学术论文，我也会偶尔让这张脸变一变，不至于像川剧变脸那样是红变蓝、黑变白的大变，而是让肃穆长脸孔闪现一下小笑脸、小哭脸甚至小鬼脸，让读者“悦怿”片刻。学术论文之外，我也在报刊发表长长短短的各类文章，即使是学术性比较浓郁的，我也希望写得有文采、有情趣、“言资悦怿”；做到“提高”与“普及”兼顾，做到“有益又有趣”。这类文章数十年来完成的数量，也是一时难以估算。
前年，谭徐锋先生为浙江古籍出版社约稿，邀我出版一本“学术随笔”文集；于是我整理文稿，集合长文短章四十多篇成书，取名《文学家之径》。我对“随笔”的解释是：随心选题，笔下成章。书中的文章应能符合我自定的标准。此书分四辑：一为《杜甫不悲秋·莎翁对对子》，二为《让“雕龙”化作“飞龙”》，三为《翻译·新诗·过度西化》，四为《文学家之径》。第一辑戏说中英两位伟大的作家杜甫和莎士比亚。第二辑力荐伟大的文论经典《文心雕龙》。第三辑闲话翻译、新诗以及中华学术的过度西化。第四辑美言一些现代学者作家，如钱锺书、夏志清、余光中、王蒙、金耀基、刘绍铭等，他们都是在“文学家之径”行走，直通大道，或曲径通幽，留下可贵足迹的大家、名家。至于本人，我数十年来在这“文学家之径”或漫步或健行，观看盛放的花卉，收获神思的果实，一直行走，一直应接不暇，以至于已生华发而“不知老之将至”。
文化自信：“东西南北有圣人”
我在中西文化交汇的香港长大和受教育，又曾在西方留学和教书，读书做研究时，意识里常常中西互相观照。在《杜甫不悲秋·莎翁对对子》这一辑中，我把杜甫和莎士比亚放在一起，也是出于一种中西并列的思维，其间含有一种对中国文学的自信。最近我发表了一篇文章：趁着今年名诗《荒原》发表100周年、《乡愁》发表50周年，我把中西两位大诗人艾略特和余光中的文学成就做了个比较，认为余大于艾。艾享有世界性的声誉，余的名气只限于汉语圈；崇洋者和现代主义文学的追随者，一定不同意我的评断。
我们应有文化自信，但文化自信不等于文化自大、不等于民族自大。近世中华民族曾处于文化自卑、民族自卑的低潮时期，现在中华复兴，从低潮、从卑下向上扬。但我们不应自大，也没有理由自大。千万不要从文化“脱贫”后，吹擂膨胀，成为歌颂中华文化的“暴发户”。
1942年，钱锺书写下一句名言，常获引用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同属无锡钱氏家族的钱穆，1949年南下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亲撰的校歌歌词有谓“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是的，英国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曾说的不交集的东方和西方，其实是有交集的；而且，我们的儒者发现：东方人西方人心同理同。东方人西方人平起平坐，不应自卑也不应自大，如果过去和现在有自卑或自大的情意结，彼此应该努力化解，努力消除。世界各国复杂的历史文化呈现种种歧异，对事物常有不同的看法——钱锺书告诉我们“物论难齐”；然而，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都有生老病死，都有爱有恨，都受新冠疫情之灾，我们更共同具有基本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哪一国的人民，会认为中国线装书所写的“仁义礼智信”不是美德呢？
像听轻音乐一样读书
“学术随笔”的文体特色，除了上面我的解释之外，可补充形容为“轻型学术论文”，就如音乐之有“轻音乐”。《文心雕龙》的最后一句话是“文果载心，余心有寄”，意思是“如果这些文章能够表达我的心意，我的心意就有所寄托了”。我把学术文化的心声寄托在书中，如果诸位能够像听轻音乐那样，比较轻松愉悦地阅读，你们“会心”，我就微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