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直以来，想写一篇关于您的文章，因为心里积聚了太多的话想要对您说。历时2年多的《书衣文录全编》（上中下）的编辑出版工作结束了，我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对于一名文学编辑来说，能够参与责编这样一套具有原创性、独特性、整理性价值极高的图书，实乃三生有幸。犹记2019年，汪惠仁老师和我关于您的一次长谈，那次长谈后不久，我们编辑团队就在汪惠仁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您的藏书所在之处，在您家人的协助下，将您生前的藏书一一找出，归类、拍照。感谢您让我们有了一次与古籍的亲密接触机会。此后的2年多，我们的编辑团队一直在整理、编辑这套书，《散文》杂志的张森老师承担了复审的工作，汪惠仁老师是终审，南开大学教授刘运峰做了外审工作。最终成书共计1173页，以手稿影印（540余篇）的形式呈现并配以释文，还增加了附录。附录囊括了未有手稿的“书衣文录”以及甲戌理书记、理书续记、理书三记、理书四记、耕堂题跋。甚至在装帧形式上我们也是精益求精，采用经典的裸背装的形式，一是形式上具备线装书的质感，二是便于读者展卷将手稿影印部分和文字排印部分进行对照阅读。

我从2012年开始在谢大光、李华敏、高为等老师们带领下参与编辑您的作品，从“耕堂文录十种”（《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曲终集》）、《铁木前传》（纪念版）始，到2013年的《孙犁文集》（补订版）、《孙犁书札：致姜德明》等，到2015年的《书衣文录（手迹）》、2016年的《孙犁书札：致韩映山》，再到2021年的《书衣文录全编》。9年间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编辑着您的作品。我是2009年到百花文艺出版社做编辑的，一个编辑在其工作的12年中，有9年是在编辑您的作品，不能不说是缘分极深。我出生得晚，长恨未能与您面谈，聆听教诲。但通过您的文字，我感觉对您熟悉极了，您应该是我最熟悉的陌生人。说熟悉，是因为我编辑了9年您的作品，尤其是《孙犁文集（补订版）》和《书衣文录全编》，我不但通读了您所有已面世的文字，还通读了您许多未能面世的文字，而且还是逐字逐句地以责编的视角读的；说是陌生，因为我未能在您生前拜访过您，此乃一大憾事。但也是一大幸事，我对您的认知恰恰全部来源于您的文字，这样也就避免了因见面带来的个人感情因素的干扰而影响判断。

您在我的眼中，不是一位文学大师，而是一位絮絮叨叨的邻家爷爷。在当代有两位作家被后世“神话”了，神话到天上了，已经不食人间烟火了，而是天上的云，飘来飘去。这两位一位就是您，另一位是汪曾祺先生。可是在我的眼中，您不是这样的呀，不是写《荷花淀》的清淡自然，也不是写《风云初记》的风云变幻，而是在枯灯下写“书衣文录”的喋喋不休。您“装书避嚣”，在书衣中写下您每日的日常起居及喜怒哀乐。您写下报社分售的大白菜，1975年11月18日在《扬州画舫录》（二）中记载道“报社分售大白菜百斤”。您写下生炉子，1975年11月18日在《扬州画舫录》（三）中记载道“下午沐浴，室内新升（生）火炉，颇暖”。您写下家务劳作、病情，甚至是血压的高低，1975年4月14日在《营造法式》（一）上记载道“余晨起扫除昨日李家冲刷下之煤灰，不断弯腰，直立时忽觉晕眩，脚下绵软。上班后，小路劝到医务室。血压70~110，脉搏100/分，心脏主动脉第二音亢进，为血管硬化之征。吴大夫给药”。同年4月21日在《全唐诗》（第一册）上记载道“昨日上午，到总医院看病，所谓高干病房。血压正常，听诊心脏及其他均好，开数单以查验。余未去报社测血压，余图省事将衣袖上卷，压迫血管，故所测不准也”。1976年1月27日又在《清河书画舫》（丑）中记载道“昨日下午包书时，喉痒大咳一声，喷嚏并作，乃口鼻出血”。您写下日常购物，1974年春在《六十种曲》（十册）中记载道“此日下午至滨江道做丝棉裤袄各一件，工料费共七十余元，可谓奢矣。冬衣夏做，一月取货”。您写下来访者，1975年3月26日在《弢园尺牍》中记载道“整日烦燥（躁），晚尤甚。而艾文会来，告以病，不去”。同年3月末在《郑板桥集》中记载道“家来客，魏家二小姐。余心不靖，意态有烦。而保真颇以余慢客为嫌，遂强打精神应付之。今日下午，二客外出，乃裁纸包书，然心中亦甚不安。此病态也，余当戒之”。您写下对邻居的不满，1975年9月28日在《扈从西巡日录》《松亭行纪》上记载道“邻居皆好事之徒，终日汲汲于损公济私之事，庭院甚乱，遇假日当退避后室。

孙犁先生手迹之一

孙犁先生手迹之二

然周遭无一处安静，嘈杂如下处。此晚境之最难堪者”。同年12月2日在《曲洧旧闻》中记载道“近日为邻居在窗下盖小房生气，甚无谓也。然迫使余深思当前环境，将来可能遭遇。要之，应随时克制，慎之！”您写下对晚辈的喜爱，1975年2月16日在《西湖游览志》上记载道“上午小宏来，又为我买好烟五包，并帮姥姥合（和）煤泥。小孩安稳寡言，颇有礼性，老年见此，心甚怡悦”。您写下对亡妻的怀念，1975年4月在《营造法式》（二）中记载道“忆明日为亡妻忌日，泉壤永隔，已五年矣。余衰病如此，不堪回首之思矣”。同年12月30日在《陈老莲水浒叶子》中记载道“此册系亡者伴我于和平路古旧门市部购。自我病后，她伴我至公园，至鸟市，至古董店、书店，顺我之素好，期有助我病速愈。当我疗养期间，她只身数度往返小汤山、青岛。她系家庭妇女，并不识字，幼年教养，婚后感情，有以致是。我于她有惭。呜呼！死别已五载，偶有梦中之会，无只字悼亡之言。情思两竭，亡者当谅我乎？” 您写下对老友的思念，1974年5月1日在《尔雅义疏》（下）中记载道“又闻湖南蒋君，出门开会，遇雨病逝”。1975年9月11日在《鲁迅致增田涉书简》中记载道“金镜已作古，音容渺茫，不得再见矣，掷笔黯然”。同年12月19日在《清稗类钞》（三十六）中记载道“余既于前夜哭骂出声，昨夜又梦辞职迁居等事。而慷慨助我者，则为千里。千里平头，扬扬如常日。此盖近日感寡助之痛，而使故人出现于梦境也。此小事，而纷萦心中如此之深，余所见太短小矣”。

凡此等等，不再一一列举赘述。恰如您自己所言：“余向无日记。书衣文录，实彼数年间之日记断片……”这些文字皆涉流俗，但经您的笔端流出，自是清流隽永。写这些文字的您，就是一位邻家爷爷在向别人倾诉自己的日常生活，而不是那位被大家供奉在天上的“神”。我喜欢您，不是因为您是人人敬仰的文学大师，而恰恰是因为这些返璞归真的“书衣文录”。

在1975年您经历着怎样的痛苦煎熬，我是深知的，也是看着心疼的，但却无能为力，只能在内心祈祷悲摧的1975年快快过去。因为在目前所能见到的“书衣文录”中，您在1975年所写的是最多的，多达220余篇，也是最为用情的一年，几乎每个月都在写，有时一天要写好几篇。用“内忧外患”来形容您的1975年是合适的。我曾将您在世时及去世后所出版的“书衣文录”的排印文字与您的手稿做过对比，我有了更为惊人的发现，发现有许多篇“书衣文字”与手稿有很大的出入。我也是深知您的苦楚与谨慎，“文章千古事”，文字发表出来是要给人看的，所涉当事人难免会有不同看法。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您在正式发表时采用了隐晦笔法。据说，您写作《芸斋小说》时就遇到过此类麻烦，以致家人都劝您不要再写下去了，担心您把老朋友们都得罪了。但是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能够了解更为真实的您，在编辑《书衣文录全编》时，我们采用了手稿影印加排印文字对照的方式，有心的读者会从中发现一些幽微的。在1975年，您经历的第二段婚姻对您的打击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在《书衣文录全编》中多有涉及，如1975年1月16日写在《全宋词》（二）上的，“伊早起外出，中午未回，晚八时归。余询问，伊出言不逊，而声音颇怪。余大愤怒，立请邻居李君至。彼为余之行政组长及支部书记，余甚激动，声明离异，所言多伤感情，彻夜未眠，念念要下决心。而此等事，决心实甚难，晚年处此，实非幸也。”1月18日在《全宋词》（三）又写道“人知珍惜自身名声，即知珍惜他人感情，亦能知珍惜万物。然亦不必尽如此”。3月13日在《茶余客话》（上）写道“昨晚新纠纷起，余甚惑”，在《劫中得书记》上表示“心绪甚乱”。3月17日在《现存元人杂剧书录》上直接写道“有晚离不如早离之想”等。

孙犁先生部分藏书

孙犁之孙孙瑜（右）与责任编辑徐福伟整理资料

爱情婚姻是甜蜜的，但也是会变质的。据悉，在您和第二任妻子相恋其间，通信很多，但此信最终流于何处已成文坛一段公案了。我在编辑您的书信手稿时，尤其是《孙犁书札：致韩映山》，发现您在1973年至1975年初，给韩映山写信时，往往会提到您的第二任妻子，如在1973年11月20日的信中，您写道“××问你好”，在1974年4月27日的信中写道“××也如常，每日为三餐努力”，甜蜜顺心跃然纸上，但是1975年6月24日的信中，您沉痛地写道“我有很多缺点，你知道一些，有些不知道，其中最重要的是寡识和寡断。由于这种性格，我想等事情有个最后结果再告诉你，现在总算有了个结果：终于离开了”。

您表面上“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但内心的苦痛无以言表，只能付诸书衣文字，写下您内心的疑惑与愤懑。不难发现，您在文字中表现出了所有人类的共同弱点：有时因过于激愤而有失理性与公允。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是也。由此可知，古往今来，历史的叙事是多么的不可靠呀，岁月的风尘又遮蔽了多少我们对文学大师们人性本真的一面展现呢？！

除了“内忧”，“外患”对您的侵扰也是不可忽视的。

1975年3月地震的传言困扰着您。您于3月5日晚在《北游录》中记载道“传言七日将地震，家人为余相度避身之地：一床下，一书桌下。床下必平躺，桌下必抱膝。一生经历，只此一着，尚未品尝也”。3月7日在《扬州画舫录》中记载道“邻居送信，今晚将有地震”。3月8日在《天府广记》记载道“昨晚传言地震，保真大为预防，镜框、油瓶布满地下。余脱衣而睡，既晓而无事，继理此业”。

想必，1975年7月30日的那场大雨令您记忆深刻，同日连写四则。这与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有异曲同工之妙。您在《太平天国史料从（丛）编简辑》（第二册）中记载道“大雨成灾，庭院如潭；家人困处，我自包书”。在同书第四册上记载道“大雨屋漏，庭院积水，一片汪洋”。下午又在同书第五册上记载道“积水未澈（撤）”。在同书第六册继续记载道“屋漏，滴水未止”。

您不是个传统意义上的老夫子，而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外国文学爱好者。许多人觉得您是古板的传统的，可能是由于您的《耕堂读书记》和《书衣文录》广为流传，因为其中所涉书籍，大部分为古籍。古书为乐。您的“书衣文录”是从1956年开始的，目前发现最早的是《仇文合制西厢记图册》，1960年代有六七则，从1972年开始加大频率，在1975年达到极致，终于在1995年您封笔。在新发现的“书衣文录”手稿中，我发现您还存有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您于1964年清明节后一日在《往事随笔》上随手记下“关于托尔斯泰的回忆”。1975年4月12日在《论俄罗斯古典作家》上所记载道“近日装书，涉及外国书。余进城后，此类书籍近于束弃不读。回忆三十年代，热中（衷）于此。今日之断片知识皆基于彼日，不胜衰暮停滞之感”。此则书衣文字证明您于20世纪30年代热衷于读外国著作。此外，您还存有《回忆录》（屠格涅夫）、《小约翰》《腊玛延那》《玛哈帕腊达》《文镜秘府论》《死魂灵》《战争与和平》《十九世纪外国文学史》《静静的顿河》《契诃夫文集》《大卫·科波菲尔》《茨威格小说集》《家庭的幸福》《日本古代随笔选》等，并在上面皆留下了“书衣文录”。

孙犁先生手迹之三

孙犁先生手迹之四

您是通达和洞明的。在您对世俗生活的关注中时时通透着人性的练达与澄明。在您的“书衣文录”中体现得尤其明显。

后来，您的文坛地位得以恢复，已成为许多年轻人敬仰的文学大师。他们表达自己敬仰的方式也很简单，知道您喜欢读书，便把各地新出的图书纷纷邮寄给您。您乐此不疲，但又受之有愧，有时回信予以感谢，有时难免懒于回信，您发现了表达自己感谢而又不失礼仪的好方式，您将他们的名字写进了“书衣文录”里，如1989年9月19日在《遵生八笺》中专门记道“邓基平寄”。此类记载太多了，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人的名字便随着您的“书衣文录”而代代相传了。由此可见，您又是慧性和通达的。1990年1月4日在《天津杨柳青画社藏画集》上所记非常有意思，“然自停止写作以来，无所事事，精神既无寄托，空虚苦闷，时时袭来，绕室彷徨，终非善策。日前山东一青年——常跃强，专程送来字画各一幅，余观赏两日已收起。昨日下午，谢国祥同志送一山水挂历及此册来，又消磨两日时光。近况颇似儿童，遇人送来合意礼物，则欢欣形于言词，实可笑也。”

还有那些帮您买书的人，您也将他们写进了“书衣文录”中，如1987年12月10日在《文献通考》（上册）中特意标明“金梅代购”。人情往来，自古已然，“秀才人情纸半张”，您以自己的方式让这些文学同好者的名字实现了不朽。还有给您刻印的韩映山之子韩大星，您在《孙犁书札：致韩映山》中屡次提及韩大星的篆刻，对其鼓励有嘉。您很欣赏他的篆刻，觉得他没有食古不化。他给您刻了很多方印章，我觉得最好的还是那方刻有“耕堂文字”的印章，在编辑您的《文集》（补订版）时，我们将其印到了书的封底上，让它与您的著作朝夕相伴。据说，20世纪80年代，您的《文集》出版后，我们社的编辑去给您送样书，您抱着样书深情说道，“我所有的，我的一生，都在这个不大的盒子里。”每当老编辑们说到这一段时，我的眼里总是饱含热泪。那个为您刻印的李燕生的名字也被写进了“书衣文录”中，如1981年10月10日在《题李燕生所作篆刻》中写道“燕生能于此道中，博古而通今，兼收而并蓄，其将来之成就，必不可限量也”。这对一个篆刻者的鼓舞有多大呀，事实证明确实如此，韩大星现为著名篆刻家。我对篆刻的兴趣也是因为编辑您的《文集》（补订版）时，看到了韩大星给您刻的这些印章，以及您对此的评价，尤其是“耕堂文字”这方印章使我爱上了篆刻，因此也就有了与韩大星近10年的交往。犹记，2015年我与同事冀钦奔赴石家庄将您写给韩映山的信件一一扫描，整整忙了一天，当晚韩大星、冀钦及我三人喝酒聊您，那种快乐是再也不会有了。

孙犁先生手迹之五

您是沉郁顿挫的，与杜甫与鲁迅一脉相承。您的沉郁顿挫体现于精神层面，如杜甫亦如鲁迅。读您“书衣文录”，不难发现，您对鲁迅的爱是那么热烈，是以他为师的，如1974年11月23日您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中写下“并想到先生一世，惟热惟光，光明照人，作烛自焚”。您是热爱读鲁迅著作的，1975年5月14日在《小约翰》上写道“此鲁迅先生译文之原刊本，余青年时期对先生著作热烈追求，然此书一直未读，不认真用功，此又一证”。就连您买线装书也是根据《鲁迅日记》中书账所记，1976年2月7日在《近思录》（二）中记载道“昨日又略检《鲁迅日记》书帐（账），余之线装旧书，见于帐（账）者十之七八，且版本亦近似。新书多帐（账）所未有，盖因先生逝世后新出现之本甚多也。因此余愈爱吾书，当善保存，以证渊源有自。此追步先贤，当时按图索骥，以致汗牛架屋也”。为表达您对鲁迅的爱，您还专门编了本书，1992年4月28日在《朱语》（六）上写道“鲁迅先生生前，曾有人提议记录先生日常言行。先生言，如果那样做，最好把缺点也记上，后未闻实行。想亦甚难耳。家人不注意，外人难入室，入室难久坐，哪里就碰上重要、有意义的事。先生死后，及门弟子多有记述，余当时颇注意读之，并于编鲁迅《鲁迅的故事》时，多有采用。惜这本小书，虽铅印一次，而后不能再版，遂亦遗忘耳”。

与此同时，您对鲁迅的胞弟周作人又是另外一种态度了，如1974年11月23日您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写道：“无聊作家，竟得高龄，自署遐寿。毋乃恬不知耻，敢欺天道之不公乎！”1991年1月5日在《知堂谈吃》上亦有此类激愤文字。殊不知，您晚年的文字中也不乏苦雨冲淡之作。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

纸短情长，逝者已矣，生者节哀。就在不久前，我亦师亦友的好兄长仙逝了，那种伤逝之痛痛彻心扉，我体会到了您在“书衣文录”中对老友去世之痛，这种痛千古如一。

孙犁先生手迹之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