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揭晓之后,网络问答社区“知乎”上有一则“如何评价二○一九年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者及其作品”的提问,获得较高点赞的回答中有这样一条:“茅奖作品简介模板:以一个XX(某地区或某家族)为背景,围绕XXX跌宕起伏的人生刻画了形形色色人物群像,展示19XX到19XX波澜壮阔的中国社会巨变。”1

这套话语的确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读者和研究者所耳熟能详。耐人寻味的是,如果它不是用来描述茅奖作品,而是用来描述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似乎也不违和。不是吗?说到现实主义文学,我们已经有了习以为常的期待视野:小说建基于具体地域,有历史叙述的野心,塑造典型的同时勾勒群像,随着情节展开顺带给出一幅时代画卷。姑且不论作品是否能实现这一预期,但这俨然是我们文学阅读经验和批评话语一贯推崇的现实主义文学。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理论、对文学的史诗性期许,几乎是和这种现实主义文学“配套”的批评工具。

从这一笼统印象来看,历届茅盾文学奖的现实主义倾向不言而喻,以至于茅奖也有“现实主义文学大奖”之称。《芙蓉镇》《平凡的世界》《白鹿原》《长恨歌》这些茅奖获奖作品,当之无愧位列现实主义文学经典,甚至可以说代表了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走向。当然,作为一个深具权威性和影响力、被寄予公平公正厚望的文学大奖,“偏好”难免会引发质疑。2有人批评茅奖取向单一,现实主义一家独大,不能反映文学的多元生态,也背离了茅盾先生当年遗嘱里评选“最优秀”作品这一初衷;有人则嫌它对现实主义的推举不彻底,那些反映社会问题、具有揭露性质和批判精神的现实主义作品为何选不上,难道茅奖的现实主义只是一种“官方现实主义”?可以说,在对茅奖获奖作品的讨论和争议里,很大一部分是和对现实主义文学的意见捆绑在一起的。

文学批评家邵燕君的《茅盾文学奖:风向何方吹?——兼论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困境》3一文,就从诸多角度揭示出茅奖与现实主义文学渊源颇深的必然性,指出茅奖评奖风向和策略的改变与现实主义文学的境遇息息相关,某种程度上甚至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简单说来,要认识茅奖的现实主义审美原则,须得认识现实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要认识现实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须得认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根本属性——无论是“新文化”运动先驱所借鉴的西方批判现实主义,还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由“左翼”文学人士引进、新中国成立后全面倡导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强调创作主体世界观、人生观的决定性作用,创造“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正需要在先进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指导下才能完成。所以,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创作方法,更是一种立场、态度,一种世界观、人生观倾向,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和批评活动的普遍原则。中国作协官方奖的权威性和导向性,茅盾作为现实主义在中国最早的接受者和传播者之一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建设者之一,都决定了茅盾文学奖对现实主义文学的推举。邵文指出,茅奖和现实主义文学面临的现实境遇是,经过多年的文学变革,在现代主义等新潮艺术的挑战下,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权威地位已遭撼动,茅奖在官方奖和专家奖之间、思想权威性和艺术权威性之间必然出现矛盾。茅盾文学奖若想深孚众望,需要在主流价值观、市场和艺术性之间谋得平衡。从深层来说,这也取决于现实主义文学在文学观念冲击和文学市场角力之下,能否走出创作困境,重新赢得文学创作者、读者和文学批评者尊敬,发挥它在一个民族精神创造和文化建构中的应有作用。

二

距离邵燕君对茅奖风吹何方的探讨,又过去了十五年。十五年间,历经四届评选,茅奖在评奖机制、程序上的改进有目共睹,评选的公开、公正、透明程度日益增强,围绕茅奖的争议明显减少,获奖作品也越发能体现一定时期的文学共识。这些改变自然与茅奖主办方的改革创新密不可分,但也离不开整个文学环境与文学生态的变化。在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之后,纯文学内部的分歧渐渐让位于一致对外的斗争——网络文学的异军突起、影视文化的强势裹挟、社交媒体的文化激荡,这一切让纯文学内部诸如文学观念、文学流派、文学风格的讨论都变成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喧哗与骚动。今天,类似现实主义VS现代主义这样的二元论已不多见,因为后者的拥趸清醒地知道,在把前者扫进垃圾桶的同时,自己注定也要面临被历史化的命运;也因为前者已经非常识时务地汲取现代主义的文学新质,将其内化为自身的养分。文学的外部变迁,让文学尤其是纯文学越发正视自己的立身之本。危机面前,重要的是,如何联起手来让文学存活下去、发展下去,让文学依然为时代所需。

在这样的语境下,可以看到近年来茅奖在最大化文学共识方面的努力,它所推选出来的获奖作品也尤其体现出为现实主义正名、为文学生命力正名的意义。之所以用“正名”,因为当代文学正在发生的不是一拨又一拨的现实主义回归,也不是一轮又一轮的生命力延续,面对新的文学传播现实和文学接受现实,它需要以理论和实践来重新定义现实主义,重新定义文学生命力。

“现实主义过时了吗?”这个话题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被拿出来讨论一番。这种“曝光率”似乎已经暗示了,现实主义还未过时,但现实主义的内涵外延无疑在变。英国文学批评家詹姆斯•伍德在《小说机杼》中,提供了“理论之后”(伊格尔顿语)看待现实主义的一种视角。在伍德看来,之所以有人而且还是为数不少的人觉得现实主义如同一套生锈的装置,摇摇欲坠,腐朽不堪,早已拉不起文学的大车,归根结底在于,他们把现实主义视作一种文类。这种文类有一套已经被埋进历史的传统,谋篇布局、情节编排上有一套陈规旧制,有可预测的开头和结尾,标榜“圆形”人物优越于“扁平”人物,充满传统人道主义的柔情光晕,相信世界是可以描述的、真实是可以捕捉的、现实世界和文学文本之间可以建立起天真而稳固的联系(现实主义因而被指责哲学上是可疑的),而这一切指向一个保守的甚至压迫的政治(现实主义因而又被认为是政治上可疑的)4……倘若这样看待现实主义,那么的确,现实主义不过是十九世纪文学留下的天真遗产,我们注定回不到过去,也无法回到过去。

但是,伍德在《小说机杼》中带着我们从小说的具体运作方式(“机杼”),从人称、叙述、细节到意识、语言、对话,一步步考察推敲,最后你会发现,小说写作几乎不可避免“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不是一种文类,而是小说写作的核心冲动,忠实反映生活本来就是一种普遍的文学动机和计划。伍德指出,现实主义在广义上是真实展现事物本来的样子,不是仅仅“逼真”或者是“像”,而是具有“生活性”,从一种生活带往不同可能的生活。“艺术不是生活本身,艺术永远是人工制品,永远是模仿——但艺术是离生活最近的东西。”4这是我们为什么读小说、读现实主义而且离不开现实主义的原因。在伍德的分析下,现实主义最核心的是人物。叙事者和人物之间的权力争夺,贯穿全书,也贯穿小说发展的历史,主题、结构、情节、语言都可以玩弄,唯有人物不能取巧。现实主义让人物立起来,让人物和现实发生关系,让人物将我们带入对文学的关切。

有意思的是,文学批评家白烨在一篇梳理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现实主义文学潮流的文章5中,也同样把“人物”确立为现实主义的核心。白烨指出,现实主义文学的起点是现实主义手法,要点是现实主义精神,现实主义精神主要体现在创作对人的高度关注,对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以及命运的关注上。从作品的阅读与传播影响上看,那些真正有“人”、关心“人”的现实主义作品往往也是更受读者欢迎、在社会上更有影响的作品。所以,“以人民为中心”才是现实主义文学所以经久不衰,现实主义潮流所以奔流不息的根本原因所在。

这是否也是文学到今天还奔流不息的根本原因?虽然东西方语境不同,对“人物”和“人民”的侧重理解不同,但同样身处媒介无比发达的时代,信息铺天盖地,世象光怪陆离,现实之所以还能成为文学的源头,之所以还能在文学中表现出不一样的色彩、滋味和气息,归根结底,不是因为里面有人的存在吗?作为创作者的人、作为表现对象的人、作为读者的人,人的故事、人的精神、人的感受,时至今日还构成文学书写的深渊。在悲天悯人的十九世纪小说和向内挖掘人类心理深度的二○世纪小说之后,“人”并未被开掘已尽,人与现实之间的双向改造依然有丰富可能等待小说表现。现实主义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过去,现实主义方法有先进落后之别,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的核心冲动和文学的宝贵精神,还在并且还将长久存在。伍德曾引用法国作家罗伯•格里耶的话,意思是所有作家都认为自己是现实主义者,几乎没人说自己是抽象派、印象派、空想派、幻想派,但如果把所有作家都聚在同一面大旗之下,他们并不会就现实主义达成共识,只会用他们各执一词的现实主义相互厮杀。也许,就现实主义达成定义共识并不是目的,现实主义除尽一切异议之后的那个最大公约数,那种对人的好奇和用心、对文学和现实的关系的无尽探求,才是我们该珍重的,也是让文学葆有有生机和未来的关键。

三

“总体性”成为近年文学界的一个热词。它源自卢卡奇——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倡导者,它强调社会历史的辩证统一,人类的本质力量,文学对现实的整体把握,人物的真实性、典型性和超越性、理想性,它雄辩一样地宣称:现实主义是任何真正的伟大作品的基础。只需读一读卢卡奇《小说理论》的经典开篇,就能对这种总体性心领神会:“对那些极幸福的时代来说,星空就是可走和要走的诸条道路之地图,那些道路亦为星光所照亮。那些时代的一切都是新鲜的,然而又是人们熟悉的,既惊险离奇,又是可以掌握的。世界广阔无垠,却又像自己的家园一样,因为在心灵里燃烧的火,像群星一样有同一本性”。6

有很多现实主义文学经典让人感受到为星光所照亮,能唤起读者心灵里燃烧的火。可惜,这种“总体性”已经失落几十年了。

诗人臧棣谈及当下长诗写作难以为继的一段话,会让人联想到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联系到和现实主义相关的“总体性”的失落。臧棣说:“长诗的写作,还要有一个诗歌文化来支撑。我们现在的诗歌文化,都对长的东西,有一种厌烦感。以前的长诗是对历史或传说的丰富展示,同时围绕着长诗的阅读,也营造一种经典文化的凝聚力。但是我们现在的状况,像法国哲学家利奥塔讲的,是向同一性开战。我们面临的是从差异看到机遇,从片断看到出口。而人们依据某一个中心故事来叙述的那种东西,从价值上或认识感觉上,会让人觉得有点虚假,很难信任。所以,在我看来,写不写长诗,不是诗人的能力够不够的问题,而是长诗很难再在信任的意义上激活一种诗的文化。”7

很长一段时间里,正是因为我们无法再信任“总体性”,也无法再在信任的意义上从事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所以才有林林总总的转向技巧、依赖智识、仰仗文化,靠密度、靠奇崛、靠余味、靠偏颇,凭借各种资源找一道文学的窄门。这一道道窄门能否走得通,能通向何种文学风景暂且不论,但近些年来,文学界不约而同地再提“总体性”,已经表明对上述种种文学“策略”的反思与扬弃。正如学者黄平所指出的,仅仅从这一年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研究来看,“总体性”归来已渐成趋势,柳青、路遥、蒋子龙等“总体性”风格作家的“重评”也密集出现。8在经历天真的“总体性”、失落的“总体性“之后,这个归来的“总体性”有太多值得深究和分析的地方,最重要的一点是,它表征着我们今天对现实主义文学的重新理解与需要,表征着我们对文学撬动现实性、唤起现实感的一种再度信任。

从近两届茅奖获奖作品里,能鲜明地感受到这种对现实主义的理解、需要与信任。无论是《这边风景》里那些诚实的劳动、正直的交往、对火热生活的好奇与乐观,还是《生命册》中力透纸背的乡土情结和“春风裂石头”的生命之痛,再或是《人世间》,它不动声色地复活了“平民子弟”的年代感,写出那种从下而上的坚韧向往与艰辛努力,它的现实感让人想到齐白石教画时常说的那句,“心中要有实物”。非常期待将来能有对《平凡的世界》与《人世间》的比较研究:世界与世间,家庭、友情与人生,向上向善与人道主义,二者分享着有关现实主义的很多相似之处,却又烙印着不同的时代语境和写作风格,背后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寄托也有差异;相较于《平凡的世界》的现实主义,《人世间》的现实主义是一种回望和致敬吗,还是说它已经自觉不自居地征兆着今天现实主义的境遇?梁晓声说,“《人世间》获奖,相信会改变很多人对现实主义的看法:现实主义不是一种陈旧的书写,它考验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是否客观、是否全面。”9但愿如此。

当然,要恢复对现实主义的信任和理解,激活现实主义创作,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本文开头所引用的“知乎”问答就在提醒我们,除了创作界,理论和批评界也有很多具体工作要做,最起码的是,如何避免再用陈词滥调将其实已经变化了的现实主义作品“翻译”给读者。而像“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样的经典命题,也需要有新的更有理论现实性的阐释与解答。此外,现实主义在中国,从来不独独是一个文学方法问题,它还征兆着文学艺术甚至知识分子的立场和价值取向。梁晓声在茅奖获奖感言中提到我们久违的一个说法——文学是“文化的长子”,“文化的生态园不论何等的多种多样,如果偏偏缺少为文化之沉重的使命而分担一点儿作用的文学,则这样文化的生态是遗憾显然的”。10现实主义有文学冲动与热情的一面,也有文学美德与操守的一面,遗憾的是,当下的很多文学创作是两面都缺,头脑和心灵都不足以担起文学的使命。

现实主义过去了、变化了,又回来了,它是一份历史遗产,是正在发生的创造,也预示文学的未来可能。正如凭借《牵风记》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徐怀中,在年近九十发布新书的时候,他坐在轮椅上进入会场,看着在场的年轻人,满含思忆地说,“好像我是过了很久,从哪儿回到了这儿似的。”11